轻微的罪，不知不觉被消弭的罪

殷　实

殷实，男，1963年生于甘肃酒泉。现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业余尝试诗歌及文学批评，诗文见于《小说评论》《诗刊》《读书》等报刊杂志，曾出版诗集《妥协之举》。

读曾剑的两篇小说《西瓜缘》和《我做错了什么》，尤其是后者，我想到的是有关忏悔的古老文学母题。这一母题并不存在于中国既有的文学传统，而是在受到域外思想文化，特别是犹太、基督教文化影响之后的一个晚近结果，而且至今并不怎么发达。严格地说，由罪性、忏悔而期求心灵救赎，并不是所谓的文学议题，而是根植于宗教民族中的生命主题、永恒主题，但文学往往要涉入此类表达，且时有伟大的经典产生。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即是最好例证。从《复活》到《罪与罚》，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个体从挣扎、觉悟而达至净化的过程，看到人自我提升的努力和心灵重获安宁的奇迹。在中国，较早的例子是鲁迅，他在短篇小说《一件小事》中写一个高大的车夫和一个渺小的自己，事情虽小，但“自己”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仍觉得心中“时时熬了痛苦”，这正是对作用于良知的天平上的自我救赎的确切表达。遗憾的是，嫉恶如仇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更多作品中并没有发展这样的主题，所以示范作用也就有限。比较近的例子是当代作家北村，这位被追捧者定义为带着“宗教情怀”写作的小说家，的确写了不少人在不知不觉中“犯罪”又在某个时刻悔过自新的故事，问题是，北村笔下的罪与罚或者是罪与悔，由于太过人为、太富“文学”的设计而“机制”化了，变成了服务于叙述动力的戏剧因素，给人感觉未免有失于真诚和自然。

为什么会如此？一时似乎很难找出确切答案。在中国，居于正统的礼教文化和居于次要的佛禅文化，似乎都没有在我们的民族中养成真正的忏悔意识。礼教从外部拘束人、苛责人，而佛禅从内部解脱人、放任人。孔子所说的“省”、“思”，虽则从个体出发，但目标却是“天下”，为政治而律己的意思多于其他；老庄和佛禅们的解放，也是自心灵开始，不过，“道”的遥远与浑茫，也似乎容易导致忽视现世的生命苦痛。所以中国语言中说得比较多的往往是安身立命而不是灵魂安宁之类。属“命”和属“灵”，这似乎构成了两类生命的分野。属“命”的生命，忧虑于“活着”，而属“灵”的生命苦恼于如何“活着”。我们的文学既生长于斯，也就很难获得其他的品质吧！

在《西瓜缘》《我做错了什么》这类小说中，我们隐约看到一种罪或者是恶。前者仅只是展现了一种看似轻微的恶，后者则触及到内在的检点，不过正如标题所示，错在哪里，犹只是疑问，答案依然隐晦。我想，在这类作品所呈现出的罪或者是恶中，其实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过犯或者说元凶的，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在中国任何一处“穷山恶水”间草民们的游戏之举，即便有小小的悲剧发生，那也是众犯，是人言，是习俗，我们找不到具体的承担者，更找不到主动的悔过者。那么，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奸狡、刁钻，甚至恶作剧，这样的轻微的罪或者是恶，是否就可以忽略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的文化是缺少仁慈、同情和设身处地的体谅的，我们就不会意识到罪或者恶的存在，尤其是轻微的罪或者恶。一个离开故乡多年又回到故乡的人，看到乡土中如旧的鄙陋和粗俗，心中只是怅然而已，这就是忽略；而一个可能因为自己的不慎影响到他人命运的人的反思，就开始去触及良知了，这就是在两篇小说中我更看中《我做错了什么》的原因。作品中，“我”似乎有错：在考农业中专期间，自己曾同一位囊中羞涩的女同学在廉价旅馆同住一夜，虽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却在事后不无炫耀地将此事告诉他人，从而导致了那位女同学后来的诸多困窘尴尬。最不明智的是，自己在回乡看到那位女同学的处境后，竟又寄钱帮助，结果造成人家夫妻间产生间隙而离婚，在痛苦上又加诸痛苦。但“我”好像也没错：自己是清白的，甚至还是无辜的啊，早年只是说漏嘴，今天的行为则完全是表示悔意。“我做错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啊！这里又开始转向了忽略。在一般中国人的哲学中，只要看上去没有错，只要没有外力的追究，那就是没错了，良知并非真正的内心动力，而如果对个人过犯的追寻仅仅至此，那就等于没有开始确定的“追究”——对心灵之罪的追究。在他民族的文学起始的地方，我们的文学停止了，这正好符合今天中国文学最一般的现实。

轻微的罪，不知不觉被消弭的罪，看不到什么内心的挣扎与灵魂洗礼，这就是我们的文学也服从于“活着”而不是“如何活着”之律条的基本证明。在像《西瓜缘》和《我做错了什么》这样的作品中我们当然无法求得更多，但有必要告诉曾剑这样的初学者的是：所谓文学是人学的规定，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忘记的。我们需要细察人性中的隐晦曲折，而不是社会或乡土中的“自然”风俗，我们需要的是认识自己，而非发现时代、历史中的外在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发现什么是实质性的罪或者恶，我们才会感到痛苦，才有探索突围之路、救赎之道的勇气，也才有可能把真正的爱和宽恕落到实处。我们并非异类，我们的生命中也并非没有洗练自我的热忱，只是我们太容易忽略，太容易不了了之。我想，在《我做错了什么》中，“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其实完全是可以详做追究的，命运也罢，人生遭际也罢，都不应该成为自我原谅的理由。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小说的表达仍存在着远比现实丰富的空间和可能性。

责任编辑 牛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