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悲悼》中清教徒家庭的女性命运

《悲悼》是美国严肃戏剧家尤金奥尼尔的中期作品，营造了一个男权至上的清教徒家庭。清教徒将爱情视为罪恶，并归咎于女人的邪恶天性。作家通过描述这个家庭女人悲剧命运及其在两代人身上的循环再现，表现了对清教徒家庭中女性的同情以及清教徒家庭走向毁灭的必然性。

一、引言

美国严肃戏剧之父尤金·奥尼尔中期作品《悲悼》，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重新诠释了古希腊经典悲剧三部曲《俄瑞斯忒亚》，被视为现实主义杰作，是奥尼尔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依据之一。现代文学评论界常用心理分析方法阐释《悲悼》，认为剧中孟南一家畸形的家庭关系正是弗洛伊德恋父、恋母畸形情结的写照，体现了现代人生的悲剧性。也有一些评论家用女性主义分析方法，探讨奥尼尔作品中体现的男权思想，认为他从男性的视角勾画女性，甚至将女性角色妖魔化。

其实，《悲悼》中女性角色的命运和贯穿于美国文化的清教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结合清教主义对家庭结构的定位以及对女人角色的规范，分析主要女性角色命运的悲剧性。

二、男权至上的清教徒家庭

清教主义之于美国正如儒家思想之于中国。发端于16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清教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根。1630-1640年间大批清教徒移居到仍是一片荒凉的北美大陆，陆续在新英格兰等地建立殖民地，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新时代的圣徒，肩负着上帝的神圣使命，要离开旧世界去开辟在美洲的乐土。清教徒生活俭朴、严格自律，他们坚信天道酬勤，凭借自己个人的力量开垦大片农田。

基于此教义上的清教徒家庭重视严谨的等级和秩序，却不愿信任女人。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虽然相信男女平等，恋爱自由，但由于他们恪守《圣经》教义，认为原罪中的夏娃证实了女人天生道德上的弱点，他们担心女人在诱惑面前没法把持，女人的特质易被人利用成为罪恶。所有的女人在权力和性欲面前都是贪婪的，所以婚后女人不能拥有财产。女人从属于男人，做一个好妻子是上帝赋予女人的职责。清教文化认为女人身上无法磨灭的邪恶正是她们的天性，坚信要把女人的自然欲望清除掉。这样一来，男人天生就比女人高贵，理所应当地成为家庭生活的主宰。

奥尼尔正是刻画了一个男权思想严重的清教社会。本剧一开场，孟南家的下人介绍了孟南家的概况，还对艾斯拉夫妻二人做了评价。艾斯拉继承家族财产，又能在战场上成就卓越，所以下人们认为他十分能干。但一谈到艾斯拉的夫人克莉斯丁，评价却是“人们都恨她！她不像孟家的人”，他们还抱怨克莉斯丁加入豪门，却没能从娘家带来一分钱，可见这个社会对女人的要求十分苛刻。而艾斯拉的父亲表面上为了维护所谓名誉，事实上为了争夺财产曾把兄弟扫地出门，艾斯拉为人也十分吝啬无情。可惜当时的社会舆论就是如此，不论男人获取利益的手段是怎样的，只要在事业上功成名就便可获得好评。而女人不但要保持名节忠贞，最好还能给夫家带来经济上的好处，才不致招人抱怨。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对男人的评价是基于一种简单的实利主义思想，而并不是基于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判定；对女人则是强调作为妻子的名节是否清白以及她是否能够夫唱妇随。正是这样的双重标准，使孟南家的女主人克莉斯丁在多年来的婚姻生活中倍受煎熬。

根据克莉斯丁的说法，她在这场与清教徒的婚姻中痛苦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她在这个父权家庭中毫无地位可言，只是孟南家繁衍后代的工具。她痛斥艾斯拉，“你获得了我的身体，我给你生了孩子，但是我始终不是你的！我永远也不会是你的！”在清教徒家庭中，女人是邪恶的象征，她们不但不能拥有任何财产，甚至连自己生育的孩子也和她们无关，除非这个女人成了寡妇。不能排除这是克利斯丁期待孟南的心脏病发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她才能真正地拥有孟南家的一切，包括财产和子女。所以一直以来，她十分不甘心即使自己为孟南加传续香火，作为嫁入者，却依然在这个父权家庭中找不到任何归属感。

其二，她不能理解这样无爱的婚姻竟然被清教徒社会视为正常，她的痛苦无处申诉。婚前，艾斯拉不失为一个浪漫的理想情人，克莉斯丁被这样的男人打动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可惜女性如果只接受从小接受的“优雅”教育，那么她们眼中的社会是一个完美的没有欲望的社会。然而，这个由“男人”创造的社会，在现实中却存在着各种在女性所接受的教育中所唾弃的现象。所以，当一个女人开始和男人生活在一起，就是她开始接受真正生活的那一天[5]。婚后的生活不是一如既往地充满浪漫。艾斯拉清教徒的实利主义一面彻底显露出来。他利用各种机会升官发财，由做船上生意到市长，再投身战场成为将军。克莉斯丁唾弃丈夫坚守的清教主义思想，根本不愿安心于物质上的舒适，她仇视这个没有爱情的家， 嘲笑清教主义对女人的要求：“清教徒的姑娘们不应当太留心去观察春天。难道说美不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爱不是一桩罪恶么？”在这样郁闷无情的家庭中，克莉斯丁痛恨丈夫让自己由婚前一个追逐浪漫的人变成孟南家生儿育女的机器、没有感情的摆设。而这样的抑郁让厌恶她的社会舆论更加不耻，克利斯丁只能压抑心中的痛楚，无处释放感情。

对家庭地位的不甘和对感情的压抑让克莉斯丁由爱生恨，看似奢华的家对克莉斯丁来说不外乎是牢笼或坟墓。可惜除了孟南以外，这个清教徒家中还有她的另一个对手—女儿莱维尼娅。奥尼尔为我们介绍了一个残忍刻板的女儿，恋父情结使莱维尼娅成为孟南家父权的卫道士，看管母亲的一举一动。当她察觉到克莉斯丁和布兰特的私情，首先是像法官一样盘问母亲和布兰特的关系、威胁母亲如果不履行对父亲的职责，她将把母亲出轨的事情告诉父亲和弟弟奥林。远离丈夫，刚刚获得爱情的克莉斯丁又被莱维尼娅弄得透不过气。丈夫的归来、女儿的挑拨，克莉斯丁蒙受了巨大的压力，这无疑是将这只困兽脖子上的缰绳勒得更紧了。

克莉斯丁的痛苦展现了缺乏关爱、极不和谐的夫妻关系。而这种关系显然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中被认作是正常现象，妻子必须对丈夫言听计从、温良恭俭、名誉清白，丈夫只是一味追求物质财富，毋需在意妻子的感情。婚姻的基础不是感情，而是转而成了清教徒逐利的手段。一切以家庭物质积累为上的生活目标让清教徒家庭漠视女人们对爱情的憧憬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因为爱情的罪恶只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厄运。克莉斯丁认识到对丈夫和女儿已经无计可施，也不期待他们能改变那套虚伪的清教主义道德观，欲望被压制、自由受限制的克莉斯丁只能考虑如何逃避这样令她窒息的生活。

三、母亲的命运

作为孟南家女性成员之一、却没有实质性地位的母亲克莉斯丁选择了逃离这个让她痛恨的家庭。但作为女性，在当时的情况下无力单枪匹马地背弃家庭，于是只能借助男性的力量。克莉斯丁首先依赖儿子奥林。无微不至的母爱让他产生浓厚的恋母情结，他仇视作为家长的父亲，恨自己不能取代父亲给母亲幸福的生活,认为母亲的要求高于一切。克莉斯丁也坦陈奥林是自己的血肉，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可奥林被艾斯拉送到了战场，克莉斯丁觉得她的希望破灭，于是又选择了布兰特，这个同样来自孟南家族，却有着完全不同生活阅历的船长作为情人。年轻时他曾去航海，参加过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甚至还到南洋的小岛上住过一段，渴望自由的克莉斯丁当然对这个浪漫的拜伦式男人一见倾心。

克莉斯丁的两次选择暴露出了共同的标准。首先，和克莉斯丁一样，奥林和布兰特都仇视现有的清教主义家长制。艾斯拉的存在让奥林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用说给予母亲理想的生活。布兰特更是要向艾斯拉寻仇：艾斯拉的父亲赶走了自己的父母，抢夺了本属于他的财产，而自己的父母却终身潦倒，凄惨死去。第二，奥林和布兰特否定清教徒的“女人罪恶论”，认为女性以爱情为伴，与南洋小岛上女人们的自由浪漫相比，清教徒们所追求的物质与权力是如此可笑。第三，二人都许诺要带克莉斯丁远走高飞，逃离这个抑郁的社会。而克莉斯丁最渴望的不外乎这样自由浪漫的生活。自由无罪恶感的生活，正是阴森的孟南家缺少的。对这一梦想的重复描述以及对克莉斯丁的重复许诺，都说明不论是儿子还是情人，都深知克莉斯丁的苦楚，带她逃离清教主义的种种不公与压制，是让她恢复活力的唯一出路。

然而克莉斯丁的悲剧正在于对男人们的依赖性，以及她梦想的无异于一场白日梦。西蒙波伏娃认为，为了补偿自己的卑下地位，她们[女性]纵容自己陶醉在忧郁而罗曼蒂克的白日梦里，这是她们逃避现实的方式。女孩经常回忆毫不控制的心绪屈服于自己的感情和内心幻想。因为现实中的被忽视，被压抑，她们便在自恋幻想中寻找安慰，以一种自我崇拜与自我怜悯的心情，想象自己是小说电影中罗曼蒂克的女主角。儿子与情人的承诺能让她获得片刻的安慰，但他们的行动却让她失望。虽有父仇在身，布兰特却没有具体的报复计划，只能无休止的承诺那个海市蜃楼。当艾斯拉从战场归来，克莉斯丁只能自己布局，激怒并毒害丈夫。奥林则在接受了战争的历练后，变得对军人式命令言听计从，受莱维尼娅的摆布。儿子成为莱维尼娅的傀儡，情人被儿子杀害，生存的希望完全破灭，如果不选择死亡，克莉斯丁只有继续在这座没有爱与生机的家庭中了却余生。去南洋小岛生活的梦想事实上只是她的精神鸦片，既不能给她的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改变，又让她更加堕落杀人，成为在那样不能容忍爱情的清教社会中遭人唾弃的通奸女人。在苛刻的清教社会中，一个女人的生命又算得上什么，克莉斯丁的死亡在这样一个家族中无足轻重。悲剧发生仅一年，就连奥林也惊讶地发现，书房里，母亲的身影不复存在， 而孟南父辈的灵魂却散布在各个角落。“随处都是他们！可是她却永远不在了。”

四、女儿的命运

奥尼尔在《悲悼》第三幕《阴魂不散》中，似乎不愿意让观众忘掉克莉斯丁的悲剧，用循环再现的手法再次展示了孟南家克莉斯丁式悲剧的触目惊心。孟南家并未因为艾斯拉和克莉斯丁的死而恢复宁静，从南洋小岛归来的已不是一年前的那一对姐弟。克莉斯丁复活在莱维尼娅身上，原来干瘪僵硬的清教主义卫道士消失了，她生气勃勃，充满女性魅力，身穿母亲最爱的绿色裙子，棕黄色头发和克莉斯丁如出一辙。在她眼里，曾经尽力维系的家变得面目可憎，她说，“我要把它[孟家]封起来，让它在阳光底下，在风里雨里毁灭。” 她希望嫁给彼得逃离这一切，她知道“爱情不能住在[家]里面”，并在目睹了南洋小岛快乐无忧的生活后，终于认为爱情不是罪恶。这无疑是暗合了克莉斯丁对清教主义道德观的讽刺。莱维尼娅同样爱上了小岛的生活，在旅途中展示忘记了彼得的存在，爱上了像布兰特一样浪漫的船长威尔金斯。

对家族的仇视和对自由浪漫的留恋中，克莉斯丁重生了，但冷漠的清教主义家庭同样不会放过这样追求爱欲的罪恶女人。不同的是，这一次担当家长的正是当年的傀儡奥林。奥林在旅途中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个孟南家人，他厌恶浪漫自由，视爱欲为邪恶，回来后他潜心研究父亲的法律书籍，了解清教主义对女人的规范。他洞悉姐姐的各种变化，意识到姐姐就是母亲的翻版。更重要的是，他确信姐姐的所作所为都为清教主义道义所不容，于是审问并威胁莱维尼娅。奥林成为了孟南家新一代家长， 而莱维尼娅开始惧怕他并试图离开他、忘掉过去。最终莱维尼娅和母亲一样，没能得到她梦想的生活，只能孤独地守着这个坟墓式的家庭，等待死亡。

莱维妮娅在《悲悼》前两幕以清教主义卫道士的形象出现，完全抹杀了自己的女性气质，却可以代替家长审判并惩戒母亲。第三幕中的莱维妮娅在南洋小岛上了解到了人性解放的快乐以及清教主义父权的罪恶，于是变成同母亲一样追求所谓“罪恶”爱情的女人。最终弟弟奥林的死似警钟般地让莱维妮娅回归到了“孟南人”：追求爱情自由的女人莱维尼亚逃离不了与母亲相同的厄运，而压抑欲念、恢复男装的莱维妮娅却能作为清教社会的守灵人苟活下去。奥尼尔笔下清教主义社会的女人们都难以逃此宿命：在男权至上的环境下，女人被剥夺了主宰自我命运的权力，要么压抑内心渴望，要么则没有活下去的理由，被视女人为罪恶之源的社会所吞噬。

五、结论

男权至上的清教徒家庭里，女人们但凡有一点对浪漫自由的希望，都会被视为邪恶、不贞，甚至会导致家族的毁灭。然而，孟南家的罪恶究其根源是来自男人们的争权夺利和漠视情感。仇视爱情与自由的清教主义表面上冠冕堂皇，事实上却扭曲人性、扼杀自由。20世纪20年代奥尼尔创作《悲悼》时正值美国文学史上非常特殊的年代。青年作家们开始痛苦的体验着战争带给他们精神上的幻灭。传统的文化形态正在向现代模式过渡和转型，而代表早期移民文化传统的清教主义自然成了知识青年批判与攻击的对象。他们鄙视清教徒们把聚敛财富作为勤奋的象征[8]。奥尼尔显然是这批知识青年中的一员，用他的作品来挑战传统的推崇自我克制和艰苦创业的清教主义，对清教徒家庭中的女性命运表示怜悯与同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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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慧玲． 论奥尼尔的男权观在《奇异的插曲》中的体现[A]郭继德． 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153-165．

[4]高虹． 西蒙·波伏娃：新夏娃的诞生[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5]Egil Tornqvist． ONeills Philosophical and Literary Paaragons． [A]Michael Manheim,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ugene ONeille[C]．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18-32．

[6]虞建华．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5-9．

作者简介：

彭雅琼（1980—），女，湖北武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工作单位：上海电力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