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08年日本美国新加坡的丁玲研究

赵焕亭

丁玲以其丰富的人生体验、鲜明的艺术特色为世人瞩目。她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国外的丁玲研究自丁玲20世纪30年代成名以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丁玲的作品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文学界享有盛名。随着其作品被翻译，丁玲研究也逐渐深入开展起来。丁玲研究比较活跃的国家有：新加坡、美国、日本、苏联、德国、法国、保加利亚等。关于国外的丁玲研究状况，孙瑞珍、王中忱早在1985年就出版了《丁玲研究在国外》一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1985年以前国外的丁玲研究状况。近年来，又有边冬梅的《丁玲研究在日本》发表在《美与时代》(2004年5月(下>)杂志上；王兰的《80年代以来日本的丁玲研究》发表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苏永延的《新时期以来海外丁玲研究扫描》载于《丁玲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在同一本集子上，有文学武的《丁玲研究述评(1929-2003)》。边冬梅所用的距今最近的资料来自2000年2月第624号《中国研究月刊》。在该刊同一期上发表有秋山洋子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再考》和田畑佐和子的《晚年的丁玲——第八次丁玲学会报告》。王兰所用的距今最近的资料来自2001年8月第65号的《野草》，该期发表了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小考——排他性关系论》。由上述考察可以知道：边冬梅和王兰的文章基本上梳理了2001年以前日本的丁玲研究状况；苏永延的文章主要描述了1979年-2001年间海外的丁玲研究状况；文学武的文章则囊括了2003年之前国内、国外的丁玲研究状况。截止2003年之前，关于丁玲研究的海外情况，因为已有上述文章存在，所以，本文只就2004-2008年间丁玲研究的海外情况做简单描述。由于资料所限，这种描述只能局限在新加坡、美国和日本，很可能是挂一漏万。但是，事实上，近年来丁玲研究较为活跃的地方正是在东南亚、欧美和日本，因此这种选择性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以下从丁玲创作思想、丁玲人格、丁玲作品的分析、丁玲的成就与不足、丁玲研究感想五个方面来考察2004-2008年间新加坡、美国、日本关于丁玲的研究状况。

丁玲创作思想研究

丁玲创作思想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其创作思想受现实生活中亲人、朋友言行影响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其创作思想受当时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研究。

对第一方面进行研究的是日本的前山加奈子。前山加奈子对丁玲的研究长达几十年。早在1986年，她就发表了《新生活的新荆棘——丁玲(在医院中>研究》。2007年8月她提交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是《三位女性与作家丁玲的诞生》。该文探讨了王剑虹、向警予、余曼贞三位女性对丁玲心路历程的影响。文章认为，坚强、热烈、雄辩、锐利的王剑虹对丁玲早期的思想影响较大，这些影响包括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等。向警予这位早期共产党人劝丁玲主动思考革命，并温和地注视着丁玲，保护着丁玲。作为丁玲母亲的余曼贞具有改革社会的理想，她期待丁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王剑虹的去世使丁玲感到怨恨和孤独、向警予的牺牲使丁玲感到痛恨和焦虑、余曼贞的期待使丁玲奋起，这一切的情绪纠缠在一起，要求她不得不描写自身和她周围人的内心世界。于是，女作家丁玲诞生了。前山加奈子综合了三位女性对丁玲的影响因素，并认为这些因素促成了丁玲的早期创作。这种从本源上探究作家创作心理形成过程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更值得注意的是，前山加奈子从众多影响丁玲创作的人中筛选了三位女性来作为考察对象，这本身就是一种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

对第二个方面展开研究的是日本的江上幸子教授和秋山洋子教授。江上幸子的《现代中国的“新妇女”话语与作为“摩登女郎”代言人的丁玲》(2006年)一文认为，清末至日中全面战争之前的“新妇女”话语可分为五个时期：贤妻良母时期、“娜拉”时期、职业妇女时期、摩登女郎时期、劳动妇女时期。丁玲早期即“左转”之前的作品如《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自杀日记》、《野草》等所描写的多是现代中国“新妇女”的苦恼，更准确地说，就是“摩登女郎”的苦恼，这些苦恼集中在职业和恋爱两个方面。虽然新感觉派的小说也描写了“摩登女郎”，但其形象是由男性视角创造出来的，而且主要着墨在外表上，并没有挖掘到她们的内心。而早期的丁玲自己就是一个“摩登女郎”，她对摩登女郎的苦恼有体贴入微的体验并在创作上给予更富同情的表现。所以，丁玲是“摩登女郎”的极少数代言人。这篇论文在“新妇女”的话语系统中考察丁玲早期作品中“摩登女郎”们的苦闷，并把丁玲的小说与新感觉派的小说区分开来，显示了日本学者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底、独特的学术视角，填补了丁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由此可见，日本的丁玲研究在不断深化中。

江上幸子的另一篇文章《对现代的希求与抗拒——从丁玲小说<梦柯>中的人体模特事件谈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近代中国引进西洋绘画的过程和期间遭受的挫折，并考察女性对其挑战的意味及其结果。第二部分通过《梦珂》中所描述的人体模特事件，以及梦珂在职业与恋爱这两条道路上的探索和苦恼这样的事实，主要从性别的角度来探讨丁玲对现代中国的希求与抗拒。文章指出，小说中的梦珂就美术学校中男教师对女人体模特的侮辱行为提出抗议，周围的男学生却表现冷淡毫无伸出援手之意，于是她愤而带着女模特一起离开学校。这一行为象征着作者丁玲对于现代中国男性精英不断建构起来的性别结构所发起的反抗。江上幸子教授的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这篇文章从近代中国的裸体画与女性西画家谈起，涉及到上海美专的创办者刘海粟的艺术思想、当年上海美专的人体模特事件、知名女性西画家潘玉良、蔡威廉的遭遇等，史料特别翔实，是一篇学理性很强的论文。它与《现代中国的“新妇女”话语与作为“摩登女郎”代言人的丁玲》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把丁玲研究放在深广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都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研究，都是通过分析丁玲早期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喻示意义来探究丁玲的创作思想。

秋山洋子的《柯伦泰的恋爱观及其影响——丁玲早期创作的一个背景》一文详细介绍了柯伦泰恋爱观的由来，并认为，柯伦泰的恋爱观是丁玲早年在上海时的一个创作背景。柯伦泰是俄国女革命家，1920年代末，她的关于性与恋爱的几部著作在日本、中国等地引起争论，其中，以《三代的恋爱》一书引发的“恋爱游戏观”的争论最为激烈。文章认为，丁玲在1928-1930年间，创作的《自杀日记》、《韦护》、《1930年春上海》等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是“革命与恋爱”。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当时的丁玲受到了柯伦泰恋爱观的影

响，但革命与恋爱是她们共同探讨的领域。况且，丁玲在《红黑》杂志上为胡也频的小说《到莫斯科去》写了一篇宣传性的文章《介绍“到M城去”》，而《到莫斯科去》中有一个情节是大家热烈地谈论柯伦泰的恋爱观。由此可见，柯伦泰的恋爱观已经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青年中，成为流行的话题。既然这样，柯伦泰的恋爱观很可能是丁玲早期创作的一个背景。文章进一步论证了随着柯伦泰恋爱观被贴上“一杯水主义”的标签而遭到否定之后，丁玲的作品主题也发生了转向，从《水》之后，再没有把恋爱作为创作的主题。

秋山洋子的这篇文章与江上幸子的《对现代的希求与抗拒——从丁玲小说(梦柯)中的人体模特事件谈起》一文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从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细节中发现问题，进行考据，引出作品的时代背景。江上幸子从《梦柯》中的人体模特事件引出了使用人体模特在中国美术界引起极大骚动的历史背景。秋山洋子则从胡也频小说中青年人讨论的一个“性解放”话题引出了柯伦泰恋爱观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历史背景。两位研究者都把历史背景作为理解丁玲小说的重要线索，给以深入细致的阐发。这种溯源法的研究把读者带回到历史现场，在对历史知识的领略中感受经典的魅力。

以上三位日本学者都关注了丁玲早期创作的历史背景。这种研究的共同特点是：细致入微地钩沉史料；小心谨慎地引经据典；逻辑严密地演绎推理；大胆勇敢地作出判断；措辞严谨地表达观点。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新颖而可信。这种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的治学风格是日本学者的一贯作风。日本已故著名汉学家中岛碧在给中国学者陈平原的一封信中说：“中国人对于日本学者的著作觉得‘枯燥，日本人对于中国学者的(当前的)著作有时觉得缺乏客观、实地的调查、考察，缺乏“考据”，反而感情、感性上的因素过多。觉得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一种‘文学创作。”中岛碧的这段话恰恰道出了日本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注重考据，以史料说话，不妄加判断。这是一种科学主义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日本学者往往在一个看似微小的历史背景上精耕细作，从中窥见研究对象的某种特征。这种方法比那种直奔主题、就事论事的印象式批评要深刻得多。

丁玲人格研究

关注丁玲人格研究的外国学者和作家有新加坡的骆明、周颖南，美国旧金山“旅美华人作家协会”会长贺朗、副会长施业荣等。骆明在《她就是丁玲》一文中，首先肯定了成立“丁玲研究会”、出版《丁玲研究》、多次召开丁玲研讨会的深远意义。其次，对丁玲的创作和丁玲的人格进行了全面的肯定。特别评价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指出了丁玲的杰出贡献。文章认为，丁玲的一生是悲苦的，也是幸福的。丁玲早期的写作是较为泼辣强悍的，她的文章直率，有社会性、挑战性，与同时期女作家庐隐、冯沅君、冰心等的作品相比，有很明显的分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作品。这种作品很难从想象中去描写，很难闭门造车。这种作品必须要身临其境才能写得出来。今天，只要谈到土地改革，只要谈到与地主斗争，很自然地就会马上想起这个大部头作品。此外，骆明指出，丁玲从北大荒回来后，原谅了那些对不起她的人，丁玲在国外没有批评中国的一些人和事。丁玲对人类、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做出了贡献，她是伟大的。

周颖南的《从“文小姐”到“武将军”》主要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丁玲在上海初登文坛时的耀眼以及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毅然加入共产党的行为。文章认为，丁玲传奇一生的本身就是一本煌煌巨著，她在上海的人生经验，是这部大书中灿烂辉煌的章回。在这篇文章里，周颖南写到：“丁玲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涌现出的时代弄潮儿。她的作品、她的人生经历，无不打下深刻的时代烙印。”“她宁可关在亭子间里写点东西，也不愿意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上海滩浮华奢靡、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同流合污。”“个性刚强、爱憎鲜明、忧国忧民的丁玲，在自己惨痛经验的教育下，彻底完成了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心路历程，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武装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道路，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总之，周颖南就丁玲上海的一段经历予以高度赞赏，称丁玲是革命时代的弄潮儿，具有伟大的人格。

贺朗是当年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二班的学员，是丁玲当年任文学所所长时的学生。贺朗和施业荣合写的《作家的伟大胸怀——记丁玲二三事》记述和评价了丁玲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关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1953年丁玲写信给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的学员，诚恳地请求同学们帮助修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中的语言错误。贺朗和施业荣认为，身为知名作家、文学研究所所长，却不计个人得失，公开将自己的获奖作品进行自我剖析，请学员找错误，这表明了丁玲宽广的伟大胸怀。第二件事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完成之后，丁玲征求周扬的意见，周扬认为写黑妮漂亮就是美化地主。丁玲便把黑妮改写成一个孤儿，她虽是地主的侄女，却是被压迫的人物。稿子修改后，周扬不再当面发表意见，却向有关领导打小报告，说这部小说有地富思想，不能出版。后来，丁玲在艾思奇、任弼时的支持下，使这部书于1948年9月最先在大连东北光华书店出版了。作者认为，这件事表现了丁玲在逆境中所具有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伟大精神。周扬所谓的“写黑妮漂亮”就是美化地主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违反科学的。

贺朗的另一篇文章《伟大的文学家——丁玲》总结了丁玲的文学成就，重点回忆了丁玲创办新中国文学教育，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时教育学生如何当好编辑的事迹。文章讲到：1951年1月正式开学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是丁玲亲自领导的中国新型的文学教育学校。第一期第二班主要是培养文艺编辑，丁玲亲自上课，传授编辑经验。该班毕业的学员走上工作岗位之后，都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龙世辉、《诗刊》的白婉晴、《人民文学》的张保真、《文艺学习》的毛宪文等，在各自的出版、编辑领域都受到了高度评价。此外，文学研究所在培养作家方面也功不可没，如知名作家马烽、徐光耀、陈登科、张学新、玛拉沁夫等都是文学研究所培养出来的。总之，丁玲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文学编辑和作家。贺朗主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历史事件来说明丁玲在编辑学、文学教育方面的贡献，称赞丁玲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文章实事求是，不夸大事实，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仗义执言，有史料价值，也有学术品位。

综上所述，骆明的《她就是丁玲》、周颖南的《从“文小姐”到“武将军”》、贺朗和施业荣合写的《作家的伟大胸怀——记丁玲二三事》、贺朗的《伟大的文学家——丁玲》都从人格方面评价了丁玲，认为丁玲人格高尚，具有独特的历史贡献。这种“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批评方法打开了研究思路，找到了探幽抉微的窗口，拓深了丁玲研究。

丁玲作品的文本分析研究

对丁玲作品进行文本分析的外国学者和作家主要是新加坡的君盈绿和高凡。君盈绿的《丁玲的小说(水>独具一格》论述了《水》这篇小说在题材、艺术构思及表现手法上的独特性。文章认为，《水》在题材选择方面，与丁玲抒写小资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个人苦闷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它再现了农民在遭受自然灾害与深重的阶级压迫后，终于逐渐觉醒而奋起抗争的过程。在艺术构思方面，《水》不同于一般小说通过一两个人物的活动展开故事、反映生活，而是以“水”为主角，即以无所不能的大自然贯穿全篇。作品中的人是“水”的配角，都是围绕“水”展开活动的。在配角塑造上颇有几个比较立体的人物，如三爷、李塌鼻、黑脸汉子、老外婆等。在表现手法上，《水》在气氛营造方面很有特色，丁玲在通过月光、风声、水等来描写自然之时，无形中给小说意境增添了气氛营造。这篇小说在气氛营造上是绝对成功的，比如小说开头那种山雨欲来时的静谧，自然而然地让人心慌。《水》的语言表达也十分传神，往往文字才跃人眼帘，马上就可以勾勒出一个十分清晰的画面。

由此可见，君盈绿对《水》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而且独具慧眼地指出《水》以“水”为主角，以“人”为配角的艺术特征。《水》中没有特别鲜明的人物形象，多数人物没有姓名。对这样一个事实，国内评论者认为《水》塑造了人物群像，这未免有些溢美，而君盈绿直截了当地指出《水》的主角就是“水”，这种换个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对国内学者很有启发价值。鉴于目前国内对于《水》的研究，多沿用早期冯雪峰和茅盾的经典性评价，突破性的创新评论很少，所以，君盈绿对《水》的评价有新的开拓意义，她对《水》的这种评价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丁玲左翼经典小说《水》的研究。

高凡的《美丽的陷阱》一文对丁玲的小说《阿毛姑娘》给予了认真分析。文章认为，通过《阿毛姑娘》，我们能清楚看到丁玲对改革社会过程中种种苦涩的感受。如何从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中、从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运动中去展示文化内容，使矛盾的解决方案最终寄托在政治变革上，《阿毛姑娘》的启蒙意义和文学价值就在于此。《阿毛姑娘》是一部烙有时代印记的小说。它以阿毛可悲的遭遇为中心线索展开，反映了中国农民在强大势力面前的无能为力和精神苦闷。作家通过阿毛以个人反抗的手段，来表示其对腐朽社会的强烈不满，作品深刻而细致的内心剖析感人肺腑，必将给历史提供深刻的思考。《阿毛姑娘》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主人公最后采取消极的自杀手段，无助于引导人们走出一条斗争的道路。丁玲为我们提供的这扇艺术窗口，是一个文化的经验，一个美丽的陷阱。

发表于1928年7月的《阿毛姑娘》由于受到《莎菲女士的日记》光环的遮蔽而长期被忽视。其实，从叙事技巧、主题内涵来看，它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为成熟。作为作家的高凡非常有眼光地选取了《阿毛姑娘》作为研究对象。她用“美丽的陷阱”来概括自己对作品的整体理解，应该说是独特而准确的。但唯一遗憾的是，高凡在她的论文中始终没有对美丽的陷阱做一个简练的解释，我们只能从她的全文叙述中来理解这一词语的含义：美丽的陷阱是指繁华都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勾起了阿毛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新的欲望和追求，这种现代化的诱惑对于身居乡间的新媳妇阿毛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只能是一个美丽但残酷的陷l阱，它最终导致了阿毛的遁世。此外，高凡认为《阿毛姑娘》启示人们妇女解放的道路最终应寄托在政治变革上。这种解读有些过度阐释，丁玲的作品本身似乎没有指出妇女解放的道路。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国内对《阿毛姑娘》研究不足，但是近年来，很多学者对《阿毛姑娘》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例如，曹秦波的《从阿毛姑娘到杜晚香》把阿毛、贞贞、杜晚香三个工农女性形象串联在一起，梳理出丁玲笔下工农女性从觉醒、探索到成熟的艰辛历程；蒋纯的《一个姑娘的追求与幻灭》，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对阿毛的觉醒、追求与幻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把阿毛与莎菲、爱玛进行比较，认为《阿毛姑娘》谴责了落后的传统观念对妇女人格的漠视和人性的摧残；翟永明的《城乡抉择的焦虑及其想象性解决》注意到了作品叙述姿态的摇摆是文本歧义丛生的主要原因。其它如牛笑冰的《丁玲女性意识下的(阿毛姑娘>》、陈智慧的《欲望之花的凋落》等对《阿毛姑娘》都做了深度解读。因此，相对于国内《阿毛姑娘》的研究来说，高凡的研究仍属于较基础的研究。

君盈绿的《丁玲的小说(水>独具一格》和高凡的《美丽的陷阱》均从分析丁玲的单篇作品人手，研究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并从中透视了丁玲的价值取向。这种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尽管不是一种新鲜的方式，但是，它能够避免某些带有政治偏见的武断性结论，基本上能够保证评价的客观公正性。

丁玲文学创作得失研究

对丁玲文学创作的成绩与不足进行研究的主要是美国的查尔斯·J·艾勃。查尔斯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对鲁迅研究情有独钟。他的《她确实应该得到充分的荣誉》肯定了外国作品以及鲁迅作品对丁玲早期创作的影响。查尔斯认为：丁玲那些根据个人生活经历写作的故事是很独特的，有着明确的自我解放的需要，无疑对年轻一代有吸引力。丁玲刚到延安时延续了“五四”运动的写作风格，写出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作品，显示了作家的诚实和勇气。同鲁迅一样，她保持了一种逆潮流而行的习惯。因此，总体上考察丁玲文化遗产的价值时，丁玲早期那些作品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的作品，是可以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就这一方面来说，丁玲确实应该得到充分的荣誉。查尔斯的文章剖析了丁玲早期的作品，肯定了其时代意义，并把丁玲的杂文与鲁迅的杂文相提并论，他在文章中说：“她(丁玲)的作品也许比鲁迅写得更含蓄，但这些文章分析得很清楚，并且渗透了作家信念的力量。”这样的评价是对丁玲杂文价值的极大赞赏。同时，文章把丁玲的早期作品放在时代的广阔背景下来评估，认为在那个旧的价值观念瓦解、西方思想的影响强制每个人用自己的道德指南针来指导自己的时代，那个非常苦难的时代，那个充满了非凡勇气的时代，丁玲的早期著作与鲁迅和其他“五四”运动期间的主要作家的作品一样，有着极高的价值。查尔斯使用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大大拓宽了丁玲研究的空间。

查尔斯在指出丁玲文学创作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学者，查尔斯对丁玲后期的大部分作品如《田保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晚香》进行了毫不客气的质疑；他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写的《田保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她晚年创作的《杜晚香》都显得过度单纯化，人物形象失真。查尔斯写到：“冯雪

峰及其他人把丁玲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形容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无论是否是真的难以判断，坦白地说，我很难把小说或者创作小说的技巧视为某种‘现实主义——尤其是在这部小说的结局更近于浪漫主义的条件下。”“短篇小说《杜晚香》(1979)——据说让作家自己很感满意——堕落为一部只是沉溺于情感之中的作品。跟田保霖一样，这位毫无瑕疵的劳动英雄简直缺乏可信度——果戈理的‘笑中带泪对我来说却更有说服力一些，确实是比全然地否定人类的悲剧来得更可信，虽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我们寻找这伟大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的最优秀的思想，那么当然这样粗糙的、过度简单化的思想不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或者作为人或者作为文学评论家。”查尔斯坚决否认《太阳照在桑干河山》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严厉批评《杜晚香》塑造人物的简单化。

关于丁玲研究的感想

美籍华裔学者丁淑芳教授在《文化心理学视角下的丁玲》一文中，详细谈了自己走上丁玲研究的经过、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作者说自己首次知道丁玲并对丁玲发生兴趣是在1981年年底丁玲女士应邀到斯坦福大学演讲的时候。当时，在座的听众对于丁玲极力拥护共产党的思想很感疑惑。此后，作者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从而写出了《丁玲和她的母亲》这部著作，意在让西方世界了解丁玲，理解丁玲对共产党深怀感情的心理原因。同时，也让西方了解中国女性是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是坚强和勇敢的，而不是被动和软弱的。

田烟佐和子在2007年出席丁玲第十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前夕，出版了翻译著作《丁玲自传》，并在大会上做了《翻译(丁玲自传)所感》的报告。报告回顾了1957年中国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在日本引起的反响。文章说，当时日本文艺界对于丁玲遭批判既吃惊又费解。在那些对中国友好的人们面前，“丁玲批判”成了一个难题。田烟佐和子说，当时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渐渐地对中国文学失去兴趣，离开了中国文学研究室。近年来，随着“丁玲批判”事实的真相大白，自己又回到了当代中国文学世界，并翻译了不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如丁玲的《牛棚小品》，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报告还说，丁玲《魍魉世界》、《风雪人间》所描述的生活细节令人感动。50年前丁玲批判的具体情况近年来渐渐清楚，这令人高兴。当事人李之琏的回忆文章有很高价值。丁玲是个坚强的人，最终也是个幸运的人。“总之，越看新的小说，我越了解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苦难，了解‘反右到‘文革的真相。越知道这些，我越理解和接近丁玲。”田畑佐和子的这些感想非常真实。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述说了日本学者所经历的丁玲研究的沉浮和悲欢。

由以上横向考察可以看出，2004-2008年新加坡、美国、日本的丁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丁玲创作思想研究、丁玲人格研究、丁玲作品的文本分析研究、丁玲文学创作得失研究等方面。从研究内容上来讲，不仅有对文学内部的研究，还有对文学外部环境的考察。在研究方法上，涉及到文本细读法、知人论世法、文化心理分析法、溯源法等。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方法的多样，显示了海外学者关于丁玲研究的比较高的总体水平。就三个国家研究情况的比较来看，新加坡的研究既有对单篇作品的分析，也有对丁玲人格的整体论述；美国的研究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评价丁玲的作品和人品；日本的研究侧重从丁玲作品所涉及的背景性话题切入，同时侧重从女性主义视角探究丁玲作品的价值。这种研究现状与各国原有的文化底蕴、研究基础、研究风格有着极大的关系。相对来讲，日本的研究更为精深。此外，从研究情况看来，各国的研究基本上不受政治标准的影响，属于较为纯正的学术研究。

尽管新加坡、美国、日本的丁玲研究在各自的基础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与中国国内的丁玲研究相比，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特别是新加坡、美国的丁玲研究基本上处于初期阶段。这主要表现在关于丁玲的比较研究较少、专著很少、交游研究几乎没有。而中国国内的丁玲研究近年来在丁玲与国内外作家的比较研究、丁玲交游考证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方面的成果如丁玲小说与苏联的肖洛霍夫、朝鲜的姜敬爱以及国内庐隐、张洁、卫慧等作家小说的比较研究，丁玲与国外的波伏娃、聂华苓等以及与毛泽东、彭德怀、秦邦宪、鲁迅、宋庆龄、瞿秋白、胡风、周扬、冯雪峰、萧军等人的交往研究。近年来国内丁玲研究的专著很多，如《丁玲年谱长编》、《丁玲的最后37年》等，仅“丁玲传”就有好几个版本。国内外丁玲研究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研究环境、研究基础不同。国外学者进行研究时，在语言、资料等方面都要克服许多困难。

就历史纵向的角度来考察新加坡、美国、日本近年来的丁玲研究，可以发现，这些研究与他们各自国家前些年的研究相比，无论是研究者的人数、身份，还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很大提高。新加坡的丁玲研究近年来多受惠于以厦门大学为中心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基地。这个基地从1987年召开首次研讨会以来，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海内外华文文学的研究生，出版了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等，在推动丁玲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目前，新加坡的丁玲研究者多是作家，他们从丁玲作品和丁玲人格的研究上切人的较多，属于基础研究阶段。如骆明、周颖南等人的丁玲人格研究，高凡、君盈绿的丁玲作品分析研究等。美国的丁玲研究历史比较悠久，从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到现在，美国最初的丁玲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丁玲作品的翻译、介绍以及对丁玲本人的描述上，这些工作主要是由当时来到中国陕北的记者来完成的，如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史沫莱特、尼姆威尔斯等；后来发展到对丁玲作品的分析及对丁玲人格的评价；到今天，美国的丁玲研究开始出现专著，如丁淑芳教授的《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等。美国的丁玲研究内容广泛，但只有少数研究者做得较为深入，其它多数属于介绍性质的，深入程度不够，而且长期坚持从事丁玲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日本的丁玲研究是最为扎实深入的。从小林二男、德水直、奥野信太郎、多田乾一，到冈崎俊夫、小田切秀雄、竹内实、尾板德司、中川俊、检山久雄、中岛碧，到田畑佐和子、江上幸子、秋山洋子、前山加奈子，研究者众多而且他们的身份从翻译家、编辑到大学教授。研究内容逐渐深入，从翻译介绍、编辑整理到论文写作、专著出版。可见，日本不乏较为职业化的、稳定的丁玲研究队伍，成果的学术性、学理性也很强。

总之，2004-2008年新加坡、美国、日本的丁玲研究各自在原有基础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