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流亡与文学

〔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作

塞尔希奥·拉米雷斯（Sergio Ramirez），尼加拉瓜著名作家，1942年生于马萨特佩。曾积极从事反索摩查独裁统治的斗争，1984年当选为副总统。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辉煌的年代》（1970）、《你怕流血吗?》（1977）、《天谴》（1988）、《化妆舞会》（1995）、《玛格丽塔，大海多美丽》（1998），短篇小说集《太阳康乃馨》（1992）、《卡塔丽娜与卡塔丽娜》（2001），以及随笔散文和纪实作品，共约三十部。曾多次获得国内外文学大奖和荣誉，包括法国政府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93）和西班牙埃拉尔德小说奖。他是20世纪60年代拉美“爆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埃米尔·萨德尔（Emir Sader），巴西作家、新闻工作者、大学教授和社会学家，1943年生于圣保罗一个黎巴嫩移民家庭。曾在圣保罗大学攻读哲学课程，现任该大学哲学、文学与人文科学系教授、里约热内卢州大学公共政治实验室主任和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其著作有《无休止的战争》（2002）、《不例外也不排他的民主》（2000）、《历史的报复》（2004）、《鼹鼠的新洞穴》（2007）等四十余部，以及《菲德尔以前的古巴人》、《人民、人民的和民粹主义》、《奇迹的另一边》等多篇文论。他是拉丁美洲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哲学家。

译者

作为真实的事件和文学主题，流亡问题在目前拉丁美洲文坛上占主导地位。作为真实事件，我们非常清楚有多少作家必须离开自己的国家；作为文学主题，它也清楚地表现在他们中许多人的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作为从奥维德古罗马诗人（前43—公元18）。或但丁·阿里盖里的抱怨开始的一个普遍主题，流亡一直是今天拉丁美洲现实和文学中的永恒因素，从所谓的南锥体国家到巴西和不少中美洲国家无不如此。遭受这种不正常处境的作家有阿根廷人、智利人、乌拉圭人、玻利维亚人、巴西人、尼加拉瓜人、萨尔瓦多人、海地人、多米尼加人等。我理解的“作家”，主要是长篇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或者说虚构作家和想象作家；此外，我也把诗人包括在他们之中。诗人的特征谁也不能确定，但是诗人和短篇小说家、长篇小说家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在文学领域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谈到流亡作家问题，现在我把自己包括在流落四方的无数主要人物中间。区别在于：我的流亡在这几年变成了被迫的；当1951年我离开阿根廷时，我是自愿的，没有紧迫的政治原因或思想原因。所以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间，我可以经常返回我的祖国，但是从1971年起，我不得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流亡者了。然而，还有更严重的问题：除了我们可以称为肉体流亡外，还有一种文化流亡，这种流亡对一个工作同祖国有着密切的语言关系的作家来说要痛苦许多倍。事实上，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阿根廷版受到了阿根廷军政府的查禁，如果我同意撤掉其中的两篇作品，军政府就批准印行，因为军政府和它所代表的压迫制度认为这两篇作品对它们来说具有伤害性。其中一篇作品间接地提到了阿根廷本土失踪的人员问题，另一篇描述了索伦蒂纳梅岛上尼加拉瓜诗人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的基督教团体被破坏的情景。

今天我从内心里感受到流亡的滋味了，而在此之前，我总觉得流亡是荒谬的事情。前几年，每当我通过像伯特兰·拉塞尔第二法庭或赫尔辛基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来为拉美大陆某个独裁政权的受害者辩护时，我总不能设身处地为拉丁美洲的流亡者着想，因为我一直不认为自己远离祖国是一种流亡，更不觉得是自动流亡。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流亡的概念包含着强制，甚至常常是暴力。一个流亡者几乎总是一个被逐出国门的人，直到不久前我还不属于这种情况。我想说明的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任何官方措施执行的对象，这是很可能的：倘若我想去阿根廷，我便能毫不困难地进入阿根廷；但是要想再离开阿根廷，肯定是不可能的，尽管对我可能出什么事军政府并不负责任；众所周知，在阿根廷，如果有人失踪，官方是不过问原因的。

所以，在遭受到流亡者的境遇后，我便想对我们作家身边发生的事情做一些评论。我的意图不是做尸体解剖，而是做活组织检查；我的目的不是对拉丁美洲众多国家日益加剧的文化灭绝表示难过，而是对此做出最积极和尽可能有效的回答。我还要冒着涉及乌托邦的危险说：要解决独裁当局强加给我们的离乡背井问题和以我们的具体方式回答每次新的流亡给我们带来的打击，我们这些流亡作家已经具备了条件。但是，为此我们还必须克服某些带有浪漫色彩和人道主义色彩的、归根结底是犯时代错误的误解，这种误解有时是难以避免和可怕的，有时又是一成不变和无结果的。克服了这种消极性，我们才能提出流亡的条件。

当然，遭受的任何打击和伤害都会留下创伤。一位流亡作家，首先是一个流亡的女人或男人，知道舍弃自己的一切、常常是整个家庭的亲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放弃一种生活方式和节奏，一种芳香的空气，一种天空的颜色，一种在家里、在外面、在图书馆、同朋友进咖啡馆、看报、听音乐和在城市里闲逛的习惯。流亡就是切断枝叶和树根同空气和土地的固有联系；就如彻底断绝爱情关系，就如一种不觉得可怕的死亡，因为这是一种仍然有意识地活着的死亡，正如爱伦·坡在《提前的葬礼》中描述的那样。

这种完全可以理解的创伤早就注定并现在依然注定一定数量的流亡作家必然走进一种知识的或创作的昏暗环境，这种环境限制、削弱有时甚至完全破坏了他们的工作。既不幸又荒唐可笑的是，这种情况在年轻作家中比在老年作家中更常见。在年轻作家中，独裁当局更容易实现破坏其自由和战斗的思想与创作的企图。在漫长的岁月中，我看见许多年轻的明星就这样在外国的天空上熄灭了。还有更坏的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内流亡，因为在我们国家，压迫、审查和恐惧就地扼杀了许多年轻的天才，他们的处女作非常优秀。1955年和1970年间，我收到阿根廷新秀的许多作品和手稿，使我充满了希望；今天，我对他们，特别是那些仍然生活在阿根廷的人却一无所知。这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过程，而是一个全部或部分抛弃的过程，其中包含了比在正常情况下多得多的作家。

所以，同样不幸而又荒谬可笑的是，在外国的作家，无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总体上说要比那些受国内条件困扰甚至受到失踪和死亡威胁的作家多产，比如阿根廷作家鲁道夫·沃尔什阿根廷作家、新闻工作者（1927—1977）。和哈罗尔多·孔蒂阿根廷作家、演员（1925—1976）。的情况便是这样。但是，无论流亡的形式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总是在作家明确反映创伤经历之中或之后完成。

面对生活源泉的中断——它抵消了作家的创作能力或使之失调——作家的反应是不同的。在国外的流亡作家中，少数人陷入沉默，常常由于需要重新安排生活而被迫安于现状，或从事必须远离文学这一根本任务的活动。但是其他流亡作家几乎都在继续写作，他们的反应可以通过他们的工作觉察出来。他们几乎像普鲁斯特那样在流亡之地追忆和怀念失去的祖国，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光复祖国的事业，把文学创作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但是总可以发现一个类似之处，即在流亡中看到了自身的懦弱、残缺和背弃，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克服之。直到今天我还没能够读到拉丁美洲流亡作家的众多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他们那种不可避免的处境，那种具体的处境即流亡，成为国内批评的对象，认为它是懦弱的表现而否定它，把它归于消极的因素。这种批评几乎总是从否定的角度出发（从表示遗憾到反对的叫喊），说流亡者站在那种糟糕的跳板上企图向前跳跃以恢复失去的东西，打败敌人，回到摆脱了暴君和刽子手的祖国。

我知道，我本人处在一种怪诞想法的危险边缘，我不相信这种关于流亡的态度会有结果，也不相信它能从另一个看似不合理却是符合实际的角度（如果从近处看的话）达到真正有效的现实需求。造成知识分子流亡的那些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积极的，因为其目的是排除异己。如果流亡者也认为流亡是积极的呢?我不是在开粗俗的玩笑，因为我生活在一块伤口开裂、哭泣不止的土地上，但我也确实指望由国内力量支撑的那个遥远的地方。国内力量曾把人从完全灭绝的境况下抢救出来，并通过幽默等方式表达自己。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这种幽默曾用来传播思想和实践。没有这种幽默，思想和实践就如同神经错乱或胡言乱语。我认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把对流亡的否定——敌人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变成对现实——建立在勇气而不是懦弱基础上的现实，通过作家的工作可以变得积极有效的现实——的新的选择，从而完全打乱敌人的计划，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让敌人面对。

我要再谈一谈我个人的经验：如果说我的肉体流亡绝对不能和近年被逐出本国的作家的流亡相比——因为我是自己决定离开祖国，按照新的环境安排二十多年来我的生活——那么我新近的文化流亡对我来说就不是一种消极的创伤了。这种文化流亡一下子折断了把我同作为我的作品的读者和批评者的同胞们联结在一起的桥梁。这种流亡对一个作为阿根廷人写作和热爱阿根廷的人来说，其痛苦是难以忍受的。我怀着这样的心情摆脱了痛苦：这回可是真的，这回命运真的注定了，这回我必须斗争到底。只要想到这种文化流亡对我千千万万读者同胞和其作品在本国受到查禁的众多作家同胞所带来的贫乏与精神混乱状态，我便积极地行动起来，坐到打字机前，运用一切机智的战斗形式，把工作推向前进。如果对我关闭本国文化通道的人认为这样就完成了我的流亡，他们完全错了。实际上，他们给了我一份全日工作的奖励，让我能够空前努力地进行工作，因为我对那种文化法西斯的回答永远是：和一切为解放祖国而斗争的人一起加倍努力。我不会为这种奖励对他们表示感谢，但是我要认真地利用它，把流亡的懦弱化为战斗的勇气。

不用说，我不想推知我个人的反应结果会怎样，也不想让所有的流亡作家和我的反应一致。我只相信把极端的作为转换成对流亡的深刻认识是可行的。流亡还保留着这种浪漫主义含义：我们应该解放自己。事实很明显：我们已经被逐出祖国。为什么忘不了最初的心情?为什么认为被驱逐是一种不幸?为什么只能从反面确定我们的反应?为什么每天坚持写关于我们的流亡处境的文章和演讲词，并几乎总是强调流亡最痛苦的方面?而这一点，恰恰是把我们关在祖国大门之外的那些人们谋求的。我们是流亡者，是的。这就够了。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写、要做；当然是作为流亡作家，要用作家的口吻。因为我们的真正能力是夺取流亡的最大胜利，是彻底利用这种邪恶的奖励，是展开和丰富脑海的地平线。流亡和痛苦总是手拉手并行，但是我们要用另一只手寻求幽默，它总是能够帮助我们打消怀念和绝望。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没有作家，而只有秘书，我们不会成为痛苦、难过或忧伤的秘书。我们要做真正自由的人，为此，我们首先要撕掉给人看的、引人同情和流泪的标签。与其自怜，不如发疯似的认为我们大陆的法西斯政权是真正的流亡者，而我们则是民族现实的流亡者，是快乐的流亡者，是和平的流亡者。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比他们更自由，从心里感到更自由。我提到了发疯，这也是幽默，是一种打碎模子、开辟一条积极道路的方式。如果继续屈服于敌人那些冷酷而审慎的游戏规则的话，我们将永远走投无路。谈到哈姆雷特时，波洛涅斯说：“他有他发疯的方式。”他说得对，因为哈姆雷特在使用他的发疯方式时获得了成功；他作为一个疯子取得了胜利，但是一个理智的人却永远不能推翻使丹麦窒息的专制制度。奥菲利娅、雷欧提斯和他自己的生命是这种发疯的可怕代价。但是哈姆雷特终于杀死了杀害父亲的凶手，结束了建立在恐怖与谎言基础上的权力，结束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权。在他那种疯癫中，有一种方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榜样。我们要有所创造，而不能接受别人给我们贴的标签。我们要坚决反对能够预知的东西，反对惯常等待着我们的东西。

我相信，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也相信，为了重新生活，为了获得新生，至少为了夺取流亡的胜利，如果不后退一步，谁也不会成功。如果没有最终和彻底拿掉蒙着我们眼睛的某种绷带，我在前面提到的征服现实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作家都会承认，流亡必然导致对自身的修正。用强制性和粗俗的话说，它会产生人们根据我们的祖辈和父辈著名的《欧洲之行》在拉丁美洲寻求的那种效果。现在被视为被迫的东西，那时却是一种志愿和愉快的决定，是对欧洲——处于萌芽状态的力量和智慧的催化剂——的憧憬。一个智利人或阿根廷人的巴黎、罗马或伦敦之行，是一种启蒙的旅行，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行为，是对西方智慧的圣格拉阿尔关于圣杯的神奇传说。的接近。幸运的是，我们正在一步步摆脱“思想上的移民”的态度，这种态度过去有其历史和文化原因，但是地球的变小和同时性使它变得不合时代潮流了。然而，在过去奇妙的文化旅行和流亡的无情驱逐之间还有一个相似之处：我们自己和离开我们的生存环境的作家之间的那种修正的可能性。

已经不是向欧洲学习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甚至能够利用多数一般媒体和少数娱乐媒体造成的文化普遍性远离欧洲来学习；这主要是研究我们作为属于拉丁美洲国家的个人的情况，研究我们斗争失败的原因，我们流亡的原因，我们生活不好的原因，我们不善于治理、不善于推翻可恶的政府的原因，喜欢过高地评价我们的能力以掩盖我们的无能的原因。我们不应集中分析我们的敌人的特点、行为和技术，流亡者的第一个责任应该是面对那面可怕的镜子，即在一家外国饭店的孤独处境里“脱光衣服”，让自己的本来面目显露出来。

这些年来，许多人都这么做了，他们甚至用他们的文学来自我否定和重新找回自己的阵地。很容易辨认进行这种无情修正的作家，因为他们的创作类型不仅反映了他们的战斗，而且也反映了关于思想和实践的新思考。他们一方面停止写作，以便进入个人行动的阵地，另一方面则作为具体行动方式继续写作，但是现在从更公开、更有效的新角度着手。在这两种情况下，流亡作为懦弱的行为被纠正了；与此相反，那些无所事事保持沉默的人或像往常那样继续写作的人都变得碌碌无为了，因为他们认为流亡是消极的行为。

只要我们善于无情地批评把我们推向流亡和虚伪地轻易归咎于敌人的东西，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准备同敌人进行斗争和返回祖国。这一点我们必须很清楚，为了反对我们土地上的帝国主义傀儡和法西斯恐怖，作家们的力量是弱小的；但是无庸置疑的是，近几年间，通过文学手段对帝国主义傀儡和法西斯恐怖进行的揭露在外国读者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也给拉美的抵抗运动和斗争以道义与实际上的巨大帮助。

如果说正直的新闻界越来越多地向公众报道这个领域的情况，那么流亡的拉丁美洲作家就应该敏锐地感受到这一信息并把源自综合的和具有象征意义的虚构作品、长篇小说、诗歌和短篇小说的那种不可取代的价值传递给新闻界。这些作品起着用户电报或专家分析永远起不了的作用。不用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国家的独裁当局才害怕、查禁和焚烧作家在国外流亡期间出版的作品。但是这个问题和流亡本身一样，应该受到我们的重视。被查禁或烧毁的作品并不完全是好作品；我们要写出另一种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