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徽商的茶叶科技举措及效果

仇传慧　章传政

摘要传统徽商四处经营茶叶，对我国茶叶流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茶叶科技方面进行创新，因而催生了世界著名的祁门红茶。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传统徽商固步自封，与国外快速发展的茶叶科技相比，落后茶叶科技使得茶叶经营走向江河日下的颓势。

关键词传统徽商；茶叶；科技创新；启示

中图分类号 S57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5739（2009）06-0270-02

传统徽商，指的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的商人或商人集团，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葡萄牙、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因而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茶业在其经营行业中，曾一度超过盐业，成为最重要的支柱行业。

1徽州历史悠久的茶叶贸易

传统徽商的家乡徽州，很早就已有茶叶贸易。唐代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诗吟：“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诗中所说的“浮梁”，在今天归属江西省景德镇，但在唐代则属于徽州。诗句表明，徽州在唐代就是茶叶的集散中心，茶叶贸易非常兴盛。唐宣宗年间（约公元850年），歙州茶叶销往关西和山东，每年的销量“其济于人，百倍于蜀茶”。歙州司马张途在咸通三年（公元862 年）著《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内载“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可见在9世纪中叶，祁门就有商人经营茶叶。五代十国时，祁门、歙县、婺源的茶叶，销往梁（今陕西南郑）、宋（今河南商丘）、幽（今北京大兴）、并（今山西太原）诸州，“数千里不绝于路”。

徽州山区也盛产名茶，尤以休宁、歙县所产松萝茶最受消费者欢迎。宋元以来，徽商就已开展以茶易米活动，以补当地粮食不足。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大增。于是茶叶贸易遂成徽商经营的“巨业”，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难能可贵的是，明清时期，传统徽商在茶叶贸易过程中，对制茶工艺大胆创新，为徽州地区茶叶科技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2茶叶科技创新催生世界著名的祁门红茶

安徽祁门红茶，简称祁红，是我国传统红茶的珍品，是中国十大名茶中唯一的红茶，向以“香高、味醇、形美、色艳”四绝驰名于世，与印度大吉岭红茶、斯里兰卡乌伐红茶并称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祁门红茶是传统徽商茶叶科技创新催生的成果。

据史料记载，清代光绪之前，祁门一带只盛产与六安茶相仿的绿茶（“安绿”）。徽州黟县人余干臣，由福建罢官回原籍经商，在至德县尧渡街设立红茶庄，仿“闽红茶”制法，开始试制红茶，所制红茶品质超群出众，因而产地不断扩大，产量不断提高，声誉越来越高。在他的带动下，附近茶农纷纷改制，逐渐形成祁红产区。1876年，余氏又先后在祁门西路镇、闪里设红茶分庄，从此祁红为世人所知。

当然，祁红的问世还有一种说法，不过是将其归功于另一个徽商——胡元龙。胡元龙（1836~1924年），字仰儒，祁门南乡贵溪人。他轻功名重工农，自设“培桂山房”，垦山种茶，筹建日顺茶厂。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胡元龙请宁州师傅舒基立按宁红经验试制红茶，至光绪8年（公元1883年），祁门红茶终于研制成功，改写了清代光绪以前祁门不产红茶的历史。胡元龙因此成为祁红创始人，更有后人尊其为“祁红鼻祖”。同年，祁红进入国外市场，以紧细秀长的外形、红艳明亮的汤色、甘鲜醇厚的滋味、清鲜持久的甜香，尤以独具地域特色的“祁门香”载誉国际市场。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在当时英国上流社会流行的下午茶会中，祁门红茶因其独特的品质而享有“祁门香”、“王子香”、“群芳最”、“英豪”等美誉。每当祁门红茶新茶上市，英国人争相竞购、品饮，他们认为“在中国的茶香里，发现了春天的芬芳”。1915年，祁门红茶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主要出口英国、荷兰、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胡元龙进行茶叶科技创新得到的产品——祁门红茶，为其从事茶叶贸易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据说胡元龙为人急公好义，主持公道，济困扶危，威望很高。戊戌维新后，科举废止，然而祁门山区风气闭塞，无人兴办学校。胡元龙乃大力倡导，邀聚南乡人士，用经营茶叶的部分利润，于光绪30年（公元1904年）在平里创立梅南学校，开祁门办新学之先河。翌年，祁门县高等小学校，在其影响之下，亦筹创成立，其中的部分经费也主要来源于茶叶经营收入。

贵溪村四境皆山，胡元龙认为要改善群众生活，必须发展农业生产，开荒种地。当时荒山皆为祠会占有，胡元龙打破封禁条规，集合村中百姓，宣传垦荒的益处，签具公约，并带头垦山超过66.67hm²，种植茶叶、毛竹、杉树，村人群起仿效，收入大增，生活得到改善。之后祁门各地也都援例开垦，造就自垦自产自得之风，促进了生产发展，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

3茶叶科技创新的停滞及其后果

令人遗憾的是，观念上的保守制约了传统徽商进一步创新。传统徽商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社会文化的烙印，存在着一些落后保守思想。传统徽商的精神支撑是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伦理观念，因而往往缺乏远见、徘徊不前，只能延续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而不能进一步创新，扩大再生产。在外国商品加入竞争后，徽商没有后发优势。

在清光绪前，由于外国不谙种茶之法，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垄断销售的贸易地位，故而徽州茶商大获其利，成为当时我国近代对外贸易中实力最强的商人集团。但富裕起来的茶商没能居安思危，继续创新以图更大发展。清光绪时，印度、锡兰等国大面积引种茶叶成功，为了与中国争夺国际市场，一方面，这些产茶国对本国茶叶出口采取免税甚至倒补的鼓励扶持措施；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茶商采用近代化的工厂生产，使用机器制茶，改进制茶的工艺，极大地提高了制茶的品质。

19世纪50年代，国外开始了制茶机器的设计与制造。1854年10月26日，奥利弗第1次在英国得到“改良干燥器”的专利权。1855年，萨维基发明一种能将不同种类的茶叶加以分离或混合的机器。1859年4月30日，弗朗西斯发明了茶筛。1865年4月11日，哥大德首获美国茶叶揉捻机专利权。约在1867年，英国土木工程师甘蒙德发明更为先进的茶叶揉捻机，可以畜力、人力或蒸汽机械力来作为动力。1876年，甘蒙德又对该机器进行了改进，并得到英国政府颁给的专利保护权。1年后，他又发明新式的筛茶机与干燥机。可以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茶叶生产所需要的各种机器都已经被发明，并不断改进、推广，很多国家实现了茶叶生产机械化。机器的广泛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制茶成本，而且使茶叶质量更有保证。如干燥机的使用使“茶叶干燥时间，约自二十小时减至四小时。”据《时务报》报道称：用机器制茶，不仅迅速，而且比手工茶洁净；其味道也比“用炭焙制，味大加美”，价格则很便宜。另外，机器制茶可以保证“货色均归一律，虽天气不时，无虑也”。

与之相比，清政府却从咸丰以来，逐年提高茶叶关税，茶叶成本加大。徽州茶商制茶仍旧限于作坊式的手工生产，效率低、产量小、品质难以统一，落后的制茶工艺导致茶叶质量已不如“洋茶”。此时的茶商仍将大量资金用于奢侈性享受，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不愿投入资金购买机器以改进提高工艺。光绪二十三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借鉴国外机械制茶的经验，明令以机器制造外销茶，但徽州茶商缺乏近代化生产的开拓意识，他们以费多效微为由激烈反对，此事只得作罢。中国茶叶一方面由于关税原因成本较高；另一方面由于制茶工艺落后质量不如“洋茶”，于是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竞争力，出口量逐年递减。徽州茶商因而纷纷溃败，最终走向衰落。

4传统徽商茶叶科技举措的启示

传统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徽商之兴衰，值得我们深思。

传统徽商进行茶叶科技创新，开发出新产品，茶叶流通扩大，进而刺激茶叶生产的持续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科技创新一旦停滞，产品质量落后，其后果就非常严重。从传统徽商由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说明：坚持科技创新，才是事业持久发展的不竭动力。

众所周知，徽州茶叶历史悠久，传世的文字记载就有1 200多年；徽州茶叶品种繁多，在中国十大名茶行列中，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均榜上有名；吴裕泰、张一元茶庄等老字号至今仍然熠熠生辉；胡适、陶行知等知名人士也都是爱茶之人，徽州茶风茶俗更是独树一帜。徽州拥有的茶叶资源如此丰富，当代徽商如何再现传统徽商的辉煌，把安徽乃至我国的茶业做大做强，为安徽在国家中部发展战略中奋力崛起做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必须弘扬传统徽商的优良传统，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加速科技创新，在茶树品种改良、茶园科学管理、加工工艺改革、新产品开发、产品科学包装、保鲜保质贮藏、茶叶对人体的保健功效和其他领域的开发应用等方面进行有效的科技投入，创新管理制度，完善产供销各个环节，从多方面满足社会需求，从而实现茶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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