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广播认知

谢鼎新

关键词: 民国;广播;认知;研究

摘 要: 广播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它出现不久便被引进到中国来,并在传播观念和传播实践上产生了种种影响。从广播是什么、做什么、怎样做出发,具体对应着本体方面的科学技术和有声语言传播;节目方面的宣传、教育、新闻、娱乐;管理方面等问题,分析了民国时期(1920-1949)国人的对广播认知,认为其表现特点有应用性强、专业化程度高、领域广泛等,对今天的广播电视学术探讨不无启示。

中图分类号: G22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09)06071607

Broadcasting Cognition during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XIE Dingxin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46, China )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broadcasting; cognition; study

Abstract:

Broadcast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20th-century human civilization. Soon after its invention,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affected the ideology of mass media and its application, such as what broadcasting is, what its functions are, corresponding to the technological aspects and the broadcasting of vocal speeches; programs about propaganda, education, news and entertainments;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Analyse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the broadcast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conclude that high application, high specialization and wide scope provide enlightenment to present broadcasting academic circle.

广播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1920年11月,世界上第一家正式广播机构美国的KDKA电台诞生,掀开了传播革命的新篇章,而在它曙光初露之际就引起国人的关注并被引进到中国来。

1920年8月《东方杂志》的“科学杂俎”栏以“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为题,介绍广播,文中提到:“最近美国Burean of Standards 发明一种特别受音器,名曰Portaphone 。其外表与蓄音器相似,装有一匣,极便携带,无论何地,均可放置。此器能接受中央无线电发音机所发之声浪而扩大之,使其声自喇叭中传出,以布于全室。因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新用途。例如晚间八时半,为人民音乐跳舞之时间,此后可由中央无线电局于此时自无线电传出音乐,则跳舞之家,但将受音器开动,音乐立时大作。跳舞者可以应声而舞,不必更雇音乐班矣。又于晨间,由中央无线电局将是日所得新闻,发出报告,则家家仅需开动受音机,即可亲聆新闻。且可于早餐时,且食且听之。较诸披阅报章,便利多矣。”[1]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关注到广播在新闻和音乐方面的功能和潜力,它从人们日常生活出发,所描述的景象实在令处在印刷媒体时代的人们所向往,对当时的国人来说不啻为一个科幻故事。然而技术的引进无疑是大大缩短了它走向现实的时间距离。1923年初在中国第一家电台便出现了,美国人奥斯邦(Osborn)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被视为“在吾国公然以无线电播送音乐之嚆矢”。[2]从此,广播开始走进国人的生活,更新了国人传播的时空观念,同时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一、对广播本体的认识

广播是科技进步的产物,故对广播本体的认识首先从科技的角度切入。广播传播的基础是无线电学原理及应用,在广播之前,国人对“电报”、“电话”作为交通联络手段已有所体认。“我国电报,以1881年12月24日津沪线初通为嚆矢,上海的《申报》自次年1月16日起即刊载天津发来的新闻电。”电报是利用符号来传达语言;电话则是直接传达语言,使嘴巴里吐出来的声音能够直接传达到本能力量范围以外的地方。但是藉电话传达的声音,可以接通到极远的地方,而不能使极多的人都听到。这一缺憾,终于由“无线电广播”来弥补了。它能够传达得“快”,传达得“远”,又能够传达得“广”。[3]

广播的出现是无线电科技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逻辑。吴道一在《中央广播无线电年鉴》(1929年)阐述:“自马克史威尔及赫芝之发明,马可尼之实验。而无线电三字,而震耀于世,遂有有线电与无线电之分别。就字面观察,本极明显。如学理上作探讨,则前者系电能之藉导体以传送,后者则为电能之藉电波以推进。而电波之产生,全基于电流之振荡。凭藉‘以太为媒介,挟每秒十八万六千英里之速度,远及八方,无坚不进,无孔不入;遇有特别装置之收音机械,则贴然就范,故无线电之长于有线电者,在于引用轻便,既无植杆架线之劳,更属管理简易;即遇损坏,亦限于一台,而且发于一地,达于全球。公共消息之传播,可称尽善尽美。”[4]

除了技术之外,对广播有别于报章印刷文字传播的有声语言传播的认识也是对广播本体性问题把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广播须知》(1937年)中,从广播的播音方式及语言学原理的角度,阐述了广播传播基本特点。文章分为:机械、声音、语言、讲稿、材料、礼貌等六个方面,如在声音方面提出了“说什么声音做什么样的脸”的观点,并从人的语言活动生理学出发分析:“语言本是行为的一种,所以语言中各种表情的声音与全身的动作,特别是与面部的状态,有分不开的密切关系……不要以为听众看不见就可以从头至尾板着脸说话,因为脸部肌肉的状态对于所发的声音有极大的影响的。”[5]多年来该文在广播实务和广播学研究中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在广播的传播方式上,现在有“播新闻”和“说新闻” 之辩研究,其实,茅盾先生在30年代的抗战时期就进行过这方面的探讨,认为:“当天重要新闻既有中央电台和交通部上海电台在负责报告也就够了,上海其他民营电台很可以不必死板地讲读报纸,很应该把作风变换一变换。” 并举例分析:“我有一次曾经听到有将报纸上一段记载(述士兵的英勇的)用说书的方式在retold,(复述义,笔者注)觉得既能通俗,又热情横溢,比之死板板的逐句讲读实在好多了。”认为广播可以和“游艺界同人(特别是说书人)联合……把当天重要的新闻编成故事式……在不背事实的原则下加一点想象和渲染是必要的;而为了使故事生动加一点环境描写也是必要的。” 同时结合几篇抗战的报道进行分析,通过“说”的方式使“硬性的新闻变为生动的故事。”[6]

二、 对广播节目的认识

广播的节目如同报刊的版面,它是广播内容的软载体,广播内容的有序化才能和听众建立起联系,其传播的社会功能才能得以实现。通过广播传播的实践及与听众的磨合,民国时期的广播节目渐稳定下来主要有五大类型即:宣传、讲演、教育、新闻和娱乐。吴保丰在《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1937年)论述道:“凡关于阐扬主义,报告政治及警策语等,均属于宣传类。关于常识科学及其他各种社会问题之讲述,则属于讲演类。至教育节目,其内容多属于有连续性之教材,而须逐字逐句讲解者。新闻节目,则内容包括甚广,自气象商情,以至时事报告,一周大事等皆属之。……至于娱乐节目,大别之可分戏剧和乐曲两种;而戏剧又分平剧与话剧,乐曲除音乐歌咏之外,则有昆曲、打鼓、弹词等,种类繁多,每日于杂曲节目中轮流唱之。”[7]鉴于讲演类节目可归入宣传和教育类,本文重点从宣传、教育、新闻和娱乐等四个方面来分析人们的认知和研究状况。

1.教育节目

民国时期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并认识到:“二十世纪的竞争是用智力,不是用体力。”[8]此时的教育观念也不仅仅是学生在学校读书识字,1936年,教育部并将教育的新趋势概括为“教育的对象是全体民众,教育的内容是一切生活,教育的场所是整个社会。”同时还提出“经济而有效的新的教育工具的发明和利用,便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要求。”[9]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其迅速、普及的传播特点,突破了传统教育的限制,成为教育的利器。当时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文化落后,民智未开,文盲既极众多,交通又甚阻滞,故藉印刷品传播知识之缺点,在我国尤为明显,播音教育之推行,在我国尤感需要。”[10]

这里所谓的“播音教育”类似今天的“广播教育”及“电化教育”的概念,是广播事业和教育事业的结合而产生的,简而言之,“播音教育则藉无线电机以传播各种知识”,[10]其特点有三:“不受人数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不受时间的限制”。[9]教育既是广播电台义不容辞的任务,又构成了广播的重要内容。

1935年5月教育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商定,制定了利用中央广播电台播送教育节目,并于1936年7月设立了教育部“播音教育委员会”。出版了《播音教育月刊》,其内容“以讲稿为主体,此外还载有关于国内外播音教育消息和播音教育的法令。”[11]电台一时名家荟萃,话题广泛,据《播音教育月刊》所载有:孙本文的“我国民族的特性与其他民族的比较”、马星野的“如何研究国际新闻”、竺可桢的“气象与人生极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顾颉刚的“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邵元冲的“中华民国开国史”、苏步青的“研究数学的基本工作”、丰子恺的“图画与人生”、翁文灏的“科学与现代文化”等等。不仅如此,还制定了“教育部教育播音讲师注意事项”共18条,内容包括讲题讲稿要求、播音时间、酬金标准与发放,特别提到了“播讲之语句,以深入浅出,富有情趣为主”、“播音语调请勿过平过直,以能分出抑扬顿挫,轻重疾徐并可表达情感者为佳”等。[12]

1936年12月,政府还派代表出席有30个国家参加的,美国“第一届全国教育播音会议”,并在《播音教育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37年4月),发表了有关会议报告,翻译美国教育局局长、联邦播音教育委员会主席司徒克 (J.W.Studebark)在会上所作的“美国之播音教育”的长篇演讲。此外,还出版了国际联盟世界文化合作院编、曾觉之译的《无线电广播的文化教育作用》(中华书局,1936年7月),介绍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无线电和文学、历史、政治与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关于广播教育方面的研究。

2.宣传节目

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凌辱,有识之士也指出民众一盘散沙的问题,为此,政党在极力宣扬主义、思想、信仰,试图凝聚民众的意志,产生强大的力量来救国强民,而广播的迅速普及的传播力,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国民党及广播界元老陈果夫在《中央广播电台创办经过》一文中提到:“中央为阐扬党义,宣传政令,及促进文化,传递消息起见”于1928年秋开始创办广播,并认为广播在“理论之阐扬,时事之报告,使国际间明了我国之真情,俾正谊得伸于世界,尤非任何宣传工具所可比拟。”[13]

在中国,首家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于1923年1月23日开播,而三天后的26日,就播出了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他表示:“余之宣言,亦被宣传。余尤欣慰。余切望中国人人能读或听余之宣言。今得广为传布,被置有无线电话接受器之数百人所听闻,且远达天津及香港。诚可惊可喜之事。吾人以统一中国为职志者,极欢迎如无线电话之大进步。此物不但可于言语上使全中国与全世界密切联络,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益加团结也。”[14]孙中山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致力于统一中国为历史使命,时代的契机使其事业与广播结下不解之缘。

民国时期中国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在战争环境中,地域的控制与军事斗争异常激烈,广播的时空超越的能力,使其在宣传战中尽显风流,广播被视为是陆海空武装力量之外的“第四战线”。1942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无线电宣传战》,认为广播是“战时机构中不可缺少的部门”,而广播宣传可分三个方面:“第一、在国内激励兵士和人民精诚团结和勇于牺牲;第二、对中立国家播送言简意赅的短评,专题讲演和新闻报道;第三、对敌人的前后方则大量放送许多驳斥性的谈话和事实证据以达到消沉士气,摧毁斗志的目的。”[15]抗战时期中国的广播出色地完成了宣传任务。

3.新闻节目

考察新闻传播史,在广播出现之前,它经历了“口头新闻”、“手抄新闻”、“印刷新闻”,这种媒介时代的变迁的价值核心是使新闻传播得更快、更广、更好。所以,广播一出现,较之手抄及印刷媒体,其传播的时空超越能力,使得世界各国都顺理成章地将广播纳入大众传播媒介体系,而新闻传播是其中的突出“亮点”。

胡道静在分析新闻传播演变时认为(1946年):“新闻事业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的结合体,可是它的最基本的结构,或者说是它的最基本的服务是什么呢?那就是:(一)搜集;(二)放送”。搜集消息靠眼睛和耳朵,传送靠嘴巴和脚,可是人类的天赋的器官的能力总是有限制的,而人类传播的愿望是无止境的,于是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大喇叭”、“风火轮”的幻想和追求。“所以人类不断地有‘发明和‘进步。一切的发明跟进展,实际上无非是扩张他们的天赋器官的能力。”“新闻是要新鲜的。……职业新闻工作者,日夜在想用什么方法可以迅速地获得新闻,又迅速地把新闻传达出来;不但传达得‘快,而且要传达得‘远,传达得‘广。嘴巴和双脚的本能限制了效率,于是一待‘复述和‘交通的工具有了任何的新发明,足以扩张口与足之效能者,立即会影响到新闻事业而使报坛发生一种革命运动。”[3]1,2

广播开办之初多为公司,以做收报机的推销,同时也为报馆所关注。根据曹仲渊《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1924年),提到:申报用上海土音“报告新闻及行市,晚间并演唱各种音乐,以飨当地居民。其结果之佳,虽以大连离沪二千余里之远亦能收听。”此外,大晚报用英语报告汇兑及市场消息,而在上海的巴黎饭店也用英语报告新闻。[2]

“无线电广播新闻,不仅是它本身传递得迅速,并且免除了印刷与发行的手续,所以广播新闻员把新鲜的消息传达到备有收音机者的耳朵里,再也不是任何高速度的印刷新闻堪与赛跑了。因此,现在的报纸里,很多的消息,是引用广播新闻的。”[3]5

尤其是在国家处在战乱和多事时期,广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家书抵万金”般的信息联系渠道,维持社会的运转和人们的生活。所以,尽管广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而听众往往凭借其新闻内容来选择和评价电台,新闻报道都是各家电台精心打造的重点,有资料统计表明:中央台每日播音19小时25分,其中新闻节目占24%,国际台每日播音6小时35分,其中新闻节目占43%。参见行政院新闻局.广播事业[M].南京,1947. 附表八:“现有各台每日播音时间节目成分及语言种类统计表”。

4.娱乐节目

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和以听觉艺术为特色的音乐、曲艺、地方戏等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广播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渠道。广播娱乐节目满足了人们的消遣和调剂的需要,构成了电台节目内容的重要方面。民营电台尤其是商办电台“其机械设备,多半因陋就简,节目偏重于娱乐方面,彼等大半赖广播收入,以资维持”。[7]

俞子夷在“谈广播节目”(1934年)一文中就娱乐节目太多,学术与教育节目太少作了研究。作者以上海28家电台节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设定“数目是指档数,每档约三刻或一点钟,每星期五次或六次者作一档算,不过二三者作半档论。”统计结果:“弹词90、评话17、开篇7、歌唱19、其他娱乐10、讲演问答12、儿童节目1。5、申曲26、苏州文书9、四明文书7、播音剧、话剧等9、教国语、英语等13、其他教授6。5、苏滩7、宣卷5、南方歌剧陶情4、故事7。5、新闻6、娱乐的共217。5、非娱乐的共39”。作者还将总档数与28家分解,“非娱乐的,每家平均不过1。3档罢了。娱乐的每家平均有7。75档。每日每家平均播送七八时的娱乐,娱乐的机会真多。娱乐中弹词占第一,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可以说是大众最欢迎的了。”据此比例推算非娱乐类的节目只是娱乐节目的1/6,对此作者进一步分析:“播送娱乐节目本来无可非议,因为无线电原来是公余休闲用的,一定要勉强人家在休闲时收听严正的演讲,或者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寓教育于休闲娱乐,本来是民众教育的妙法,借播送娱乐而施民众教育,的确是将来值得研究的问题。就上海而论,电台要靠商店广告来维持,当然不能拿民众教育作唯一的目标。我们唯一的希望,在文艺家艺术家多创作写新作品,如新弹词、新评话等等,把封建思想渐渐淘汰,因此使大众的趣味换换方向。”[16]

文中作者对当时上海广播节目内容状况的客观描述,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认识功能,而作者的研究方法,以及对问题的把握和分析等,也非常具有学术意义。

三、 对广播管理的认识

行政院新闻局在《广播事业》(1947年)提到:“各国对于广播事业的态度不同,因此对于广播事业的管理也各不相同。有的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有的由国家统筹办理,也有把广播看作政府的一个机构,而采取完全统制态度的。我国的情形,最初对于广播事业原没有多大限制。”后因各地电台从起,导致呼号、周率和节目等问题多多,便出台一些法规、设立机构来进行协调管理。[17]38

广播初期,当时交通部主管交通联络,辖设有电政司负责掌管有线电报和无线电电报的电政事宜,所以,在这一架构下,民国时期的无线电广播业的管理由交通部负责。1924年,交通部公布了《装用广播无线电接受机暂行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无线电广播的法令。1928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设立了无线电管理处,公布《广播无线电台条例》,建设委员会是从无线电器材生产的角度介入其管理,与交通部的管理存在重叠,引发争议,后明确规定,从1929年8月起无线电事业归交通部管理。1936年2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该会有中广处,宣传部、交通部、教育部、内政部等有关部门组成,以监督并指导广播事业之发展。

广播电台的体制有国营、公营和民营(或私营)等三种,它们在民国时期都有过存在。1946年,国民政府交通部在《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中,对其有所界定,“凡中华民国政府机关所办广播电台除交通部所办者系国营电台外其余均称为公营广播电台”、“凡中华民国公民或正式立案完全华人组织设置之公司厂商学校团体所设广播电台均称为民营广播电台”。[18]不同电台的节目内容有不同的要求和规定,1936年12月,交通部就有指导性的认识和规定:“关于教育演讲及新闻报告方面,公营广播电台应占多数,民营广播电台亦不得少于20%,但以转播中央广播事业处所属各电台之节目为限,其娱乐及广告节目至多不得超过80%。”[19]

民国时期在广播管理方面还提出过公司化改革的重大事宜。当时无线电环境相对开放,尤其是有诸多的民营电台的存在,收听市场竞争不可避免,所以,在保障政治宣传的前提下,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面临着必须讲求经营之道的选择,来改变党营电台的困境,提出“仿效欧美先进,广播应该企业化。”1943年,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在拟订战后发展广播事业的方案时,提出以管理处所辖电台为基础,成立中国广播公司,实行企业化经营。1946年12月20日公布“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其内容有总则、业务、资本及股份、股东会、组织、决算及盈余分配和附则等,共8章27条。其中第2章“业务”规定,公司业务种类如下(一)播音;(二)广播机、收音机、扩音机之敷设;(三)播音器材配件成品及唱片产销或代理推销;(四)播送新闻性之电视;(五)播送商业性之广告。同时成立了根据《公司法》成立了董事会和组成监察人员。[20]广播机构的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的确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有利于改变以往体制中的衙门作风,使广播在作好宣传报道的同时面对市场能够自我发展,符合现代媒介发展趋势。

四、民国时期广播研究的特点

1. 广播研究的性质,以应用为主

广播研究具有应用强的特点,它与和具体对象和实体机构联系紧密,对其认知更多的是从具体问题和操作出发。当时就认识到:“广播为一新兴事业,无成例可援,即在各国,也都以经验换取知识。”[17]68这既是广播自身特点决定的,也为以后的广播(包括电视)研究打下了底色,形成了其研究的风格和传统。

这种研究不仅表现在与广播传播的业务互动,还与广播设备、器材制造互动。当年美国人奥斯邦(Osborn)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每日于一定时间递送音乐,并出售收音机,上海居民耳目为之一新。声气所届,宁、杭、甬各地亦有购去私装者。”[2]所以,在广播研究中也将与无线电广播相关的商号、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中国早期的广播机构尤其是民营电台多为无线电器材商行、公司所开办,如新孚洋行、开洛公司等,通过办广播来促销、拓展其经营的业务,这种互动对于今天的广播传播也不无启示。

2.研究主体人员专业化程度高

比较报章而言,广播传播的技术含量较高,这一状况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研究者少而精的特点,象“中国无线电俱乐部”、“上海无线电话艺术会”等组织,人数仅为一二十人,但有海外博士添列其间。如广播专家曹仲渊(1892—1972)1916年毕业于南京海军雷电学校无线电专科,曾留学英国、德国攻读无线电工程专业,著有《马可尼传》、《无线电发明及发展史》;吴道一(1893—2003),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1928年参与筹建“中央广播电台”,后任该台主任、台长,1936年起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曾多次出国考察欧美广播事业和参加国际广播会议,著有《我国之广播事业》、《八年来的中央广播电台》等;吴保丰(1899—1963)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192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电机硕士,著有《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等。

与研究者专业化程度高,有留学经历相联系的是与外界的联系密切,国外无线电方面的专家也来到中国。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12月,无线电之父、1909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马可尼来华先后访问了北平、南京和上海。期间到中央广播电台参观讲演,在交大容闳堂,马可尼出席了由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主持了沪上十四学术团体茶话欢迎会,并为交大电台树基。《申报》于1933年12月9日第41期“无线电”周刊专门编发一期“欢迎马可尼专号”,希望“吾国民众得共瞻发明家的风采,提高研究无线电兴趣,籍以促进中国无线电事业的进步。”[21]

3.广播研究涉及面广,体系有待建立

这一时期有关广播研究的专著有资料统计大约十本左右,[22]主要是侧重在无线电技术的常识普及。有关广播的研究文章内容较丰富,广播专业期刊如《中国无线电》(苏祖国主编,亚美无线电公司编印,1933年创刊)《播音二周刊》(上海市公用局广播无线电管理处印行,1936年创刊)《播音教育月刊》(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等。特别是《广播周报》(由国民党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及中央广播电台创办、主办的广播专业期刊,从1934年9月至1948年12月,前后刊行14年,共312期。)的出版,为广播研究提供了一个专业平台。该刊第188期编后(封二)提出:“今后本刊以介绍世界广播理论、广播动态为主要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供给从事国内广播事业者之参与。”发表了诸多研究性的文章,如陈立夫的“广播与教育”(第190期)、海涛的“提倡广播批判与提高广播文化”(第191期)、潘公展的“广播与文化”(第192期)、播音教育、传播知识。赵炳良翻译“广播的政治作用”(第188期)、徐学铠翻译“播音节目之建立”( 第188、189、190期)、“播音讲话的形式问题”(第193期)等,在此基础上,于1947年,徐学铠编译出版了《广播常识》、等等。

对广播的认知和研究受制于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和国民的影响程度。总体上,民国时期(1920—1949)对广播的认知已达到和世界基本同步,有关广播研究的面已铺开,但在学理的探索和体系的建构上,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对今天的广播电视学科建设不无启示。而诸如当今热门的广播电视公司化、产业化、说新闻、讲坛类节目等领域的研究,当年都有过探讨,为此,研究者应树立起相关学术研究的历史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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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俞子夷.谈广播节目[J].中国无线电,1934,2(9).

[17] 行政院新闻局.广播事业[M].南京, 1947:38.

[18] 交通部电信总局.电信法令汇编:上册第二类[C]∥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183.

[19] 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1936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二0(21),案卷号496.

[20] 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1946年),(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二0(2),案卷号2079.

[21] 欢迎马克尼来华[N].申报,19331209.

[22] 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化科学艺术卷)[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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