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因素分析

2009-05-25 09:01崔良波
教师·下 2009年4期
关键词:股权结构公司治理董事会

崔良波

摘要:目前我国的大多数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结构还存在很多缺陷。董事会是影响公司治理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我国目前的股份制公司中,董事会结构存在重大缺陷,往往会出现控股股东“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而导致董事会空壳化的现象。本文从股权制视角提出四项对策,以提高董事会组成质量和运行效率:一是成立小股东协会或联盟;二是完善现有独立董事制度;三是实施职工持股制度;四是建立完善董事绩效评价制度。

关键词:公司治理;董事会;股权结构;对策

一、我国公司治理的现状

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企业中股东利益至上;日本强调的是企业长期发展;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则主张社会各方利益兼顾。而我国现阶段是处于转型期和快速发展期,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片面套用任何一种模式。

我国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具有三个特点:股权过于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股和法人股非流通性。基于此,我国采用的是平行式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即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承担着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对公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的职责,从而确定了公司权利的法定分配原则。董事会仅对股东大会负责,而无需对监事会负责;相应地,监事会无决策权而只有监督权。在目前的公司实际运作中,监事会往往形同虚设。

很多学者对我国公司治理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提出了建议。如刘云鹏认为,必须把公司治理结构的合理化与政府职能界定、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国企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与完善要素市场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通盘考虑。而银温泉认为,改变现有的公司控制权过分集中的股权结构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缩小国有股存量,同时使国有股进入股票市场流通;二是进一步分散股权,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另外,发展企业间交叉持股也是解决股权过度集中的一条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只有独立的董事才可能是一个严格的监督者。因此董事会通常依赖外部董事来监督管理层。除了对所代表的股东负责是他们的直接责任外,外部董事执行监督的动力是什么呢?从我国的董事会来看,将近一半的董事不在上市公司领取报酬,董事的平均持股量也较低,因此薪酬对他们的激励作用不大;而对外部董事中的独立董事来说,声誉激励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他们在董事会中表现出的独立和客观将极大地提升他们的专家信誉。如果董事会形成了内部人控制,董事会就失去了其治理意义。董事要么站在了经理人一方,要么反受经理人的制约,无法代表股东的利益。因此董事会的独立性对确保董事会有效地执行其使命和职责是至关重要的。

二、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分析

董事会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上述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现状与董事会的结构及其作用有着极大关系。

由于我国的大多数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结构还存在很多缺陷。但是,通过比较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人员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结构在不断改善,逐步趋于合理化和规范化。董事会规模主要分布在7~11人这一区间,而且董事会规模呈现出减小的趋势。另外,外部董事的比例在逐年增加:1997年我国只有一半左右的上市公司有外部董事;1999年,大多数公司都引入了外部董事,外部董事的平均比例为68%,超过了2/3,其中竞争性行业的比例较高,接近80%;2001年,非执行董事占董事人数的71.2%,董事会的独立性在形式上得到保证。

独立董事制度有利于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效益性,加强公司的竞争力,维护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在人员和作用机制上都还存在实质上的不足。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中只有34.19%的公司聘请了独立董事,之后证监会在《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在2003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1/3的独立董事。于是在证监会的要求下很多公司在2002年增设了两位独立董事,但很难说这不是一种形式上的需要,而实质上的改革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我国独立董事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他们尽管具有独立的身份,却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做到决策的独立;其次是目前上市公司虽然按要求设立了独立董事,但对其重视程度并不高,独立董事的实际影响力也还有限。很多专家学者兼任了四五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却不能按时出席董事会,履行其职责,致使独立董事机制流于形式;再者,我国独立董事的责、权、利失衡,导致激励不足,却要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这使独立董事在行使职责时难免有后顾之忧。

从董事会的领导权结构来看,1997年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的比例为28.57%,2000年我国上市公司中10.5%(114家)两权完全分离,73%(790家)两职部分分离,即总经理担任副董事长或董事的职务,17%(184家)两权完全合一。2002年,两职兼任的公司比例下降为14%,并且公司控股股权比率和资产规模越大的公司,两职兼任比率越小。两职分离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显著好于两职兼任的上市公司。我国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的变化趋势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有所好转。

从以上的数据和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董事会结构还有很多有待健全的地方。一是我国董事会的独立性虽有所改善,但还在很大程度上未脱离控股股东和内部经理层的控制和操纵。董事会成员在股东单位兼职比率较高,大股东对董事会的渗透和内部董事掌握控制权等都反映了独立性是目前我国董事会建设的一个瓶颈。二是有91.37%的上市公司董事会还没有建立明确分工的专门委员会,即使是已经建立了专门委员会的公司,在专门委员会的设置和运作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尚未发挥应有的功效。三是董事会成员的专业结构不合理,有的是学历偏低,有的是缺乏专业知识经验,影响了董事会战略领导职能的发挥。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较高,并且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国有法人股东手中,股权结构的不合理使董事会被大股东所主导。据统计,39.21%的国有股比率占有57.73%的董事席位,而与35.95%的流通股所对应的董事席位却只有1.97%。另有调查反映,在平均人数为8.3人的董事会中,股东单位选派的人数平均为6.68人,占董事会总人数的80.7%。其中来自第一大股东的董事人数平均为4.41人,第二大股东平均为1.08人,第三大股东平均为0.51人,他们分别占董事会总人数的53.13%、13%、6.14%。由此看来,控股股东对董事会具有绝对控制权。从董事的选举情况来看,目前国有公司基本上没有在董事会中设立提名委员会,一般都由大股东提出候选人,在国有控股公司往往是政府主管部门提出董事候选人,使董事无法真正独立于控股股东。董事会受控股股东的控制程度过高将不利于董事会职能的发挥,也不利于保护其他股东和相关利益者的利益。

内部人控制导致董事会空壳化的现象在我国的股份制公司中一直都很突出,总经理控制董事会的现象在两职合一的公司中最为明显。董事会空壳化主要表现在:①董事会会议形式化,经理提案的通过率很高,董事会只不过是对经理人员提出的方案从形式上予以确认;②公司重大问题的决定权实际上掌握在总经理手中;③在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问题上,实际上最具有决定权的也是现任总经理;④经理人对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加剧了内部人对董事会的控制;⑤由于经理人控制董事会,董事的薪酬等切身利益与经理人密切相关。虽然内部人控制现象在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但随着公司化的进程和对董事会的改革,董事会将最终以一种真正独立的身份发挥其对内部经理人的监督职责。

董事会治理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选择和更换总经理。在1135家上市公司中,2007年度内变更总经理的公司家数为330家,所占比率为29.07%,业绩越差的公司的总经理变更率越高,这反映出董事会治理的职能在逐步加强。

三、董事会运行机制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我国的《公司法》中对董事会的运行规则缺乏明确、严密的规定,使得大多数董事会要么流于形式,要么权力过于集中,出现了大量无序运作的现象。如许多公司尤其是国家参股或控股的公司中,做实际工作的专职董事太少,而对公司事务不闻不问的“名誉董事”太多;实行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公司太少,而搞独断专行、以个人意志运作的公司太多;决策失误后,董事长、董事个人承担责任的太少,公司股东承担责任的太多。

上面这些不健全的董事会运行机制,使公司管理层的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具有太大的短期性和随意性,而这样的公司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是根本无法长期立足并得到稳定发展的。所以加快对董事会组成、质量和运行效率的提高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从股权制视角来看,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1)成立小股东协会或联盟,限制控股股东滥用权力。要在法律上要赋予小股东联盟以合法的地位,同时还要明确小股东联盟的职责和权限。

(2)完善现有独立董事制度。可以设立独立董事基金,保证独立董事独立性;同时要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独立董事人才队伍和人才库。

(3)实施职工持股制度。通过职工持股可以有效利用企业职工这个有效的组织资源来对管理层进行制约。特别是长期在公司工作的职工,他们对公司的忠诚感和归属感将是公司发展的基础。

(4)建立完善董事绩效评价制度。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有79.81%尚未建立对董事的绩效评价制度,有83.65%的公司董事会尚未建立董事的行为规范,很少有公司因为董事的表现不佳而解聘董事的。

2003年,李维安教授等研究、拟定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对董事的权利义务、董事会的运行状态、董事会的构成及独立董事制度等制定了相应的评价指标。随着我国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在实践中应用,相信我国的董事会及公司治理现状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参考文献:

[1] 李维安,等.公司治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2] 吴淑琨,席酋民.公司治理与中国国企改革.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17-165.

[3] 郑红亮.公司治理理论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研究,1998(10):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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