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南现当代乡土写实小说

摘 要：本文所论述范围限于1919—1984年，因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乡土文学创作始于五四时期，而1985年以后的乡土文学又具有了新质。湖南现当代乡土写实小说与同期的中国乡土小说同中有异，文章从主题、人物、叙述视角入手分析其特点并作客观评价。

关键词：乡土写实 社会政治 人物形象 叙述视角 客观评价

关于“乡土文学”，周作人、王伯祥、鲁迅、茅盾等人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就其理论主张而言，对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茅盾。在1936年的《关于乡土文学》中，茅盾把世界观与人生观提升到地方色彩之上，认为“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茅盾对于乡土文学的这一经典性的概括，不但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而且直到80年代初还基本上作为一条准则在推行。从1919年到1984年中国乡土小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即以乡土小说的形式表现时代或社会的主题。

一

湖南现当代出现了一大批“为人生”的乡土写实小说，这类小说在内容上始终没有离开社会政治性的主题，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如彭家煌的《喜期》、《怂恿》、《陈四爹的牛》等作品，作者借助色彩斑斓的社会风俗画，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到北伐战争时期农村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农村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之下形成的闭塞、落后与破败以及农民的悲惨处境。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左翼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阶级意识。如叶紫的小说，已经感受不到20年代乡土小说的哀伤忧郁的情调，而是慷慨激昂的新声。他以战斗的呐喊、革命的激情表现现实社会的不平，宣泄自己的痛苦、悲愤与希望，铺就一条以反抗求生存的农民翻身解放的道路。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40年代以至当代文学指定了一个方向，从理论上确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当然也为此后乡土文学的发展作了理论指导。至此，中国乡土小说出现了新的里程碑，具有了新的气象，新的人物，新的主题，新的格局。此时作家们关注的是焕发着青春的乡土，是农民获得政治、经济翻身后的兴奋乐观情绪。这种创作一直延伸到“文革”前，最具代表性的是周立波的小说创作。在《山乡巨变》、《山那面人家》、《禾场上》等作品中，周立波尽情展现农村社会、农村生活、农民精神的巨变，同时借自然风俗之美讴歌社会主义的人情、人性之美，唱出了一曲甜美的社会主义田园牧歌。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乡土流淌着眼泪，回荡着叹息，充满着悲歌，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作家们深情地关注着灾难后复苏的乡土，借自然山水、风俗民情演示政治风云变幻。此一时期，湖南小说界得风气之先，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乡土写实小说家，如古华、叶蔚林、孙健忠、蔡测海等。他们心系黎民，胸怀天下，积极投身批判和反思的行列，结果佳作迭出，频频在全国小说评选中获奖，“湘军”也从此得名。由此可见，20世纪湖南乡土小说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对政治文化的共同强调。

湖南现当代乡土写实小说家在小说创作中非常注重理想人物——社会人、政治人的塑造。笔者在这里用“社会人、政治人”来概括湖南乡土写实小说的人物形象，是因为他们主要以社会、政治为指归。他们往往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层面去表现人物，所注重的是人的阶级地位、政治态度、道德观念等社会属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政治环境中，社会人、政治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此时期人物形象的社会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反抗和斗争是叶紫小说创作的第一要义，这种反抗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正如李健吾所说，叶紫爱的是“某类的人”。“说实话，只有一类人为叶紫活着，他活着也就是为了他们，那被压迫者，那哀哀无告的农夫，那苦苦在人间挣扎的工作者。” [1]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农村旧貌换新颜，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义利关系成为此期乡土小说评价人物的非常重要的标准。此期的作家也主要依据农民对待义利的态度来刻画人物。经过十年的灾难，批判和反思历史、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湖南新时期乡土小说家应和时代新声，积极入世，塑造了一系列忧国忧民、多情重义、矢志于道的人物形象。这种理想型社会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强烈恒久的忧患意识；坚韧顽强的人生品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在小说的叙事视角方面，湖南乡土写实作家基本上选用传统的全知叙事。叶紫与其笔下的农民一起出生入死，甘苦与共，这使他爱得深沉，也恨得强烈，因此，叶紫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作冷静客观的叙述或描写，而多采用宣泄、控诉的全知叙事来结构故事，有时甚至“作者简直像欲亲自跳到作品里去和人家打架似的”[2]P542。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采用话本与章回小说的传统叙事方式，以诗意的笔调向世人讲述发生在湖南山乡的动人故事；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以李冬平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讲述发生在自然河流与社会河流上的故事；韩少功的《月兰》、《西望茅草地》让“我”讲述自己所在知青点的人生悲欢与时代荒诞，《飞过蓝天》以第三人称讲述发生在鸽子“晶晶”与知青“麻雀”之间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有时整块整块地进行叙述，充分发挥着叙述的巨大功能。在湖南现当代乡土写实小说中，叙述人称无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作者与叙述者基本上是重合的。作者（叙述者）在整个叙事过程中扮演着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角色。湖南乡土写实小说的这种叙事特点与作家注重政治功利性，讲究文学经世致用有着直接关系。它“受制于湖南小说家要求文学发生立竿见影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功利目的”，也“受制于作家们基于直面现实的社会责任心与时代义务感而产生的一种急切参与现实的心理”。[3] P11

二

由湖南现当代乡土小说所表现的主题、塑造的人物以及所采用的叙述视角可以看出，湖南乡土小说家具有极明确的文学功利观，这种特点明显受20世纪中国文学大环境的影响。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也与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学观念密不可分。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时代中心环节是社会政治问题，这个特点从近代、现代一直延续到当代。尤其是对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文学的兴奋点一直是政治。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与民族的命运、与民族的解放保持着天然的血肉联系。

其次，湖南作家受近世以来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的影响。有关湖湘文化的论述可谓仁者见仁，说法不一，其中田中阳先生的概括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表现为一种人生价值取向，具体地说，就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并认为“这是承传至今的以儒家为正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特质”[3] P204。这种文化精神融入文学创作则形成一种直面政治、经世致用的文学。

对于湖南现当代乡土写实小说的这种注重政治的文学创作，我们应一分为二地进行客观评价。首先，我们应当承认这种写实小说具有非常积极的一面，它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它反映了时代精神，发挥着文学干预生活的功能。这种文学创作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进取精神与参与意识，使我们的文学始终与人民大众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也正是湖南乡土写实小说的优点。

其次，站在21世纪的角度来看，湖南现当代乡土写实小说又存在一些不足，因为它过分强调政治功能而使文学背上沉重的历史责任，从而失去其相对独立性。它往往注重从政治、经济等社会学角度去观察生活，侧重于表现社会表层的变革，追求切近眼前的功利目的。虽是“为人生”的文学，却并未关注人的文化生存状态或对人生作终极关怀，进而概括人类、人性的永恒性主题，而只是直接指向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中国人的现实处境，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抽象的政治激情冲淡了人物的心理内容，使人物真实的心理内容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同时湖南现当代乡土写实小说的叙事视角较为单一，叙事语态过于单调从而影响了文学的审美效果，这些特点又反映出湖南乡土写实小说的局限。

当然，这种局限在1985年以后的乡土文学创作中有了很大的改观，乡土小说在观念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韩少功就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之一，他的“湘西系列”小说以及叶蔚林的《五个女子与一条绳子》等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作品。虽然他们的创作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已突破传统乡土文学的“社会——政治”批判的社会学阶段，而转向“文化——心理”批判的文化学阶段以及“人本——文本”建构的审美学阶段，不再局限于仅从社会学角度去把握生活，而是从政治学、文化学、人类文化学、人本哲学等多个角度去把握生活，更加注重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命运，肯定人的价值，关切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并最终提高与实现人的主体性，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当代意识、哲学意识与审美意识。

（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湖南现当代乡土小说研究”，项目编号：0806033B）

注释：

[1]李健吾：《叶紫的小说》，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2]叶紫：《叶紫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

（王玉林 湖南邵阳学院科技处 42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