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学途径的翻译研究

〇翻译研究

编者按：作为语言间性视域中的翻译学，当今既须要继续实证考察，又迫切须要在研究维度、方法以及思想性上实现突破。本期刊发5篇文章，包括理论建构（张从益，余国良、文炳）和诗歌翻译（李玉良、魏瑾、肖曼琼）两个论题。

提 要：和合学途径的翻译研究从建构基于冲突与融合的和合学分析框架入手，实现和合学思维与翻译学理念的有效结合，致力于从翻译学、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关注不同学科视角的“关联互动”，努力探寻译学研究综观与整合的途径，从而构成翻译和合系统的有机整体。

关键词：翻译研究；和合学途径；翻译和合系统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9)03-0094-3

A Harmon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Zhang Cong-yi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Changsha 411104, China)

A harmon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harmonology, aiming at an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harmonological thoughts and translation idea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nslatology, linguistics, culturology, anthropology, ecology and sociology. The approach concern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the correlative and interactive playgrounds of the discussed disciplines, searching for a comprehensive and conformable approach for the sake of constructing an organic whole of harmonological translation system.

Key words：translation study; harmonological approach; harmonological translation system

1 和合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内涵

和合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可以理解为和合学视角的翻译研究。这种研究至少涉及到“和合学”(Harmonology) 和“翻译学”（Translatology），因此它既是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又是科学与哲学的统一，人与自然、社会之间达到平衡和谐的研究。

和合学是由张立文先生开创的哲学理论形态。“和合”被定义为“是把自然、社会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张立文1998)。

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规律和艺术的学科。作为翻译学的一部分，翻译理论是对翻译实质、原理、过程、方法、标准等一系列翻译知识的理性认识和高度抽象。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翻译学术界开始纷纷借鉴和运用社会学的各种理论范畴，来分析影响翻译的生产、传播、消费和接受的各种社会制约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各种翻译现象及其社会机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为翻译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理论思维和视野。

在上述生态学与翻译学、社会学与翻译学，特别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一条整合性的翻译研究途径，期望在和合学理论框架下实现和合学思维与翻译学理念的有效结合。这种结合性研究的思路包括把和合学原理看成翻译研究途径主体追逐的一种稳定性偏好，或在主体代际博弈中结合和合学理念与翻译学思想，或探讨一种跨代性翻译研究途径的一般方法，再或者从和合因素与非和合因素两者的结合上来理解翻译研究的途径问题。

2 和合系统与翻译系统的类似性

2.1 和合自然生态系统与翻译系统的类似性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和谐与自然是相通的。自然即和谐，和谐即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西方自然法意义上的作为超验存在的自然（Nature），也不是与人文世界相对立的自然世界，而是自生自发、自然而然的自然（spontaneity），它被看作宇宙本根。这种意义上的自然和谐是本有的、普遍的、当下的，无须人们立于人文世界而向外“寻求”。因为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及万物之理，皆归于一。

和谐既为体，也为用，以上是从本体意。从应用的意义上讲，翻译与自然和谐不仅相符，而且类似。乔治•斯坦纳早在1975年就将翻译理论分成“普适理论”和“局部理论”两大类，并认为这种分法类似于人类的两种基本的处理方式，“即整体环境适用与局部环境适用问题”（胡庚申 2008: 11-13）。罗松纳•沃伦1989年提出，翻译“是一种认知和生存模式。当把文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像把植物或动物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必须像个人或民族的‘适用和成长那样，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Warren 1989: 6）。在国内，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和论述尚不多，但近年来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和论述也不断有人借用“翻译生态”的术语来谈论翻译质量、翻译理论以及翻译行业发展问题。在此之前，有学者提出了《人类文化演变九大律》，其中的第一规律即“生态环境横向决定律”（胡庚申 2008: 12）。与此同时，具有生态翻译学性质的应用研究课题陆续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里展开。

国内外持续的理论与应用研究，逐步产生的“翻译适用选择论”，以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为主旨要义，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与“适中尚和”的经典智慧等为基本原理，将和合生态系统与翻译系统的类似性推向了不可回避的高度和层次。

从融突论出发，对自然生态系统与翻译系统做对比，我们就会发现，自然生态中蛇吃青蛙、青蛙吃蚱蜢，四季交替，温寒相依的和合环境就有如权力与话语的环境。

权利是一种能力，一种借助权力控制和影响来获取财富、知识、地位的能力。翻译过程中，权力从未缺席，而且身居显位(朱湘军 2008)。 早在两千多年前，西赛罗在罗马征服希腊后不久，就曾扬言，翻译要“惟我独尊”。在军事征服希腊之后，罗马向其文化霸权挑战，“通过竞胜争优、展现自我来取代希腊文化，从而确定自身的霸权地位”。尼采叹之为“翻译即征服”。17、18世纪，欧洲大陆沦为法国人的天下，政治、军事、科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以法国为首是瞻。在法语翻译中，对原文处理都要依照法语的语法、词汇和语义规则和习惯，而且要符合法国文学当势的分类形式和美学模式。德国人似乎倾向在翻译中尊重异域语言文化特征，但随着德国民族中心主义的抬头，这种倾向很快走向另一极端。施莱格尔坦言，“现在我们不动干戈洗劫了外国，从那里掠得诗歌无数，满载而归”。在现、当代，翻译仍然是不同语言的话语力量的博弈，是原语与目的语挣夺话语权的斗争。

2.2 和合社会系统与翻译系统的类似性

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和希望，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都是和而不同地向前发展。和合学是从中华民族文化中凝练出来的当代哲学理论，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启示。中国传统哲学肯定多样性，强调在多样性基础上的辩证与协调，强调在多样性基础上的和谐与最优。和合是比稳定更高的状态，积极化解冲突而不是掩盖冲突，更不是崇尚冲突。

和合社会概念之于翻译，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也无论人们是有意，还是无意，译学界学者们都遵循着社会和合系统的客观规律，在发现社会系统与翻译系统的融合与冲突这一类似性的基础上，将其类似性研究成果推向了译学界共同关注的前沿理论。

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翻译学术界开始纷纷借鉴和运用社会学的各种理论范畴，例如，2007年11月，著名的约翰•本雅明出版公司在西方正式推出由Michaela Wolf及其同事Alexandra Fukari担任主编的《建构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一书。该书第一部分主要是围绕关于译者在新兴翻译社会学中的地位的争论而展开。这一部分收录了格拉兹大学翻译系Erich Prunc教授和伦敦大学学院（UCL）的Theo Hermans教授的两篇论文。Prunc教授关注译者在社会历史中经历过的角色变换与地位差异，主张把翻译视为一种社会活动，这样有利于识别其中的权力协商过程，呼吁建构翻译的职业场域。Theo Hermans教授则将译者放逐出去，聚焦文本，从互文性的视角对“对等”这一传统概念予以批判，主张把翻译视为一种社会系统，并深入探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在翻译研究的应用，如autopoiesis, 这一概念为“自我复制”，“自我再生”，来自希腊语，是卢曼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一种关于自我指涉系统的术语，最早产生于生物学之中。卢曼将其应用到社会学领域，意指每一个自足的系统能够在内部将各组成要素统合起来，通过各要素的互动来不停地自我复制，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同时，它也能通过本身的认知系统的开放性与外部环境发生互动，从而进行不停息的自我复制。在西方翻译界，Theo Hermans 教授首先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的一些概念，如autopoiesis (自我复制)、self-refernce（自我指涉）等社会学概念应用到翻译研究上，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基于Theo Hermans 教授的观点，对社会系统与翻译系统做些对比，我们也就不难发现，“自我复制”或“自我指涉”的概念有如话语与翻译的概念。翻译作为语言间知识、文化交流传播的方式和手段，本身也是一种话语。隐藏在话语之中的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翻译主体会凭借其对不同语言的了解，通过为他人交流提供便利而获取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等的能力，这就是权力。翻译话语包括各种翻译理论、术语、技巧和文本等等，它不单纯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亦是包括翻译主体在内的言语活动。这种源于语言，又超越语言本身的语言实践，被置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语境之中。

观一斑而见全豹，翻译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类似性一目了然，即在“自我复制”或“自我指涉”的过程中冲突与融合，其最终的翻译文本是经冲突与融合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和合体。

3 和合系统与翻译系统的同构性

和合学建构了天、地、人三个世界。“地”的世界就是和合生存世界；第二个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也就是和合意义世界；第三个世界是“天”的世界，也就是和合可能世界。和合学这三个世界的要义之于翻译学，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地”的世界可指涉和合生态翻译环境，“人”的世界可喻指和合社会翻译环境，“天”的世界则指和合地球村翻译环境。“和合学”这三个世界的建构，就是人类达到和谐、和合的一个终极目标。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过程蕴涵着冲突与融合，即关于融合与冲突关系的理论。

首先，翻译作为复述、诠释和评论的一种形式，可以超越原文本而获得新生命。但就像评论一样，翻译也必须以原文本为条件，原文本本身就在实施一种控制，不容许你目中无“本”，恣意妄为。但原文本中许多未被表述的地方，为翻译提供了想象空间。跨文化传播中的编辑翻译更是如此。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和翻译都可能因为主体不同而变化。什么须要译给读者，如何翻译，这些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影响又为翻译提供了控制话语权力的空间。就是这些空间成了各方话语权力争斗的战场，成了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博弈的沙场。在这一争斗与博弈的过程中，译者悄然沦为权力的玩偶。在貌似忠实对等的翻译背后，是或大或小的话语权利的影子。也就是说，翻译不是遵从与臣服，但也不是藐视与背叛。如前所述，翻译作为语言间知识、文化交流传播的方式和手段，它不单纯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亦是包括翻译主体在内的言语活动。因而，翻译不是一台自说自话的独角戏，而是一种必须与人类其他活动彼此应和、互动的和合体。在这一和合体中，“翻译对原文应该善意地保护，又创造性地超越，既破坏又建设，既解构又建构”(朱湘军 2008)。这种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就是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一种经冲突与融合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一种和谐境界的建构过程。所以，“翻译是在用译语创造第三种文化”（王斌 2003）。这是翻译和合系统的基本要旨，更是和合系统与翻译系统之同构性所在。

4 结论

和合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即翻译学与和合学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基础问题和翻译、语言、文化、人类社会、自然界相互关联及其协调有效性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并定义了和合学途径的概念。这种途径可以视为和合理念与社会和生态理念在翻译研究中的一种结合性思考，即在共生互动的和合学框架中，探寻该途径的应用、社会和生态价值。利用和合学的“融突理论”，形成对相关综合考察指标的相互对照，这样，又一新兴边缘研究领域的判别就有了理性行为基础。

参考文献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 ［J］. 中国翻译, 2008(6).

李红满.探索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 ［J］. 中国翻译, 2008(6).

张立文. 和合学概论［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张立文. 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A］.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一卷）［C］.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张诗忠. 生物进化与人类进化的比较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朱湘军.从权力与话语看翻译之强势 ［J］. 外国语, 2008 (6).

Wang, Bin. Metaphorical Terms for Translation ［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03 (3).

Warren, R.The Art of Translation: Voices from the Field ［C］.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9.

收稿日期：2008-12-07

【责任编辑 郑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