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１９５８（下）

麦　阳　刘　蓬

《三国演义》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办社是办大社好还是办小社好?安国的古药王庙一闪而过，爱论古的毛泽东此时却沉浸在现实问题中

从徐水县出来。专列8月5日停在定县。毛泽东要去安国视察。因为在安国停留的时间只有半天多，所以安国县县长焦家驹一早便等候在定县车站，以便陪同毛泽东去安国时多介绍些情况。

和在徐水时一样，焦家驹是在专列上被引见给毛泽东的。问过姓名、籍贯、简历等等基本情况后，毛泽东就谦虚地征询道：“我到你们县参观一下庄稼行吗?”焦家驹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们正是来迎接毛主席去我们县视察工作的。”

几辆汽车出了定县车站往西驶去，焦家驹陪毛泽东同坐一辆车。从窗外看见有许多人聚在一处，毛泽东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样多人?”焦家驹说：“这个地方是定县西关，这些人是候车的。”

车驶进定县城内。很多人纷纷驻足打量着这些平日不多见的轿车，猜测着里边坐着什么人。窗帘已经拉了下来。外面看不见里边，早晨的阳光却把车厢内映照得很亮。

毛泽东开始问起安国的情况：“你们县小麦每亩能产多少斤?”

“亩产491斤。”焦家驹答。并介绍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5130斤小麦的“卫星”。

“明年计划多少?”

“计划种45万亩。争取亩产2000斤。”焦家驹下保证似地说。

“怎么实现?”毛泽东似乎要追问下去。

焦家驹介绍了几种主要措施。当他讲到深耕要普遍翻到1尺半以上时，毛泽东又开口道：“45万亩地。深翻1尺半以上。能翻完吗?夏种时间有多少天?”

焦家驹说，夏种时间是30天。至于深翻任务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工具。拖拉机一次能翻1尺半，要是翻两次。就能达到3尺。

“能翻3尺。那就更好了。没有拖拉机呢?”毛泽东说。

“双铧犁用两头牲口，一次也能翻l尺半。”焦家驹答。

“那你们牲口够用吗?”毛泽东再问。

“牲口不大够用，全县只有2万多头。另从外头买回来2000头。”

“是在张家口买的吗?”

焦家驹答是。毛泽东说：“还要增加点牲口。”

“你们今年每人能收多少粮食?”毛泽东关切地问起这个重要问题。在徐水问，到这里也问。

“按亩产3000斤算，35万人每人平均4000斤。”焦家驹说。

“主要种的是甘薯吧?”

“主要是甘薯。明年我们计划少种些甘薯，增加种植油料作物。”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多种油料作物，可以供应城市人民的食用油。顿了顿，他向这位安国县的县长提出了在徐水县提出的同一个问题：

“你们打这么多粮食怎么办?”

焦家驹的答案是搞储备。另外社员可以多吃点。

毛泽东说。粮食那么多，每个人每年可以吃到六七百斤。多吃小麦。土地也应该有休整的时间。

太阳愈升愈高。夏日的暑气蒸腾上来，车里显得闷热了。车出定县县城，沿途可以看见庄稼地了，毛泽东拉开窗帘，尽情地欣赏田园风光，一边不断地称赞这儿的庄稼长势不错。

焦家驹说。合作社以来，生产确实大大发展了。过去这些地方一层层沙地只能种点豆子。

毛泽东很有兴致地问：“他们这儿的庄稼跟你们那里的比怎么样?”

焦家驹表示，粮食作物他们这还不行。

“为什么?”毛泽东问。

焦家驹说。我们那里有粮食的高产品种。比如多穗高粱，就是从唐山专区输入的。

毛泽东嘱咐道：“你回头拿一把多穗高粱，一把本地高粱，给我吃，看看哪个好?”焦家驹当即说，我们选择一部分送到北京去。

车驶过定县东亭乡。毛泽东从车窗突然发现一面山墙上写着“压倒安国、超安国”的标语。他转身对焦家驹道：“他们要和你们比哩。现在是他们压倒你们，还是你们压倒他们呢?”

“我们压倒他们。”焦家驹几乎一点儿都没犹豫。

“压倒了吗?”毛泽东又问。

这回焦家驹的回答挺有分寸：“没有压倒。他们的干劲也很足。”毛泽东听罢。不再说什么，只自言自语地说：“压倒，压倒……”焦家驹也不再说什么，心里则在想，毛主席是不是认为“压倒”两字不妥当?

进入安国县境了。此时天气晴朗，几朵白云游弋天际。路边的玉米、高粱、谷子和棉花错落有致，色彩斑斓，煞是好看。毛泽东兴奋了，他鼓励焦家驹说，你们的庄稼长得好。我要下去看看。还没到预定目的地，毛泽东似乎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

新安村边，车终于停了下来。他注意到坟头上种庄稼的做法，便说，把庄稼种到坟头上，坟不平也可以嘛。徐水他们那里的做法是完全把坟平了，平了也可以。

见到棉花地里有些虫害。毛泽东叮嘱干部们说，这是钻心虫，两三年应该消灭掉。看到一块芝麻地。他又说，这样好的芝麻，怎么不多种一些?走上地头。他又说，公路上要大量植树。

陪同人员这时上前来请毛泽东上车继续前行。车上，他听取焦家驹关于安国县食堂化、托儿化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要求安国县把食堂坚持办下去，好好带孩子，并讲到，可以把这条马路搞成水泥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这样国际友人要来，从jE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这里了。

12时左右，淤村乡流村农业社就在眼前了。许多人兴奋而激动地聚在村头，已经等了很久。毛泽东一迈出车厢，就被欢呼声淹没。他的脸上漾起欣慰的笑容，他一次次地伸出手去握住农民们那一双双老茧手。他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土地和靠这片土地养育的人们充满了感情。

这一片是流村的春玉米试验田。毛泽东对它的长势满口称赞。他看到田里有些虫害，就问焦家驹，对于防治病虫害，你们有什么机构没有?焦家驹答说有农业大学和技术研究委员会。毛泽东叮咛道，一定要好好研究治虫，两三年内消灭掉。

走过一块高粱地，毛泽东看到有高秆的，有低秆的，就问：“为什么这些生长得这样矮。有的却是那么高?”

流村乡党委书记郭建回答说：“高的是大八权，能结八个穗，矮的是小八权，种它是为了试验到底哪种收成大。”

毛泽东哈哈笑了，开玩笑道：“让这两种杂交不好吗?就叫矮八权。”

天很热。密不透风的庄稼地更没有一丝凉意。大家请主席休息一下，可在哪里好呢?前面恰好有个护秋用的窝棚，跟毛泽东一说，他爽快地朝那边走去。

窝棚里，只有一张光秃秃的硬铺板，虽简陋，却遮挡了灼人的阳光，而且四周透风，顿显凉意。毛泽东就坐在铺板上，听乡党委书记郭建汇报农业社的组织情况，听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汇报安国农业社大小变化过程的情况。

“你们县里有多少个农业社?”毛泽东问。

“刚建立高级社时，全县共有29个联村社，以后又划分成252个社了。”

“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搞大社?”

“农民高兴搞大社。我们把大社划小以后，有很多农民又自动联合成大社了。”干部们回答。

听罢，毛泽东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又转过头问郭建，“你看过三国没有?《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

接着，他问郭建：“是办大社好还是办小社好?”

郭建想，这几年农村不就是由一家一户到互助组到合作社，又成立联村社的吗?他于是回答：“办大社好。”

焦家驹也接过来说：“我们准备今年秋后一乡办一个社。”

毛泽东点头：还是办大社好。社二三千户、四五千户、五千户、六千户，一乡一社。大社好办事。这是大势所趋。

休息片刻，毛泽东起身去看甘薯田。在郭建讲到甘薯亩产计划80万斤时，毛泽东这样说：“这还是个计划，要看结果。20万斤也不少。”他肯定玉米地里间种豆子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好，豆子含根瘤菌，既肥田又增产。当一个记者不小心踩了花生地里的一棵花生秧时，毛泽东心疼了：“看踩坏了一棵。”在谷子地里，他还讲道：“谷子出小米，抗战时我们就是靠小米加步枪。”

走到一块棉花田，他忽然站住了，盯着地头立着的一块牌子看半天，问：“谁是王洪才?”

“我是。”站在一边的社主任连忙答上一句。

毛泽东看看他，又低头看看地：“这块棉花为什么高一行低一行?”

“这是我们试种阴阳垅呢!”王洪才解释。

“阳垅把阴垅遮起来，阴垅要吃亏。”毛泽东很内行地说。

“主席说得对。”王洪才又道，“阴垅不如阳垅见阳光多，不过种植棵数不同，阳垅每亩平均种3700棵，阴垅每亩平均种6300棵。”

毛泽东想了想，说道：“那好，你们今年试一试就知道怎么种收成大了。”

毛泽东走了一处又一处。一拨一拨的人涌来看他，要跟他握手。这一天的天气特别炎热，汗从他的额头上不住地流下来，湿透了他的衬衫。一个老农见状，心里一动，急忙跑回家拿来一把扇子交给毛主席，还把自己的一顶半新的麦秸草帽戴到毛主席的头上遮阳。对这些，毛泽东没有拒绝，他就带着这样一顶普通的农家草帽离开了流村，乘车去安国县委会。

车上，当毛泽东听焦家驹说安国在党中央和省、地委的及时指导下，没有出现“反冒进”的马鞍形时，他说：“好。没有出现马鞍形，风没有刮动你们。好。”

车开进安国大街，经过药王庙，毛泽东问：“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焦家驹说不知道。毛泽东有些不满意：“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

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总对那里的文化古迹有很浓的兴趣。他不仅自己去看，还常常拿这些去考别人，遇上对手，便会兴致大发，侃侃而谈，由此道出自己对历史的独到见解。

这次他看到的这个药王庙，是安国的一处名胜，还是北宋建中靖国元年始建，明嘉靖年间重修的。面积有3000余平方米，坐东向西，门前有石狮一对。-门内有马殿、钟鼓楼、药王墓亭、大殿及后殿等，庙宇雕梁画栋，气度不凡。据安国县志记载，庙内供奉的是东汉开国功臣，才兼文武、精通医理的药王，安国县人邳彤，他是被宋徽宗追封为灵贶侯的。庙内还供有秦越人、张仲景、张子和、华佗、朱丹溪、孙思邈、刘河间、李东垣、李时珍、王肯堂十大名医像。对此，毛泽东不会没有所闻。他渊博的学识在党内是有目共睹的。

但现在，不知是他的心思没在这儿，还是因为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对手，他没有下车参观，也没有再说什么，车便一直朝着专列停靠的定县车站驶去。

也许毛泽东的脑海中此时真的无法容纳历史的遗迹。他和李悦农在车上谈起了几个非常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要不要并县、并社，乡社合一?是不是搞一乡一社?能不能推广徐水的“组织军事化”?

对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并的是不是少一点。要并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头少了好领导。

对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不是可以搞万人公社。在平原地区万八千人搞成一个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兵、学、商都有，不只是农业。合作社应该是全的，有农业、有工业也要有商业、有民兵、有武器。

对第三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徐水这样干是逼出来的。张国忠讲，全县11万多劳动力，弄4万多去打机井、修水库、办工业，还剩7万多劳力，非常不足，就逼出来了军事化，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毛泽东还谈了平原造林问题，说，在山里造林，平原也要造林，过去土地产量低，怕造了林没吃的，现在不会怕这个了。我告诉安国县委，叫他们弄一定数量的土地造林。把坏地造林，造了林可以改变气候。

他还讲到，平原上也要养鱼，有水就养鱼，山区也可以养。农业上去了，工业上去了，渔业、林业、牧业、副业也要上去。要全面发展，有水就有鱼。

他还告诉李悦农，要研究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他肯定平原上山炼铁的办法好，谁炼了归谁，这样人们就积极了。

他谈了深翻地的优越性、重要性：深翻地是增产的重要一环，光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深翻根深才能长得壮，深翻还能保持水土。要苦干深翻。有工具就用工具，没工具就用人力也要深翻。

他认为河北省委提出的农村园田化的口号很好。说，这样办对，应该大量这样搞。

他充满信心地说：中国人起来了，了不得，一跃就上去了。

车速加快了，安国县渐渐远去。它又给当时的毛泽东增添了许多跃进的信心吗?

七里营人民公社诞生的第三天，毛泽东就到了。一切竞如想象般好，他笑了：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河南省七里营乡，在50年代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可以说是大名鼎鼎。

1957年冬，已经全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七里营地区，共有56个高级社，平均每社只有125户。除有5000余人的七里营高级社外。其他的社都规模不大。无论人力、财力和物力都显得势单力薄。1958年7月底至8月初，经过研究酝酿，七里营中心乡所属的56个高级社合并成为了一个拥有7000多户、37000多人的大社。

1958年8月4日，“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挂在了这个大社的门前。

1958年8月6日，这是七里营人民公社诞生后的第三天。雨刚刚停，阳光从云隙中射出，大地清新无比，凉爽宜人。

毛泽东由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史向生及有关地、县、乡的党委负责人陪同。来到公社门前。在那块牌子下，毛泽东站定，端详一会儿，轻声念出了上面的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县委负责人上前告诉他，这是新乡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点头，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走进院子，看到迎面屋门口挂着“政治系”、“气象系”两个牌子，毛泽东便问：“这是什么?”大家告诉他，这是公社的红专大学。毛泽东感兴趣地问：“谁是校长?”回答是，公社的党支部书记。

毛泽东跨进公社会议室。社委会开始向他汇报七里营公社各方面的情况。他一边听，一边问，特别关心地问到，公社的规模、生产情况和社员的生活水平。听到高兴处，毛泽东连声称赞，人民公社好，并关切地问社委会的干部们：社那么大，管理不容易，有没有困难?社干部们一致回答：“有困难可以克服。”

毛泽东休息了一会儿，便出门参观。他首先去

了敬老院。干部们汇报说，公社把一些鳏寡孤独的老年人组织在了一起，这使他决定先去看看老人们。

走出敬老院，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出来又到公社建的面粉加工厂。在轰隆隆的机器运转声中，毛泽东走到出面的面粉箱前，不顾飞扬的粉末飘落肩头，细细地看圆罗筛面，顺手抓起一把麸皮，内行地用手指捻动，看磨得净不净。然后，他到公社的滚珠轴承厂，观看滚珠的生产过程。毛泽东看得专心，看得仔细，也看得高兴。

越过茂密的豆地，跨过布满瓜蔓的菜田，毛泽东到了棉花试验田。他详细地问，这块地有多少亩?产量多少?施多少肥?像这样的田全社有多少?社长王文生做了汇报。随行的人员还有人走进棉田，专门数了数棉桃。毛泽东说，要收到手里才算数呢!他一边说。一边走进齐肩高的棉丛，用手平着棉花顶比着自己的肩膀，称赞长势不错，又弯下腰，自己数了一遍棉花的果枝、棉桃。

“前边就是干部红旗试验田。”有人指着另一块地说。

“我们过去看看。”毛泽东朝那边转过去，他的脸上沁出汗珠，衬衫也已湿了，脚上沾满了泥土。一位负责人走过来说，主席先回去休息休息再看吧!毛泽东摆手，很兴奋地说：不，再稍走走!稍走走!

几个正在打药治虫的女社员看见毛主席过来，都激动得很。毛泽东对她们说：“做做给我看看。”于是那几个女社员操作起喷雾器干了起来，毛泽东很赞扬她们熟练的劳动。

“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从棉田出来，毛泽东问社长王文生。

“七里营生产队10500亩棉花，有5000多亩是这样的。”

“亩产能有多少?”毛泽东又问。

“每亩保证皮棉1000斤，争取2000斤。”王文生答。

毛泽东笑着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回答：“有这样的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很赞同：“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从棉田出来，毛泽东专门问到社员的收入情况。社干部说，去年收入84元，今年要大搞积累，仍然维持去年的水平。毛泽东说：对社员的分配也要增加一点儿，今年要100元。

毛泽东从农田参观回来，在人山人海般欢送的人群中直接上了汽车。临行前，七里营人民公社送给他一块玻璃匾，上面写着：“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车开走时，人们仍然可以看到，毛泽东从车窗里探出身，向他们挥着手。

看完烟田看炕房，烟瘾很大的毛泽东觉得应该让吸烟的人都来看一看“烟叶王国”

河南的襄城县盛产烟草，素有名气。

1958年8月6日晚，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停靠在京广铁路岔道长店路段上。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许昌专员公署专员王延太被请到车上，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许昌烟草试验场和许昌县尚集俎庄一带是毛泽东原定的视察地点。由于近日多雨，道路泥泞，难于行车，经过研究，临时决定毛泽东沿许昌、南阳公路往襄城县视察。襄城史上从此添上了不寻常的一笔。

一早，约7点30分左右，毛泽东到了双庙乡郝庄第二生产队的烟田。这时，晨曦已洒满田野，一望无际的烟叶上，露珠闪闪，空气十分清新宜人，勤劳的乡民们已经早早下地劳作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从这一片烟田到那一片，边走边看，边看边问。烟垄深处的珠水打湿了他的裤腿，沾湿了他的衬衫，他竟全然不顾。他的鞋上也沾满了泥巴，走起来，脚步却依旧轻松。他对正在忙着拍照的记者说，不要光照我，应该照这。他指指身后的烟田。

襄城县委副书记刘熙民闻讯匆匆赶来陪同毛泽东。毛泽东与他握手，询问他的名字，刘熙民说，康熙的熙，人民的民。“啊，你是康熙的人民。”毛泽东风趣地说，他经常演绎别人的名字来活跃一下空气。

“你干什么工作?”毛泽东又问。

刘熙民回答说：“县委副书记。”

毛泽东听了，道：“一县之首，担子重啊!”

他转过身，问刚赶到的负责保卫工作的许昌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辛建：“你叫什么名字?”辛建答，辛苦的辛，建设的建。毛泽东又道：“你是辛辛苦苦地建设社会主义啊。干革命就得有不怕辛苦的精神。”

在郝庄的烟田间看完后。毛泽东在刘熙民的陪同下，乘车沿许南公路，朝县城方向而去。

通往县城的这条公路上，不时掠过一座座彩门。其中一座彩门上写着：“襄城县双庙乡。超鲁郏跨许昌。”鲁，指鲁山，郏，指郏县，都是当时所谓的先进单位。毛泽东看到它，问刘熙民：“这是什么?”

刘熙民介绍说：“这是为了组织生产评比，搞竞赛。外边的和许昌、郏县、鲁山赛，本县的乡和乡赛。”

毛泽东问道：“作用多大呢?”

刘熙民讲了襄城县刘庄乡因搞竞赛由后进变先进的事。

毛泽东昕了，对这个故事本身未做评论，只是告诫刘熙民：“开展竞赛，要讲求实效，实事求是，不务虚名。”

车一路驶去。刘熙民插空又向毛泽东汇报襄城县粮食、烟叶的生产情况。

毛泽东道：“要把农业搞好，光靠两只手不行，还要有农业机械化。农民们愿意不愿意买农业机械?”

刘熙民说：“今年烟叶能收入2000多万元，农民手里有钱，都盼望早日犁地不用牛，现在是有钱买不到农业机械。”

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太急，一定会办到的。”

早上8点多钟，毛泽东一行到了三里沟乡后梁庄的烟叶丰产田。这里的烟田间，乡亲们正在干活，毛泽东一下车。便被认了出来。大家一拥而上，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毛泽东则笑容满面地与大家握手。他看到社员都是把饭送到地里吃，好不耽误农活，便问身边的干部们：“农民生活情况怎样?他们的休息时间够不够?”

从村北走到村南，毛泽东到了三里沟三队干部种的试验田。这块田烟叶的长势确实比一般的田好。烟叶已有好高，但顶上还没冒花，棵挨棵，叶挤叶，十分茂密。毛泽东下了田，用手轻轻分开烟叶，探身向里望了望。道：“这不通风，用绳子攀起来就好了。”

接着，他问：“这是什么品种，长得这么好?”

刘熙民回答：“这个品种叫长脖黄，产量高，质量好，抗灾能力强，农民喜欢种。”

毛泽东问到收烟的时间以及管理技术和收烤技术。比如。什么是“挂刺刀”?什么是“挂腰剑”?什么是“留二茬”?

在一块二茬烟田旁，陪同者介绍说：“头茬烟已经收完，这是二茬烟，只要加水、加肥，管理好，二茬烟也能长好。毛泽东走过去，指着一株已超过头茬的二茬烟，打趣道：“孩子比妈妈长得还高。”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问王延太专员：“你们的烟叶好，还是山东潍县的好。你们比较了没有?”

王延太不好做正面回答，只说：“现在全国12个省烤烟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他们反映这里的烟叶长得不错。”

毛泽东却没顾虑：“在你们这里开会，说明你们的烟叶好。”

登上一道高坎，极目四望，烟田如织，浩瀚如海般。毛泽东望着，兴奋地说：“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地陶醉地吸上一口，看着一块块茂盛的烟田。颇为感慨地说：“应该让吸烟

的人都来看看。”

从烟田到玉米田和田间小井，毛泽东一一看完，已经徒步走了2里路。太阳到中天了，上晒下蒸。炎热异常，毛泽东脸上的汗朝下淌，衣服浸得湿透，大家请他去村里休息一会儿。

在村的一张布棚下，毛泽东坐下。四周围满闻讯从邻近的李庄、上徐、下徐、赵堂村赶来看毛主席的人们。小学生们排起队，隆重地向毛泽东献了花。

有机灵的人跑去端来一盆清水请毛主席洗脸擦手，又端来一杯开水，请他喝了解渴。毛泽东惬意地一饮而尽，没坐几分钟就要去炕房看看。

正在炕房修理火垄的农民烟叶专家梁运祥，看到毛主席朝这边走来，急忙忙从炕房里跑出来。忘了自己两手还带着泥巴，就被已到了门口的毛泽东握住手。粱运祥感动万分。

东炉房里正在烘烤着210秆烟叶。火已烧了三天，炕内温度已达60℃之高。有人劝毛泽东不要进去，在外边看看就行了，毛泽东不同意。

粱运祥把炕门苫子刚一掀开，烟香和热浪就迎面扑来。毛泽东不在意地走进去，从烟秆的空隙里，望见满炕金黄的烟叶，他高兴地笑了。

走出炕房时，因为高温，他的脸显得红扑扑的。他问梁运祥：“烟为什么要炕，用太阳晒行不行?炕烟好还是晒烟好?”粱运祥都做了回答。毛泽东自己烟瘾很大，对于烤烟的技术细节，问起来也兴趣盎然。

中午11点多钟，毛泽东离开村庄上汽车返回。村民们送来一个大西瓜，让毛主席路上解渴去暑。毛泽东用手拍着西瓜，高兴地说：这个瓜真大!

将离襄城县境时，刘熙民从车上下来，向毛泽东道别，并问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握住刘熙民的手：“你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

在管理精细的玉米地边，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长葛无‘葛啊!”面对2000斤亩产的保证，他微笑：拿到手才算数

对河南的长葛县，毛泽东有印象。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长葛县有关负责人就向毛泽东介绍过长葛掀起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的群众运动经验。对此，毛泽东不但很有兴趣，而且称赞这是一大发明。这次出外巡视，毛泽东在河南，没有忘记要去长葛县看一看。

“铃……”一声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正在长葛县委值班室内值班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李江烈从熟睡中惊醒。

这是1958年8月7日凌晨1时许。

凭一种本能，他知道有重要的事情。果然，他伸手拿起电话，那边就传来了由许昌地委办公室下达的紧急通知：8月7日。将有中央重要领导人来长葛视察。视察地点一是以勤工俭学著称的长葛第三中学：二是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受毛主席表扬的深翻土地夺高产的胜利一社；三是坡胡乡。电话那边还问到，从长葛到开封的公路通车不通车?李江烈回答：由于8月2日降了暴雨，洧川双洎河大桥被毁。公路中断已无法通车，三中也去不成。

放下电话，李江烈想，莫非毛泽东主席要来吗?顾不得多琢磨，他赶紧起身通报县委负责同志，并召集有关人员连夜开紧急会议，对视察的路线、接待、保卫工作一一做详细的研究和安排。这一夜，许多人都没有睡。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考虑，还有什么细节是不是没有想到?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大伙儿心里都挺紧张，生怕有什么疏忽。

上午10点多钟，许昌地委监委书记纪忠良等四人，带来两部吉普车到长葛，以备迎接中央领导人之用，真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

中午1点半钟，专列从襄县烟区出来徐徐驶入和尚桥车站。

果真是毛泽东来了。许昌地委的纪忠良等人都在车站等候。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从专列下来。要纪忠良、县委书记吕炳光、王连安先上车见见毛主席。他还告诉他们，因为毛主席上午在襄县接连视察了几个小时，已经很疲劳了，加上天气炎热，为照顾毛主席的身体健康，只安排到近处看看就行了，不再去原定的坡胡等地。

吕炳光等人来不及多想，到了车上。毛泽东看上去精神还好，脸被阳光晒得有些发红发黑。看见他们来了，毛泽东站起来昕吴芝圃——介绍并同他们握手。

介绍到吕炳光的时候，吴芝圃说，他在今年5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做过关于深翻改土夺高产的经验报告，受到过主席表扬。对此，毛泽东当然记得。

介绍到王连安时，毛泽东问他，担任什么职务?哪一年来河南的?王连安说自己1948年到河南工作的。毛泽东掰了掰手指说：“呵，你来10年了，算是河南人了!”

毛泽东要求下车。吕炳光忙问王连安，安排主席去哪里呢?王连安稍想了想，说，就去近处的宗寨“五四”农业社吧。

下了列车。毛泽东和秘书及吕炳光、王连安被安排上一辆吉普车，吴芝圃和毛泽东的其他随行人员乘另一辆吉普车。由于仅有两辆吉普车，河南省委常委书记杨蔚屏、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新华社记者侯波等人及公安部同志，就只好由纪忠良、李江烈等当地有关负责人陪同，跟在吉普车后步行。所幸没走几步，从当地驻军3655部队借来的卡车就赶到，大家这才上了卡车。

一路向北驶去，行至宗寨田间的交叉路口，却发现前几天的暴雨把这里的路面也冲坏了。王连安急忙下车，要叫人赶来修路，毛泽东这时也下了车，说：“不要找人了，咱们下去走过去也是一样的。”

毛泽东头戴一顶草帽。走在田埂上。那一片田里，长的是玉米，田间管理颇为精细，看不见杂草，叶壮秆粗，毛泽东高兴了，幽默地说，长(Chang)葛，长(Zhanq)葛，你们长葛无“葛”啊!

宗寨“五四”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赵献章接到通知，匆匆赶来。毛泽东与他握了握手后，一同朝另一块地走去。

前面是一面坡，坡下横着一条沟。怕毛泽东有个闪失，吕炳光等上前要搀扶他一把。毛泽东摇摇手：“不用。我可以上去。”话音没落，他一个大步，就从沟下跃上土坡，进了一片谷子地。看见随行记者侯波一个劲儿地在眼前按动快门，毛泽东提意见了，说：“别光给我照，要多给大家照才行。”

走过谷地，到一块玉米地。毛泽东一连问赵献章好几个问题：这块地翻了多深?浇了几次踏地水?施了多少肥?犁耙几遍?什么时候播种的?计划亩产多少?当赵献章说到计划亩产2万斤时，毛泽东又问，每亩种多少株?每株能长几个棒子?每个棒子又有多重?

离玉米地不远。就是宗寨村。王连安把“宗寨”两个字写给毛泽东看。

“有多少户?”毛泽东问道。

“有200多户。是一个高级农业社。”王连安说。

毛泽东又问：“有没有办食堂?”

王连安答：“有。”

“食堂是常年的好，还是农忙时好?”毛泽东再问。

“农忙时好。”

毛泽东又把问题提给赵献章：“你说是生产队大的好，还是小的好?”赵献章说，大了好。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家沿路往回走。见到池塘里的水浮莲，毛泽东说，水浮莲好啊，可以喂猪。

见到路旁的桐树，毛泽东又说，桐树好长，可以出口，日本要我们的桐木材呢。

吕炳光汇报说，我们县最好的桐树在墙周，那里的桐树既直顺又粗壮，都支援国家出口了。

回到吉普车前，毛泽东与陪同的当地干部握手

告别。乘车返回专列的路上，吕炳光继续向毛泽东汇报全县深翻改土和农业生产情况，当他又一次说到，今年全县玉米保证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时，毛泽东问他：“能达到吗?”吕炳光告诉说：“一定能达到，保证秋后到北京向主席报喜。”毛泽东仍保持着他的微笑：“拿到手才算数。”

下午4时，毛泽东的专列向北而去。

10年之后，即1968年8月7日。经许昌地委批准，长葛县县委将宗寨村改名为“八七村”，并在村内修建了毛泽东视察宗寨纪念馆。而毛泽东视察时走过的那条种植了桐树的路，则被命名为“八七路”。

从小种过地的毛泽东表示怀疑：“搞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不相信，却也不批评

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8月的骄阳依然灼人。头戴一顶草帽的毛泽东，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人陪同，走在通往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的田埂上。

乡总支副书记盂繁兴、社主任徐树清、社支部书记王星元正走出村外，刚好迎上毛泽东。愣怔半晌，他们才相信了自己的眼睛，真是毛主席来了。三步并两步，几人连忙迎上去，同主席握手，问主席好。

毛泽东要去农田看看。他每到一处，都要眼见为实，不光听汇报。

路旁小溪潺潺的流水正被引往稻田。稻田旁绿树成荫，田内刚刚吐穗扬花的水稻散发出阵阵清香。

一块地连着一块地。走过溪上的石板桥，看到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红旗，毛泽东站住，问在这里搞重点社工作的东郊区区长张福安：“‘上游是指什么?”

张福安说：“社里在稻田管理中。10天各队评比一次，评比后，一类苗插上游旗，二类苗插中游旗，三类苗插下游旗，促使二三类苗赶上一类。”

“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呀?”毛泽东问。

“能赶。”张福安解释，“下游苗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苗。”他指着其中一块已插上“上游”旗的稻田说：“这是四队的稻田，原来都是中游，评比后，社员们管理加上了劲儿，半月工夫，就争到了上游。”

看完5队的稻田。毛泽东往回去看社里试验队的田。太阳已西移，依旧热辣辣的太阳和地里的蒸热已使毛泽东汗流浃背。

一路上，他不断向社队干部们提出问题：第5队有多少户?有多少劳动力?社里去年的稻子产量和今年的计划产量是多少斤?1亩稻田用多少工?土地耕多深?每亩施多少肥?

社队干部一一回答。其中谈到，今年粮食的产量指标春天的计划是亩产1000斤，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多生产粮食，亩产指标已经修改为2000斤、3000斤了。

毛泽东-东一边注意地听，一边四面张望。

“这是一种什么草?有什么用处?”他指着田旁水沟里飘着的水草，停住脚步问。

不远处正在地里忙着拔稗子的十几个社员看见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活计，快步赶来。社员李顺弟腿最快，走到跟前，正好听到毛泽东的这句问话。他上前对毛泽东说：“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他还跳下水沟捞上来一把，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水淋淋的水草，端详着。一边嘴里重复：“啊!原来可以喂猪，喂鸭。”

“这沟里是不是可以养鱼?”毛泽东指着水沟又问。

“可以养，将来我们准备要养鱼的。”区长张福安连忙说道。

这时，围拢而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在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摘下草帽挥动着致意。试验队的田里，也有许多社员在那里专门等候毛泽东。他一到自然又激起一片不小的欢腾。

经过苇田，毛泽东说：“这是好东西。不锄草不施肥，一年一收。”

张福安向毛泽东讲述他们的设想说：“我们准备把稻子和苇子进行杂交，将来可以长成稻子穗、苇子秸，不怕旱，不怕涝，不锄草不施肥，一年一收割就行了。”

毛泽东首先肯定这种敢想敢干的精神。然后问：“现在你们搞了试验没有?”

“还没有搞。”张福安说。

“这两种东西是不是属于一类性质呀?”毛泽东问道，然后说，“你们可以试一试。”

张福安说，一定试一试。

如此边走边谈，就走到一块稻田前。张福安介绍说，这是区领导的计划亩产10万斤的试验田。

“搞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毛泽东表示疑问。

“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你们这些粮食，现在还没有收到手。还得继续努力呀!”毛泽东很婉转地说。

对动辄万斤、10万斤的亩产量。毛泽东从未明确地表示过确信无疑的态度。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并不缺少农业常识，但同时，他又从不正面地对此提出直接与明确的批评。这次在新立村农业社的这块试验田前，毛泽东又是如此。

据当年跟随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这亩试验田能产10万斤的事，毛泽东曾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

他指着一位负责人道：“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有人解释说新立村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吹风，就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此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这段回忆要比当年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更直接地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对亩产10万斤的否定态度。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对此做出直截了当的批评?一个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是具体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对“大跃进”的方向，他始终是坚信不移的。他认为，从中表现的群众的创新精神和已经鼓起的冲天热情比一些已经出现的问题本身，更为重要，更需要加以保护。

从毛泽东的秘书高智的一段回忆就可以看出来：

那是1958年的一天。高智随毛泽东乘车出中南海西门，到郊区看庄稼。车上，毛泽东忽然问：“你相信不相信1亩地产10万斤稻谷！”

高智说：“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

接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儿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

这便是毛泽东看见下面热过了头只是小淋一点儿冷水的缘故。谁能说他一点儿不受当时举国上下已近沸腾的热情的影响?

看完这块试验田，毛泽东顺着田埂看见迎面来了三个青年。他与他们打招呼。得知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来的工作人员。到这里考察稻田搞试验。

毛泽东便问：中国科学院在这里有没有单位?正在搞什么试验?他还指着其中一位青年手中拿着的捕虫用的网兜开玩笑说：“我看像个捕鱼的。”

走到另一块试验田前，毛泽东问遭：“这块水稻亩产多少斤?”

区负责人回答是5万斤。

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赞道：“稻子长得很好。”

张福安又向毛泽东介绍，这块稻田因为幅度窄。在两边田埂上搭上木板就能进行插秧和田间管理，

社员劳动不用下水了。

毛泽东感兴趣地指着远处的大片稻田说：“那里都可以搞成这样吧?人们劳动时。就再不用下水了。”

参观完试验田，准备回去，又走到苇田边，毛泽东没忘了向张福安说上一句：“水稻与苇子杂交工作。你们要试一试啊!”

太阳西落，津塘公路的桥头边，毛泽东上车的地方，拥满了人，大家都来给毛主席送行。车行很远了，他们还手搭凉棚望着。

8月10日这天晚上。新立村的每家每户都在议论着毛泽东来视察的事，都说，毛主席满面红光，走起路来可壮哩……

而村干部们，则在琢磨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一句双关语，使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一个个展台看过来，除了感慨世界上的学问不止一百门，他认定，有了粮和钢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8月12日，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开幕前夕，馆内人来人往，忙碌紧张。原来，毛泽东将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陪同，到这里参观。

晚上8点多钟，毛泽东等到达的时候，展览大厅已经灯火通明。讲解员、有关技术发明人都已各自到位，馆内展出的几百种产品，也秩序井然地陈列在展台。迈开技术发明大步，敢想敢干，力争上游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贴得随处可见b全国上下都企望着技术革新也来一个大跃进。

毛泽东首先参观的是“东风馆”。在天津拖拉机厂的热轧齿轮前，刘树英厂长告诉他，这是一项新技术，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坯加热以后，就能直接用机器轧成齿轮，用这种方法，效率比用机床加工提高10倍到50倍，而且加工余量小，可以节省25％的钢材。

在国产矽胶的展览台前，21岁的研究发明人、青年工人孙守纲激动地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看得很仔细。他弯腰伏在展台前，一行一行地看各国的矽胶样品和质量比较表，他得知这种硅胶吸酸能力超过英国和日本的同类产品时，毛泽东赞扬说，好!

“东风馆”内的许多展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无梭织布机、电火花机床、七头绕线机等等，他都驻足询问细看。当他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汽筒质量超过美国”时，毛泽东笑着说：“汽筒也在赶?”

讲解员向毛泽东介绍，这种国产汽筒能打气250磅，美国的只能打150磅。

李耕涛接着道：“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

一句双关语，使毛泽东开心地笑了。

再去看重工业、机电工业馆，天津钢厂总工程师向毛泽东介绍了转炉炼矽钢的情况。一般说来。只有电炉炼矽钢，而转炉炼法则是工人们敢想敢干的成果。毛泽东看到天津用土法轧制的矽钢片，高兴地说：“你们都能制造了。”

随同参观的人们怕毛泽东走累了，请他进化工馆旁边的小屋里坐下休息喝水。毛泽东一手端茶，一面感慨道：看来世界上的学问不止一百门。一个人都要精通几门，精通两门、三门、四门、五门，精通十门就比较困难了。

休息之后，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馆。

在化工馆，毛泽东对展出的玻璃布、人造革以及用人造革制成的雨衣、皮包、短大衣、皮鞋等产品，都有兴趣。一幅红白灯光相映的玻璃画版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海水取宝”4个字，下列从海水中取出的盐、纯碱、烧碱等产品的名字。讲解员说，海水里东西很多，永利久大沽厂今年准备从海水中提取金属镁、金属钠等多种产品。毛泽东笑了，道：海水里有那么多金属，将来缺少金属，你们从海里取就行了。

毛泽东顺着展台走，迎面跑来一个青年人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有人介绍说，这是研究不用染料染丝绸的青年技术员梁树楷。

毛泽东问：“你的发明在哪里?”

梁树楷便引着毛泽东走到排着一匹匹粉、浅黄、棕色丝绸的展架旁边，说：“这就是不用染料染成的。”

“颜色怎么不太多呀!”毛泽东说。

粱树楷解释说：“这是拿来的一部分，还有色泽更好看的。没拿到展览会上。我们还准备染出更多的色，到北京向您献礼。”

“谢谢你们。”毛泽东说完，便仔细询问观看了染色用的原料，并说，“我在报上见到过你的名字。”

梁树楷连忙谦虚地说：“这办法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试验成功的。”

临走，毛泽东再次同梁树楷握手。

在手工业馆，机身用木头做的土造车床引起了毛泽东的称赞。他还有兴趣地试听了聋哑教话器。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大家再次请毛泽东休息。这次在休息室，毛泽东关心地询问起天津工业“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李耕涛市长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同其他地区协作也有些困难。

毛泽东讲：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接着。他又问：“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体系来?几年能够建立起来?三年怎么样?”

刘子厚道，现在开始向独立方向搞，三五年能够建立起来。

毛泽东关心专区、县的地方工业基础什么时候能够建立起来。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汇报了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其他地区上山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

毛泽东表示赞同。他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休息后，毛泽东到轻工业馆接着参观。

“你们好东西多得很啊!”他面对放着各种彩花的口杯、花瓶和茶盘的玻璃器皿展台赞叹道。

讲解员告诉他，有一种钢化玻璃，不怕摔也不怕炸。说着，拿起一个稍厚的玻璃杯，从1米多高的案子上扔到地板上。当啷一声响动，真的没有破!毛泽东看后连连点头。

再往前走，毛泽东仔细看了棉籽综合利用与造纸总厂多种产品经营的图表，并仔细询问制造过程。讲解员说，一种原料和一个工厂都可以制造出多种产品。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那好啊，我不反对。”

夜里11点，毛泽东结束了在展览会的三个小时的参观。

毛泽东要去正阳春饭馆吃顿便饭，不料饭没吃好，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清扫现场，鞋帽钢笔收了七筐半

毛泽东曾把个人崇拜一分为二：正确的与不正确的。然后他说，正确的个人崇拜是需要的。

作为领袖，难道不希望有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吗?

毛泽东也曾对卫士们推心置腹地说，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

在万众一辞的欢呼声中，毛泽东矛盾着：时而清醒时而醉，既无法拒绝，又奈何不得，愉快而烦恼。他总想去接近群众，近一些再近一些，而结果往往使他不得不退避三舍。

他有过不止一次这样的经历。他自己记得，他的卫士们也忘不了。

1952年毛泽东在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不得不戴着口罩。不料仍被一个孩子认出，刹那间引得春游的人人潮动荡。警卫使出浑身的解数才保驾下山，毛泽东却把口罩扔在一边，回首挥臂，说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驱车由殷墟进河南安阳古城，路过中山街。途中，他被新华书店的热闹吸引，要冲破“纪律”的约束和普通人一样进去搜寻些古籍。但就在他推开车门，刚低头弯腰迈出一条腿

来的时候，围拢来的人群就已经把车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好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眼疾手快，瞬间抢出车伸手把毛泽东已出来一半的身躯重新塞回在车中。“哐当”一声，车门关上了，人也疏散了，毛泽东却生气发了脾气。但脾气尽管发，新华书店到底还是没逛成。

身为人民领袖，耳闻万岁之声，却没有随便逛逛新华书店的自由。

但毛泽东一有机会便想再试一试要回他的一点儿自由。的确，总把他当领袖怎么成?他想有普通人的普通乐趣，哪怕一点点儿。

1958年8月13日。

这一天，参观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了，毛泽东提出，要去一家饭馆吃顿便饭。

6年前下不了黄鹤楼的事大伙儿都记忆犹新，但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的事不能不办。

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去正阳春饭馆。

很短的时间内，准备工作就安排好了。为了避免麻烦，没有告诉饭馆用餐客人的身份。

1点半钟，几辆汽车载着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

车上的窗帘拉上了。还算顺利，一路上并没引起多少人特别的注意。但负责安全保卫的人心里仍忐忑不安：会不会再出现一次黄鹤楼上的情形?

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站在门前。等候客人。听到喇叭响，他一抬头，见一辆汽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魁梧、气色红润的长者。

这不是毛主席吗?他又惊又喜，不知怎么办好。只是下意识地推开门，却忘了和毛泽东问个好，握握手。

陪同的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也依次进门。毛泽东一踏进店堂，便打听厨房在哪里。每到一处，他总是这样，特别愿意见见那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和他们唠唠家常。

厨房又窄又热，毛泽东和厨师们攀谈得挺热闹。他问大家每月能挣多少工资?有没有休息时间?生活过得好不好?听大家说每月能挣六七十元工资。每星期都有休息日，生活比过去过得强多了，他满意地点头，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毛泽东被安排在二楼餐厅吃烤鸭。走到楼梯中间的时候，他停下来慢慢地念了一遍贴在那里的一幅标语：“跨火箭，乘东风，实现七满意，工作来便民。”标语贴了一段时间了，有些发旧。

2点多钟，饭菜上桌。也许天气闷热。毛泽东起身走动，经过窗口时，随便朝窗外望了一眼。

不料就这一服，引来了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妇女偏偏就在这会儿正在窗台晒衣服，又偏偏她的眼睛特别尖，只一眼，她就认出对面楼上窗口前站的是毛主席!

她脱口而出：“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一声喊是又惊又喜，立刻牵动街前街后的行人。大家迟疑片刻，便不由分说潮水般涌到饭馆门前。人越聚越多，越来越激动，堵住路口，塞满街道。顿时黑压压一片，交通陷于瘫痪。交通警察无法疏通人群，况且他们自己也多么想一见毛泽东!

卫士们立刻紧张起来，上前把窗关好。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开的。

餐厅里毛泽东正与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边吃边谈。

但关着的窗户却挡不住楼下滚雷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震天动地。

毛泽东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纱窗，推开玻璃，伸出头去向人群致意。这一下，立刻掀起街上的一片狂潮。

等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毛泽东接着回到桌前吃饭，不想没吃几口，窗下又有了经久不息的欢呼。毛泽东再次放下筷子，走到邻街的四个窗口，挨个探出头去，向大家招手，向大家鼓掌，来回走了两趟。

毛泽东的情绪激动，他一再挥动着手，呼应着人们的欢呼，连声喊着：“人民万岁!”

回到桌前，没吃多长时间，毛泽东再次被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牵动走到窗前，如此竟有6次。卫士们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好想呢?

吃完那顿吃了很久的饭，毛泽东和饭店的店员们在一起聊天。毛泽东待人的和蔼态度感动了他们。可不是嘛，每当服务员上一道菜，他都要站起来向他们道辛苦。他不用摆上的象牙筷子，而叫人换上普通的竹筷。烤鸭的张师傅找来一本崭新的笔记本要请他签个字，他也爽快地挥动钢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

这会儿，楼下安静些了。毛泽东把饭店的经理找来，叫他坐在自己身边。

毛泽东问他：“你当了几年经理啦?”

“当了一年多。”

“你当经理会炒菜吗?”毛泽东问。

“从小学徒，干了20多年了，烤鸭、炒菜都会。”

毛泽东满意地点头，笑着说：“那很好!”并鼓励他，“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楼下的人群却没有散。人多天热，人人汗流浃背，但他们心中的热情如日中天，他们要亲眼见见毛泽东。

动身的时候到了，可门外街上到处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啊!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这样下去要把人晒坏的，总得想个办法才好。

李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没有人听。他又转达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只听下面迭声地叫。

李市长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嗓子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

没办法了，只好由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结实的战士奋力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门正对正阳春饭店的门口。

这辆车窄小，容不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可这会儿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卫士和警卫人员们前呼后拥，保护着毛泽东，硬是把他塞进了华沙车。

接着。前面警卫排开路，后面有人推车，左右护卫，一步一步，终于将车推出了人群。

车里，毛泽东笑着，向人们挥动着手。

“走哇，往天祥市场后门看毛主席去呀!”这一天下午，天津市的大街小巷中人们彼此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招呼着。

汽车在人群的夹道中终于徐徐开动，车速也慢慢加快。人们依稀可见毛泽东的手还在向后挥动着，许多人恋恋不舍地跟着跑。

那个时候，人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难以言表的。一位叫阎彦的事后描述自己这次见到毛泽东时的心情说：

“人们立着脚尖，仰着脸，看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也举着双手跟着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用了最高的嗓门，但总还觉着自己的声音低。我的嗓子沙哑了，但我还是拼命地喊着，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表达出我内心的对毛主席的热爱。大家挤得紧紧的，真的把身子都挤成像一根‘细麻秆了，狂呼的人们个个都激动万分，当时每个人的心情我用文字表达不出来……”

的确，说发自内心的爱戴也好，说盲目的个人崇拜也好。那是一段真实的情景。

车上，毛泽东双目微闭，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噢!”他在想些什么呢?他是懊恼还是兴奋?是无奈还是愉快?

据说，事后清扫现场，鞋帽和钢笔、手表等群众遗失的零碎物品竟收了7筐半。

8月4日从北京出发，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的徐水、安国县，河南的新乡七里营、长葛、商丘；山东历城北园乡；天津市，最后在13日这一天夜里返回北京。4天后，北戴河会议召开。

北戴河会议1958.8.17－8.30

跃进跃进。一个是粮，一个是钢。

粮食“卫星”早已争相上天。亩产千斤、万斤不稀奇。更有那十几万斤的在后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把人们对产粮的想象力发挥到无限。

对此，毛泽东信吗?未必。但他不会去浇灭这股热情，相反，他要鼓励，因为他相信这股空前的热情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8月初，他就对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样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粮食“跃进”了，那么钢铁呢?

8月16日。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北戴河。一落地，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也许这时的毛泽东感到1100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他感到有再推一把，力争完成的必要。因为到7月底，全国钢产量才380万吨。

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的这次扩大会议，提出的重要一项，就是要求T~_lk战线迅速赶上去，而工业的中心问题又是钢铁的发展。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1958年钢铁生产比去年增加一倍而奋斗，并规划到1962年在全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钢和其他若干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能接近美国。

会议认为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是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畅想：“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从此在全国各地展开。与此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到9月底，90％12.2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

9月3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两天后，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9月5日及8日的三次讲话中，对钢铁产量两年基本赶上英国充满信心，他说：“15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他想到了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以及那些震动世界令人骄傲的胜利。他相信中国贫穷面貌的彻底改观也会和战争的战局一样来那么一个突变。

毛泽东对战争的运筹的确炉火纯青。与其说他会打仗，倒不如说他懂得战争的本质。国务会议召开的时候，台湾海峡的局势正剑拔弩张，扑朔迷离。对此，毛泽东的分析充满了辩证法：美国人如果实施了对台湾的占领，那么他就是把自己的脖子套进了绞索里，又把绞索的那一头丢到了中国大陆6亿人民的手中。

然而，深谙战争之道的毛泽东却没有意识到，经济建设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9月10日，毛泽东的专列又开动了，他会看到些什么呢?

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决定再下去看一看有什么问题

1958年8月的上半个月，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河南新乡县、山东历城县、天津市等地视察了一圈之后，来到河北的北戴河海滨。

在这里，从8月17日至30日，他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

对这次会议的议题，毛泽东自己亲笔拟写的就有17个，包括：明年(指1959年)、五年的经济计划问题；今年铁、钢、铜、铝问题；明年农业问题；明年水利问题；合作化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教育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劳动制度问题：支援边疆问题；技术保密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今冬、明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协作问题；深耕问题；肥料问题；民兵问题。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以上确定的议题几乎都经过讨论，做出了相应的决议与决定，光形成文件的就达40个，包括五个方面：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关于农业方面的、关于财贸方面的、关于教育方面的、关于其他方面的。

这其中有一点却十分引人注目。毛泽东所拟的“合作化问题”的议题，做出的相应文件却是《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8月29日的会议上通过的，这时，离会议结束只有一天了。

也许这一切，并不令与会者感到意外。尽管“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农村所有制关系不同的两个阶段，但谁都知道，“人民公社”的确是毛泽东心向往之的。1958年7月，陈伯达就在《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引述过毛泽东这样的话：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这一句赞誉的话，自毛泽东在8月6日视察河南七里营时亲口道出之后，新华社记者们就让它很快变成了铅字，而且是大号字做标题，十分醒目，这效果也是仍在旅途中的毛泽东所料想不到的。据他的一名卫士如此回忆：那天，在一列专列上，毛泽东的目光触到了那个标题，便以手拍床失声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他转着圈。看几眼报纸，嘀咕几句：“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讨论呢……”为此，毛泽东还做过小范围的解释：这个事情我没慎重，我参观时听一位同志汇报中随口讲了这句话，也不能全怪记者。

的确，光靠记者的大标题，并不能左右形势的发展，巨大的影响力还在毛泽东那里。尽管毛泽东说糟糕，但他所不安的只是未能遵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组织程序。他对人民公社好的评价并没有改变，于是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做出与通过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个决议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的历程中不可不提。它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并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会上，毛泽东对这个决议稿亲自做了修改，还在其中加写了足足有四百余字的一段话，要求人民公社建成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他设想：“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他还设想了由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前景：“有一个文件讲。第三个五年计划就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我加了·第四个三个字。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

渡，不然，太短了。”

这个设想，两年之后，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中又提到过它。不过，他是把它作为自己也曾犯错误的一个例子而言的。他说，他的错误之一就在于在北戴河决议中把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他说，他写的那一段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的时间是太快了。

其实，1958年的“大跃进”的发展更甚于这个设想。北戴河会议之后，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就汹涌地冲击着华夏大地，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对此种“高速度”、“高指标”，毛泽东真的相信吗?他已经决定，再去看看下面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就在会议期间的一天，随毛泽东一起去北戴河的卫士田云玉揣着刚从书店里买回来的萧三写的书《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去接班。毛泽东正看文件。田云玉为他换上一杯茶水，看看没有什么事了，便退出在走廊里又翻开书。

“看什么书呢?”毛泽东走过来问。看得正入迷的田云玉猛吃一惊，慌慌张张就要把书往兜里揣。无奈毛泽东的手伸了出来。

毛泽东看看书名，飞快地翻了几页，还给田云玉：“这本书写得基本真实。你们这一代啊，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

田云玉说：“主席，您从小就很有抱负啊。”

毛泽东说：“你也应当有抱负嘛。你还要多看别的书，不要光看我的书。社会知识啊、自然知识啊，都要多看看。”

田云玉表示自己爱看文学和历史书，不喜欢数理化。

毛泽东就说：“光看书也是不行的，还要实践。以后你们要拿出三年时间来学工、学农，还要搞社会调查。”说到这里，毛泽东告诉他，“过几天我要出去视察，你们跟着一块走，要留心搞调查。”

几天之后，毛泽东南下郑州。一路之上，他屡屡问人：“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从社会实践这本大书里。毛泽东想看到些什么呢?

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香，一语点破，一片沉默。掰块面包放嘴里，毛泽东尝到的是什么味道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会后，毛泽东要再下去看一看，走一走。

南下到了河南省。这一天，专列停在郑州。

离郑州不远的荥阳，有一个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工作团在那里。田野中耸立的一座土高炉，就是工作团的人们忙碌着大炼钢铁的地方。男的在钻进钻出地修理炉膛；女的则在一边打下手。十几个人，个个弄得满身满脸的煤黑和炉灰。

忽然一列火车停了下来。大伙正在纳闷不是车站怎么会停车时，只见叶子龙走了下来。这些干部都是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一看到叶子龙，心里自然明白。是与毛泽东有关的事。

果然不错，叶子龙来告诉他们，毛泽东到了郑州，要找他们去开座谈会。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后，想要下去再看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他似乎有点儿放心不下。在郑州，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和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后，他感到他们一片叫好声中，就是没有反映问题。他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一连问了几遍，还是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毛泽东要找工作团的普通工作人员来开会，再问问情况。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很随和，帮他们学文化，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有时还当“红娘”牵牵红线。同时，他也经常派他们下去了解自己关心的一些情况，搞些实地的调查研究。这一次，他决心再通过这个办法听听基层的意见。他心里明白，有时光听干部们的汇报不行。

工作团的十几个人放下手里的活，马上随叶子龙上车到郑州宾馆，然后衣服也没换脸也没洗又坐车到了毛泽东的专列上。坐下不久，毛泽东就带着谭震林、廖鲁言等人走了进来，身后还跟了秘书们，座谈会马上就开始了。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家还是一片叫好声。这并不一定就是他们存心要搞虚报。那个时候，一股热潮扑面而来。满怀革命激情和冲天干劲的人们，为着一个美好的理想和目标，谁都会真心实意地全身心投入进去。

毛泽东似乎对这一片叫好声不满足。他盯住了坐在身边不远处的胡秀云，决定单刀直入：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是中央办公厅摄影组的工作人员，和毛泽东平日就挺熟悉。下河南之前的一天，她手里拿着一本《矛盾论》经过菊香书屋之时，正碰上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曾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卫士夸过小胡好学习。这次碰上，他停下脚来和她聊了一会儿。看见她手里的书，便对她说：“你还看这书?我自己还不满意呢，我还想再写一本，写给你们青年人看。”他还告诉小胡说。“学理论不要忘记实践，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实事求是。不然就是教条主义。”

胡秀云没有忘记毛泽东的这一番话。自己下河南参加劳动不就是实践活动吗?听到毛泽东问她，她想，或许这是毛泽东在考她呢。

她想了想，然后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听后，并没有罢休，又将了一军：“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嘛。”

听到毛泽东此言，大家都感到意外，这不是有点泼冷水的意思吗?毛泽东怎么会这样说话呢?也就是毛泽东这样说，别人则无论如何是出不了口的。心里这样想，大伙儿嘴上还是什么也没说。

年轻的胡秀云听罢，好像受到什么鼓励似的，下面的话想也没想便冲口而出：

“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400斤，早晨就成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在座的人很吃惊，看看胡秀云，又看看毛泽东，再看看周围的人，愈加不知说些什么好，便都不吭声。

毛泽东一直停留在脸上的微笑没有褪去。他望住胡秀云。胡秀云这会儿自己好像也刚醒过来般吃惊，这话怎么张嘴就来了?该不该说?

毛泽东转过头，拿眼去看河南省委的干部们，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

“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他的态度挺和蔼，语气平和。

谁也没有回答，谁也不可能在当时回答这个问题。会场沉默了好一会儿，毛泽东也没有再开口说些什么。

尴尬的气氛中。门忽然开了。有人端着一只盘子进来，上面放着用白面和玉米面和起来烤的面包，说是公共食堂做的，专门送来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尝一尝。

昧道的确不错。毛泽东嚼一口问：“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送面包的人说是的。

大家都尝了一块，都说味道不错。

毛泽东再掰下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品尝着味道，他没有再说什么。

长江水深流急，却是他最中意的游泳池。他还要把全国的江河都利用起来，让3亿人口都来游。18次击水，对于毛泽东意味着什么

对于武汉体委游泳指导赵锦清、北京体育学院学员陈嫣屏、四川自贡市第二中学体育教员陈廷兰等人来说，他们体育生涯中最幸运的莫过于1958年几次陪同毛泽东游长江。

“全国的江河这样多，能不能都利用起来游泳呢?全国6亿人口，能不能有3亿人口都来游泳呢?”

一语惊天。毛泽东的这些话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全国的江河都利用起来，3亿人都来游泳!这是何等气魄、浪漫的构想?

这样的问题自然不是赵锦清们都能想、所能回答的。当时，他们三个人手心都捏出了汗，却不知怎么开口。

毛泽东似乎并不等他们开口，他用六个字表达他的自信：“可以!完全可以!”

赵锦清等只是重复：“可以。完全可以。”

但毛泽东意犹未尽：“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敢!要走出游泳池!”

大江大河是他最好的游泳池。

那个时候，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温室里的花朵，是专门用来比喻一类弱者的，带贬意。他们的存在怎么能与风雷激荡相称呢?于是毛泽东鼓励青年人要勇于到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去摔打、去锻炼，培养一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意志和本领。

这是政治的范畴，没有哪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与政治的关系会像中国一样如此紧密，也没有谁会像毛泽东那样把游泳这项体育运动放到政治生活中去。

政治家的毛泽东，挥手之间，便会有千层的巨浪迭起!

有人统计过，从1956年到1966年，毛泽东曾18次到长江中流击水。

争取到第一次游长江的权利。对毛泽东来说并非易事。

那是1956年初夏，毛泽东住在广州的一个小岛上。天气燠热，毛泽东叫来卫士长李银桥，淡淡吩咐一句：我们走吧，到长江边上去，我们去游长江。

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游长江?普通人游长江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何况毛泽东!出了事怎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

毛泽东感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护士劝，保健医生劝，不行，便来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毛泽东仍坚持要游。

罗部长较起真来，说这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事。

毛泽东则大声地说穿所有谨慎的解释：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嘛!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瑞卿十分不安地再做解释：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你冒风险，哪怕是一点儿风险也不许有。

习惯于接受挑战，也从来不惧风险的毛泽东显然不爱听这样的话，他冷笑：哪里一点儿风险没有?坐在家里房子还可能塌呢!

话虽这么说，罗部长还是不松口。

一些有关的负责人又轮番去劝毛泽东。较起劲儿来，毛泽东岂有让步的时候?他一定要赢的。

毛泽东命令警卫一中队的韩队长去实地考察一番。韩队长也不情愿毛泽东去冒这个险。他找些人调查了一番，都说长江风大浪急不能游。韩队长回来便如此一说。

毛泽东沉了脸：“你下水了没有?”

韩队长如实地说没有。

毛泽东急了：“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别说了!”他转身吩咐卫士找副卫士长孙勇来，指名孙勇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孙勇这回下了水，回来对毛泽东说完全没问题，可以游。毛泽东一展双眉，道：“这就对了嘛，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说完，他又故意找补一句：“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没有任何理由再不让毛泽东游长江了，毛泽东又赢了这一回。

为此。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匆匆回武汉组织有关事宜，让人探水情。选地点。毛泽东这里随后动身从广州往长沙，在5月30日游完湘江后，第二天乘飞机往武汉。胜利了的毛泽东脸上一扫阴霾，谈笑风生。

到武汉当天。毛泽东即乘武康号轮船往武汉长江大桥视察。自1953年汉水铁路工程正式开工以来，武汉长江大桥正在紧张施工当中。武康号经汉阳晴川阁朝江心桥墩而来，穿过二三号墩，接近鹦鹉洲时，又返航下行，再穿越三四号墩。这次巡视，既为了让毛泽东了解水上、岸上的施工情况，也为了能让他熟悉一下游泳的水面环境。神采奕奕的毛泽东再次豪情大发，他为人们描绘着一幅动人的蓝图：将来长江上修上二三十个桥，黄河上修几十个桥，到处能走。

6月1日，毛泽东初游长江的日子。天气晴朗，骄阳似火。正值汛期的长江格外宽阔，东南风吹处，波光粼粼。被通知随毛泽东游泳的武汉的三位运动员等候已久，他们是王海炬、李健民和吴全福。他们身体素质好，游泳技术强，水上知识丰富，不久以前刚试渡过长江。毛主席这么大年纪了，横渡长江天险，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心里如此想着，三人都有些紧张。

中午12点钟左右，毛泽东等坐武康轮到大桥8号桥墩附近。放下扶梯，孙勇先下去想扶毛泽东一把。

“走开，都走开，不许那些船靠近!”毛泽东先挣脱孙勇。又把手一比划，命令道。他悠闲地走下扶梯，笑眯眯地左右端详一会，不慌不忙弯下身子在水里浸一下，然后手一撒，身一跃就到了水里。

毛泽东的泳技令年轻小伙子们都佩服。履大江如平地般，时而奋臂侧游；时而踩水信步于波浪之中：时而仰卧水面，双手枕后凝视万里晴空；有时又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安详地休息。江心，一个浪头打来，毛泽东喝了口水，他笑了：“长江里的水好甜喽!”陪泳的李健民看毛泽东的水面休息动作做起来很轻松，便也想如法炮制。没想到，刚停止手的动作，腿还没放平，身子便不由分说直往下沉。

快一个小时过去了，在船上测温的人报告说水温是摄氏20℃，这样的温度人在水里呆长了会冻得嘴唇发青，也的确有不少人支持不住了上船休息。毛泽东不愿意就此罢休，他说：“还没到汉口呢!”

两个小时过去了，游程近28华里。到汉口谌家矶江面，毛泽东上岸。他慢慢弯下腰，捡起已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毛巾毯。又把放在椅子上的呢外套拿开，然后在一张木凳上坐下来，极舒适地享受着阳光。他深邃的目光盯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6月2日，毛泽东第二次横渡长江。这次他提出要从长江上游下水，穿桥墩，游过长江和汉水汇合处。这天，气温较昨天低，风也大了，滚滚长江波涛汹涌。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在汉阳鹦鹉洲尾的江面上更衣下水。到长江与汉江交汇处，大家的心陡地拎起来。这里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流速达每秒3米以上。这个险要地段，本不该选为游泳地点，但毛泽东瞄准了它，又有谁能阻拦呢?

一瞬间，毛泽东已从二三号桥墩穿过。他的脸上充满了自信，挥臂有力。在龙王庙江面时，一个大浪打来，却见毛泽东早已顺着水势变成了潜泳。一时，只见江水，不见人影。十几秒钟后，他泰然自若地浮出水面。

这一次游泳，又是两个小时，28华里。

6月3日，毛泽东移住东湖宾馆。有人想请他游东湖，他不以为然：长江才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这一天，他再游长江，从汉阳江面下去，穿过桥墩，游到武昌。

一股豪情从胸中升起，荡气回肠。一首《水调歌头·游泳》从此诞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这是沉醉于大自然之中的毛泽东。然而，这位巨

人也绝没有忘记和大自然的较量，于是更有——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有——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回到东湖宾馆，毛泽东意犹未尽。直到赶回北京接见外宾前。他还在兴奋之中：“罗部长不让我去游，我偏去。还不是去了吗?一游就是28里!明年6月份我还要去，把他也要拉下水去。”

8月，毛泽东又在北戴河挑了个风高浪急的天气下海游泳。五六米高的大浪扑来，把人推出去十几米远。

“好厉害噢!”毛泽东爬起来，站定，又一挥手：“再下去!”

又来一个浪，又被推出好远。再下!三名卫士在后，两名拥卫左右，毛泽东向大海深处游去。浪打浪，进了退，退了进，终于大家都摸到了海的脾气：遇起波式的浪，头一抬胸一挺一跃而过，遇从头上扣下来的浪，就往水里一钻从海浪后边跃出。登峰落谷，毛泽东到了防鲨网那里。

“再往外游就危险了!”卫士们说。

毛泽东一笑：“不要紧，鲨鱼来了就打嘛!”

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也对他的人民充满了信心。

这种信心是由衷的：在毛泽东6月三次游长江之后，20日，武汉市举行了第一届名为“支援解放台湾”的横渡长江游泳竞赛活动。毛泽东听了有关的汇报，很高兴，关心地说：“好呀，只是你们千万要注意，不要淹死一个人。”他更看重的，是这种活动以外所展现的政治意义和力量。

毛泽东第二年6月没能如他所言再去长江。他的视线关注着国内两个阶级的较量，一个是无产阶级，一个是附在无产阶级皮上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较量的表现形式便是“反右派”斗争。1957年7月的青岛，凉爽的海风吹不散浓浓的火药味。毛泽东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不仅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政治建设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且凿凿断言：“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必须要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时，报纸连日刊载批判所谓“极右分子”的文章，“右派”人数激增，党内人员同样不能幸免，而且还要钓出“大鱼”。

随着斗争形势的顺利发展，9月上旬，毛泽东终于抽出身来到武汉，两次畅游长江。

9月5日这一天，已是秋风初起。4级风紧催江浪，拍岸有声，水温是摄氏27℃。毛泽东乘坐轮渡在即将竣工的长江大桥5号桥墩处下水。他游得很从容，侧泳潜泳交替而行，劈波斩浪。神情自如。

一个多小时之后，到了汉口四维路附近江面，护游的人扶毛泽东上软梯。一阵江风吹来，身上直打哆嗦，这位护游人说，今天风大，吹在身上真有些冷呢!毛泽东接过话头道：“水里是被窝，暖和得很。”

泳后，毛泽东由长江一路阐发下去：“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这，或许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人才会具备如此的胸襟吧?那么，此时在毛泽东心目中很大而且他信心十足地要与之较量的又是什么呢?

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对八大确定的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并坚持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样，毛泽东迎来了一点也不亚于长江风浪的又一个挑战。他相信，和争取第一次游长江的权利一样，自己会胜利。

毛泽东游长江，早已超出了健身运动意义的本身。迎风浪，游逆水，既是毛泽东性格的外化，也是他内心世界的最好展露，更是一种政治力量的象征。他具有的感召力如此之大，以至于震颤整个中国大地。长江之于毛泽东，到底意味着什么?

1961年和1962年，是中国国民经济因内忧外患陷入困境亟待扭转的年份。1961年的9月和1962年的6月，毛泽东先后共4次游长江。这期间，他曾问身边陪同的有关负责人：武汉青少年的游泳活动开展得怎样?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游泳吗?

1966年7月16日，在毛泽东从“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向江青发出那封表示自己愿当钟馗以打“鬼”的信之后8天，他又以73岁的高龄畅游正值汛期的长江，游程近30华里，历时1小时零5分。他跟一位第二次随他游长江的青年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看到一个姑娘只会侧泳，他便教她仰泳，同时鼓励道：“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呢。”

毛泽东讲的是普通的道理，毛泽东也如常人般需要划臂蹬腿才能在水中前行。但当时，更多的人眼里看见的是已走上“神坛”的毛泽东。

也在这一天，他乘坐快艇，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检阅了武汉5000游泳大军。那是怎样壮观的场面啊!队前快艇开道，泳手们竞相向前。红旗漫卷，人头攒动，一时红透江面。毛泽东快艇过处。“万岁”的口号声，一片高于一片，很多的人情不自禁地不顾危险，在江中欢呼跳跃。尤其是由200名8至12岁小学生组成的少年儿童队伍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簇拥着的是一幅毛泽东的语录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掩不住激动的心情，毛泽东高呼一声：少年们，你们好!

回应他的则是压过涛声水声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人民万岁!”毛泽东挥起巨人的手臂。

一反过去很少公开报道的惯例，10天之后，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情景由《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特大喜讯”做了报道，并配发社论，号召全国人民紧跟毛泽东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降临了，其势锐不可当，翻江倒海，激起千层浪。

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游长江。但从此以后，“文化大革命”中每逢7月16日，全国各地都要组织群众性的横渡江湖的活动以示纪念。

是不是从此以后毛泽东感到了自己的衰老呢?

初到武汉，毛泽东就去看小高炉。他对王任重说：“你看要不要农业社开个庆祝丰收的大会，让人们喝点酒，吃点肉……”

在武昌积玉桥南面的凤凰山下，有一个用红砖新砌的小方烟囱在冒烟，烟囱下面，有一个七八米高的炉子在炼铁。这个小高炉是武昌第一纱厂新建的，是1958年“大跃进”全党全民大办钢铁高潮中兴建起来的千千万万个小高炉中的一个。它动工在7月15日，9月7日上午流出第一炉铁水。

4天之后，即9月11日，毛泽东专门到此视察，这是来武汉后他第一个视察的地方。

武汉素有火炉之称。即使秋天也闷热异常。这天的天气却分外好，秋高气爽，空气清新。

下午3时多，毛泽东在王任重、中共武汉市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陪同下坐车来到小高炉前，第一纱厂党委书记兼经理胡伯琴随行在侧。

鼓风机旁，毛泽东首先向正在检查机器的机电工场主任程汉卿询问机器、设备的情况，听取胡伯琴关于小高炉情况的介绍。

“这个小高炉是别人做的，还是自己做的?”王任

重问道。

“是自己做的。”胡伯琴答道。

毛泽东说；“对，我昨天看到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了，知道你们修建小高炉克服了不少困难。”

毛泽东指的文章，就是胡伯琴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怎样使小高炉正常出铁》一文。毛泽东走到哪里，都要找来当地的报纸看，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昨天他刚到武汉，也马上要来了报纸，其中就看到了胡伯琴的文章。当时，自办土高炉、小高炉，全民上下齐动手大炼钢铁，正在全国普遍推广。如何解决建小高炉中出现的一些思想与技术问题，是毛泽东比较关心的。胡伯琴在文章中谈到了第一纱厂克服困难建炉的经验：全厂没有一个搞过钢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他们就派人到黄石、鄂城、武钢去学习，请武昌钢校的师生来帮忙；没有耐火材料，不伸手向上要，而是把厂里暂时不用的老九号锅炉的烟囱通道拆了；没有鼓风机，就让原来搞修理的机电部门自己制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颇为称赞。也许正是这篇文章激发了他要到这个小高炉看一看的兴趣?

“不简单啊!纺织厂也能炼铁。”陪同毛泽东一路视察的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在一边也称赞道。

毛泽东说：“纱厂办钢铁，一个企业除了自己的专业外，还可以兼办别的工业和事业，要多样化，多样化好处很多。”

大家也都交口称赞纱厂炼铁这件事办得好。

有人过来报告，今天的第八次铁马上就要出炉了，毛泽东当即提出要看看出铁的情况。于是胡伯琴引他走到小高炉左边炉口出铁处，在一个做得很整齐的盛铁水的砂模子前站定。

值班人员已经把铁口旁边的泥巴挖去，接下来的事就要拿锤子开铁口。

毛泽东抬腕看了看表。

开铁口是炉前工最重要的操作，也是最难的。有时打铁口，一打一两个钟点儿都打不开。最快也得一刻钟。掌钎子的工人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心有点儿慌，手似乎也不太听使唤。另外一个工人见状赶紧上前帮他一把。

不知怎么，今天开铁口的工作竟特别顺利，只打了十来下，铁口就开了。大家都松了口气。

“开口很快，只花了5分钟时间。”毛泽东又低头看看表说。

话音刚落，通红的铁水沿着沟槽顺畅地流向盛铁水的模子，散发着逼人的灼热。大家的脸上都泛着红光。

“你们武汉有5个纱厂吧?”毛泽东问。

胡伯琴说是。

“都在办小高炉没有?”

“都办了小高炉，还要办一些土高炉。他们钢铁办得好，纱厂生产也在‘大跃进。”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宋侃夫答道。

“好!”毛泽东点头。

铁水快要流完了，炉口内流出一些铁渣，毛泽东指着它：“这是渣子吗?”

“是渣子。”胡伯琴说。

“里边有没有铁?”毛泽东又问。

“没有。”

毛泽东说：“还是会有一点儿吧!”

铁渣流完，出铁口开始喷火。毛泽东离开炉前。问了矿石原料的问题，又问纺织厂在哪里，他说：“下次再来，看看你们厂。”

小高炉边的工人们用掌声送毛泽东上汽车，整个视察过程仅用了一刻钟的时间。

在毛泽东视察的几天后。一纱厂就提出了“跃进”的新口号：“土洋并举是方向，全体职工上战场，再建土炉十五座，保证座座铁水流，洋炉产量要跃进，土炉也要逞英豪；本周洋炉达六吨，下周保证达八吨；达到八吨还不休，争取做到十出头；要和全市大竞赛，国庆节前放卫星。”

对于毛泽东的这次视察，一直陪同的王任重在后来发表的题为《毛主席在湖北》的札记中，还提到了这么一件事：

在同车往小高炉的途中，毛泽东和王任重谈起了今年农业的大丰收和农民的苦干精神。

毛泽东问他：“你看要不要农业合作社开个庆祝丰收的大会，让人们吃点儿肉，喝点儿酒……”

王任重说：“好，就在国庆节那一天，庆祝国庆。庆祝丰收。”毛泽东又说：“那么要发个指示，不然会有人说是铺张浪费。”

他是真心地为眼前所看见的成就而喜悦，真心地替千百万农民着想。

王任重在札记中还提到，毛泽东告诉过他：“在苦战三年当中，积累不可过多，必须使农民越干越有味道，越干越有劲。”

但后来的情况却表明。形势的发展违背了毛泽东这个良好的愿望。天灾人祸，带来的是三年紧了又紧裤腰带的日子。这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而这也就是那个年代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关注下面对钢铁事业有没有信心。并表示：“三顾茅庐也要看到出铁。”出铁看到了，出焦也看到了，面对苏联专家的宏论，他却表现得平静而客气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钢的年产指标达到1070万吨，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后，毛泽东心中就时刻惦念着钢铁的生产。9月10日，在到达武汉的当天，他专门听取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关于全省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并决定在武汉、黄石分别视察一批钢铁企业：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矿区、大冶钢厂和武昌第一纱厂的小高炉。

到武汉钢铁公司视察是在9月13日。

那天下午2时许，毛泽东由王任重等陪同从蒋家墩轮渡码头上岸。刚看到前面有一片楼房，他就问：“这是你们的住宅吗?”他的意思是这一片是不是武钢的住宅区。

王任重说：“是的。就是离厂远了一些，以后建厂时要注意改。”

在此迎接毛泽东的武钢公司总经理李一清这时走上前补充说：“我们已经搬到施工现场去了，这里改成了工人和家属宿舍。”

毛泽东点头，一行人先后上了汽车，往厂区驰去。

在车上，毛泽东问李一清：“你们对钢铁事业有没有信心?”这是他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牵涉到这一年和明年钢的高指标能否完成。

李一清道：“在整风双反以后，群众性的创造很多，出现了很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他表示，群众和自己一样对搞好钢铁事业有坚强的信心。他还告诉毛泽东，“现在大搞钢铁，耐火材料需要很多，我们的耐火材料也上马了。”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那好!”又问，“你们有多少人?”

李一清答：“现在已有65000人，我们还担负着支援其他地方的任务。”

毛泽东说：“对，应该这样，力量发展了应当支援别人，要有协作精神。”顿了顿，他又说，“你们办公社的情况怎样?这样大的企业，应该工农兵商学都要搞一点儿。”

王任重说：“工业有了，商业也有了，学，有技术学校，兵也好办。就是农业没有，可以划一些合作社进来。”

毛泽东点头：“应该全面些。”

不一会儿。车开到总经理办公室。大家请主席先下去休息一下。这是一幢小平房。几把藤椅，几部电话，显得拥挤而简陋。

毛泽东一坐下，便问：“什么时候出铁?”

副总经理韩宁夫看看表，说3点左右可以出铁，今天看到出铁还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道：“好哇!今天出不了铁我明天再来看，明天出不了后天再来，三顾茅庐也要看刘出铁。”

离出铁还有段时间。武钢负责人抽空汇报厂里的基本情况。

当讲到矿石是从铁山那边供应来时，毛泽东问道：“铁山的矿石怎么样?”

他听说矿里含有千分之五的铜，还有锰等金属，

矿质很好，便风趣地说：“铜也含得不少，你们可以叫‘钢铜公司了!”

韩宁夫说：“我们自己现在还没炼铜，现在是交大冶冶炼厂炼。”

毛泽东又问到炼焦化工厂的生产：“焦化厂生产多少品种?回收不回收?”

韩宁夫答：“我们现在生产11种，其他180种不在这里回收。”韩宁夫讲到，回收的11种里有萘、硫铵等。

毛泽东说：“硫铵(可以做化肥用)你们可以多生产一些。”

韩宁夫说：“我们第一个焦炉一天产10吨，将来要提高到20吨。”

毛泽东说：“你们也可以回收，应该多搞些。你们这样大的企业，应该办点化学工业，办点机械工业，办点建筑材料工业，各种工业都办点，办成联合企业。”

他听韩宁夫讲将要去看出铁的1号高炉有70多米高，12米直径粗，日产2000多吨生铁时。满意地说：“你们这跟一般的高炉不同，应该叫大大高炉。”

他夸韩宁夫说：“你成了专家啦!”

韩宁夫笑着道：“我只是在建设中学了一点儿常识。主席再问几个为什么，我就答不出来了。”

正说着，有人匆匆来报告说，1号高炉快出铁了。大家便起身朝那边走去。

听说毛主席要来看出铁，许多工人群众都聚拢来，足足有上千人，“毛主席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毛泽东被人流簇拥着，由干部们在前开路，攀上高炉炉台。回过身来，他满含笑意地凭着前沿的铁栏向群众招手致意。

在炉台中部，毛泽东接见了武钢的职工代表。他们都是被评为劳动模范和红旗手的工人。毛泽东握着他们的手，向他们道辛苦，称赞他们的工作成绩，鼓励他们再立新功。

在炉工休息室的平台上坐下来，毛泽东关心高炉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情况：“各种设备是不是全是国内制造的?”

韩宁夫回答说：“大部分设备是国内制造的，一些主要设备是苏联供给的，像秤量车、主卷扬机等。这样大的秤量车，在苏联也还是‘头生子哩，我们只用三天三夜就安装好了。”毛泽东听了，只点头不言语。

这时，帮助武钢建设的苏联专家巴杜洛夫、武钢设计总负贵人格里高里扬、地质学家波利申和武汉地区苏联专家代理党委书记斯维里多洛夫等被引见给毛泽东。

专家组长握住毛泽东的手，寒暄说：“1号高炉提前建成出铁是一个胜利，拿这个胜利来问候毛主席。”

毛泽东表示感谢之意。

巴杜洛夫道：“帝国主义代言人说武钢1号高炉在1958年内出不了铁。但是我们今天出铁了。这是对帝国主义政治上的一个打击!”

毛泽东客气地说：“这是你们的帮助。”

巴杜洛夫又说：“这个高炉是亚洲最大的高炉，像这样由自己供给焦炭的大高炉。能够在动工后的第二个年头投入生产，是世界最高的纪录!”他说得挺激动，语气高亢。

毛泽东只是笑了笑。一贯看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毛泽东。此时是不是感到有些伤自尊心?落后的中国，落后的工业，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帮助，有时甚至是不平等的帮助来发展，这对极其看重民族尊严的毛泽东，有着不得不为之的无奈在里边吧?

巴杜洛夫还在高谈阔论，蛮有兴趣地介绍高炉这高炉那，说：“3号高炉比这个炉子大。”

毛泽东问：“第4号呢?”

巴杜洛夫说：“4号又比3号大。”又道。“武钢是个非常大的钢铁厂。武钢要建设8个500吨的平炉，而这样大的平炉，全世界只苏联有三个，美国有两个。”

毛泽东点点头。

巴杜洛夫还在兴头上一个劲儿地赞扬中国工人的干劲：“中国工人和干部同志的干劲很大!由于有了大的革命干劲，才取得了这种辉煌的成就。”

毛泽东又一次客气地表态：“这是中苏两国合作的成果。”

专家们纷纷表态：“我们很愿意和中国人民合作。如果材料更充分的话。在工人们这样足的干劲之下，2号高炉只需五个月就能够建成投入生产。”

毛泽东像是对别人又像对自己说道：“平地起家嘛，什么都感到缺乏，以后就好了。”

这时，炉前工用6瓶氧气将炉口烧开了。炉内立即喷出一阵金星火花，又射出一道几尺长的火舌。

台上有人叫了声：“快出铁了!”

毛泽东连忙起身往炉前来。一边问：“出铁需要多长时间?铁水流到哪里?”

旁边的人做了回答。话音未落，红通通的铁水就犹如一条巨龙，从炉内冲出沿着槽道奔流出来。映出一片红光，炉前一片欢呼。这时是下午3时25分。

头炉铁出的时间不长。毛泽东意犹未尽。问身边的先进生产者们：“隔多长时间出一次铁?”

大家说：“四个小时。”

他犹豫了一会儿，向李一清说：“到前面去看看，看得更清楚些。”

他下到铁台，走到电动泥炮附近仔细看了看冒着火光的铁水，便沿着栏杆向台下走去。

毛泽东的意思是还想看一遍出铁。但时间不允许了。王任重上前说：“主席是不是去看看炼焦炉?”

“去看看吧!”毛泽东有点儿不舍地离开了1号高炉。

3时40分钟，毛泽东往焦化厂而去。在那里迎接毛泽东的是厂党委书记刘教、厂长袁家柯。了解了焦化厂的基本情况后，毛泽东问：“焦炉有多少孔?是不是每柱是一孔?”

袁家柯答：“有65孔，是每柱一孔。”

毛泽东听了，很有兴趣地从头数起，数到第5孔时被火架车挡住了视线，他便不再数下去。问：“这个炉子一天出多少焦炭?”

韩宁夫说：“昨天已出到1600多吨。它的设计能力是1200多吨。”

当毛泽东知道即将出焦时，他表示要看一炉。

几分钟后，通红的焦炭穿过火架车被推了出来，像墙壁般倒坍在消火车上。消火车马上开到灭火塔下，冰冷的地下水立即将火扑灭，塔顶冒出一阵白色浓烟。大家告诉主席，焦炭熄灭后，就倒在前面小屋旁边的焦池里，通过皮带机送到高炉去。”

毛泽东的兴趣十分浓厚。他问：“多少时间出一炉?”回答是，平均9分钟出一次。他看看表，要再看一次。

他还转过身向在场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说：“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的焦炉?”曾希圣回答没有。毛泽东说：“你们也应该有。”

看完第二炉出焦，约下午4点钟，毛泽东便离开武钢。离开时的情景，用当时陪同毛泽东参观的张治中的话说是“我们总算冲出重围了”!

可武钢人一连几天没有平静下来。

毛泽东在高炉时，电装公司的青年工程师潘正德离他很近，看得仔细，听得清楚。因此总有人在他身边围着，听他讲述细节。

模范工地主任韩喜，总爱和大家讲在高炉平台被毛泽东接见时的情景。比如他给毛主席擦火点烟啦，在炉前给毛主席递毛巾擦汗啦，还不时拿出毛主席敬他的一支烟给大家看。这支烟，大伙儿你传我递，反正舍不得吸。

9月24日下午，武钢职工用1号高炉炼出的铁。制成一座精美的高炉模型，送给毛泽东，同时，他们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正当我们l号高炉出第一炉铁水的时候，主席到了武钢，这对我们武钢65000名建设者和生产者，是一种伟大无比的力量，我们一定要以建设好钢铁工业、锻炼成坚强的队伍的实际行动，来回答主席对我们的关怀。”信中还表

示：“到年底确保出铁21万吨。力争达到并超过23万吨。总之一定鼓足干劲。采取一切办法，提高再提高，增产再增产。”

能炼焦能做草酸，“大跃进”中的武汉妇女既敢想又敢做。毛泽东的片刻接见，更使她们干劲倍增

9月13日，毛泽东听取武汉市市妇联副主任陈皙关于“大跃进”中武汉妇女敢想敢做，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的情况汇报。当陈皙提出大家都想来看望主席时，毛泽东答应明天一定抽出时间来见一见。

9月14日晚上10点多钟，11位武汉妇女代表等候在省委的一个会议室里。明亮的灯光下，桌上铺着的雪白台布上，陈列着妇女们生产出来的一些产品样品。

大家排着队，眼睛盯着门外，等待着，心中则在想自己该向主席说些什么。

10点45分，毛泽东来了，他亲切地同大家依次握手。排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劳动模范朱玖，她握着领袖的手，激动得满脸通红。排在第二的周春姣是个性急的人，此时她挤上前，不等朱玖放开手，便把自己的手伸了过去，旁边的肖慧纳连忙介绍说：“这就是我在八大会上讲的那个五好积极分子，长安里居民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听了笑着点头。向周春姣问好。

接着。毛泽东又同制造草酸的詹淑权、办汉阳维新炼焦厂的喻望香等分别握手问好。

毛泽东走到桌子跟前坐下，打招呼让大家随便坐。喻望香腿快。立即跑过去占了一个离毛泽东最近的位子。别人也都围拢来，紧挨着坐下。

毛泽东一边拿起面前摆着的焦炭、草酸、硫酸等产品样本来回地看，一边同大家聊天。

他先拿起的是一块焦炭。问旁边的喻望香：“妇女也能炼焦炭了!你们是用什么炼成的?”喻望香说，是用土办法炼成的，很简单。

“用什么土办法呢?”毛泽东感兴趣地问。

“用红砖砌一个窑。把煤装在里边烧，烧到一定程度，用冷水泼下去，就变成了焦炭。”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又问：“要烧几天呢?”

“一个4吨的窑。要烧6天。”喻望香答。

她很想在此汇报一下汉阳月湖街二十几个妇女从河边运来1万多块砖来做窑，挑200多吨煤白手起家办炼焦厂的详细情况。还想说说她们以后的计划，但时间紧，自己一时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最后只说道：“我们那里还有20吨和40吨的窑。已经开始烧了。”

毛泽东拿起一个草酸瓶轻轻摇动里边的白色粉末，问詹淑权：“你们制的草酸是用什么做的?”詹淑权说，是用锯末做的。毛泽东听了点点头。

这时身穿白制服的邱益英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他转过脸来问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人民警察。”邱益英边回答，边站起来举手向毛泽东敬了个礼。

“哦，人民警察。干了多久啦?”

“今年三八节开始的。”

“你的工作有困难吗?”毛泽东关心这个职业是否适合妇女们去干。

“没有什么困难。”邱益英表决心般说道。

毛泽东笑着说：“也不容易喽!”

接见的时间不长，毛泽东就要离开了。大家依依不舍地送他到门口。

妇女代表们踏上归途时已经深夜12点钟了。她们一边走。一边还在谈论着刚才的情景。

路上，杨菊珍对詹淑权说：“你信不信，我这时有劲儿得很，简直可以把你背回去。”

詹淑权则说：“你看毛主席已经60多岁的人了，还这样操劳，连我们街道妇女办工厂也关心到了。我们两人都还只四十上下，这下半生我们要活得更起劲儿，要用更大的干劲儿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报答毛主席的关怀。你说呢?”

她们就这样聊到很晚才回到家。

第二天，像预先约好了似的，她们两人都起了个大早往厂里去。喻望香、周春姣、郑冬英等人。她们也都是在朦胧晨雾中走出家门、走上岗位的。

风高浪急，正是游泳好时候。一连看了两座小高炉，上了车却差点走不出安庆

9月15日，在由武汉去安徽的江峡轮上。毛泽东向跟随自己外出视察的张治中说起自己这次外出的一番感受：“还是到外头来多看多得到一点儿东西，老住在北京实在不好。”

“您今年外出，这回是第五次了吧?”张治中问。

“是呀，但是5、6、7三个月没出来，1、2、3、4月都在外，先后召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8月到河北、河南、山东打了一个转。”毛泽东答。

“最好全国各省区都去一次，您还有哪几处没去过?”张治中又问。

毛泽东扳着手指数说：“西北三省——陕、甘、青，四个自治区——新疆、内蒙古、宁夏、西藏，华北的山西，西南的云南、贵州，都没有去。”

“还是准备去吧?您如不去，有人会说您‘偏心了。”张治中打趣。

毛泽东笑一笑：“我不可能见到所有的人。”

张治中建议：“到西北最好是春秋两季。”

“夏天也好。”毛泽东说。

16日上午10时左右，江峡轮驶进安徽的安庆境内。毛泽东提出，要下江游泳。

江面上正刮着大风，波涛汹涌，水面上漂浮着的草根木片一眨眼就漂过去了。张治中关切地说：“今天风浪这样大，不要游了吧?”

毛泽东说：“试试看。”他不会放过这种乐趣。穿上游泳裤，乘上为江峡轮领航的航标船，他迎着6级浪去了。

陪同毛泽东游泳的20多位运动员整装待发，其中有3个女运动员。年纪最小的叫小成，排在第一位，在扶梯上首先迎接毛泽东。看小成既瘦小又怕冷的样子，毛泽东率先入水。小成也随后下水，一进江她就不由自主地说道：“好冷啊!”已经开始游泳的毛泽东听说，回头给小成鼓励：“不要怕，要有勇气!下去就不冷了。”

事后，毛泽东向别人打听，小成为什么长得这么瘦?别人告诉他小成肚里有虫，毛泽东听说，叫来医生嘱咐一定要替她治好。

毛泽东在江中酣畅淋漓地游了1个多小时，几千米距离，到达安庆码头附近。江峡轮就要靠岸了，毛泽东从江中上了护游的小船，然后沿航标伸入水中的扶梯拾级而上。

毛泽东上了船，张治中的紧张心情还没有放松下来：“今天风浪太大，水流太急，游泳不太合适吧?”

毛泽东却轻松得很：“风大流速都没有什么，就是一浪紧接一浪，人在水里得不到一点儿休息。”

江峡轮上，船员们都已在甲板排好座位，等候毛泽东来留影。他走过来了，却好像发观了什么似的，一个个面孔端详过去，然后问，是不是少了一位同志?原来还真缺个人。有个炊事员因为值夜班这时休息了没来。大家都佩服毛泽东的好记忆力。照完相，毛泽东就登岸离船。

近中午12点50分，毛泽东在中共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安徽省省长黄岩、安庆地委第一书记许少林、安庆市市委第一书记方振华等的陪同下，乘车到安庆一中的门口。一中校长鹿钟毓急忙迎上来。方振华上前做介绍，随后，黄岩告诉鹿校长：“毛主席要看看你们的小高炉，请你引我们去。”

毛泽东刚在校门口下车，就被住在学校对门的一户人家看见了，他们惊喜地叫起来：“是毛主席!”沿街群众听说，立刻围拢起来拥向学校。学校赶紧关上大门。门外群众不散，门内的学生们欣喜若狂。

“我们走近路吧。”方振华提议，他怕人多拥挤。

“不，还是走人多的地方吧。”毛泽东从容地向人多处拐去。

走到小高炉前的两块黑板报前，毛泽东站住。一块黑板报上是有关钢铁工业的剪报。另一块上写满了学生们的决心书。毛泽东边看边说：“这个黑板报办得不错。”

前面就是学生们办的小高炉，鼓风机轰隆隆响。烟囱上喷出一股股黑烟。像这样的小高炉。学校有8座，而且还建立了电机制造厂和一个木工厂，由学生们轮流参加劳动。

毛泽东问：“这个炉子有多大?”黄岩介绍说有1.04立方米。

毛泽东又问：“一天能出多少铁?”

鹿钟毓回答说，1吨左右。

毛泽东看看炉前穿着炼铁工人服装、满面灰尘的几个学生问道：“你们是工人还是学生?”

他们说我们都是学生。

“你们真的学会了炼铁吗?”

学生们回答：“学会啦!”

“你们是几年级的?”毛泽东再问。

他们说是高三三班的。正说着，不知谁喊一声：“要出铁了!”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看他们拿起通条通炉塞。一会儿。铁水从炉口流出，在沙盘里穿行。毛泽东笑着点头：“好!好!”

走到小高炉后面，他见体育教师马怀生正在鼓风机前工作。他手一指问：“这是什么东西?”

马怀生说：“这是马达带鼓风机。”黄岩插话道：“这是土法炼铁。”

毛泽东风趣地说：“不能算土法吧?沾了点‘洋气，是土洋结合。”

在学校的电机厂，毛泽东饶有兴致地看了初三一班13岁的学生杨相陈绕漆包线。从电机车间走出来，毛泽东便问鹿校长：“你们有半工半读的班吗?”

鹿钟毓回答有一个班。

毛泽东问：“不知半工半读班的同学的劳动怎样安排的?劳动有多少时间?”

鹿钟毓说：“一个星期劳动一天半。”毛泽东点头。

来到木工厂的锯木车间，有十来个学生正在拉锯。毛泽东走近初三一班的焦祥英，问他多大了?焦祥英说18岁了。毛泽东说：“你会锯吗?”焦祥英和另一个同学汪盂民两人就互相配合哗啦哗啦地锯起来，毛泽东侧着头看了一会儿说：“很好!”

毛泽东离开安庆一中时，聚在门口的人更多了。校门一开，人群就沸腾了。本来街道就窄，有关人员好不容易才排开一条路来，让毛泽东等人的座车出校门上了街。

车行不远，到了安庆市委设在郊外新辟工地的三个小高炉前。三个小高炉已经有一个开始出铁。几个开炉工谁也没有经验，第一天好容易出了铁，第二天就烧坏了水套。苦战24小时才把它修好，毛泽东看到的就是修复后的第一炉铁。听了介绍他笑着说：“难啊，可是不要怕。”

正在劳动的机关干部们见到毛泽东，不管手上是不是很脏，都争先恐后地拥上前蹑他握手。曾希圣和黄岩在一边连连劝道：“不要握手了吧!”但大家哪里肯听!

毛泽东到了安庆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来。街上拥满了人，谁都希望自己能见到毛主席。毛泽东在安庆一中出来时，车队还能开动前行，但这次看完市委机关的小高炉出厂时，却被群众重重包围。好容易在密密层层的人群中挤出条道，让毛泽东上了车。但车门没关，车前车后就又挤满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费好大力气推一下，车子走上几步，又推一下，又走几步。任凭车喇叭用劲嘶叫，人们充耳不闻。

陪同的市委领导有些急了。黄岩省长也对张治中说：“你看主席会不会怪我们?我们并没有通知群众，他们自己涌来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张治中说：“没有什么，主席不会见怪的。”就这样，走一路，停一路，走走停停，好容易才把车子开出去。这时已经是下午3点钟，毛泽东离开安庆，往合肥而去。

在安徽省博物馆，毛泽东对淮北河网示意图兴趣最大。看到几十种除“四害”工具，他开心了：老鼠就要遭殃了

9月17日早上8点多钟才休息的毛泽东，下午专程视察安徽省博物馆。他在那里看了有两个半小时，这是他在安徽的视察点中呆得最长的一次。

对这次参观内容，毛泽东自己这么评价：相当丰富，看不完。

在矿产馆。毛泽东观察了勘探队员们采来的矿石标本，逐字逐行地看了安徽矿藏分布图。

在机械馆和轻工业馆的新产品展台前，毛泽东风趣地对省委负责人说：“看来你们有一支侦察队，把别人的好东西都偷来了，你们是存心要抢上海的生意吧?”

农业馆陈列的巢县复兴乡的棉花标本。棉秆竟有一人高。毛泽东用手摸摸棉秆和棉桃：“这株棉花的桃子不少!”

从凤阳县烟草试验站试验田采集来的两株烟叶，每株足有1丈多高，叶子像水芭蕉一样，毛泽东道：“这两株烟叶很好!”讲解员告诉他说，根据当前生产情况预计，每亩可收33000多斤。

毛泽东又看小麦与水稻丰收的情况说明，特别是幸福公社的大面积丰产田图片，还有安徽省群众抗旱的各种图景和提水工具。看着看着。毛泽东不禁诵出了作为图解说明的安徽当时流行的新民歌：“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

水利馆挂有一幅淮北实行河网化成就和将来规划的示意图以及濉溪县河网化示意图。上面表示河道的各种线条密如蛛网。

毛泽东问道：“细红线表示什么意思?”

省委基建部部长张祚荫回答说：“这是表示小河道，有20米宽，淮北河网化，根据新的规划共有5种河道，最宽的有60米。”

毛泽东又问：“这个县的河道已经挖得怎样了?”

张祚荫说：“全县计划每平方公里挖35万立方，现在已挖了11万立方。”

“有没有用洼地做水库?”

张祚荫又说：“凡是能做水库的我们都已经或者准备做水库；平原地区的水，我们主要是把它蓄在河网里面。”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很有意思!”接着，他又指着淮北河网化的总图，问图上的红线和绿线分别表示什么?

张祚荫告诉他，红线是表示没有挖成的河道，绿线是表示已经挖成的河道，现在整个淮北挖成的大中河道已有9100多条。

“啊!大工程!”毛泽东感叹道。他对曾希圣说：“明年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时。你们应该把这张图挂到北京去。”

毛泽东在博物馆参观时感兴趣的还有除“四害”陈列馆。那里，陈列着几十种除“四害”的工具。

看到一种活板捕鼠夹，能立即打住一脚踏上去的老鼠，毛泽东说：“老鼠这个东西很狡猾，这样，老鼠就要遭殃了。”

省除“四害”指挥部副指挥杨杰向毛泽东介绍了一种用两块土坯吊着做成的“土老猫”。老鼠喜欢沿着墙走，只要一碰上这种“土老猫”就能打中。既方便，又经济，而且效果很大。据说界首县有一个庄子用这个办法就打死2000多只老鼠。毛泽东听了，说：“这个办法好。真是对老鼠大为不利啊!”

看了灭蚊用的简易火焰喷射器，毛泽东笑指道：“这是火攻!”

他又念了一遍安徽省除“四害”成就的文字说明，叹道：“你们消灭的老鼠麻雀真不少呢。”接着问：“消灭这样多鼠雀可以节省多少粮食?”

杨杰说。节省的粮食以每人每年500斤计算，可供600万人吃一年。

毛泽东在财贸馆看了自动售粮器的表演；在邮电馆看了自动售邮机和自动售报机；在卫生陈列馆，

他对安徽省已有14个县100多个乡消灭血吸虫病表示高兴。他还参观了工业馆、文化教育馆、林业馆、水产馆、历史文物馆等。

对这样的博物馆，毛泽东认为很好。休息的时候。他对在座的人说，每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力量。

晚上，被邀跟随毛泽东在安徽视察的女作家菡子问主席，要不要去合肥市内的游泳池游泳?毛泽东摇摇头。说：“要到大江大河中去游泳才行!”

张治中灵机一动，毛泽东慨然允诺。秋雨之中，30万合肥人从省委机关一直排到火车站。毛泽东说，他们是主人了

9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将要离开合肥往芜湖。这些天。毛泽东外出参观，每每陷入群众狂热的包围之中难以脱身。人一多，秩序难免就有些乱，做保卫工作的同志不满意。但又不能把毛泽东掖起来藏起来，不让他在群众面前露面。怎么办?于是准备在毛泽东离合肥时干脆来一个“夹道欢送”，既有利于维护秩序，又能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这事当然得经过毛泽东同意。而毛泽东竞破例同意了。这其中，不能不提到张治中的一番努力。

当毛泽东快要从武汉去安徽时，安徽省省委书记曾希圣先期离鄂回合肥进行准备工作。临行，张治中找到他，出主意说：“毛主席是第一次到安徽，怎么能使广大群众一睹毛主席的风采?这可是安徽人民多年来所渴望的机会。我们能不能事先把群众组织好，站在大道两边，请主席坐在敞篷车上，就可以使群众都能看到他。”张治中是安徽人，自然对家乡多一分偏心，能陪毛泽东回到家乡安徽，也使他十分兴奋激动。

曾希圣当然也愿意这么做。但一想到毛泽东每次外出从来都喜欢轻车简从，也从不要什么夹道迎送一类的安排，便很犹豫：“主席恐怕不会答应吧?主席无论到什么地方，像我们这些负责人都不让去迎接。当然，主席这次到安徽，对全省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能够这样做最好。”

张治中不想放弃努力，他说：“让我去和主席讲，试试看嘛!”

曾希圣答应了：“好吧，听你的回音。主席能答应最好。”

曾希圣回合肥了。到晚饭的时候。张治中果真把这个事提了出来：“主席十年来才第一次到安徽去。安徽人民一定非常渴望能够见到您。您到合肥时让人民站在道路两旁瞻仰瞻仰可以吧?您不反对吧?”

“你说要夹道欢迎?”旁边有人惊异地问了一句。

毛泽东片刻没说话。他夹一筷子菜慢慢放进嘴里嚼完咽下，才开口说：“我已经受到你们许多批评了，说我没到安徽去。安徽省省委同志们也是多次这样说，这次你们怎么办我都不管了!”

张治中确实好几次在与毛泽东闲谈时提到请他去安徽甚至游黄山的事。有时。毛泽东会故意地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这次。毛泽东不仅去安徽。而且同意按这边设想的安排，真是令张治中喜出望外。张治中马上通知曾希圣，说主席准许了。

按原定计划是毛泽东到合肥时通知群众夹道欢迎。但在从安庆到合肥的船上，安徽省省委的负责人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大批群众站在街道两旁欢迎，必然会有许多人跟随毛泽东的车队到他的住处，这样也就免不了会有群众一天到晚站到毛泽东住处门口等他出来，不断的欢呼与喧嚷也会影响毛泽东的工作与休息，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他们找到张治中商量，能不能毛泽东进合肥城时仍采取暂时保密的办法，而在毛泽东离开合肥时来这么一个“夹道欢送”?

张治中认为有道理。他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自然也没什么意见。

9月16日，暮色苍茫之中，毛泽东一行顺利到达合肥城。3天之后，19日，毛泽东要离开合肥。这时，“夹道欢送”的一切准备工作已就绪。

消息传开，整个合肥市轰动。连邻近的几个县也闻风而至。原定通知的人数为15万。但自动集合起来后，竟达二三十万人，等于合肥市人口的半数。从省委住处到火车站，长达10多里路的街道两旁，尽是密密层层的人群，有工人、农民，有市民、机关干部，也有教师、学生、军人，还夹着不少的小学生和老大爷老大妈们。天上飘着初秋的雨点，脚下是一片泥泞。但他们却像丝毫没感觉一样。人们议论着，等待着，翘着脚朝吉普车要走的路上望着。横挂马路的长幅标语“我们敬爱的领袖万岁”由于雨水一浇，分外鲜明。

下午2点15分，毛泽东由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陪同，坐在第一辆绿色敞篷车上由金寨路缓缓驶进市区。后面是张治中、公安部长罗瑞卿、省长黄岩等坐的第二辆吉普车和其他随行人员的车。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车队走得很慢。毛泽东站在车上，和大家一样顶着靠霏的细雨，没有伞。他频频向两边的群众挥动手臂。

车队所过之处，立刻掀起人海的浪潮。“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和掌声一处比一处高，震动十里长街。少先队员挥舞着手中的红领巾，年轻的姑娘摇动花束，大学生们手舞足蹈。抛起他们的帽子。带着孙子孙女的老人们。就用力把孩子举过头顶，让他们看得清楚一点儿。许许多多的人激动地流出了热泪。

车队走了半小时才到火车站，60多岁高龄的毛泽东也冒着雨在汽车上足足站了半个小时。

车队进了火车站，群众跟着拥进站台，拥到车厢旁边欢呼万岁。毛泽东几次从车厢里走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每一次露面，都激起一片更热烈的欢腾。将近3时，火车开动了，许多人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里，好久不肯离去。这一天夜里两三点钟，合肥邮局门前仍然川流不息，写信的，寄稿件的，都是见到毛泽东的事。事后，省报发行额比平日陡然增出两倍，仅零售就卖出19万份。报卖完了，群众还有怨言，说他们“太保守”，卖的报纸太少了。

渐行渐快的专列上，罗瑞卿部长感慨地对张治中说：“今天这种夹道欢送的做法，是主席多次出来视察的第一次破例。”

罗瑞卿的话说得一点儿不假。这对每次外出不但不要群众接送，就是连地方党政领导也不让他们迎来送往的毛泽东，实在是个破例的举动。

张治中就此对毛泽东感叹说：“今天群众情绪这样狂热，他们对领袖拥戴敬爱的情景实在使人感动。”

毛泽东说：“这是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当家做主了，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了。”

张治中说：“这话对。不过要是没有党和主席正确英明的领导，国家不能这样快强大，人民生活不能这样快改善，他们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热烈欢乐的表现。过去人们都是愁眉苦脸，而今天人人喜笑颜开，这就是最大的转变。”

毛泽东笑了：“是的，他们都已经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看到自已的美好远景了。”

张治中这次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到湖北、安徽、浙江等地走动，两人之间就有了许多谈话的机会。事先，张治中就曾嘱咐他的秘书余湛邦留心毛泽东讲的每句话，以便写成宝贵的日记。

就在此次开往芜湖的专列上，他们之间又有了一场有关张治中《六十岁总结》的谈话。

《六十岁总结》是张治中在1949年冬自己60岁时写就的。1958年5月3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把这个总结和他在民革整风期间写的《自我检查》一起寄

给毛泽东看。

对此，毛泽东在5月22日回信说：“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的是在作晶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接着毛泽东体贴地写道，“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现在毛泽东终于觅到一个休暇时间来谈一谈张治中的这个《六十岁总结》。

“您说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指的是5月22日毛泽东回信中说的“距离”。

毛泽东说：“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搞清楚吧?”阶级斗争观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非同寻常。

张治中回答：“《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年至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居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作，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我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

“噢!”毛泽东微笑了，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毛泽东感慨，“1955年我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张治中说，“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钧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

两人各谈感受，兴致颇浓。

5点钟左右。专列到达裕溪口，毛泽东一行登上过江的小艇。

到了芜湖，毛泽东落脚铁山宾馆。

拒绝专用餐厅，不用象牙筷，穿旧拖鞋，不让烫衣服。“我这儿还有半截烟，不抽不就浪费了吗?”

秋雨淅淅沥沥地没有停。芜湖铁山宾馆四周的青松修竹显得愈加挺拔苍翠。幽静的山谷，间或传来一声声清脆的鸟语。

9月19日晚上6点钟，几辆小轿车开至宾馆门前。刚从合肥到芜湖的毛泽东来了。

守候在2幢楼门前的服务员王传云和翟笃勇二人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迎上前去。2幢楼是毛泽东的下榻处。王、翟二人也就担负起了为毛泽东服务的任务。

“你们辛苦了!”毛泽东见面就打招呼，接着握住他们的手。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住哪里?父母做什么工作?生活得可好?王、翟二人一边回答，一边陪毛泽东走进门厅。

毛泽东脱下身上的雨衣雨帽，服务员连忙伸手去接，他却摆摆手，自己把它们挂到衣帽架上，转过身关切地说：“瞧你们的眼睛都熬红了嘛!”可不是，紧张的准备工作，使他们一连几天没睡好觉了。

进了房间，毛泽东便问：“有没有今天的《芜湖日报》?”每到一处，他都要当地报纸。

小王拿来报纸，毛泽东接过来的时候，没忘对她嘱咐一句：“你们要好好学习政治。”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小王进房间请毛泽东到对面特地布置的小厅去吃饭。毛泽东问，其他的同志在什么地方吃饭?小王回答在下面的餐厅里。

“我也到餐厅里吃饭!”说着，毛泽东就往外走。天还下着雨，又是下坡路，小王连忙抄起一把伞跟出去。毛泽东身材魁梧，相比之下王传云身材纤细，她踮着脚，努力把伞撑得高一些。看见她那个费劲的样儿，毛泽东不禁笑了。

“我自己来!”他伸手接过伞，还招呼小王也到伞下来，别让雨淋着。

毛泽东在餐厅一露面，服务员们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这位非同寻常的客人会像最普通的客人一样到这里来吃饭。

毛泽东随随便便地在餐桌旁坐下，招呼还在愣着的大家：“开饭了!来!坐!坐!”

等大伙儿都坐下了。毛泽东便拿起碗朝饭桶走去。

怎么能让他自己盛饭呢?服务员小王、小周连忙抢着去接毛泽东的碗，可他却把手一挥：“不用，自己来!”

毛泽东走到饭桶前，却发现里边没有饭勺。原来事情来得突然，大家的视线与心思一直放在主席身上，竟谁都忘了取饭勺。服务员们有点慌了，急忙要去取。

只见毛泽东转身走回餐桌，抄起一把长柄汤匙道：“这个不能盛饭吗?”大伙儿都笑了。毛泽东自己端着碗，用汤匙盛了半碗米饭回到桌前。

这时，原来也被安排至小厅用晚饭的其他随行人员也来到大餐厅。张治中学毛泽东的样也自己盛了碗饭，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泽东见了打趣道：“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也说：“真像个窝窝头了!”

拿起筷子，却发现是象牙做的。毛泽东不愿意了，让服务员给换上竹筷。

津津有味吃了几口，毛泽东又像想起什么似的，要来了一小碟盐腌生辣椒，尝了尝，自言自语说：“很好!”举筷推荐给大家，“你们都来尝尝?”

张治中说：“我怕辣，不敢吃。”毛泽东却道：“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晚饭后，毛泽东出席在芜湖市工人俱乐部举行的文艺晚会，接见了1000多名工农兵代表。回到宾馆，又接见宾馆全体工作人员。

回到房间，已是晚上11点多钟。按毛泽东平日的习惯，卫士过来撤掉了宾馆准备的沙发床垫和被褥，在木板床上铺上自带的卧具：一条半旧的普通的蓝条子布床单，一条半旧的毛巾被和一个枕头。

服务员拉好窗帘，正准备出去让毛泽东好好休息，毛泽东却叫住她，说，找张桌子来。

小王不知道主席要桌子干啥，就搬来个很小的两屉条桌。搬到门口，毛泽东拍拍她的肩膀，示意她放下，然后自己抬着另一头，和小王一起两人把它抬在床前。卫士们随即把大叠的文件和笔放上桌。

小王明白了，毛主席还要办公。她连忙要去搬椅子，被毛泽东叫住：“不用椅子了，就坐在床沿上。”一边说一边自己把床头柜上的台灯挪上桌。台灯太矮。他顺手就把一个茶叶筒放倒垫在下面。台灯的细纱罩子不够聚光，小王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就把一条毛巾搭在了灯罩上。

毛泽东看了看，很满意地坐下，不一会儿，便沉人他的文件里去了。

深夜1点多钟，毛泽东让秘书给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通了一次电话。2点多钟，毛泽东屋里的灯光

仍未熄灭。

厨房的厨师准备给主席做点夜餐，卫士说：“毛主席不吃夜餐。”

厨师很不放心地问：“毛主席那么大年纪，天天工作到深夜，不吃夜餐怎么行呢?”

卫士解释说：“主席夜间工作。一般是不吃夜餐的。他还要我告诉你们，请同志们不要等了!”

卫士临走特意嘱咐厨师，主席说过了，明天的早餐只简单准备一点儿就行了。卫士还说，毛主席到农村视察，有时就在贫下中农家里吃饭哩!

服务员进屋，想看看毛泽东需要些什么。见他抽剩的半支烟放在烟灰缸上，就走过去想给他换支新的。埋头看文件的毛泽东发现，和蔼地指着那支半截烟对服务员说：“我这儿还有半截烟，不抽不就浪费了吗?”

夜里3点多钟，毛泽东终于可以休息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后半夜的雨下大了，屋檐滴水嘀嗒作响。王传云和翟笃勇生怕惊醒已经入睡的毛泽东，找来许多垫子铺在檐下。

然后，小王和小翟主动把毛泽东换下来的衬衣拿去洗干净。这是一件极普通的白府绸衬衣，领子和肩头已经打了两个补丁，袖口也磨起了毛。这是他们没想到的。他们精心地将它烫平后，交给卫士。

不料卫士却说：“忘了告诉你们，毛主席的衬衣是不叫烫的。烫了，主席要批评。”他还告诉他们，不但衬衣。主席穿的睡衣也补过好几次了，皮鞋的颜色已经褪了，拖鞋的后跟也磨出了须子。因为主席已经休息，卫士也就多聊几句。

“为什么不给毛主席换新的?”小王不解地问。

卫士说：“只要还能穿，毛主席就不换新的。”

小翟要把宾馆里的新拖鞋换给毛泽东，卫士制止道：“不行，不经主席老人家同意，不能换任何东西，不然要挨批评的。”

天放亮了，雨也停了。附近火车的一声鸣叫，打破了宾馆的宁静。

小王、小翟踮起脚想轻轻走进房门，看看毛主席是不是被惊醒了。不料见他已经起床，在走廊上散步了。

服务员请毛泽东去吃早饭时，他正在看书。早饭后，又在看书。20日上午9点多钟，一切行装都打点好了，他才把手上的书和笔交给卫士装进书箱，准备开始新的一天的视察。

20日上午10点多钟，毛泽东在芜湖造船厂视察。下午3时后，到马鞍山钢铁厂，冒雨看了这个厂的5号中型高炉，炼钢车间，7号、8号高炉。马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向毛泽东汇报了马钢1953年恢复生产以来的情况。当毛泽东知道魏安民是从解放后才学搞钢铁的老干部，他鼓励道：“怎么样，现在懂得一些了口巴?”

关于马钢，毛泽东说：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

马钢是毛泽东在安徽视察的第四个钢铁厂。在对这几个钢铁厂的视察后，毛泽东重点谈了发展钢铁工业的问题，他说：

“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当天，毛泽东乘火车由马鞍山往南京。至此，毛泽东1958年9月对安徽的视察结束。

中南海里，年轻时就擅长新闻笔体的毛泽东不但评说昔日《大公报》报人，还亲手描述他的9月之旅：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

9月29日。毛泽东一路顺风回到中南海。

30日，人们从广播中听到了一条不短的重要新闻：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0月1日，庆祝国庆9周年的盛大集会上，毛泽东和往常一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微笑着。激起的却是一片非同寻常的热浪。

当天，《人民日报》又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这篇新闻稿。

人们凝神聆听或争相传阅之时，他们中的许许多多的人不会想到它的大部分文字竟出自毛泽东之手，对此，当年《人民日报》的总编吴冷西有回忆：

那是9月30日下午，他被叫去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一趟。

毛泽东的书房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书房。从地板到顶棚都是书架。上面放满各类学科的中外文版图书。尤以社会科学类书居多。临窗的写字台上，一盏台灯，一本日历，几支削好的中华铅笔，铺满桌面的还是书。

毛泽东打完招呼，对吴冷西说，新华社准备刊发我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这篇谈话稿已经写好，并且我也修改了一遍，正拿去打字，过一会儿就可以拿到。他让吴冷西先坐下来等一会儿。

吴冷西进门时。毛泽东正在看一本字帖，很悠闲的样子。这会儿，他的话题又兴致勃勃地转到下去视察的事情上。他说，到地方上走走，可以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从而引发一些想法，最后形成若干观点。那篇新闻稿只说了很少的一部分。

毛泽东又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他扳着指头说，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武昌、北戴河，虽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搞些调查研究。

吴冷西道，我在5月间还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观花。

毛泽东接口说，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观花。他又讲。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论多的地方。办报要昕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为而发，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

张季鸾是解放前名声很响的《大公报》的主笔。说起报业。毛泽东很有兴趣，话也似开闸般滔滔不绝。

他议论《大公报》说，《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政局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

毛泽东又重点评说张季鸾，说，吴、胡、张三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评，但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这样给蒋介石帮忙的，直到国民党崩溃前夕，才转而向我们靠拢。

毛泽东又说，人们把《大公报》对蒋介石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宾。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吴冷西静静地听着，点头，有时插上几句话，议论一下。

毛泽东又讲到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些办法。他举例说，《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说到这里，毛泽东笑了笑，指着自己说。我在延安时就经常看。毛泽东认为，《大公报》在培养青年记者上也算有功，大家知道的范长江是一个，杨刚的

美国通讯也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

讲到《人民日报》，毛泽东说，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正谈得热闹，秘书推门进来告诉毛泽东说，新闻稿已打印出来了，请主席过目。

毛泽东接过来，浏览一遍，又递给吴冷西，请他看一遍，问他有什么意见没有。吴冷西看后表示没有意见。

当天晚上。这篇新闻稿就这样广播了。其中对记者所谈的那几段话，基本是由毛泽东亲笔所写。

郑州会议1958.11.2－11.10

9月的巡视，触动了毛泽东。以他的敏锐，他感到了什么?

10月14日，毛泽东到天津，同天津市市委和河北省省委负责人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16日和17日，叉分别听取河北保定、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各县负责人的汇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十分关注。随后，毛泽东接连有4封信给陈伯达，指导他及张春桥、胡绳、李友九和河南省省委书记史向生等对河南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以及邻县进行实地调查。以资比较。同时要求他们读当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10月31日晚，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经石家庄、邯郸、安阳于11月2日到达郑州。在专列上，他召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五省的省委书记开会，了解情况，交代即将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有趣的是，郑州会议有几天还是在专列上开的。

11月2日至10日的郑州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它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开始着手纠正毛泽东在视察中发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和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一)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人民公社的出现有历史必然性，是实现这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但有人想在三五年内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摘成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却是错误的。(二)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是错误的主张，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三)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

会议期间，毛泽东郑重向与会者推荐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有一本就是已向陈伯达等推荐过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与会的每个人对每一本书都用心读三遍，随想随读，加以分析。

毛泽东一直想对还不熟悉的社会主义经济做一个理性的认识。通过对这两本书的研读与分析，他是不是想让高级干部也包括他自己去清理一下纷乱的思绪呢?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但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11月13日，毛泽东离开郑州。在15日凌晨到达武昌。

身在郑州，心在南阳。诸葛亮、二十八宿之首、每人每月几两香油……毛泽东连发三问，装了一书包汇报材料的南阳县县委书记却交了白卷

中原名城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历史渊源甚远，据考证，远在一百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聚居。不但如此，它还是中原战略要地，豫西南的经济中心。

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过郑州，走新乡，到了襄城县，便有心要到离襄城县只有150公里的南阳看一看。

十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阳，毛泽东就亲自为《新华日报》写过一则消息。

但吸引毛泽东想领略南阳风光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南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古迹名胜有好几处。

医圣祠，在南阳东关温凉河畔，是为纪念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而建；在南阳石桥镇西，又有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之墓。张衡的《南阳赋》就生动描绘了当年南阳经济、交通和文化的繁荣景象。

南阳汉画像馆，是汉画像石墓较为集中的地区，刻工精湛，题材多样，以浅浮雕加施阴线的技法，画面粗犷、古朴而奔放。

对毛泽东更具吸引力的则是武侯祠和古宛城。

武侯祠在南阳西卧龙岗，相传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曾躬耕于此。唐宋时即建祠，元大德年间重修。清康熙时，南阳郡守曾在祠内发现前人题咏“卧龙岗十景”的石刻，曾依石刻修建有半月台、老龙洞、野云庵、三顾茅庐、小虹桥、抱膝石、躬耕亭、古柏亭、梁文岩、诸葛井，与武侯祠的山门、大殿、清风楼、三顾堂、关张殿、石牌坊相衬构成壮观的古建筑楼。祠内碑刻还有岳飞书写的出师表。

南阳市北尚有土丘一处，为古宛城遗址。古宛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发迹的地方，又有南都、帝乡之称。

对此，毛泽东心神往之，怎么不想来游览一番?

无奈因为不通火车，往南阳去的公路还是石子铺就的，颠簸不平，行车困难。作为东道主的河南省省委书记担心毛泽东年事已高，旅途劳累，便好心劝阻他放弃此行。此时毛泽东也考虑到正要进行的郑州会议会务繁忙，心中惦念农村人民公社诸多问题，便决定不去南阳，而让南阳的有关负责人来郑州同自己见见面。

南阳县县委的一位书记，得知消息，为自己有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而激动得睡不着觉。他想，应该向毛主席汇报些什么呢?当然是南阳十年来的巨变和“大跃进”中工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他找来办公室主任，找来会动笔杆子的秘书，要电话，听汇报，抓典型，催材料，从县到公社到大队，到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情况，分门别类，层层道来，熬了三天三夜，写成几十页书面材料，以备汇报之用。

出发的时间到了。这位书记带上装着材料的鼓鼓的包，乘汽车连夜赶往郑州。

这天上午，风和日丽。毛泽东安排出时间要接见南阳来的这位书记。毛泽东很热情，握着他的手向他问好，对方也激动不已。

大家落座。书记便开始按事先准备的材料，从头至尾汇报一遍。说完之后，他等着毛泽东向他提一些问题。

毛泽东不慌不忙点燃一支烟，吸一口，笑笑，开口道：“你们南阳，旧称宛城，是个古老的市镇，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啊!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哪里人呀?你知道吗?”

这位书记想，这是毛主席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吗?自己并不了解这些，材料包里也没有讲到诸葛亮是哪里人，该怎么回答呢?他语塞了。

毛泽东等了片刻不见回答，便自己说出答案：“诸葛亮是山东琅琊阳都人。阳都，就是现在的沂水县。”他又接着问。“还有一句俗话，叫做‘二十八宿走南阳。西汉末年，刘秀就是在你们南阳访贤求将。寻来二十八宿后，才兴兵讨伐王莽的新朝。你说说，这二十八宿到底谁为首呀?”

这是毛主席提的第二个问题吗?这位书记又想。

自己的材料包里也没有答案，这个问题怎么答?从前听戏也听说过马武、岑彭是二十八宿里的人，但谁是头?还有谁?他朝毛泽东摇摇头，感到手心出汗，脸发烧，有些坐卧不宁。

毛泽东又笑笑。自己又答道：“二十八宿又叫云台二十八将，邓禹为首。他是南阳新野人，刘秀手下的大将、谋士。很有本事。”毛泽东说完，又说，“这两个问题你不知道，不要紧。我再问你，现在南阳农村的社员，每人一个月吃几两香油啊?”

书记使劲儿地想了想，仍没答案，材料包里也没有这一条。他关心粮棉的丰收，关心超额上交公粮，也注意到了农民吃饭的问题，但农民吃不吃香油，吃多少香油，他没在意过，也没有问过。那时市民每人每月供应三两香油，而农民吃油，则要靠地里收的芝麻完成上交任务后，余多分多，余少分少。每年或三五斤或五六斤。各地不同。这个问题不再是论古，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生活的问题，自己无法同毛主席论古。这么一个简单的现实生活中的小问题自己也没答上来，他感到实在有些坐不住了，费力地说：“主席，我真不应该……不知道。”

毛泽东并没有责怪他什么，只是分手的时候，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我给你留下两旬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称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是继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个公社，但也表示过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潮起潮落，他时而清醒时而陶醉

1958年11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天已蒙蒙黑，天气阴冷，空中飘着毛毛雨。河南省遂平县县委书记和崦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正坐在一辆拖拉机上。朝遂平火车站匆匆赶路。

原来，正在嵖岈山检查工作的遂平县县委书记刚刚接到县委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要他立即风雨无阻地和管理区党委书记一起赶往指定的地方，准备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临时找不到更好的交通工具，只有坐拖拉机赶路。

到了车站，只见遂平县县长、县委书记处书记两人已经在等候了，好在并没有耽误时间。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告诉他们，毛主席要见他们，专列现在还没有到，还要等一会儿。

四个人便在小小的候车室里坐了下来，心里都在琢磨，毛主席会问些什么事?从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成立至今，这里的举动一直颇受中央决策高层的关注。公社成立的一幕幕，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在嵖岈山有关负责人候车的时间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遂平卫星人民公社诞生的经过吧。

在中国当代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到遂平的嵖嵖岈。

1958年4月15日。因为庆贺嵖岈山脚下下宋水库的胜利竣工，河南省信阳专员公署专员、遂平县县委书记、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部长聚到一起。闲谈之中，说起现在农村小农意识浓厚，存在本位主义现象，使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开展多种经营、互助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矛盾很多，有没有办法使他们携起手来呢?

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他顿了顿，又说，“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原来都是老三区的，现在要是再把它们合并一块，不是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的指示精神吗?”

信阳专员公署专员对他的建议感觉心里没底。而第二天，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让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长安排的四个乡书记会议就召开了，并做出联大社的决定。当这个情况汇报到信阳公署专员那里时，他还是拿不定主意。长途电话挂到了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的办公室，对于这个请示，信阳地委书记沉默一会儿，表了态：“中央有精神，按上级意图办吧!”

4月19日，四乡联社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有了结果。决定社名叫“嵖岈山大社”。大社设管理委员会，由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模、原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四个乡的党委书记、社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武装部、交通部。还有专管和外面打交道的外交部。随之，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

这样的大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的性质了，它已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还能叫“崦蚜山大社”吗?

有人建议，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叫集体农庄?遂平县县委副书记补充说。再反映出农庄的先进性，加上“卫星”二字比较好。

4月22日，“嵖岈山大社”改名“卫星集体农庄”。

这一信息很快反馈到河南省省委书记处，又汇报到中央。

5月5日，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在郑州的河南省省委会议室被安排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汇报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的情况。

“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呢?你说这个情况。已经不是集体农庄了。你们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比苏联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谭书记认为，它实际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机构，又包揽经济，是政法合一的组织。

谭书记表示，叫农庄还是叫公社，自己做不了主，要向毛主席汇报。

会见结束后。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马上就通过电话指示遂平县县委办公室当晚把全县八个农庄全部改称公社。

第二天，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编辑李友久来此搞调查，他对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建议。你这个公社要带个地名。又问：“这儿什么地方最出名?”公社书记说。嵖岈山。但那是个小村庄，在最南边，公社建到那里不行。李友久说。社址可以建在其他地方。又问：“这是谁的公社?”公社书记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应该加上‘人民二字。”李友久很赞同。

这样。公社就有了正式的名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距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相隔整整87年。

公社成立后不久，6月的夏收中，在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就放出了小麦亩产3821斤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月18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布这个新闻。不久，《人民日报》又以套红号外专门发表经过复打，韩楼大队每亩又加产300斤，实际亩产3821斤的消息，震动全国上下。8月上旬。遂平全县合并为一个“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那亩产3821斤是以20亩地的总产10210.9斤按2.9亩计算出来的。对此，毛泽东是不会知道的。但见了面，毛泽东会问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毛泽东有点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一列火车由远而近，缓缓停靠站台。毛泽东来了。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把遂平县县委书记一行人请到车厢内靠桌边坐下。

在史向生递来的一张自纸上。他们依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向生又在上面分别添写上他们的职务，然后交给工作人员拿进另一个车厢内。

不一会儿，那边请他们进去。

这一节车厢收拾得干净明亮。白色的四壁与窗

帘，灰色的地毯，一条长桌旁放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由其他几位领导人陪着从居住的包房里走出来，握过手。问过好。大家便围着长桌坐下来。除了被接见的心情颇为紧张的嵖岈山有关负责人，还有史向生、谭震林。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在场。

毛泽东拿起名单，一一问到嵖岈山有关负责人的情况，还问道：“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县委书记答：“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缺少机械。”毛泽东便在白纸上写下“机械”二字。

接下来，毛泽东问到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情况：“你们社里每个社员一年吃多少粮食?”

县委书记说：“每人一年吃500斤。”

“500斤社员吃得了吃不了?”他又问。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开口说：“吃不了。”

毛泽东道：“群众高兴吗?”

县委书记处书记说：“群众可高兴了，每顿吃4个菜，还有1个汤，群众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

毛泽东有点儿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接过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话题说：“群众吃的有小糖糕、油馍、点心。我们在张店还开了现场会，谁搞得好，就拿出来展览。”

毛泽东听后笑道：“好，好。”他详细询问人民公社的组织管理、群众生活、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的问题后，又问社里养了多少猪?

县委书记答：“全社养126000多头。”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补充说：“嵖岈山管理区养9万多头猪，过八月节吃一部分，卖给国家一部分，现在还有2万多头。明年计划发展到15万头。”

毛泽东听后。表示怀疑说：“不可能吧?”

对方说：“1个母猪一窝下14个猪崽，有可能。”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就转而问嵖岈山人民公社的人口情况。他们介绍，有9369户，43263人。又讲到，原来叫农庄，后来在省里给谭震林书记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

谭震林在一边插话说：“那时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决定，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屈指算了算：1871年到1958年共87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现在全国都有公社了。

的确如此，自这一年八九月份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迅猛发展，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

毛泽东向他们说：“你们放出了小麦、公社卫星。”他对报纸的一切动向了如指掌。

县委书记说。还是主席指示的公社好。

毛泽东听后，指着史向生说：“还是他跟我说的，啥时间来参观的人多?”

毛泽东指的是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参观热潮。最多时，韩楼村一天接待3000多人。井水喝干了，村干部只好组织妇女、孩子到河里挑水供参观者解渴。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说：“9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有3000多人。9月1日，开发工资大会，有16个单位来参观。”

毛泽东笑道：“他们是来看你们发了没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的来了没有?”

管理区党委书记回答：“除了西藏没有来，其他省都来过了。”

毛泽东说：“西藏没有来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土改。地主还当着家哩。现在还有多少人来参观?”

“还有500多人。”

“现在他们不来了。因为他们看了以后，回去都干起来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看看表，“哟!一个半钟头了，耽误你们工作了，麻烦你们了。”这表示，接见临近尾声。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毛泽东最后问。

“俺缺机器。”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爽直地说。

一边有人又补上一句：“俺医院缺电机。”

毛泽东笑着指史向生：“机器嘛，跟你们书记要。”又指廖鲁言，“他是农业部长，向他要。”

毛泽东站起来，把客人送出办公车厢。

毛泽东对“大跃进”感到愉快，因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有指望了

毛泽东这次在专列对遂平县委书记等四人的接见，调查了解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一些简单情况。

其实，他了解情况的渠道并不止这些。谭震林、史向生自然有向他汇报并请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些秀才们。

1958年6月1日创刊的《红旗》杂志，是党的机关刊物。它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创办的。刊物的几个负责人也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可以说，它的创刊。树起了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阵地上的一面旗帜。

1958年5月，嵖岈山卫星公社成立不久，《红旗》杂志编辑李友久就来搞调查工作，并帮助公社正式定了名。

事隔不到两个月，7月初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他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中传达了毛泽东这样的话：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刊登了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就讲到：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进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对毛泽东这个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陈伯达的文章中还有如下的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边，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充分肯定。对嗅觉灵敏、善辨风向的陈伯达来说，是个表现的好机会。7月下旬，他和张春桥到嵖岈山进行实地调查。

其实，陈伯达所做的事远远超出了“调查”的范畴。他积极地进行了取消货币的试点。他的试点在土山大队的小集市上，办法是在流通领域内实行以物换物，辅之以“货券”。于是。集市上人们开始出现以鸡蛋换韭菜，用红薯换辣椒，价不相等，再找些货券的场景。随后。陈伯达又让遂平县银行行长发行在全县流通的货券。

接下来，陈伯达指示遂平全县在8月5日合并成为一个“卫星人民公社”，县委书记改任政委，县长改为社长，依次类推，原来的各公社一律改为管理区。对此。陈伯达的理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协调，社会才会较快地发展。你们现在的公社规模太小，应该搞一县一社，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更大的气魄才行。”

8月8日，遂平全县各食堂实行统一流动餐票。供给制的范围，由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进而扩大到全县。一个月后，开始实行全县工资制。

然而，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以后，全县的财政收入便再也不够发下个月的了。其实，10月份发放的工资人均才1.86元，但就是这样的负担，县财政便也无力再负担了。陈伯达取消货币的试点遂宣告失败。

就在陈伯达在遂平想一显身手的时候，毛泽东

在8月上半个月外出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农村。

他在河南省的继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之后很快成立起来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他在听取山东省省委汇报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7日，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对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做出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试行简章共二十四条，分别规定了公社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社员成分和入社手续：对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处理：对农具改良、农村电气化、发展工业的规划等等。大到公社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小到托儿所、缝纫组、公墓的建设。公社年收入分配项目，简章均有明确阐述，其中还规定，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和粮食的供给制，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这个简章在北戴河会议上印发后，又在9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7期全文刊载。

八九两月，种种因素合成一股，加上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人民公社便如雨后春笋般起来了。全国人民，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家的美好前景寄予厚望。此间，毛泽东就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又先后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他对记者们发表观感和意见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然而，如痴如醉的狂热之中，向来主张独立思考，不愿为人左右的毛泽东，难道没有从中看出点儿什么来吗?

看出来了。答案是肯定的。在遂平车站对当地有关负责人的接见之中，他不是道出了自己怀疑的心情吗：不可能吧?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的矛盾：又相信又不相信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

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友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做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这是为郑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澄清一些混乱思想。以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发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儿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

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奇怪吗?一切都是那么难以预测，难以把握，然而又是那么寓于情理之中。

且不论在这个小生产如一片汪洋大海的国家，人们对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会引发多么大的自发力量；也不说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仅是毛泽东本人，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处在矛盾之中?对人民公社的一切，他何尝不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但最终他在自己的理想中迷失了?

就在1958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布置对遂平及其邻县、修武、七里营等处人民公社情况调查的同一日，山东范县县委正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描绘范县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这样描画的：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对此规划的批语中没做明确的肯定。但如果说有批评，也是温情脉脉，耐人寻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

是可行的。时间似太短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久三人在会后专程去那里看一下。他似乎地小心翼翼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这一年他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又热又冷，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毛泽东身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何尝不是随处可见?

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确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他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怎么能因为一个指头的问题就否认九个指头的成就呢?

许多年后，有人撩开了遂平县人民公社这一段历史的面纱：1958年嵖岈山公社小麦的实际产量不是3821斤，而是140斤。而它的后果是，1959年冬天，嵖岈山公社因缺粮而饿死了许多人。其实，这样的情形，又何止嵖岈山一个公社。

人民共和国走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总结教训：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到会人员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对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就是这样向他所挚爱的、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表白的，他沉痛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孝感，专列上开起调查会。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毛泽东想了又想：能相信万斤的亩产吗?总挑灯夜战行吗?

1958年11月14日下午2点钟，几乎是同时，湖北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和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番、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方清官接到来自县委的紧急电话通知，要他们立即赶到县城，有重要领导同志接见。

3点多钟，几人风尘仆仆赶到县委，办公室同志告诉他们。一辆吉普车已经把县委王书记和地委吉书记送往孝感火车站了，要等这辆吉普返回才能送他们过去，并安排他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他们谁也无法静下心来。是哪位首长要找他们?又要谈些什么?

那辆吉普返回了。朱朝启、官术生、晏桃香三人上了车。不多久。就到了孝感火车站。

站内一片寂静，只有一列专车静静地停在东段岔道上。在保卫人员的引导下，三人来到车上。马上就有工作人员迎过来，询问他们的姓名、职务等。由于已入深秋，三人都穿了不少衣服。车厢内有暖气，加上赶路和心情激动，他们的脸上沁出汗来。工作人员示意他们可以脱了外套。朱朝启就把大衣脱了挂在衣钩上。

他们被引至第四节车厢内。

毛主席!走在最前面的朱朝启第一眼就看见了。陪同毛泽东在一起的还有湖北省、地、县的几位负责人，看见他们三人进来，便都站起来。看上去，大家等他们已经有一会儿了。

毛泽东也从一张铺着白布的大会议桌后站起来，从靠窗口的东边绕过王任重坐的椅子向这边走来，用浓重的湖南话向他们打招呼。

官木生和晏桃香是毛泽东以前就认识的。这次见了自然不生分。问过好后，毛泽东看见晏桃香还捂着棉袄，便道：“晏桃香，有暖气，热，快点儿把袄子脱下来。”腼腆的晏桃香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不要紧!不要紧!”

毛泽东坐桌子的东边，左边是王任重。右边是地委书记王家吉；桌北是县委书记王振明和朱朝启：西边是官木生、晏桃香和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南边坐的是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大家坐定后，毛泽东一边请大家吸烟，吃苹果，一边问感觉眼生的朱朝启：“你叫什么名字?是本地人吗?担任什么职务?”朱朝启做了回答，毛泽东顺手记在一个笔记本上。

在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到来之前，王任重、地委书记王家吉已经分别向毛泽东谈了湖北农村“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情况。大家重新坐定后，王家吉接着讲到大办钢铁时有的人为了放“卫星”，几天几夜没睡觉砌平炉，后来实在忍不住倒在平台上睡着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我也想睡一下哩!”大家跟着笑。

其实，毛泽东这一夜真的没睡，通宵工作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就在14日这一天凌晨4时，专列在广水时，他还亲自批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思考着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个文件是1958年11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30期刊载的一则电讯。题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其中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这次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来所未有的，已在全区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七十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工作做得不好，群众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电讯稿还说，这些情况已引起邯郸地委的注意，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扑灭现存病疫，控制蔓延，杜绝传染。

毛泽东看了这个情况介绍，心情很沉重。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抓Tr-作。忘了生活。”这实在不是一个小事情。他立即提笔批示将此件印发到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并进一步写道：“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放下笔，望着外边的夜空，好久好久，他才入睡。

这时在座谈会上。听王家吉汇报到有人困得在平台上睡觉的事，毛泽东再次想到了合理安排人民生活问题。不过，下面接着是梅白的汇报，他没有打断他。

当梅白汇报到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插了话，他望着王任重说：

“我不相信。”

一句话，说得朱朝启和王振明两人有些紧张。身为县委书记与长风人民公社的负责人，自然对这件事摸点底细。“万斤田”出在长风大队殷罗湾一个偏僻不起眼儿的角落。青年突击队的一个复员军人和一个小青年在那里改造落后畈时，想了一个主意，用铁锹把几块快黄了的稻谷连根起成方泥块，掇到了一块田里去。验收时，人们只在禾场看谷堆，加上天色已近黄昏，过秤时，花星也没仔细看，就这样有了一个亩产1.5万斤的“万斤田”典型。说起这事。谁的心里也都会有点嘀咕，但这个“典型”既然已经上了1958年8月1日报纸的头版头条，轰动影响了全国，到这时，谁敢说出其中的真实情况呢?即便是毛泽东在此时表态不相信，他们又如何能一五一十地从实道来?

于是朱朝启沉默着没有开口，心中只盼这个话题快快结束。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一面用手指慢慢掐，一边终于换了话题，问起晏桃香对“挑灯夜战”的看法。看来，他的心里一直放不下连续苦干

群众疲劳过度影响生活影响健康的事。

晏桃香已近40岁。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自丈夫死后，独立挑起了生活重担，早出晚归，勤扒苦做，辛勤地抚养几个孩子。她的事迹见报后，曾经感动过许多人。见毛泽东这时问她，便实实在在地说：妇女干劲儿不小，能和男人一个样，但是夜里加班加点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儿了。

毛泽东听了，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啊!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三期，指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劳逸结合嘛!”

毛泽东吸了口烟，又转而询问官木生。官木生说：“社员的干劲儿都起来了。比如我们长风大队官胡家湾有一个12岁的小社员胡春林，他挖坟开荒扩大面积，日夜干……”

也许是觉得官木生没说清楚，县委王振明书记接过话茬继续汇报此事。

毛泽东听后说道：“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他深深吸完最后一口。才把只剩一丁点儿的烟头掐灭放到烟灰缸中。

接着，他向大家问起农“八字宪法”的贯彻情况。朱朝启讲到孝感县旱田改水田、山坡改梯田、单季作物改双季作物、籼稻改粳稻、高岗改平地的“五改”情况。毛泽东听了，情绪才高涨起来，会上气氛也随之活跃许多。

最后，毛泽东又问大家，增加水稻产量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朱朝启说：“要增产必须增肥，但肥施重了，水稻又要倒伏，没有办法。”

毛泽东打着手势道：“据专家们说，水稻根系很长。如果把土层深耕一点儿行不行呢?”

大家听了，都说有道理，表示回去马上照这个法子去办。

座谈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天已黑。省委负责人向毛泽东建议。是不是下去看一看?

站台上还是静悄悄的。毛泽东乘坐的轿车和随行人员的吉普车鱼贯开出孝感车站。也许是事先有布置，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秩序井然，只听见热烈的掌声。但没有往常雷鸣般的口号声。

在城区三里棚地段的驻军大院礼堂里。毛泽东在驻军首长廖冠贤陪同下，晚7点左右同群众一起观看京剧《打焦赞》的演出，这是由地区京剧团名演员刘占奎和刘丽娟主演的。

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在演出前径直走到前排桌子前同大家见面。不过，他没有发表什么讲话。戏一完，他便和陪同的军、地两方面负责人退场了。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0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压缩国民经济的诸项高指标。认识不尽一致。意见仍有分歧。毛泽东的发言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一步务实。他说，看来。资产阶级法权的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他说，“两个过渡”还是时间长一点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并说，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在谈到1959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在不久前郑州会议上通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被搁置起来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此时，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一些了。有了不小的调整幅度。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是紧接着这个扩大会议之后，在武昌举行的。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那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改写的，意在纠正急于由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过早取消商品生产的商品交换的倾向，它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重大政策界限做出明确规定，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会议做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提出，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一方面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则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高指标做了较大幅度压缩。尽管压缩后的指标仍然吓人，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会议还做出了一项特别引人注目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稿是经毛泽东最后修改审定的。他增加的内容不多。有三点：这个建议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应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而不致有所误解。

他在南宁会议上曾经提出的这个设想，今天终于获得结果。12月18日，《人民日报》将这项决议公之于众。

尽管一篇《张鲁传》再次引发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共产主义的诸多感慨和不尽向往。但“纠左”的许多迹象，确使党内许多曾为高指标和浮夸风焦虑不安的人轻舒了一口气。

八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往广州小憩，借此一洗这一年马不停蹄的疲倦。难得有这份闲心。他通览了自己几十年的诗词作品。

几十年征战，往事历历在目。字里行间。再起硝烟。

曾经沧海，哪一片是可耕的桑田?

毛泽东在思索。

12月30日，毛泽东从广州返回北京。1959年的元旦即将到来。

谁也不会料到，1959年，中国的历史将再一次极富戏剧性地拐个大弯。

责任编辑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