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得失短评

郭昭第

自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人类的思想观念、思维方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这一改变世界的伟大工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认真研讨以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为基础的文艺理论极具现实意义，它关于人类文化与艺术的真知灼见无疑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取得了重大发展，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从自己的实际问题出发创建了特色鲜明的理论模式。但是我们也看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许多核心命题解读尚存在一定误解，澄清这些误解，对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一步中国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文艺本质论：文艺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反本质主义的出现，使人们对文艺本质问题产生了怀疑，曾几何时，似乎任何本质探讨都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在20世纪中国对文艺本质的探讨却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许多文艺理论上的论争或多或少都与本质论相关。关于文艺本质，国内学术界虽然有许多不尽相同的观点，但人们似乎更愿接受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把文学艺术的本质看作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式，这是经典作家基于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理论判断，尽管他们往往是在普遍的哲学问题层面涉及文艺问题，并未专门就文艺的特殊规律进行更多讨论，但经典作家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文艺本质的基本原理。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作出了诸如“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等关于文学艺术的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

在中国，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申明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命题，他不仅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且认为社会生活“是唯一的源泉”。这一看似简单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受到阿尔都塞、威廉斯、詹姆逊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高度重视。但由于这种被称为“反映论”的理论言说在技术层面上缺少更深入细节的理论阐释，在一段时期遭到误解，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然而，“反映论”并不能简单地在一些学者所谓的“机械性”意义上来理解，它首先想要表明的是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不同，进而才是详细说明包含在“反映”这一大范畴之下的文学艺术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但肤浅的理论家往往没有耐心和能力去参透其内在玄机。也许马歇雷的观点能帮助深入认识这一命题。他说：“反映的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第一含义就是提供一个文学现实的指数。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神秘‘创造的产物，而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甚至是一种特殊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不是一种‘想象的活动，尽管产生想象性效果，但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物质过程的组成部分，是‘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产物。”这一论述再次揭示了“反映论”的重要意义，但在真正揭示出文艺区别于哲学等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方面同样缺少理论建树。不过经过卢卡奇、阿尔都塞、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在把握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方面取得重大理论突破，形成了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在相关课题上取得了进步，更加注重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反映论”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新时期以来的相关理论建设仍然存在较大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对于审美理论的理解，成为理论突破的瓶颈。

二、文艺发生论：文艺起源于劳动

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艺理论观点。普列汉诺夫在恩格斯以及毕歇尔劳动与艺术密切联系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在他看来，不仅艺术起源于劳动，而且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观念，甚至审美能力也取决于劳动。这一观点无疑具有极大的历史合理性，它深刻地触及到了人类文学艺术以及全部文化产生的真正根源，为打破文艺与美学理论的神秘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一理论在建构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较明显的不足，比如其对于“劳动”范畴缺少更深入地阐释，以至混淆了原始劳动与自由劳动的真正区别，且由于更多地强调审美活动的物质基础，忽略了相应的心理与精神基础。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种艺术起源论被写进了文艺理论教材中：“最初的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来源于原始人的劳动生活和生产斗争。它们或者是直接产生于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成为原始人组织劳动、鼓舞劳动的一种手段；或者是模仿和再现劳动生活的情景，以娱乐和教育本部落的成员；或者是以幻想的形式来表现原始人战胜自然、争取丰收的理想和愿望。”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劳动说”所存在的理论阐释不足却没有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这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制约了“劳动说”本身的理论发展。近年来，尽管理论界开始对“劳动说”提出质疑，认为其在理论建构上尚不够严谨，与严格意义的文学艺术发生论还存在一定的理论距离，但在新的理论阐释上仍缺少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我们应当看到，文学艺术起源的劳动的理论具有广泛的人类学与社会学依据，其理论合理性不容否定。坚持劳动起源说，在新的理论资源与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的发展它才是理论建设的正途。

三、文艺发展论：经济基础决定文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文学艺术发展的论述，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框架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上层建筑，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总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必然受制于经济基础，而且无论上层建筑之中其他因素对文学艺术发生什么作用，经济基础仍然是最终决定因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人们很大程度上误读了这一理论，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加以简单化理解。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就曾对这种僵化的理解做出过纠正，他在强调了经济基础对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一决定的作用的复杂性，认为经济基础并不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但并没有否认作为“最终”决定因素的地位。他指出：“更高的即吏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

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更加重视这种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

的间接性。有学者从马克斯·韦伯的相关理论出发开始强调文化与精神领域对经济基础的强大反作用。韦伯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并不是由一种因索决定的，常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们通过结果推断原因，总是不可避免地将已发现的因素作为因素，乃至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最关键但未被发现的因素。在韦伯看来，似乎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甚至上层建筑也决定经济基础。虽然中国、印度和巴比伦也曾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但并没有形成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并不是因为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而是因为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意识形态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形成。我们虽然不能同意韦伯关于精神决定物质的理论倾向，但对于精神文化作用的考察对我们认识文学艺术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文学艺术发展的某些特定时期，不仅经济基础决定文学艺术的发展，而且文学艺术也对经济基础起到关键性的反作用。可见，如果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简单化，就不能真正认识到文学艺术这种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

四、文艺批评论：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文学艺术批评标准问题上的突出成果，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艺术标准作为第二标准。这显然符合抗日战争特殊历史时期社会根本矛盾，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最突出贡献。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尽管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但事实却并没有按照毛泽东原初设想发展，在革命战争胜利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了政治性压倒艺术性的现象。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在理论上不太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基本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又一偏颇。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虽然逐渐调整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采用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观念，如以群有这样的阐述：“无产阶级文学批评标准要求文学作品努力做到进步的思想内容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也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标准，包括了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的表述。其实所有这些表述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精神。因为恩格斯将“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视为“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且将美学标准放在史学标准之前，正如别林斯基所阐述的那样：“确定一部作品的美学优点的程度，应该是批评的第一要务。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加以历史的批评了。”在“五四”运动至新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事实上从来没有最大限度地对美学标准和史学标准予以重视，常常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名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精神。如果说“五四”至“文革”主要以政治标准作为第一标准，那么新时期以来主要鼓吹了人本主义标准。政治标准和人本主义标准虽然在特定时代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且在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也获得过证明，但并不证明政治或人本主义就应该是至高无上乃至一成不变的标准。批评标准的多样化应该是维持文艺繁荣的基本条件。因此，我们从中应当得到这样的启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论，必须重新审视美学与史学相统一这一“最高的标准”，努力阐释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尤其应当重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历史”维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马克思主义既重视文艺的美学价值又重视文艺的历史价值的文艺批评思想深刻地解读出来。

五、文艺功能论：文艺具有改造社会的政治潜能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又_成果是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它将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武器，认为通过对人们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的潜移默化，能够鼓舞人们去改造自己与周围环境，进而对改造社会现实生活产生重大作用。文学艺术的这种社会功能被阐释为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在特定历史时代还被阐释为服务政治的功能。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将协助其他革命工作，“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作为文学艺术的基本功能。尽管他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但如果说在战争年代里强调文艺服从政治功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将文学艺术变成了政治的传声筒。那么这种趋势在“文革”时期得到了极端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种严重误解。由于“文革”的负面影响，新时期以来人们又走向其反面，似乎认为越是远离政治，越具有纯粹艺术性。这种不良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到顶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不是夸大政治潜能，强调直接政治性，就是完全否认政治潜能，认为文艺与政治越绝缘，越具有艺术性。实事上，无论是夸大还是否定文艺政治潜能的看法，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思想和基本精神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但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并不是文学艺术的终极目的，其终极目的是引导人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成为具有丰富感觉的人。事实上文学艺术的确具有强大的政治潜能：不仅具有批判和否定现存社会关系和重新改造社会的政治潜能，能够在对现实的控诉与对未来的憧憬之间，达到认识现实及与现实有效交往的目的，而且具有心灵解放的功能，能够将感性从理性压抑统治中释放出来，使人成为具有丰富感觉与和谐人格的人。马尔库塞曾明确指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艺术同实践的关系毋庸置疑是间接的，存在中介以及充满曲折的。艺术作品直接的政治性越强，就越会弱化自身的异在力量，越会迷失根本性的、超越的变革目标。”文学艺术如果完全屈从政治，就会沦落为政治指令的传声筒，就会因为与政治的彻底趋同而丧失批判和超越现实的力量，但是，如果文学艺术与政治彻底绝缘，则又会沦落为纯粹的无病呻吟，就会全然丧失对历史的洞察能力和改造现实的力量。因此，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真对待的问题，理论工作者应当思考如何在美学与史学相统一的这一最高标准下把握它。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也走了一些弯路。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犯了错误，未能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国的文化和文艺实践结合在一起，未能使理论紧跟现实的变化，从而不断推动理论的发展。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当汲取教训，不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准确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阐发，以此为前提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不断深化，时时警惕教条式的理解，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不断得到创造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