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新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新环境

张　健

作者简介：A张健（1974- ），男，山东滕州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与公共哲学。

[HK40]摘 要：当前国情新变化的本质是公民社会转型，由此带来了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承担着繁重的任务和多重责任，尤其需要发挥主心骨和领导核心的作用。

关键词：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执政环境

中图分类号：D61；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5-0016-02

当前中国国情的新变化，最集中地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崛起带来的三种分离效应。首先是市场的自组织性带来的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市场源于人类天生的需求与供给本性，只要允许交换，市场就会生成。市场的这种自组织性意味着国家无必要直接管理经济。相应地，一旦市场经济崛起，它就会从国家手中脱离出来，表现为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由此，社会发展进入一个以经济活动自由超越权力直接管制的新阶段。其次是社会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形成公域与私域的分离，国家“法律许可才可为”，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二者背后的社会空间明显不同，前者即国家领域，后者即私人领域。基于这一变化，国家的政治统治色彩渐趋潜隐，民主宪政的色彩逐渐显现。这预示着，传统国家那种对整个社会绝对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管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逐渐削弱，国家的支配地位面临挑战。最后，在社会日益公私划界的基础上，人们的私权意识增强，并逐渐意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私权给国家（如安全权，私人行使既不经济也不可能），而国家则接受委托成为一种公权机构。同时，因为国家不再直接创造财富，而履行公务又需要经济支撑，于是产生公民纳税支撑国家公务行动的需求，由此带来私人纳税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私人授权与国家接受授权这样一种新的私权与公权分离的社会基本架构。

市场经济带来的上述三种分离，汇集成这样一种社会演进模式：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将发生变化，国家的地位与职能将发生变化，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将发生变化。从本质上看，前两种变化体现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后一种变化体现的则是国家系统合法性来源的转换。

就社会结构的转型来看，如前所述，经过经济与政治、私域与公域的分离，国家不再是一种全能机构，其行动具有边界；公民也不再仅仅是被管制者，而成为社会的主体（财富的创造者与权力的授予者）。这意味着，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其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传统时期国家与公民之间是一种“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那么，当下正逐步转变为一种“服务与纳税、被授权与授权”的关系。二者相比，后者才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架构。就此而言，市场经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以现代社会秩序取代传统社会格局。那么，这种现代秩序的核心是什么？它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满足？从理论上看，公民社会的核心问题是确立公民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这种地位需要两种机制来保证：市场机制与权力机制。市场机制的价值在于，它通过市场交换体系的壮大来保证现代公民作为“市场人”的经济基础；权力机制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公民授权”的规则来保证公民的“主人”地位。可见，现代秩序能否确立的核心在于两个基本环节，即“市场人”角色与“公民授权”框架。

再看国家系统合法性来源的转换。国家系统的合法性来源具有这样三种模式：革命时期为暴力夺权；建设阶段体现为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就；市场体制下体现为民意认同。这三种模式分别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需求。革命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暴力具有正当性，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境遇中的一种次优选择；建设时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能否推动经济的发展就成为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根据；市场体制下，国家成为公权力的代表，它的合法与否依赖于公民是否授权。在这里，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成为一种“资格授予”的前提因素，而“民意认同”才是决定因素。在实践上，一来我国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二来市场体制刚刚确立，这意味着无论是“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还是“民意认同”，对执政党来说都是现实的需要。就此而言，当前国家系统的合法性取决于两种基本能力：一是把握市场经济的能力，这是建设时期获得执政资格的基本条件；二是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能力，这是市场条件下获得执政正当性的基础路径。

如果说上述两种转变反映的是当前我国国情变化的一般性和主体脉络，那么，它们在实践中带来的则是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这里的多元化，指的是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社会利益主体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传统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并提出政治和经济诉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等等。无论是10个阶层的划分还是5个阶层的划分，中国社会日趋分层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的利益需求多元化、诉求表达多元化、思想观念多元化，构成当前社会多元化的基本景观。这里的不确定性，指的是各个阶层之间利益要求的差异性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一个可预见的时期内得到彻底解决的可能性很小，从而使中国社会存在动荡的风险和可能。另外，在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各个阶层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出各不相同的群体，即所谓“碎片化”（孙立平提出）。若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与之相适应，这种“碎片化”也有演变成社会冲突的危险。

可见，无论是多元化还是不确定性，其根源和焦点都在于社会的阶层分化和阶层建构。深入看，社会阶层分化及其构建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它还关联着政治架构和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最让人担忧的，就是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可能孕育着某种现在还无法看清楚的危机。譬如，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长期发展下去将会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又会产生各种社会冲突，社会冲突作为导火索又可能引发一系列危机，而最大的社会危机便是一种不认同的危机：不认同这个社会，不认同这个制度，不认同执政者。2003年末，王韶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人发表的研究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指出：“我国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在1-2亿人，其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为7%-8%，大约在3200-3600 万人之间。”考虑到抽样调查的有限性，再综合中国社会目前状况及未来一个时期内的发展前景，这些数字变动的余地其实很大。

当然，辩证地看，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风险的不确定性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具有其合理性和积极价值，我们没有必要过度担忧，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需要的是对其消极面和潜在风险进行预先规避。如何规避？对中国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担负着促进增长、社会动员、公平分配、国家整合、政治参与等繁重的任务，因而也就承担着相应的多重责任。为化解利益冲突和社会风险，构建完整而合理的利益诉求渠道和健全完善的监督体系，自然是当前中国共产党诸多重任和责任中的首要选项和重要内容。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有效应对当前国情的新变化，尤其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挥其主心骨和坚强领导核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韩庆祥，张健.人性化论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1）.

［2］黄明哲，吴丽芳.论优化党的执政环境［J］.江西社会科学，2005（3）.

［3］华艳君.浅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4）.

责任编辑：王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