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社会治国理念探析

徐莲梅

摘要本文认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治国理念以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的稳定、长治久安为核心价值,在这种价值的指导下,我国传统社会的治国安邦之道主要是:中央集权、君权至上;强调对民生和民心的重视。

关键词治国稳定控制集权

中图分类号:D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333-02

文化是传承的,传统文化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实现社会现代化,不能不了解传统文化的影响,不能不清算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也应当充分借鉴其中的优秀因子。本文主要分析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理念、治国思路。认为传统政治文化在“家天下”的前提下,把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的稳定、长治久安放在第一位, 人民只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可以被任意摆布的棋子,人民服务于统治者,人服从于社会秩序。

一、以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的稳定、长治久安为核心价值

自从公元前21世纪,夏禹将王位传给其子夏启开始,“公天下”就变成了“家天下”,从此,无论帝王还是百姓都把国家看成了“某家”抑或某人的天下了。天下既是某家或某人的天下,那么,国家及社会的一切权力自然就是这个人或这个家族的了。起初,帝王认为,自己掌握君权是“受命于天”(《尚书召诰》称:“有殷受命于天”)自己是天的子孙(所以自称天子),一切执政行为都是天授意的,是 “奉天伐罪”、 “代行天伐”。后来,又认为,天下是打下来的:谁在政权之争中取得了胜利,天下就是谁的,所谓胜者为王败则寇。

正因为把国家看成是自家或自己的天下,所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的政权(而不是关心人民的权益)就成为统治者最为关心的事。正因为把国家看成是某家或某人的天下,所以,统治者如此想、如此做也就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一切有识有志之士,只有能够帮助统治者治国安邦,才能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只有得到统治者的青睐才能获得理想的社会地位。同时,每次政权易姓几乎都伴随着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所以帮助统治者维护好统治秩序,避免政变、战争发生,天下百姓也才能够得到安宁。所以,稳定的社会统治秩序就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目标,帮助统治者维护这稳定的社会统治秩序就成为有识之士展现个人价值的最好途径。培养治国安邦之才成为社会教育的最重要职责。所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就是具备治国之德并使自己的治国之才得以展现)就成为文化人的最高追求。儒家、法家、道家、兵家、墨家等,无不是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从不同方面探索、研究治国安邦之道。

总之,维护稳定的社会统治秩序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如何帮助统治者维护好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这样的研究着眼点、这样的价值定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独特的研究思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体系。今天,这个政治文化体系在许多方面仍对我们的社会产生着重要影响。

二、治国安邦的基本思路

(一)帝王集一切大权于一身——集权、专制

中国传统社会既然是“家天下”,是某个家族、某个人的,自然要把所有的大权都掌握在本人或本家族的手里,不能旁落。儒家推崇以差等有序为特征的周礼,把“亲亲”、“尊尊”做为最重要的社会规范,视帝王为至高、至尊之体,全社会都要服从之。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讲法、势、术,尤其强调势,认为政治上谁服从谁,不是以道德、才能和是非为标准,而是看权势大小,君王之所以成为君王就在于势,所以,君王要把权力牢牢集中、掌握在自己手里。总之,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突出帝王、强调集权,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建立了统治我国社会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把一切社会大权集于帝王一身。

(二)政府为百姓做主——重民生、施仁政

古时人们也认识到,可以以武力打天下,但不可以武力定天下,得民心是保住政权、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尚书·五子之歌》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仲言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第一》)

那么,如何获得民心呢?孟子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 离娄上》。而人之欲主要就是温饱,就是土地、粮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所以,帝王要稳固政权,就必须关心民生,施仁政,使民有土地、能温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上》)。

帝王集一切大权于一身,所以能否施仁政,要看帝王自身的素质,所以传统社会非常强调明君吏治,特别强调君王要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把施仁政,寄希望于帝王的仁心,而无制度保障,所以它在我国历史上基本上只是儒人和民众的美好愿望,很少真正实施。

(三)广施教化,控制人们的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是立足于人民,而是立足于统治者、统治者统治秩序的稳定。如此一来,人民就只能成为维护国家稳定大局中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使人民服务于统治者,人服从于社会秩序。统治者的统治秩序主要有两大危胁:一是百姓的造反,二是臣下的谋反。要消除这两大危胁,除了使民有饭吃外,最重要的就是控制他们的思想、减少他们的欲望,使其无反抗之心;其次是削弱他们的权利,使其无反抗之能。礼治思想、忠孝思想因此成为统治者进行政治统治的首要法宝。

1.以礼治国,使民安分守己,绝对服从

传统社会强调以礼治国。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国安君也” (《礼记·礼运》)。

(1)礼就是定名分、立秩序(差等之序),使人们各守其位,安分守己。所谓礼,首先是分等级、别异同。就政治关系来说,有帝王、诸侯、卿大夫、士等不同等级。就亲缘关系来说,有长幼、亲疏、男女之别。其次是定尊卑。分等级的目的是要分出尊卑,就政治关系来说,由士到帝王,一层比一层权力大、社会地位高、尊贵,帝王至尊无上。其它社会关系是长尊幼卑、男尊女卑等。礼的第三个特征是不同层次的人遵守不同的规范、享受不同的待遇。这就使得每个人都守你这个层次该守的规矩,只想你这个层次该想的事、做你这个层次该做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安分守己。

总之,礼就是通过分等级、定规矩,使社会尊卑有序,就是让人们承认差别,安于差别,安于自己的地位和职守,不敢有非分之想和非分之举,这就从思想上把人们给禁锢住了。

(2)礼就是讲忠、孝,使人们服从尊长、服从帝王。礼的核心思想有两个,即亲亲和尊尊。亲就是要亲近自己的亲人,其核心是对父母要孝。所谓孝,也称孝顺,主要就是尊从家长的意志,服从家长的决定。所谓忠,是从政治关系角度而言的,主要就是服从上级、帝王的意志,心无二致地为君王效力。一句话,忠、孝就是要求臣以君为纲、子以父为纲,实质就是让人们压抑甚至摒弃自己的思想与意志,使子女服从于父亲的思想和意志,天下所有的人都服从于君王的思想和意志,这样一来,帝王的天下就稳固了,人民的独立性因此也没有了,这是对人们思想的进一步禁锢。

2.广施教化,使忠孝思想渗透于整个社会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老百姓的思想教化,使得传统的忠孝、礼仪思想妇孺皆知,并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思想舆论氛围,基本达到了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目的。之所以做到这一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忠孝思想简明易懂,易于掌握。忠、孝、礼,少而管用,含义又非常简单明了,老百姓极易领会、掌握。

(2)充分发挥了家长、家族的教育作用。首先, 传统社会是父权社会、男权社会,忠孝礼治思想赋予父亲、男性以特权,维护了他们的尊严,有利于他们对女性、家庭的控制,所以,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其次,传统社会以家族为本位,又非常重视名声、名誉,并且儿女子孙有什么问题首先要追究家长的责任,所以家长就更加重视对儿女的忠孝礼仪教育。名门望族尤其如此。这就促使家庭充分发挥教育职能,使忠孝教育渗透到了每个家庭。

(3)充分发挥国家力量促进忠孝思想的推行。比如,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家忠孝思想成为社会思想舆论的主旋律、最强音打下坚实的基础;把宣传忠孝礼仪思想的儒家经典作为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从而使其被社会精英重视、推崇;把忠孝思想渗透于戏曲、故事(如二十四孝的故事)、绘画(如在庙宇、人文景观园地把忠孝思想以绘画形式展现出来)之中;借助法律的力量。通过制定法律对各种不忠、不孝行为进行严厉惩治,强制人们服从。

通过以上种种力量,使忠孝礼仪思想逐渐成为评价人品的基本尺度,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的思想舆论氛围。思想舆论是最为强大的一种力量,它进一步大大增加了忠孝礼仪思想对百姓的影响、控制力。

(四)建立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严格控制个人行为

为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的稳定,除了对人们进行思想禁锢,使其无反抗之心外,还要加强对人们行为的控制,使其无反抗之能。中国传统社会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把个人严格控制在这个网络之中。从控制的主体看,有家庭、家族,有邻里、乡亲,有政府;从控制力量的种类看,有法律,有道德舆论等。

1.家长、族规的力量

传统社会是家长制社会,个人被置于家长、家族的控制之中。秦朝开始,把户做为一个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基本单位,其权利能力主要以家长个人名义体现,所有债务往来、不动产处置、买卖关系及婚姻关系,只能通过家长才能处置,个人在社会上缺乏起码的独立性。历朝法律也都赋予家长极大的权力。汉代确定了“父为子纲”的原则,视父母子女的亲属关系为主从关系,子女控告父母等为“不孝”,应处死刑。唐朝时期,法律赋予家长对子孙的教令权、对家庭财产的处分权、对子孙婚姻的决定权等等。规定子孙必须服从家长的支配,听从教令,否则构成“违反教令”罪;祖父母、父母在,子孙不得别立户籍,不得分异财产,违者处以“别籍异财”罪,子孙也不得自主婚姻,未经家长的允许使用家庭的财产;家庭财产的处分必须由家长做主。清朝大清律明确规定:“一户人口,家长为主”,家长集父权与夫权于一身“总治一家之务 …… 其下有事,事无大小必先禀,无得专行”,同时还赋予家长送惩权,即要求官府代为惩处,“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

传统社会还通过法律上的“连坐”把个人和家族、邻里也密切联系起来,使得个人不仅受控于家长还要受家族和邻里的制约。所谓“连坐”就是一人犯罪,全家、亲属、邻里或其他有关系的人一同受到株连。传统社会里主要是亲属 “连坐”( 或亲属缘坐)。株连范围与惩治力度依犯罪性质而定,一般来说不威胁到王权的犯罪株连范围要小些。此外还有邻里“连坐”和职务连坐。连坐制度促使家族、邻里加强了对个人的监督和控制。

2.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舆论的力量

首先,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法在治民中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的法非现代意义上的维护人们权利义务的法,勿宁说它是一种国家的惩戒力量,所以更常用的说法是刑、律。传统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控制非常严密,对各种可能威胁到统治秩序的行为的惩罚也极端严厉。除了对杀人、偷盗、谋反等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外,对人们的言论、道德行为等也进行了严厉的法律约束。如古代奴隶社会有所谓破律析政罪、言行惑众罪,汉代有腹非、明清时有文字狱等。各种不孝行为,更是传统法律始终关注的重点。早在夏朝,就有所谓“不孝罪” 。“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孝经》)。西周时期,周公制礼,把不孝之行视为首恶之罪,予以严惩。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把严重的不孝之行定为“十恶”不赦之罪之一。

其次,形成强大的道德舆论氛围,对各种不忠、不孝、不合礼仪的行为进行严厉抨击。传统社会是非常重视道德评价的德治社会,使得不忠、不孝、非礼等成为传统社会对人最为严厉的评价,进而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强大的心理枷锁。

总之,中国传统治国理念里,帝王第一,稳固的社会秩序第一,民众服从于帝王、人服从于秩序,人民只是帝王维护自己统治秩序的任意摆布的棋子,被严格控制、毫无权利可言。民众的命运只能依赖于帝王和官吏的的品德、操行。而且由于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和制度保障,像民生、仁政、治国之才的重用等美好设想的实现只能依赖于执政者的个人素质,所以在历史上并没有很好的得以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