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宏观经济走势

宋　宏

编者按：中国宏观经济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从高速增长变为明显下行的逆转，同时宏观经济政策也发生了从2007年和2008年的“防过热、防通胀”变为2009年的“保增长、促就业、调结构”的方向性逆转，这种急剧变化可谓改革30年来前所未有。如何认识这种逆转，尤其是如何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未来走势又将怎样，正是当下经济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关注热点。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于2009年3月来皖讲座时，笔者就此访问了他。

一、中国宏观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宋宏：聆听你的讲座，深受教益。当下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变化都呈现出极端复杂性，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也与以往的模式大不相同。我想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从宏观经济学视角，你是如何看待中国宏观经济变化的？

刘伟：谈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变化，我们需要从2008年初说起。当年中国宏观经济还面临着经济过热、通胀压力加大的问题，所以当时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两防”。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通胀是一个重要指标，防止恶性通胀也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目标。许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一直对通胀保持着相当的警惕，在通胀压力加大时，采取“防通胀”的政策调控是必然的选择。

1994年，中国经历了24%的商品零售物价的上涨率，是建国以来最高水平，之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开始紧缩需求，控制物价。1997年，物价上涨率控制到了3%，而当时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为8.8%，因此，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实现了高增长、低膨胀的“软着陆”。从1997年11月份开始，中国的物价都是负增长，一直到2002年才跳出负物价，达到2%左右，2003年物价上涨3%，2004年3.9%，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是极其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尽管经济学一直解释不通，但是数据显示就是这种格局。2007年8月份开始，物价真正大幅上涨，尤其是2008年的前三季度，开创12年来同时期的最高水平，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历了三次通货膨胀，基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需求是直接拉动价格上涨的原因，政府调控在短期内容易取得比较好的治理效果，通过政策措施能短期见到成效。而2007年出现的通货膨胀除了需求拉动之外，具有明显的成本推进性质。本轮需求拉动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2003年以来，实际增长速度24%以上，长时间超出了经济可以承受的上限，带来了许多问题。最直接的就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品的数量不断扩大，拉动价格大幅度上升，与之相关联的钢材、铝材、黑色冶金和有色金属价格急剧上涨。投资品价格一旦上涨就要扩大生产量，于是电力就开始紧张，全国开始拉闸限电，而中国火力发电为主导的国情使得煤炭供应短缺，从而引发运力加大，于是原油就供应不足，“煤、电、运、油”紧紧相扣，使得需求拉动上游的投资品价格上涨。因此说，需求是这轮价格上涨的结构性拉动，但更要紧的是成本推进。

除了国内成本推进因素之外，这次通胀还带有特殊国际环境的背景。当时全世界都在涨价，中国能不涨吗？中国经济的开放度越大，受世界经济的影响就越大，其中最明显就是食用油和石油。近年来世界粮食市场日渐趋紧，基于中国的粮食99%可以自给自足，当时预测农产品涨价不会对中国产生太大冲击，但恰恰农产品中油料涨价最剧烈,而中国食用油进口却达到60%左右，进口的依赖度非常之大，超市食用油价格一直是成倍地翻，超出了中国人的价格心理预期。再就是石油。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每桶原油价格是1.95美元，2003年以前最多也就是20多美元，2008年最高达到140多美元。中国现在的石油需求以每年8%的速度在递增，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国际石油价格爆涨也推进了国内相关产业成本上升和产品价格上涨。

我们要注意，对成本推进带来的通货膨胀进行治理，短期内很难见效，因为降低成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在管理上、制度上、技术上各个方面调节，所以调节不是短期能够直接见效的。

宋宏：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层面的通胀问题逐渐“让位”于经济衰退压力。有种说法是：2009年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所谓“最困难”，我理解首先是指经济衰退及其失业增加效应。因为在宏观经济中，增加就业和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并称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而就业对于中国这样的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度具有特别的意义。

刘伟：是的。目前中国的确有经济衰退的迹象。2008年上半年，货物运输量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2007年6月增速是16.3%，2008年同期则是7.1%,几乎下降了一半的速度。货物运输量增速下降，意味着市场交易量增速下降，于是存货开始上升，存货增大就是经济衰退的先行指标。经济衰退的社会效果就是失业率上升。中国1998～2003年均增长速度是7.3%，当时城市登记失业人口500多万，失业率2.2%左右；2007年，经济增长是11.9%，按道理失业率应当下降，但当年登记的城市人口失业率超过4%，达到1000万，不但没降，反而是成倍地提高。如果这个时候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失业率将更加提高。这还没有算上农村劳动力，目前我国在土地上种地的农民还有3.4亿，中国一共现有18亿亩多耕地，不到19亿亩，需要多少农业劳动力种呢？我们曾经搞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如果18岁-44岁的劳动力一天工作八小时，按目前的生产条件技术条件，总体上一个劳动力可以种10亩地，中国最多需要1.8亿农业劳动力。但现在农村劳动力是3.4亿，有将近1.6亿农村劳动力实际是失业了，这1.6亿农村劳动力随时准备冲进城镇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市场。这是存量，还有增量，中国每年还要自然增长1300万新劳动力。所以，2009年伊始，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因经济衰退返乡农民工问题等等就业矛盾骤然凸现，成为经济社会的突出难题。

就业矛盾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最大的，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第一，中国处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工业化越深入，意味着资本越排斥劳动。按照现在国际工业化完成的标准，产业结构高度（H值）=1意味着工业化完成，中国现在是0.36，意味着中国即将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制造业为主力的工业革命朝着重工、重化工、基础材料工业和动力工业以及冶金转化，而这个转化恰恰是资本密度空前增大的时候，对劳动密集产业就是一种排斥。第二，中国也在市场化，市场化就要鼓励竞争，鼓励竞争就降低成本，减员增效。这两个因素叠加，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应劳动力增加240多万，90年代对应为170多万，现在对应为90多万，直线下降。现时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增长速度回调，矛盾就会更加突出。

宋宏：事实上，中国宏观经济中的矛盾是深刻的、累积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在进行调整，试图解决这一系列矛盾。当下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外因毕竟是条件，而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我以为，应对金融危机，可能需要改造自身，不是仅仅看外部的金融危机何时见底何时结束，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自身内部的突出矛盾。

刘伟：中国宏观经济显露出的问题有其特殊的背景特征：此次衰退是长期内需不足所导致的。内需不足是一个很长时期累积的问题，特别是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导致内需疲软，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第一是投资增长过快，排斥消费水平增长的空间。现在固定投资每增长1%，就会遏制消费0.86%，因此从2003年经济高速增长以来，依赖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经形成对消费需求的较大排斥。

第二个原因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国经济高度发展，收入差距急剧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拉动消费需求更多的是低收入人群，他们收入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是用于消费的，而高收入人群消费边际递减，更多用于投资、储蓄，于是出现了消费支出和收入严重的不匹配。

第三个原因是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改革现已从以企业改革为核心转移到以政府改革为核心，政府公权领域成为改革的热点，政府公共支出公共福利比如教育、医疗、养老和其它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加速推进。改革意味着风险，谁来承担改革的代价，还存在不确定性。这就导致低收入人群对于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基于此就偏好储蓄，中国储蓄过高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发展中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加深，农民收入增长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严重地不相匹配，占中国人口58%的农村人口收入缓慢，这使得中国国民消费增长在体制上变得狭隘。

可见，中国经济内需不足，消费疲软，经济衰退是很多原因形成的，有投资对消费排斥，有收入差距扩大，体制改革带来的不确定，城乡二元体制的矛盾的加剧，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得多方面。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出路第一要靠发展，因为它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它的解决也必须靠持续加快发展；第二要依靠改革，因为很多问题的特殊性是源于体制转轨，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才能够真正找到体制的方式。

二、宏观调控政策特点及走向

宋宏：世界金融危机把宏观经济政策推到前沿，人们指望能通过合理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治理危机、遏止衰退。就中国宏观经济发生的问题考量，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应该是何走向？

刘伟：我们不妨先考察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可以作为我们考量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参照。

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累积的矛盾导致的。上世纪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后，经济学发生了“凯恩斯革命”，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凯恩斯理论的逻辑前提是通胀率与失业率的替代关系，政府宏观政策就是在这种替代关系中或选择刺激需求或选择紧缩需求。西方国家从那时起就在实践上系统地主动地干预经济。二战后，西方国家经历了20多年的“黄金发展”时期，到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滞胀”。此时由中东战争引发能源危机，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但需求并没有增长，从而出现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于是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6年，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连续降息。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以降低进入市场项目的质量来增加进入市场的项目数量，不断降低市场门槛，不断降低成本标准，也就是在质量与数量之间取舍。低门槛必然造成投资冲动、投资泡沬，当投资泡沬达到一定程度，货币政策又要调高利率，使泡沬破灭，引爆危机。

矛盾累积的第二个方面，是技术改造技术进步放慢了步伐。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东西方对峙和军备竞赛，西方在军工领域大力发展高科技。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军用高科技大量向民用领域转移，支撑美欧经济大约10年多时间的强势增长。但是在此之后，美欧放松了技术创新投入，技术进步缓慢下来，使企业盈利标准下降，经济质量下滑。

宋宏：是的。美欧的虚拟经济过热，吸引资本向投机领域聚集，这就必然挤出产业资本，并且在货币政策上长期降息，资金成本便宜，企业和社会当然不会在技术创新上加大投入。这些对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确有警鉴意义。那么，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应是什么走向呢？

刘伟：我认为，从走向来看，第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强化总量政策。总量就是总需求与总供给，总需求过大就紧缩，总需求不足就刺激。前者是紧缩型政策，后者则为扩张型政策。2003年来，中国总的宏观政策是“淡化总量，强调结构”。1998年5月之前，基本上都是需求大于供给，所以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紧缩，保持不变”；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剩，工业和商业储蓄存货达到5万多亿，中央提出“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不变”；2007年十七大，中央对“十一五”的宏观政策没有明确，采取回避总量政策，结构性调整，叫做“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地区和地区有区别，产业和产业有区别，行业和行业有区别，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有区别。这种宏观调控避免了总量的简单性，但只能作为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化，因为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很大部分是体制原因造成的，最终还得靠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根据目前的形势，金融危机使得宏观政策以扩大总需求主要是扩大内需为首要目标。

第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反方向组合转变为同方向组合。2003年以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表现为反方向的组合，叫作“松紧搭配”，即货币紧缩、财政放松。从财政支出来看，以财政赤字、发行国债来增大财政支出，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收入体现在税收，2003年以来中央政策是在减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两法并一，内资企业33%调至25%，外资给予5年过渡期；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性增值税；2006年取消农业税、土特产税（除烟草之外）；出口退税出台了新办法，对出口企业加大了退税的力度。因此，无论财政支出和收入都是在刺激需求。同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反，一直在紧缩。货币政策主要分信贷和利率，即数量信号和价格信号。信贷2003年9月上调了准备金率，从6%上调至7%，2007年上半年到17.5%，是30年来最高的。从信贷政策和利率政策来看，央行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收紧银根，于是造成财政在扩张扩大需求，货币在紧缩收紧银根的现象。这种松紧搭配政策组合的好处，是使得宏观调控对经济影响的强度有一定的缓冲和控制，避免了经济由于政府控制大起大落，能提高经济的稳定性；坏处是政策效果之间相互抵消。如果宏观经济要反通胀，货币和财政要双紧，如果是反衰退，那就要双松。现在的问题是反衰退，所以货币和财政两大宏观政策必须同方向组合，即双松组合。

第三，汇率政策和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结合越来越紧密。前些年，中国主要是鼓励出口，汇率政策基本上是服务于增长、就业的目标；而近年来，物价上升，外汇储备大量增加，流动性过剩，反通胀成为汇率政策的首要问题，就要考虑人民币升值。那么，现在反衰退已成为首要问题，那么人民币就要考虑贬值。要清晰一个问题，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取决于国家利益。近些年，美国经济不景气，失业上升，为了扩大出口，美元开始实行对世界主要货币贬值，因此出口开始增加。但是，中国同时跟随美元开始贬值，出口大幅上升到30%多，美国开始迫切压迫人民币升值，而人民币升不升值不取决于别国的意志，取决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政策的基本目标。如果国内问题是要解决就业，反衰退，人民币就尽量贬值；如果国内问题是要解决通胀，那么人民币就要升值。2007年国家宏观政策倾向反通胀，所以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加快，大概到10%。但现在看来，国家的宏观目标是反衰退，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会转变，甚至会进一步贬值。

三、中国宏观经济展望

宋宏：你阐述的宏观经济政策三个走向使我深受启发。我在对世界金融危机和中国宏观经济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形成这样一个认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长期累积的矛盾爆发，所以危机不会是短期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将是极其深刻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因为世界金融危机而发生根本性逆变。我所谓的基本面，是指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基本趋势与长期走向。这个基本面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但基本面本身也存在一些发展失衡的深层矛盾。应对金融危机，必须以这个基本面为依托，在解决当下突出难题时，也要统筹解决基本趋势与长期走向的深层问题。

刘伟：很赞同你这个见解。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发展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高速经济增长。而在高速经济增长中，各个方面如地区、部门、人群等的发展通常是不均衡的，由此而产出的各种矛盾也比常规条件下多，这就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矛盾，尤其是要通过改善经济活动中的发展失衡来扩大需求，才有可能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

从工业化进程上看，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虽然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间存在着差距，但从整体上看，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已经大大推动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不仅满足了广大国内市场强劲增长的需求，而且开始成为国际上新的制造业中心。从产业结构高度上看，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基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后，由轻纺工业到电子工业再到重化工业，产业群落不断延伸带动了房地产业、交通运输通信及金融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全面发展，目前已经到达以第二产业发展为主导的加速工业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短期因素的影响可能会使经济增长出现波动，但由于这一阶段体制创新、技术进步、市场发展、社会需求等方面特定的优越条件，中长期的高速增长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而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丰富的特点，使得中国能够通过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来实现自我循环，在外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保持较快的发展。从供需平衡看，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矛盾是一般产品的产能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尤其是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的增加不能被社会上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充分消化。所以，近年来我国出现流动性过剩时，尽管资本品、农产品价格出现了较大的上涨，但一般消费品的价格仍然是平稳甚至是下降的，这说明扩大内需和改善人民生活，本身就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只要我们通过有效措施实现供需平衡，我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就能充分实现。

从城市化进程上看，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迅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拉动了城市本身的投资和消费的需求，另外也通过国家财政收入的转移支出、农民工务工收入反哺了农村，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了更好的经济基础。这说明城市化进程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是深圳等经济特区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90年代初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带动了全国的发展；那么到了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从一些点、一些片发展到整个面。以标准差反映的各个地区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已经大大缩小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改善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但城乡差异仍然需要改善，这将为我国扩大内需提供新的空间。

从全球化进程上看，近些年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得相当快，对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影响，而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在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有可能减少的情况下仍保持中国经济的活力，确实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中央提出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对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现阶段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的，而不仅仅是受益于世界的经济繁荣，那些高估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过度悲观论调，是缺乏现实依据的。首先，中国目前在国际收支中，仅仅是在经常项目下实现了自由兑换，对资金和金融项目下的交易仍然是管制的，因此在具体的金融产品上，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对我们造成的直接冲击是有限的。其次，中国外向型经济近些年的快速发展，主要原因是中国商品的性能价格比能够更好地满足各国的市场需求，因而替代了别的国家的产品占有了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不是各国经济增长导致的需求扩大而使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相应增加。由于中国商品满足的更多的是中低端消费者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各国经济衰退所导致的居民家庭购买力的降低反而更加有可能增加对这些商品的需求。第三，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虽然都出现了一定的经济衰退，但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依然存在。从发展上看，我国的对外贸易会受到国际环境的一定影响，但开放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势不会改变。沿海地区一些加工出口企业目前生产遇到的困难，有些是和世界经济衰退相联系的，如出口订单现在有所减少，但也有一些是出于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原因。因此，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也要升级，不能总是依赖低端纺织品这样的初级产品开拓市场，需要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宋宏：你分析得很独到很深刻，对我教益良多。非常感谢你接受访问。

（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