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之谜”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

摘 要：“帕特里克之谜”曾是20世纪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金融经济问题。其实质是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文章围绕“帕特里克之谜”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演进的主线，分析了西方有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内在联系、发展趋势，并总结了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演进中的三条不同的研究路径。文章认为，帕特里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是金融发展理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渊源，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路径的演进也正是针对“帕特里克之谜”而展开的多视角的分析和拓展。

关键词：“帕特里克之谜” 金融发展理论 研究视角 演进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6-029-02

一、“帕特里克之谜”的由来与内涵

自亚当·斯密以来，货币金融是否对实际经济有实质性影响一直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在这场持久的争论中，古典经济学家们主张的货币“中性论”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他们认为，货币只是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对经济增长没有实质性影响。直到1898年由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Wicksell)首创的货币经济理论才开始动摇货币“中性论”的统治地位。维克塞尔认为，在信用经济条件下，货币并非“面纱”，货币不仅是媒介交易,而且是媒介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向上或向下累积性经济波动，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此后,熊彼特(Schumpeter)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从银行信用创造方面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阐述了货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凯恩斯通过其新的货币资产观和货币利率理论，把货币以一种实质性的方式融入了真实经济过程，从而在理论上确立货币非中性论。托宾（Tobin）等人在战后发展了凯恩斯经济学，摒弃了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实物增长理论，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货币增长模型，揭示了货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托宾在货币增长模型中，一方面认为，货币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影响其消费和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货币经济中，人均资本反而比实物经济中少，资本产出比率和人均产出也反而比实物经济中低。这就是著名的“托宾反论”。“托宾反论”事实上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对货币金融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怀疑，说明金融发展问题尚未完全进入新古典的视界。

1966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休·帕特里克(Hugh 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较早地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金融引导经济增长；当经济金融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变得日益复杂，此时经济中的摩擦会对金融服务产生需求，并刺激金融发展。根据帕特里克的论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因果方向问题存在三种可能的答案：（1）金融发展是因，经济增长是果；（2）经济增长是因，金融发展是果；（3）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而当时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分析上，即在货币非中性及金融非中性的前提下来研究货币金融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帕特里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表述，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对二者因果关系方向上的迷惑。在此之后，人们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因果方向问题称为“帕特里克之谜”。帕特里克的论述虽然没有明确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方向，但却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渊源，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演进也正是针对“帕特里克之谜”展开了多视角的分析和拓展。

二、金融发展理论演进的内在联系与趋势

西方学者在对“帕特里克之谜”解读的过程中，形成了金融结构论、金融深化论、内生金融理论和金融功能论等四个有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不断深化人们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而且，近几年西方涌现出来的“新比较经济学”从法律制度、政治利益集团、社会资本、宗教和自然禀赋等方面不断拓展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视野，对各国金融发展及其差异的形成作出了极富有启发性的经验分析。上述研究基本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因果方向可能存在的三种答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诠释。

1.金融结构论。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在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从金融结构的视角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戈德史密斯首次给出了金融发展的定义，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就是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相对规模。他通过提出金融相关比率（FIR）等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指标把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采用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得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大致平行关系的基本结论。但由于计量方法本身存在缺陷和数据不足，戈德史密斯只证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未能明确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因果方向。对此，戈德史密斯指出:“我们无法弄清这种联系意味着什么，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经济的发展呢，抑或是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反映?”之所以如此，戈德史密斯认为，因为“估量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依赖于我们对经济理论或经济历史所持有的哲学偏好。我们将很遗憾地发现，由于经济增长理论目前的状况，以及目前对金融发展缺乏足够透彻的历史研究，我们不可能在这一领域得到明确答案。”

2.金融深化论。继戈德史密斯之后，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于1973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作为对戈德史密斯“金融发展”概念的深化，一般被统称为金融深化理论。麦金农和肖通过修正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关于储蓄倾向不变的假定，把货币金融因素（主要是储蓄和利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直接化和动态化。在修正后的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包含了经济增长、储蓄和金融深化的交互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货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同时也把古典货币经济理论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由被动关系上升为互动关系的高度，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麦金农和肖认为，金融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健全的金融制度能将储蓄资金有效地聚集起来并引导到生产型投资上去，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通过国民收入的增加和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的增长而刺激金融业的发展，从而形成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但金融深化论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只揭示了资本的形成过程，没有考察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的影响；而且基本上沿用了戈德史密斯的简单线性回归的实证方法，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揭开“帕特里克之谜”。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本西文加和史密斯(Bencivenga and Smith，1991)、施雷夫特和史密斯(Schreft and Smith，1998)、杜塔(Dutta，1998)、卡普尔(Kapur，1998)、金和莱文(King and Levine，1993)、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7)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利用内生增长理论开创了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第一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明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理论分析方面，本西文加和史密斯、杜塔、卡普尔、金和莱文、斯蒂格利茨等人在模型中引入诸如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监督成本之类的因素，把金融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对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形成过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作出了严密而规范的解释。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的复杂性和摩擦因素增加导致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规模增长和功能完善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资本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实证研究方面，在内生金融增长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金和莱文、拉詹和津盖尔斯（Rajan and Zingeles,1998）、德米尔居奇-昆特和马克西莫维奇（Demirgüc-kunt and Maksimovic,1998)等人分别从跨国的层面、行业的层面、企业的层面以及运用时间序列的方法、面板计量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案例的方法来研究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量研究发现，金融体系的规模和功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因而作出了金融发展是因经济增长是果的基本结论。莱文等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和结论已被主流经济学所认可，从而使经济学界关于“帕特里克之谜”的不休争论暂告一段落。

4.金融发展理论的深化与拓展。在莱文等人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并没有止步。因为新的问题又在困扰着人们：为什么金融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而表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金融体系（机构—市场二分法）是否存在优劣的问题？哪些因素决定了金融自身的发展和演进以及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基于上述疑问，最近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对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进行了拓展：一是从金融发展的“功能观点”（一般称为金融功能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深化，重点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产生及金融体系功能的比较上；二是在承认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转而研究金融自身发展和演进的决定因素和机制。

金融发展的“功能观点”最早由博迪和莫顿（Bodie and Merton,1993）等人提出并加以系统化。金融功能论认为，由于金融功能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而金融机构则会随着金融发展的初始条件（如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制度和技术条件等）和环境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导致金融功能发挥作用的方式、绩效和行使基本功能的的机构主体的性质和组织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键不在于金融规模的增长和金融体系是市场主导型或银行主导型，而是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动态演进来不断提高、完善和发展金融体系的功能。金融功能论进一步揭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其差异:即由融资合约、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体所构成的金融安排通过提供一定的金融服务削弱了市场不完美性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金融安排的形成和演进有利于评估潜在投资机会、实施公司控制、便利风险管理、增强市场流动性和动员储蓄资金，通过效率或高或低的金融服务，不同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促进作用亦有大有小。莱文(2000)等人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金融结构孰优孰劣。研究发现，依赖外部资金的行业的发展速度以及新企业的形成率与金融结构无关，而与金融体系总体发展水平有关。金融结构不平衡并不影响金融体系的绩效，是整体的金融发展水平，而不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的研究也阐述了金融体系是通过提供一定的金融服务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这一思想。金融功能论从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的动态演进视角分析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旨在揭示金融能够影响经济的内在原因。但该理论没有解释金融功能在历史演进中呈现出来的延续性和递进层次，也没有深入考察经济以外的各种制度因素对金融体系功能及其演进的影响。事实上，金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承担了不同的功能，金融体系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演进过程，而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差异性，是由决定金融自身演进的各种外部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针对金融功能论研究的上述不足，20世纪末，金融发展理论重点关注金融自身发展和演进的决定因素和机制。近几年西方涌现出来的“新比较经济学”从法律制度、政治利益集团、社会资本、宗教和文化、自然禀赋等方面对各国金融发展及其差异的形成作出了极富有启发性的经验分析。LLSV（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i and Vishiny,简称LLSV,1997,1998,1999）等人将法律制度、执法效率因素引入模型，研究这些因素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实行普通法和实行民法的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存在着系统性的差别。LLSV根据对49个国家组成的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法律较为完善且执行效率较高的实行普通法的国家中，金融市场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拉詹和津盖尔斯(2001,2003)提出了“利益集团理论”来解释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强调利益集团的斗争在金融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影响社会信任，而社会信任影响金融发展。津盖尔斯等人在社会资本是否影响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中表明，高社会资本产生的高度社会信任将促进金融发展。斯塔尔茨和威廉姆森(Stulz and Williamson，2003)突出了宗教在金融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把将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表征变量，研究了文化对投资者保护进而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以贝克（Beck）德米尔居奇-昆特和莱文（2003）等人为代表的自然禀赋理论，考察了殖民地国家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受殖民政策的影响。该理论强调殖民地独立后的金融发展既受到殖民政策的作用，又受到殖民地的禀赋如地理环境的制约。

三、总结

帕特里克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论述隐含的三种可能答案，在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路径的演进中，都得到了基本的解释或拓展。本文通过对西方有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演进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发现，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存在三条研究路径，不同研究路径的逻辑起点不同，决定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深度。具体而言，金融结构论和金融深化论从金融现象（金融工具和机构）分析得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遵循的研究路径是:金融发展的现实→对经济发展影响→金融发展的政策。金融内生论和金融功能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经济发展现实的不完美性（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性等）入手分析并解决了在经济发展中金融的内生性问题和经济制度变迁中金融结构和功能的动态演进规律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其遵循的研究路径是：经济发展的现实→金融产生和发展的内在经济规律→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金融发展的政策。“新比较经济学”则在承认现有理论和实证分析结论的基础上，对决定金融发展及其差异形成的各种非经济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逻辑起点前移到从金融功能实现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等）入手来研究金融发展的特征、规律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遵循的研究路径是：影响或决定金融发展现实的各种因素→金融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发展差异→经济发展差异→金融发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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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景波，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东北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吉林长春 130118）（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