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黄子婵　李姜江

摘 要：张爱玲对色彩具有高度的把握能力，在她的作品中，色彩描绘对主题烘托起了很大作用。《十八春》是张爱玲长篇创作的顶峰。本文以《十八春》为例，从小说中人物的衣着以及周围环境色彩运用的角度分析曼桢、曼璐这对姐妹的女性形象，进而透视那个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十八春》 色彩运用 女性形象

《十八春》是海派女作家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秉承她作品的一贯风格，《十八春》同样是一部以平淡叙事为基调的小说。然而《十八春》不同于张爱玲其他小说的特征在于，在平淡叙事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

在《十八春》里，女主人公顾曼桢是上海一户普通人家的女儿。她努力工作，在这样忙碌而平淡的生活中，她和世钧的爱恋来得自然而平淡：同一工作环境里两个青年男女的相识、好感到恋爱。本是一段平常的爱情故事在命运的摆布和一个个的阴差阳错的捉弄下，结果带给这对恋人的无限遗憾，同时也给读者带来遗憾和思索。

在张爱玲的艺术品位中，色彩起了异常强大的作用。她曾用颜色作比喻来说明自己的写作观，“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１]所以，虽然色彩是画家的叙述语言，文字是作家的叙述方式，但是张爱玲这种对色彩的直觉在她的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十八春》中，在刻画曼桢、曼璐这对姐妹时，张爱玲将色彩运用得出神入化，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曼桢：抵抗命运的人

小说主角曼桢是作者要极力着色的对象，她没有高傲的身世背景，也没有绚烂辉煌的过去。从她出场到结尾，她的服饰主要是以灰色为主。曼桢第一次出现是“穿着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灰色是一种缺少表演性和装饰性的颜色，通常是寂寞心情的写照。灰色无论从内在还是外在都与曼桢这个人物相吻合。它暗示了曼桢的社会地位并表现了曼桢的性格。她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个性坚强，为了家庭，为了幸福，她一直在努力。

同时，曼桢也是个身份归属感很强的新女性、她非常明确自己与周围的人的区别。在她的眼里，楼上楼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她刻意地与姐姐曼璐区别开来。为了不重蹈姐姐曼璐的覆辙，她选择做一个独立的职业女性，这就是一种身份意识。

曼桢和沈世钧的恋爱是很自主的。在这个过程中，色彩对情节的推动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曼桢和世钧感情的逐渐升温，曼桢身上的颜色越来越亮，色性也越来越温暖。作者在叙述视角上还特意选取了世钧的角度，以他的眼睛来看曼祯身上所折射出的光华。在曼桢与世钧彼此有意之后，她的服饰是“一件短袖夹绸旗袍，粉红底上印着绿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世钧觉得她好像陡然脱了孝似的，使人眼前一亮”[2]。随着两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曼桢服饰的颜色越来越往甜美浪漫的颜色过渡。在世钧向她表白后，她是“穿着一件浅粉色的旗袍，袖口压着极窄的一道黑白辫子花边”[2]。我们知道，在所有颜色里面，粉色是最有女人味的颜色，千种风情、万种娇媚尽在其中。这也体现出沉浸在甜美恋爱中的曼桢正被巨大的幸福感所包围，而那也是她最美丽的时候，连叔惠都说：“曼桢今天怎么这样漂亮？”[2]

可是，生活却并没有按照他们预设的剧本走下去，曼桢被自己丧失了亲情、良知和理性的姐姐囚禁，并在曼璐的策划下被祝鸿才强奸，最终与沈世钧无缘。后来，为了孩子，曼桢嫁给了自己痛恨的祝鸿才。在那样一个“乱世”，发生在曼桢身上的一切，显得那么荒诞不经却又仿佛合乎情理，她那么认真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可是似乎永远都摆脱不了无边的黑暗。在随后的十几年中，作者的笔墨再没有涉及曼桢身上呈现的颜色。只有在她与世钧相遇时：“她穿着一件青底小白格子的衣服，头发梳得很伏贴。”[2]勿需多言，寥寥几句就交待得清清楚楚，曼桢这些年的生活是窘迫而心酸的。

即便命运如此坎坷，曼桢依然在努力，在抗争。解放后，她在社会大变革的洪流中，萌发出了投入到新生活中的渴望，对学习和工作都非常投入，最终获得了精神和生活上的独立。

曼桢是作者想要极力去构建的拥有女性完整人格的形象，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坚韧品格。同时，她也拥有一个独立新女性向社会拷问和抗击的精神。她的那句“我不知道嫖客和妓女是谁更不道德”的质问更是坚强有力。这话追问了关于历史、道德和文化的问题，让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们无从解答。虽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她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她依然是一个富有光辉的女性形象：独立、坚强地在布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勇敢前行。

二、曼璐：身份危机与寻求的焦虑、悲哀的自救

不管是从形象定位还是从性格发展上，作者都把姐姐曼璐置于曼桢的反面进行塑造。纵观全篇，曼桢的服饰颜色是比较素雅的。而她的姐姐曼璐则与之相反。曼璐的整个色彩是非常浓艳的，从衣服到饰品，到房间内的地毯、窗帘，作者让各种颜色凑在一起，相互冲撞。这种异色相把她人性中的贪婪与欲望，无助与孤独，善良与丑恶，各自扩张而又扭缠在一起的复杂情况表露无遗。

在曼璐还是清纯少女的时候，她曾偏好紫色。紫色是甜蜜、梦幻的，通常代表着“高雅”，而这正是纯情时代的曼璐的写照。在嫁给祝鸿才之后，曼璐已经变得多疑、自私。然而，在一次买衣服的时候，她看中了一件紫红色的。这个细节的描写看似闲来一笔，实则大有深意。紫红色是高贵典雅的颜色，带着梦幻色彩。曼璐选择紫红色，表示她还对生活抱有期盼，对逝去的青春和爱情还有不舍。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不适合穿紫红色的。在她与慕瑾相见时，慕瑾“一抬头，却看见一个穿着紫红色丝绒旗袍的瘦削的妇人，……倚在床栏杆上微笑地望着他”[2]。对曼璐来说，她穿着这身衣服与他相见是为了追忆甚至唤回慕瑾对她的感情，可是慕瑾却是“一颗心只往下沉”，并进而否认了过去的一切。曼璐最美好的回忆被撕碎了，于是她迁怒于妹妹曼桢，认为是曼桢夺走了她的情人，这为她日后设计陷害曼桢设下了伏笔。

在曼璐的生活中，她把一生的价值定位在对男人的依附上。同时她也很清楚自己的婚姻是充满着危机的，她做过舞女的事实使她永远都有一种源于骨子的自卑感。这样的危机感和自卑感让她惶惶不可终日，迫使她去寻找出路。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她不惜让他去强奸自己的亲妹妹，从而亲手毁掉了自己妹妹的幸福和生活。

在曼璐设计陷害曼桢之后，世钧到她家中打听曼桢的消息，张爱玲着意刻画了曼璐的衣着。“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旗袍，袍叉里又露出水钻镶边的黑绸长裤，踏在那藕灰丝绒大地毯上面，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两个眼眶都深深地陷了进去，在灯影中看去，两只眼睛简直陷成两个窟窿。脸上经过化妆，自是红红白白的，也不知怎么的，却使世钧想起‘红粉骷髅四个字。”[2]黑色是一种神秘的颜色，在此处却带来了一种冷酷阴险的气息。她这样着装更像一个杀手，正是她——亲手砍断了世钧与曼桢的关系，把曼桢的未来推向一片无边的黑暗中。

简言之，曼璐自己制造了禁锢自己的牢笼，她的悲剧也是永恒的。作者最后一次写曼璐的服饰是在她去世前，曼璐带了曼桢的孩子求曼桢回去，“外面罩着一件骆驼毛大衣，头上包着羊毛围巾”[2]，在这里作者没有给曼璐的衣服着色。颜色的空白意味着曼璐生命也即将空白，因为在作者看来，颜色的缺失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死亡，当无色把红尘中的繁华的表象全部消解掉的时候，只剩下最触目惊心的生命和生存本质。正如张爱玲所说，“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１]

总的来说，曼桢、曼璐的生命轨迹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两难处境。如果说曼桢代表的是接受了新的时代思想熏陶的女性，她的悲剧就在于她的行为只能归于她的个体性格因素，她在反抗的过程中不得不背负着极大的物质负累和精神重荷，她的独立和反抗所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沉重的；曼璐则是夹在这两种类型之间，既接受了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的浸淫，又因为环境所迫而被逼无奈走向了传统的怀抱成了传统的祭品，在她的身上，通过对亲情的玷污和扼杀，凸显出了任性自私冷酷的根底，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

而她们在心里，或多或少存在一种对自己身份的自觉，比如曼桢的独立和反抗，曼璐丧尽天良的“自救”。正因为这种认识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最终都变成促成她们的悲剧的原因。生命因这种身份自觉而充满希望，又因为这种身份意识而导致自己的悲剧，其结果是生命遂成为一个没有结果和原因的循环，永远没有答案。

注释：

[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黄子婵，李姜江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33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