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晚年嘱托的三次大陆祭亲

2009-07-18 07:30方一戈
钟山风雨 2009年3期
关键词:戴季陶神农大陆

方一戈

正是江南乱花迷眼、新绿弥望时节,我与台北旅浙的吴神农先生,相晤在太湖南岸的龙溪江畔。

眼前这位身板笔挺的长者,气色清朗,言辞敏捷,真让人不敢相信他已然年近八旬。吴老笑称,这应该得益于自己大半辈子行伍生涯的磨砺。吴祖籍长兴(今为湖州市所辖县),1949年只身去台,谋职军界,曾以国民党军装甲兵司令部综合参谋的身份,在蒋纬国近侧服务多年,两人过从甚密;尤其是在蒋的晚年,彼此皆已褪卸戎装而交往依旧,双方关系“亦师亦友”。吴曾多次领受嘱托,替蒋纬国代办其颇为私密的事宜,其中,就有吴老向我忆述的“三度大陆祭亲”——

事情还得从台海坚冰破冻的第六个年头、亦即1993年说起。

那年10月,吴神农转道香港赴大陆探亲。临行,他去台北中华战略学会向老上司辞别。这“中华战略学会”,是蒋纬国早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不久,发起成立的一个民间社团,蒋退役后,便被推任该学会的理事长。吴神农也是学会成员。斯际,蒋纬国已77岁,两鬓染霜,得知吴神农将回老家探亲,他沉吟片刻,缓言道:“你到了湖州,能不能抽时间去戴山一趟,帮我到戴家的祖坟前上炷香,祭奠一下?”

蒋纬国所说的“戴山”,位于湖州市区东郊约15公里处,此地因山得名。当初,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先祖由安徽徽州南迁,就是在戴山落的根(清代中叶又移居四川)。戴家遗存这里的祖茔,其确切地点,实际在戴山偏南的后林木桥头村。抗战以前,戴季陶每逢清明,总要偕夫人钮有恒回戴山祭扫先祖,有好几次,少年蒋纬国都与戴安国等全程随侍。因此,蒋纬国对戴山是有印象的。

吴神农自然把老上司的嘱托铭记心间。他在湖州市政协有关人士陪同下,特意挑了个晴好的日子,前往戴山。

走进农居错落的后林,那所戴季陶夫妇1931年为家乡捐资兴建的小学,依然童音悦耳,书声琅琅,只是旧建筑大半已在抗战岁月圮毁,如今的校舍是乡里筹款新修的。这所学校原名“私立戴氏二礼完小”,戴季陶曾亲笔为之题写匾额。60多个春秋逝去了,学校围墙边那7株栗子树、皂角树(据说系戴季陶手植)已长得枝干粗壮,挺拔参天;当年南京市市长赠贺完小落成的一口铜钟,还被精心收藏着。

很快地,后林小学门外聚集起不少好奇的村民。原来,吴神农他们进村的时候,随带有一个圆台桌面大小的花环(预备祭献戴家祖墓)。沿途路遇的村民,有些注意到花环的飘带上写着“戴氏祖先灵右 蒋纬国敬挽”字样,纷纷窃窃私语:“嗬,蒋纬国?”“台湾来的哦?”“祭拜戴家祖坟?”于是,吴神农一行后边,跟上了一长溜探看究竟的男男女女。

后林小学校长替吴神农找来一位熟谙旧事的老农。提起戴家祖坟,老人连声应说:“这个坟,晓得,晓得,长远没有人来上喽。”他引领吴神农们折入村北一处桑园,七弯八拐,来到一座桑树环抱的土冢前。那便是戴家祖茔:地面上一个半人高的椭圆状隆起,坟首不见墓碑,没有标识,唯有青藁漫覆摇曳……

吴神农献上花环,恭行祭礼。他对墓主默诉:自己是“代表戴季陶先生的过房儿子”,从海峡对岸专程前来“叩拜先祖”的。整个过程全拍了照。

吴将照片带回台湾,向蒋纬国复命。蒋翻来覆去仔细看了照片,听了叙述,许久许久端坐着,不说一句话;末了,长吁一口气:“谢谢你。我好像做对了一件事……”

翌年四五月间,吴神农又有大陆之行。他告诉蒋纬国,此番探亲期间,想去宁波转转,包括到奉化溪口看看蒋家故居。蒋纬国微笑颔首:“好啊!那你帮我到我祖母坟上祭奠一下,献个花!”

祭奠那天也是个晴丽天气。出发前,吴神农先在奉化市区穿街寻店,选购了蓝、白、黄三种色彩的上好缎带,请人扎成一捧鲜亮的大花束,而后打车直趋溪口。其时,奉化通往溪口这个浙东古镇的公路,正在拓宽改造,一路上坑坑洼洼,颠簸得厉害。

车过“武岭”城门,进入溪口,眼前豁然开朗。但见清流潺潺,远山苍苍,小街似带,粉壁黛瓦,一派如画风光。

蒋纬国祖母,亦即王太夫人(王采玉)的墓,坐落在镇区以西2公里处的白岩山鱼鳞岙,保存极好。从墓道的牌坊下拾级而上,一条长逾600米的卵石小径蜿蜒曲折,顺山延伸;两旁松林修竹,葱翠幽深。小径的尽头,便是坟丘:四周石墈围护,中央黄土封顶;坟前石碑上,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工楷横题的“蒋母之墓”,字迹犹新……

吴神农在墓前单腿跪下,献花,鞠躬。花束的挽带上恭书:“祖母大人灵前 孙 纬国敬叩”。一位同行的游客自告奋勇,帮他在边上把“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的情景,都摄入了镜头。

就在吴神农将欲离去的当口,恰巧,有两拨游客沿山道上来。听口音,一拨是安徽人,一拨是上海人,他们也是来观瞻蒋墓的。有人发现蒋母墓前祭坛上的花束,簇新夺目,显然摆放不久,进而又发现,这花束居然还是蒋纬国祭献的,不禁失声惊呼,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猜断,打破了周遭的安谧幽静……

回到台湾,吴神农将照片送给老上司过目。蒋纬国一张一张看得非常细致,良久,才抬起头,目光穿越窗户,投向很远很远,那神色,分明跌落在一种难以言表的哀伤中。他对吴神农说:“照片真清爽。看起来,你还蛮郑重其事的。” 吴回答:“这是将军您交代的事。我只怕做得不够好,能不郑重吗?”

日历,翻到了1995年。枫叶红醉的深秋时分。吴神农携堂客(他一直以长兴乡间的习唤,称谓妻子)跟随台岛一个赴川旅行团,去九寨沟游览。行前,吴照例到蒋纬国住处辞别。

79岁的蒋纬国,彼时正遭受着一场他完全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台北市政当局在民进党陈水扁(时为台北市市长)的操控下,枉法逞威,藉口“规纠违建”,强令拆除蒋在至善路71巷自费营筑的宅邸,致使暮年蒋纬国只能赁屋蛰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成了一头‘无壳的蜗牛”。祸不单行,他的身体也开始每况愈下,自从前年心脏大手术之后,他已在荣民总医院几进几出,“紧急”过好几回。

但蒋纬国依然“树老心雄”,顽强地同疾病、同“横逆”作抗争。听吴神农言及此次旅行将途经成都,他立马眼睛一亮:“你可不可以到昭觉寺去一下,替我到亲伯亲姆的坟上拜拜?我想,我此生是没有机会去的了。你就代表我去尽点孝吧!”

蒋纬国说到的“昭觉寺”,乃是成都北郊的一座著名古刹,唐建宋盛,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他话中的“亲伯亲姆”,即指的戴季陶、钮有恒夫妇俩。1949年2月,戴季陶在广州去世,灵柩被运往蓉城,与其先故的母亲、夫人合葬于外西枣子巷。“文革”年月,戴墓数遭盗掘,所幸遗骸未毁;拨乱反正后,有关方面几经周折,找到了骨殖并予火化。1989年,蒋纬国通过港、沪管道,曾将戴季陶的遗灵(骨灰)接引至台北供奉,复又送回大陆,由昭觉寺接纳,修墓归葬……

吴神农怀揣着老上司的叮嘱,登上航班。飞机降落成都,已薄黄昏。导游招呼大家抓紧去青羊宫看“变脸”。吴神农要求“脱队行动”,去昭觉寺祭拜戴墓。旅行团里有位基隆中学的校长,姓汤,苏北盐城人,1940年代在国民党青年军服务过。他说自己和蒋纬国有“袍泽之谊”(蒋1945年曾在青年军二○六师任营长),理当为蒋事效力,因之也要去祭墓。

二人风风火火,打车赶到市区5公里外的昭觉寺。寺院晚斋已毕,山门甫闭,但有个侧门尚虚掩着,还能同里边搭上话。

吴神农隔了门扇,申明自己从台湾赶来,想进寺内祭拜一下戴季陶墓。帮助通报的小和尚,领着吴、汤穿过偏殿,谒见长老。闻悉“匆匆迟客”是远道赶来祭戴的,长老蔼然道:“戴季陶?我知道的,知道的。那可是蒋介石的拜把弟兄哦。”

于是,长老缓缓前导,将吴神农们引至寺院后方一片绿树掩映的塔林(安葬僧人的墓地)。戴季陶的墓,就静卧在这塔林一隅,占地约30平方米:墓穴,呈长方形;坟首,竖立着一方有屋檐式尖顶、琉璃瓦披覆的墓碑;碑身以汉白玉镶嵌,正面是两列清秀的阴刻篆书:“吴兴戴传贤季陶先生之墓 德配钮夫人有恒合葬于此”。吴神农熟悉这有点瘦金体味道的书法,那应该是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的手笔……

由于下午刚刚下过雨,墓前地上稀湿。好在长老有先见之明,预先让小和尚带了一个蒲团备用。吴神农在墓前摆好蒲团,双膝跪倒,规规正正地朝墓穴默默磕了三个头。汤校长帮他拍照。那陪同的两位和尚,一老一少,也在暮色四合之中,伫立一旁,恭恭敬敬地双手合十致礼……

蒋纬国这次是在他赁居的台北“梅园”,看到吴神农带回的照片的。他病容憔悴,起坐乏力,仍坚持着,全神贯注地一张一张细细看完了所有照片。看到照片上吴肃然磕头的情形,老上司嘴角漾开一丝笑纹:“神农,你帮我向亲伯亲姆行了大礼啊,好,好。不过,也真有点难为你了……”

吴老侃侃而谈,有条不紊地给我讲完了他领受晚年蒋纬国嘱托的“三度大陆祭亲”。有些细节,限于篇幅,只能简略。他的忆述,深深叩动我的心弦。

凡是对民国史、对蒋家史稍有了解的人,几乎都知道蒋纬国的真实身世从来传说纷纭,扑朔迷离,至今犹似明非明。蒋纬国本人,对外界一直坚执:“蒋公(介石)是父亲,戴传贤先生是义父,也是‘亲伯。”

1996年8月,台北《联合报》记者汪士淳,在近40次采访蒋纬国之后,撰就《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此书出版,反响很大。大陆有学者据此断言,“戴季陶系蒋纬国生父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了”。然而,实际上,就在《千》书问世还未足三月,蒋纬国即在致友人信中郑重声明:“《千》书绝对是汪先生的独立写作,……惟对若干经历,见问即告以事实,以正外间之误传。但身世一事,纬无以奉告,凡幼小无知之事,承认既不可,不认亦无理,只能置之不答。”如斯,则《千》书有关蒋身世的“揭实”,又被采访对象给重新否定了。

而今,从吴神农忆述的蒋纬国晚年鲜为人知的“大陆祭亲”来看,前后历三年共三次,其中有两次涉及戴氏。这,至少可以说明,斯人“念兹在兹”焉。

吴老告诉我,以他与蒋纬国的长期近距离接触,感觉蒋本人对自己的身世、血亲问题,私底下其实很看得开,非常豁达。曾经有一次,在蒋纬国书房,蒋让吴神农看墙上挂着的蒋介石和戴季陶的相片。吴仔细端详,觉得老上司委实有三分神似戴季陶,三分神似蒋介石。蒋对吴说:“我叫戴季陶‘亲伯。‘亲,就是嫡亲;‘伯,也可以是‘爸爸。人们因此认为我是蒋介石的儿子也好,是戴季陶的儿子也好,反正我就是我。如果我对国家、民族有点微薄贡献,就是光宗耀祖;否则,就是对不起祖宗。所以,我姓什么不重要,我自己心安就是了……”

对于晚年蒋纬国,吴神农认为,老上司最令人敬重与感动者,莫过于他的那份拳拳“中华心”、殷殷“大陆情”——

蒋在许多场合都公开表示,自己“自离开大陆之日起,就一直有想回大陆的念头”。曾经有台湾某记者向他发问:“将军,连你都想回大陆?”蒋对这种荒谬的“惊诧”极为愤慨,当场反诘:“我想回大陆有罪吗?”并且,明确告诉在场的所有媒体:“我是中国人!”“我连做梦都想回大陆!我想大陆都想疯了!”言毕,已是热泪盈眶,哽咽难语。

吴老说,他亲眼见到,在蒋纬国办公室的书桌一角,长年摆放着一本伸手可及的大陆版《奉化县志》,以便随时翻阅。蒋对吴解释:“这样,我就时常可以看一看故乡。”而在书桌后边靠墙的柜子顶端,蒋还虔心供奉着“家乡的水土”各一瓶:左者,汲于滔滔扬子“母亲河”;右者,取自溪口祖母坟头“故乡泥”……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蒋纬国直至他生命的终点,也没能实现夙愿、重新踏上他魂牵梦绕的故土。就在吴神农第三次代他大陆祭亲的两年后,1997年9月,蒋病重辞世,在海峡对岸留下了他永远、永远的无奈和痛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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