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谌中和

摘要：中国文明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起源的问题，是中国文明研究的最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把握是理解中国文明在周孔时代所实现人文主义转折的关键。对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阶段的揭示指引我们达到这样的结论：气候很可能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气候；农业；文明起源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5-0126-05

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这就像文明起源问题是人类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一样。不断恶化的环境，尤其是日益频繁的气候灾难迫使人们对气候与人类文明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气候早已从一个貌似偶然的科学问题上升为一个需要全球共同关心的人类生存问题，它也因此是当代文明的核心问题Z-。笔者认为，气候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也很可能是促使中国文明诞生的决定性因素。

一

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经历了从一元论到多元一体论的变迁。基于对历史事实的直观认识，传统的一元论认为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考古学家在中华大地尤其在海岱地区和长江流域进行了诸多重大的考古发掘，使传统的一元论受到挑战。但史前阶段的多元并不妨碍人们仍然承认中国文明实质上首先是在中原成长起来的，这就是多元一体论。

这提示我们，应该对“中国文明”与“中国的文明”进行区分。“中国的文明”是对中华大地上存在过的诸多文明样式和形态的总称，它主要强调地域。“中国文明”基本等同于华夏文明，它更多地强调这种文明独特的精神气质。因此，“中国文明起源”的实质是，在诸多史前“中国的文明”中，是哪种或哪几种“中国的文明”如何导致了“中国文明”在当时当地以那种方式诞生。

关于史前“中国的文明”，苏秉琦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六区域论：(1)陕豫晋邻境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由于“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因此，六大区的文化都是中国文明的祖先。张光直先生则以另外的说法表述了大致一样的意见。他说：“这个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我们可以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这个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便是历史时代中国的地理区域的基础，而圈中所有的区域文化都是历史时代中国文明的源头”。

不过，这种回答很难满足我们对这一问题更深入探究的好奇心。

严文明先生的研究更多地满足了我们这种追根究底的愿望。他说：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有两个因素需要特别留意，一个是地理环境，一个是史前文化背景。长江和黄河流域，气候适宜，有宽阔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壤，分别成为稻作和粟作农业的中心，是东方的“两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乃至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虽并不见得比周边地区高，但因处于中心位置，能博彩周围各区的文化成就并融合发展，因此成为华夏文化的发源地。

二

诸多学界前辈和同仁对地理环境和史前文化背景的强调和分析，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他们或者主要只从地理区位的角度来看待地理环境，或者虽然认识到气候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但对这种影响的路径和意义没有做进一步的探讨。正是这种对气候影响的路径和意义把握的不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史前文化背景的认识，妨碍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真相的进一步把握。

关于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

有关环境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海外学者也有初步的研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主要特点归结于黄河流域的干旱和半干旱。“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样的工程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要求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遍及全国或者至少遍及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是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这就导致东方专制主义。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他误认为中国的治水事业甚至在大禹时期就开始了，但实际上灌溉农业在中国的出现不早于西周春秋时期。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也有天才的猜测，他看到中原地区在“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虽然他不能断定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文明首先在黄河流域起源，“我们所能肯定的仅有这么一点，就是在黄河岸上居住的中国文明的祖先们，没有象那些居住在南方的人们那样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

笔者认为，汤氏所无法断定的那种促使华夏文明诞生的挑战就是黄河流域的气候因素。如果地理环境与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找到特定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之间关联的具体路径就是研究文明起源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解决了怎样运用以石头为主要材质的工具与土地(及土地上的作物)打交道的问题，因此，“农业发展的土壤阶段”可能是比“新石器时代”更能反映其时代本质的一个概念。在此之前，人们通过长期的采集，确定了农业生产的品种，我称之为农业发展的品种阶段。在生产的土壤阶段j双辽河到珠江流域，都有新石器文明的痕迹。解决了土壤的问题之后，人们还必须和气候打交道，因为生产离不开大自然的阳光和雨水，这就是农业发展的气候阶段。有些地方，比如珠江流域，生长期如果不是无止境的循环往复，也一定是足够长，而且大致上总是伴随着充分的降水，气候问题基本没有意义。生活在那里的祖先在解决土壤问题之后，当时的生产已经没有什么现实的紧迫问题了，问题的消失使他们对自然的思考停顿下来，由此导致文明在生产进入土壤阶段之后的长期停滞。黄河流域北部或以北的燕辽地区，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无霜期太短，当后来气候进一步变冷后，人们基本放弃了在那里进行农业生产的努力。“红山文化的发达，正是当地气候环境较好的时期。……而约从公元前3000年起当地气候向干旱化方向变化，加速恶化了红山文化赖以存在的环境，这也许是导致红山文化崩溃的重要原因”。

长江流域的季节划分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但其温暖的生长期足够长，可以允许有相当时段的浪费，并且总伴随着充分的雨水，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容易地解决了生产的季节问题。主要是对生产季节问题的解决，使那里的稻作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