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遥远而清晰的梦

卢庆祥

我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出生的?是太阳照着红紫的身躯，还是月光轻拂哭成一线的双眼?不知道。母亲在世时想问一直未问。反正大地明白，我来了。这是1955年。

小时候家里藤椅挂在墙上，床底下堆满乌黑的煤块，几代人挤在20余平米的两间房里。产权属公。里屋铺的木地板。外间是青石。两家共用一间厨房。家里煤烟很重，金属东西都生锈，不知怎的人也受得了。上世纪60年代，为防空袭玻璃窗上用绵纸贴着米字。点煤油灯、蜡烛。后来安上电灯。灯光仿佛在变戏法，一会儿明、一会儿暗。窗户前人行道上还有一块大青石。倒水往土石街面上一泼，后来有了下水道。沥青路面质量不好，太阳一晒，软巴巴的，一踩一个脚印。当时家里还喂鸡。猫刚吃完老鼠，又钻进被褥里睡觉。“天无三日睛”加上城区泥巴路多，大人小孩每人必备一双水胶鞋，戴斗笠也披过蓑衣，打油布伞。中学时帮同学家砌墙，用三合土，木模板。

母亲7岁学红，一手好针线活。小时候一家大小的衣裤、鞋袜都是自己做。门板上常贴着做鞋底用的布壳。旧衣服补丁仍舍不得扔掉，传给小的接着穿戴。我刚参加工作时的衣裤，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家里一台老缝纫机，没有牌子，是部队工厂生产的。屋小人多，母亲将衣服放在包袱里，又可当枕头。抗战期间逃难时也是这样。

困难时期每天用搪瓷缸定量蒸饭，一人一缸。周末搭一些点心。母亲拿出一个大簸箕放在床上，按家里人口每人一份。我的饭量大，母亲和二哥都分一点给我。还吃不饱。有一次饿哭了，说爸爸吃这么多。我亲眼见人抢吃的，在中华南路上。被抢的人边追边喊：那是六六粉，不能吃。上街买东西大人一定要叮嘱拿好。买猪牛杂碎不要票，但需半夜起来排队。时常有路人在家门口要水喝。隔壁杨家儿子喜欢我，经常把我的耳朵揪出血，被母亲骂。杨姐自缢前，还专门留下几颗糖写明给我。母亲喜欢养兰花。邻居大小事都爱找她调解。中华南路还有一个老代表，满口牙都掉完了，还热衷于公益事业。

父母亲爱干净。每年春节来临，都要糊墙壁。开始用报纸，后来用白纸。用面粉熬成浆糊。桌椅板凳每周拿出来刷洗。在家里洗好衣服，然后拿到南明河去清。挑水吃，先用木桶后换成铁桶，一分钱两担水，水票用钉子头盖章。父亲70多岁的年龄还在担水。上世纪80年代几家人凑钱。才将自来水接到家里。

1961年，中共贵阳市南明人民公社甲秀分社委员会特颁发给母亲奖状：“勤俭持家好”。

家住当街。一付厚重的大木门。铁匠铺打的门扣，一根麻绳一头系在门上，一头捆绑钉子。外出时不用锁门，将门拉掩上，门扣上用钉子一插，不被风吹开就行。当时治安较好。有一名叫欧小平的被杀，全城哄动，至今记忆犹新。小时海燕来找我，被骗走毛线衣。说是包糖吃。幸而当时不拐卖儿童。街坊小孩常有被骗走衣服的。二哥不相信会得糖吃。幸免于难。

居住的木楼下面有一厕所，没有灯。通过黑暗的过道，用电筒或火柴照亮仅有的一个蹲位。男女老少几十号人都在此方便。后来小青年会旁建了一所公共厕所，人蹲在那里，下面会突然伸出粪勺。农民在掏粪。厕所门前粪池没有盖，张开约一米见方的大口，也无人过问。终于有一天街坊男孩掉进坑里，救上来后，人已昏迷。他母亲哭喊着一巴掌将其打醒。

市场路(后改为曹状元街)拆迁时，收拾完家里的东西，望着破旧而充满感情的老屋，心里一阵难过。十分想念逝去的父母。

“文革”时父亲挂着牌子在春雷广场陪斗。家庭成份不好，从小心里留下阴影。幸得父亲十分忠厚，单位邻里都很尊重他。父亲68岁才从贵阳市食杂公司退休，一身与世无争。大哥考取军校。母亲坚决不让他去，说父亲当了一辈子兵。母亲把中山剑、旧照片等都扔进了南明河，不少旧书也卖了，怕放在家里惹祸，二哥和几个小伙伴步行串联到重庆，母亲因我年幼不准去。父亲在水口寺门市部工作时，单位同事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你是最小的。我说还有海燕、海玲(大姐家两个女儿)，不知道分辈份。父母亲话都不多，刚参加工作，母亲来军区三招送我上车，站在那里看着儿子，也不说什么。父母亲都很开明，知书达理。母亲生前就将后事所用黑袖套做好了，并且分别写上每个子孙的名字。

我从小性格倔强，急起来时时提菜刀，抓砖头。在中华南路银行托儿所入托。小娃娃分头睡在床板上，脸正对着另一小孩的脚。有一次阿姨用电木碗给我吃饭。不用从家里带来的搪瓷碗，我一生气跑回家里，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幼儿园。中学毕业时，班主任老师对我说，你什么都好，就是脾气要改。回一趟老家，才知道卢家人是有名的“犟棒”。就象祖上崇光公。戎边甘肃与敌作战“连战三日，气衰而亡”，连首级都未找到。

小学时就读贵阳市朝阳桥小学。位于汇灵巷中段山坡上，石台阶、石雕栏，门口一对雄壮的石狮，是一座两进院落的古庙。赁城河两岸各有一棵古树，据说分雌雄。到一定季节便联结一体。第一天上学，就被班主任熊安明老师留下。新鲜了兴奋了肯定也淘气了。我在几个被留下的同学中第一个站出来，说我错了，然后哭了。从此以后，一直很听话。一次骑在学校门口石狮子上写的一篇作文。被学校当为范文贴在校园宣传栏上。冬季天寒地冻，冷得同学们使劲挤在一起“挤油渣”取暖。有天我放学回家后坐在凳子上流泪，母亲心疼地问为什么，我一直沉默着没有说话。是冷!小学时，女生给我提的意见是爱笑。朝阳桥小学所在的古庙在城建中被拆掉，很可惜!国人许多不讲文化。富于破坏精神，从烧阿房宫开始。故乡情可是具体的东西。一幢老楼、残破的城墙、门前老槐树……。游子还乡，一看老东西都没有了。便少了思乡的念头。

夏秋蚊子很多。夜晚到邮电大楼门前空地，细蚊子成群结队跟着人跑。见自己头上有一群蚊子，走到另一人旁边，然后往下一蹲马上离开，蚊群便在这人头上盘旋，叫“卖给别人”。灭蚊靠烧六六粉，在窗户上挂沾着敌敌畏的纱布，还有用六六粉和麦麸做成的一米多长，比大拇指还粗的蚊烟香。用盘香是以后的事。

过了朝阳桥，大概就是郊外了。广场没修时，遵义路(原称朝阳路)两边都是山坡，种有庄稼，路边还可见半截石棺。一中菜地中央有一水池，布满绿色浮漂，可在此打沙虫喂金鱼。河边水碾房，一架大水车吱呀滚动着。河水清澈，不深但水流湍急，河中裸露出白色石滩。有一次趟水过一中河时我被急流冲走，被二姐、二哥他们手拉着手救起。一路上商量怎样向老妈交待。回家撒谎说是被人推下河了。谁补充了一句：“然后我们也把那人推下河了”。

海关和原贵阳三中所在地原是一座山，修遵义路分成左右

两个山头，杂草丛生，是小时“打游击”的好地方。“文革”时各修建一个可容许多人同时使用的公共厕所。方便广场开会群众。火车站背后就是乡村了，很少去。小伙伴一说哪里远，我们就会反问：“有火车站远没得嘛”?

东山顶上寺庙依山而建，古香古色，木板厕所悬在半空中。原有僧尼。香火很旺。豆花饭惹人嘴馋。“文革”时空无一人，可以挨间乱跑。每年四月八，喷水池交通管制，各地苗族陆续云集，很热闹。不少老贵阳人将喷水池说成“粪水池”，不知为什么，没考证过。

观风台上有一天主教堂，哥特式屋顶上的十字架老远就看得见。教堂里有一口大铁钟，后被人砸烂。残块散落一地。学校组织捐献废旧钢铁活动时，我和几个同学上教堂去。大钟残块已不见了。想来有人先下手。观风山脚下有一个山洞，因洞口形状象女性器官，名称很不雅。传说里面土匪呆过。洞中翻过乌龟背，途中有一落水洞，深不见底。

水口寺仙人洞下河边有一块石船，船头伸进河里。中间开了一条缝。传说是两个神仙在仙人洞下棋。一颗棋子落下来砸坏的。翠微园中原有乌龟(损员)托石碑，曾挖出圆寂和尚真身。省军区后面南岳山上有古庙、古墓。在小路边就可看到墓室。

小时常被猫狗抓伤，没听说过要打防狂犬病疫苗。家里让买药时怕忘记药名，边走边口中念叨。中途一打岔，和人打个招呼，马上忘了，又得跑回家来问大人。有次在博爱路市一医看病，大人说是红糖吃多了上火，咽喉被堵塞，我在床上大闹就是不打吊针。母亲无奈问医生能不能不吊。过喝。医生同意了，但要加量，一大瓶药水抢过来没几下便喝完了。二哥生病住院，还羡慕他，只吃药不打针还有好吃的。到医院后就到垃圾堆里找药瓶玩。母亲患风湿关节炎，经常痛，我认为是因为母亲在逛商店时，被我使劲拉走而落下的病根。心里一直感到内疚。有段时期流行打鸡血针，抱起只红冠大公鸡到卫生院，抽出鸡血，然后直接注射到人体，据说可治多种疾病。一亲戚半夜敲窗。说小孩得脑膜炎死了，然后丢下一包药。我睡在床上听到，出了一身冷汗。昨晚还在我家玩怎么就死了?心中害怕，一天半夜爬起来给母亲说：我的脖子硬(据说是脑膜炎症状之一)。

玩的东西不多。儿童玩具有一个木头汽车，家里好多人玩过。到富水南路木匠铺，买了一支木制驳壳枪，没有油漆只好涂上墨汁。打钢板、弹子、象棋、陀螺。滚着铁环去买酱油。在空地上立几块砖头，分别代表皇帝、宰相、打手和强盗，谁打倒砖头，就成为相应的角色。“宰相”问“皇帝”：“饿不饿”，答：“饿”，“吃什么”?“饺子”，“打手”就去拧“强盗”的耳朵，想吃“笋子炒肉”，便打“强盗”几下。

喜欢乐器但贵的买不起，花1角6分钱买了根竹笛。后来在北京用3元钱买了一支铜箫。箫言情，“怨慕泣诉间，万般无奈，顿为烟云”。都是自学，哪象现在的小孩有条件到处找老师教。

顽皮是儿童的天性。在新路口爬马车。被马夫狠狠抽了一鞭子，脖子上立刻浮起“黄瓜楞”。在市场路爬卡车，下坡速度快赶紧跳下来。在地上滚了几圈，几处受伤。从邮电大楼大门前搭的木板主席台上跳下。一落地感到没有气了。跑了几步才恢复过来。小青年会后院有一家糕点厂，拉液糖的板车停在路边，乘人不备手指一沾，便往嘴里放。工人放在自行车后架的喷灯，弄了几下喷出油来，看止不住撒腿就跑。见有人偷晒在外面的豆豉，一弹弓打在小偷手上。看“红小兵战歌”演出。在墙壁上扯一张红色大字报。撕成门票大小便混进剧院。没钱买门票，和另一小朋友从河滨公园后门门缝里钻进去。到了猴园一只大猴爬上来。将我放在背带裤中兜的包谷一把抢去。

去河里游泳，一大群小崽穿着花花绿绿的三角裤，光着脚，边走边闹。有一次将烟锅巴捡来烫另一小朋友，被我二哥骂了一通。南门桥下有处河段叫锅底滩，常在那里跳水。甲秀楼坝上叫儿童泳场，当时岸边还建有男女更衣室。一次在此游泳。一男孩头戴钢盔也在玩水：我忽然一脚踩到一个圆圆的东西，四处一望，不见戴钢盔的男孩，还认为是钢盔掉进了河里，暗自高兴。一头扎下水去抓起来一看。原来是个骷髅头，吓得一丢赶紧上岸。

在中华南路办事处和贵阳三中库房中，见到许多没收来的“四旧”。也无人看管。小伙伴们根本没想到要拿回家。在三中库房中还跳起来摸灯头玩。结果被电打。如当时将一古玩往怀中一揣。今天说不定成百万富翁了。当时人不财、不坏。但还是“造反”了一下，在市场路小学用弹弓打碎了几块教室玻璃。省府北街某大门口一对石凳雕刻精美，念头一闪，有贼心可无贼胆，拆迁时不知去向。建邮电大楼时，在大石下发现很多铜钱。我捡了几块放在背带裤里，街坊大孩回家拿口袋来装。

小时候喜欢听故事，特别是鬼故事。去请二哥给讲故事，条件是抠脚丫巴，50下摆一个，精彩点的还要多抠几下。他也不嫌痒。父亲一边摆武松打虎。一边轻轻抚摸着我的小肚子。

当时人时髦带军帽。为了使军帽有棱有角，将报纸折成长条垫在帽里。大十字电影院门前见人抢军帽，几个人配合。一下手者左手拿着自己的军帽。右手一把将前面人的军帽抢下来，扔给后面的同伙。同时又把左手拿的军帽顺势双手戴在自己头上。被抢的人回头大叫声“抢我军帽”!抢者摘帽给他看。不是被抢的那顶，一片茫然。

“文革”时有一派在邮电大楼开会，卡车上几人朝我吐口水。一来气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砸上去，砸到一人头上，然后仗着地形熟一溜烟跑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要被抓住不死也得脱层皮。“文攻武卫”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次在邮电大楼门口看热闹，爬到一辆停着的小卡车上。突然间车动了，一下把我拉到位于现省教育厅所在地的警备司令部，交给解放军处理。

小时喜欢看书，一分钱两本连环画。没钱又想看，纵容着伙伴“小母牛”找他父亲要。他一见父亲下班了，两手耷拉不动。晃荡着双肩，蹿到父亲面前撒起娇来。好家伙，5角钱!我俩美滋滋地到书屋享用。

童年最大的愿望是把点心吃过够，最想发的财是满屋子堆满书。

第一次照镜子。是因为在六洞街粮店买米，排队时后面一位妇女给自己的小孩说在这个胖子的后面。

初中读贵阳一中。开初课本都是刻腊纸油印的，开篇就是最高指示。上化学课，老师问公式是否平衡，回答是不平衡；为什么?你看黑板上写得一边高一边低，全班哄堂大笑。这就是当时的学习情况。

野营拉练到花溪，晚上学军代表讲广东话吓唬人。另一同学配合：“人家军代表都说了。叫你们赶快睡觉”，果然奏效。带班老师刚到学校不久，也是20岁出头的娃娃，到野外摘红籽吃还要分给他点。后又成为大学同学。

学校成立贵阳一中红卫兵直属排，16位同学组成。全部住校。复课闹革命，人家上课我们在外转悠，没收了不少“黄色书籍”。晚上检查到一教室，发现窗前地上有血迹，吓了一跳，以为有人跳楼：一起诵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扑到窗口往下一看，什么也没有。原来是同学的恶作剧。1971年初中毕业，在阿嘛像馆照集体相，头戴军帽，手持“红宝书”，题字“革命的友谊，战斗的集体”。(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