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昌祚人生中的四个“贵人”

张江英

在贵州民间，把对自己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称为“贵人”。在贵州辛亥革命先驱钟昌祚的一生中，对他影响较大的有4人，父亲钟鸿渐、贵州提督学政严修，贵州巡抚林绍年和戊戌变法“十君子”之一的杨度。有了这些“贵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钟昌祚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革命战士。并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舍身救国，成仁取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贵州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父亲钟鸿渐

钟昌祚生于开阳，长于开阳，钟氏在双流一带很有威望，仁孝远近闻名。钟昌祚曾祖父幼时家境贫寒，没钱上学，乡里朱燮和先生看其聪慧，无偿教他读书识字，长大后在外负责盐务，每年底必回家省亲，亲族邻里凡有生活贫困的，他都要给予救济，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爱惜自己的身体，喜欢读书写字，重伦理道德，乡里晋绅都以他来作表率。在他的影响和教育下，钟氏在当地有了影响，出了几个乡贤，重读书学习的风气代代相传。

钟昌祚的父亲钟鸿渐牢记祖训，把读书做人放在第一位，他勤学苦读，尽管全家为避匪乱辗转遵义、贵阳，他一直没有废弃读书。钟鸿渐参加童试时，因匪乱官方考试费用没有着落。他的文章言辞激烈被罗织了很多罪名，官方以此勒索。家人很生气，把获罪的原因归为读书，不再让他读书。钟鸿渐却私下与兄长钟桢相互鼓励，利用夜间奋发读书，将名字改为现名，考中举了秀才。他通诗文，知晓书法，通权达变，有胆有识，在当地很有名气。经营过盐业，在军需局担任过公务，办过私塾，每到一处，都把钟昌祚带在身边。他亲自辅导钟昌祚课读，教他读书识字，教育启蒙思想。

父亲对钟昌祚管教甚严，不管严寒还是酷暑，要求背诵的诗文一篇也不能少，要求通读的经籍必须读完。有了父亲的严格管教，钟昌祚小小年纪就读了很多书籍。15岁时，父亲深感无力教授，只好送其到开阳书院就读。其时正值开州知州胡壁典当全州绝产为书院添置书籍，钟昌祚如鱼得水，博览群书，不仅学到了更多知识，还开始了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他学习勤奋，不耻下问，喜欢研究经世之学，不论年长年幼，只要有长处，对事物有独到见解的人，他都要请教或听其教悔。加上从小崇拜英雄，游戏时喜欢行军布阵。多了一些仁人义气，成了一名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在开阳书院出类拔萃，与何庆松(开州人，曾参与公车上书)同称开州神童。在开阳书院众多学子中，几任知州都对钟昌祚印象深刻，视为很有前途的人。

贵州提督学政严修

钟昌祚成长过程中迈出的第二步，却与天津人严修有关。可以说，没有严修的任人为贤，公开选拔人才，钟昌祚想要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

严修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步侍郎。他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严峻的国势，勇敢地走出了迂腐的封建营垒，率先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他曾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并创办了南开大学。1896年，严修到贵州任提督学政。离京时，光绪皇帝因锐意革新。嘱咐其留心人才。严修到贵阳后，将光绪皇帝旨意传达贵州群僚，建议设经世学堂，并在各地选拔人才。开州知州陈惟彦推荐钟昌祚，他认为钟昌祚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亲自找到严修，说：“钟昌祚是一个有前途的人才，但他出身于庶民。不知严大人有没有门第尊卑的观念，敢不敢任用他。”严修任人为贤，以学问为重，各地推举后，用考试的方式来选拔40名高才生人经世学堂学习。钟昌祚应试。名列全省第一。

贵州经世学堂以传播新学为主，除读经、史外，增设有数学、物理等学科。教员有维新派李端菜等，常向学生讲解国内外政治时事，灌输对清朝廷的不满。这些思想对钟昌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要拯救国家危亡，至要在武备，他从经世学堂肄业后，即转入贵州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当时，儒生们仍然认为考科举才是升官发财之路，学武是武夫所为。钟昌祚却不这样认为，他常与人说：“中国不出十年，必有大革命，而革命非用武力不可，学军事是我们这一代人难得的机会。为什么要轻易错过呢?”

1902年，钟昌祚分配到兴义管带刘官礼所部管理军务，与士卒同甘共苦，他感到军人如果没有学识，再勇敢也无用。便常在军营中传播知识。宣讲时事。他根据形势，结合军人天职，常以文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向士兵宣讲，并亲编白话行军歌教育士兵，提高士气。刘官礼气度狭小，认为钟昌祚借此展示才能，对他忌恨。一次，钟昌祚审讯一名广州“游匪”(广西十三营内不满清朝廷的仁人志士)，此人毫不畏惧，痛骂时政，引起钟昌祚思想的共鸣。私自把他放了。刘官礼以此大做文章，要以纵匪罪惩治他，钟昌祚毅然弃职回乡。

贵州巡抚林绍年

钟昌祚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在日本结识了杨度等很多进步人士，在其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钟昌祚能够留学日本，不能不归功于贵州巡抚林绍年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重大举措。

林绍年是清未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开明官员。接受维新派“教育立国”的思想。1905年初，林绍年到贵州任贵州巡抚，在就任途中，他认真考察贵州省情，认为贵州要摆脱贫困，必须优先发展教育。为了培养新政人才和新学师资，他向朝廷上《奏请选派学生出洋留学折》，奏报了贵州选派学生出洋留学情形。

派留学生不是林绍年的独创，最先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提议的。1904年，朝廷规定各省选派留学生须有定额，其中规定贵州省每年送3名。但就连这3名定额，贵州也未照办。林绍年主黔后，发现贵州虽然已办了大批新式学堂，但师资均为受旧式教育者，新学有其名无其实，于是提出：“整顿学堂必自广求教习始。然与其求之于人，不若求之于己。与其画地而谋其旧。不如游学以图厥新。”下决心派学员出国留学，饬令各州县尽力筹款，不准以财力支绌为由拖延不办。每州县至少要资送速成师范一二人，或加送专门学科一二人。又在省高等学堂直接考选一批学生。并派教员护送前往日本。经过层层督促催办，1905年分几批，多渠道，全省共资送了官费、公费、自费留日学生151人。这不仅开了贵州空前未有的出国留学之先河，而且其规模在其后的几十年也未曾达到。据《贵州省志·教育志》载：民国头16年，贵州官费留学生只有4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头十年，全省公派留学生只有23人。

贵州首批留日学生。后来多数成了贵州推进近代化运动的骨干力量，不少成为辛亥革命运动在贵州的领头人。还有不少成

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发展现代教育的先行者。林绍年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举成就了贵州旷古未有的盛事。在此大好形势下，钟昌祚幸运地成了这批留日学生的一员，在日本形成了他完整的革命思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走上了革命道路。

“十君子”之一的杨度

钟昌祚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戊戌“十君子”之一的杨度，并在杨度的介绍下，会见了流亡日本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并一生追随革命。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人，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1902年，他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人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受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为了筹办《游学译编》获得经费支持，杨度回国。

1903年，杨度再赴东京，人弘文学院学习，1904年，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当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并称清国人“放纵卑劣”，留日学生群起抗议。杨度以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在日留学生中，杨度是一位领军式的人物，成了学生们追随的榜样，满怀豪情的钟昌祚自不例外。在杨度的影响下，钟昌祚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他忧国忧民，更加关注时事，通过对明治维新后日本国情的研究，更加坚信中国必将爆发一场革命。他对同学说：“他日只要有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机会，我决不会因为珍惜自己的生命而苟活。以天地复载之身，从容报答同一世间生活的亿万贫民百姓，这是值得的，区区小我，何必怜惜!”他作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1907年2月，钟昌祚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1907年夏，钟昌祚学成回国，在北京任西警厅警官，9月。祖父病故辞官返黔。年末，受聘为开阳劝学所总董。高等小学堂堂长。他常常“竹笠芒履，短褐赢漆，巡行村落间”，劝农民读书。他不忘宣传革命，每逢场集，手摇铜铃，宣讲时事，痛陈国家民族危亡之状，号召民众奋起救国，广泛宣传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有时，赶场的人误会他是卖药的，他总是笑着回答：“不错不错，我是个卖药先生。我这个药能医治国家民族的危亡。”

1907年11月，张百麟等30余人在贵阳田家港镜秋轩像馆发起成立自治学社，宣布“合群救亡”，钟昌祚为首批社员，并成为学社内坚定的革命者。1908年3月，钟昌祚任贵州自治学社社长。同年冬，经平刚向孙中山介绍，中国同盟会承认贵州自治学社为同盟会贵州分会。自治学社广结同志，队伍迅速扩大，遍及贵州全省，到辛亥革命爆发时，社员发展到十万之众，成为贵州最大的政治党派。自治学社创办《西南日报》和《自治学社杂志》，积极宣传革命主张，还创立了公立法政学堂，钟昌祚任堂长，亲自讲课，主要讲习法律，主张公理道义。

贵州自治学社除了宣传自治救亡、发展组织外，还秘密联络哥老会，组织反清武装力量。先后开办了黔垣疏通沟洫事务所、贫民工厂、慈善会、幼女救护所、劝业女工厂等，收容乞丐、失业游民200余人。钟昌祚亲自率领他们从事修沟、清道、运输等公益事业活动，并教他们读书写字，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11年5月，钟昌祚举孝廉方正，将应廷试，并以《西南日报》代表身份参加在北京召开的报业联合会，他乘此机会“多多联络海内同志，共图大举”。他与漆运钧等革命同志一道下榻北京正阳门外贵州会馆，对在京的贵州同乡介绍了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党的对峙情况。主张抛弃门户之私见，共同把矛头对准满清政府，以建立一个平等、富强的中国。他曾到河南项城监视实力派袁世凯的活动。并写信告诉张百麟说：同年夏。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外国财团，激起了湘、鄂、粤、川人民的反对，发展为保路运动。四川参加保路同志会者达数十万人，四川同盟会员乘机发动武装起义。钟昌柞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便电告张百麟迅速策划起义。并写信给贵阳各巡防营中的原武备学堂同学，鼓励他们举兵赞助起义。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贵州于11月3日晚发动起义，巡抚沈瑜庆被迫交出印件，11月4日成立贵州大汉军政府，贵州辛亥革命成功。

这期间，钟昌祚在南京、上海与国民党中央接洽组织联合政府事宜。贵州军政府成立后，致电钟昌祚代表贵州军政府到南京开会，并推选为参议员。贵州光复后，宪政预备会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借口贵州“公口”林立，秩序混乱，“黔危滇不安”，密电蔡锷领兵入黔平“乱”，蔡锷即通电各省，意欲以帮助邻省平乱出兵贵州。以肃清“哥老会”的名义想把自治学社一网打尽。消息传到南京，钟昌祚万分焦急，遂与安健、刘荣勋等人走海路，经香港、越南，于2月3日抵达昆明。到昆明后，钟昌祚到云南《民报》社请求主张公理，又去云南咨议局议长李灿章处请求调停。2月5日，钟昌祚草拟《致滇都督蔡锷书》，6日抄交云南省议会，又写信给著名人士于右任、吕志伊、宋教仁等，希望他们对蔡锷施加压力。2月7日，钟昌祚到滇军政府面见蔡锷，阐明贵州并无“匪祸”，只是党派之争，坚决反对滇军干涉黔省内政。2月9日，云南《民报》登载了钟昌祚《致滇都督蔡锷书》，社会上反应强烈。即日下午，云南省议会通过了反对滇军入黔案，钟昌祚接到滇军督府的正式批复，说蔡锷已电饬北伐司令唐继尧改道人川，联军援陕。钟昌祚与刘荣勋、安健于11日才放心离开昆明。

唐继尧虽然接到了蔡锷的命令。但受随行的贵州宪政预备会代表戴戡愿拥其为贵州都督的许诺鼓动，竟率军人黔。钟昌祚闻讯，“为了无辜的八百万黔民”，遂兼程追赶回黔“往作调人”。2月25日，钟昌祚抵达郎岱(今六枝)，此时贵州革命形势已急转直下，五路巡防军总统黄泽霖和卫队管带彭尔坤被杀害，贵州军政府枢密院长张百麟被反革命武装包围，幸运逃脱至上海。3月3日，钟昌祚抵安顺，5日闻筑城开战。6日见唐继尧就任贵州都督电文，情况非常危急，安顺副提督陈燮春等人力劝钟昌祚到郎岱暂住或到外省去，他均婉言谢绝，他说：“吾为了拯救黔人于涂炭，故冒死以来，问心无愧，为何要避走呢?且吾已函唐继尧。决赴省垣为调和人。”并于当天下午写了《行抵安顺致蔡岳书》，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史料。3月8日，钟昌祚被刘显世密令管带张卓清以“好友异议挠军计”的罪名杀害于安顺，时年41岁。

责任编辑：李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