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对文化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黄向阳

摘要：文化大众化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一生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认识到文化大众化在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中的重要作用后，毛泽东早年即开始了对文化大众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修正自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并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文化观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早年对文化大众化的探索对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4-0038-04

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指出，“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共产党人的奋斗目的是“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这种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文化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之一，而且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手段之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不仅在于他根据中国的国情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还在于他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使文化上觉醒了的人民自觉投身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之中去。以先进的文化去唤醒民众，以文化的大众化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一观点在毛泽东早年的学习和革命生涯中就已经初步形成。

一、从圣贤救世到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形成的认识前提

青年毛泽东早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主张的是贤圣救世。贤圣救世思想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发现改造社会的真正力量——人民大众之前。

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读预科时所做的《讲堂录》中比较清晰的表述了贤圣救世思想：“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道；陈仲子则亦廉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知耻，辞栗(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普通人要向贤圣靠拢，以形成一种完美的人格；而贤圣则要为民众提供一种完美的人格参照，这样孝义廉耻的观念就会深人人心，社会的改造也就因此能进行。但在毛泽东看来，古代的贤圣还依然是“学有不足”的，这种学有不足，是因为他们的学还缺乏一定的本源。这个本源是什么?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进行了论述：“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日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椭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这样的“贤圣”是救不了世的，就是当时被世人视为“贤圣”的康有为也只是“似略有本源矣”，但是这种本源也是不足的，“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在毛泽东看来，正是因为贤圣也是“学有不足”，所以他们救中国的主张也便也难以成功，“今日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因此，要改造中国，需要从改造本源人手，“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要改造本源，就需要改造民众，毛泽东肯定了本源在民众心中是“总有几分之存在”的，但因“学有不足”，所以他们的本源是不全的，而补全本源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倡学”。

“倡学”，不能以本源缺失之学来“动天下之心”，而是必须以补全了的本源来教化天下，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改造学术的主张，“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毛泽东主张圣贤救世，认为“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但毛泽东认为当时的社会是还没有圣贤的：“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在毛泽东看来，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虽然为一时之杰，但都没有把握住事物的本源，因此毛泽东对他们的道路和主张是失望的，也是并不信仰的。在对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失望的基础上，毛泽东自然地转向了自己所在的群体，即青年学生，在1915年毛泽东所做的《<明耻篇>题志》中，毛泽东提出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这时，毛泽东的贤圣救世主张稍稍发生了一点改变，从贤圣的责任转移到了学生身上，学生要承担起救社会的重任。

从贤圣到学生，学生能够承担起救社会的责任吗?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学生是无法救世的，因为“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相隔相疑，乃成三弊：一为学生不能得职业于社会，学生近之，社会远之，学生亲之，社会离之，永无联结契合之日。一则社会不遣子弟入学校，学校之不善，亦为一因，而社会不悉学校内容，则为最大因。学校之人与社会之人，自来不通情愫，不相告语，虽有良校，彼何由知乎?一则烧校阻款之事由此起也。”在现时的学校中，学生要承担起救世的重任是不可能的，除非革除“学校大弊”，也就是“除去三弊，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毛泽东针对学生存在的“大弊”，提出了学生走向社会，与大众的联合，使“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

校”，以社会为学校，在现实世界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学校与社会的联合，学生走向社会，当毛泽东真正地深入到社会之中寻找力量时，毛泽东能够找到的力量便只有一个，那就是民众的力量，民众联合的力量。毛泽东深入了社会，也寻找到了这种力量的存在。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标志毛泽东已经找到了真正改造社会的力量。“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二、民众的文化自觉是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基础

民众的大联合是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力量，但民众要走向联合首先需要有思想上的自觉，需要有文化上的觉醒。而历史上的统治者也正是意识到了民众一旦在思想上觉醒了，他们便会联合起来推翻统治者的统治，实现自我的解放，因此统治者在对人民实行政治和军事的高压时，还同时控制着文化流向民众，以愚民政策来维系自己的统治。“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了智愚的阶级。”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是建立在他对历史反思的基础上的，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统治的便利，往往以愚民政策，即通过对文化和思想的控制来统治民众。孔子虽然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以个人的努力改变了学在官府的现状，对于“学”走向民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还是提出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观点，愚民的观点是孔子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一个共同的观点，孟子提出了“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商鞅也提出了“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孙武也主张在统治士兵时愚兵治军，“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先秦时期这些分属不同学派的思想家虽然经常因学说差异而相互攻讦，但在愚民这一点上，他们的主张和见解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要让民众接受统治者的驱使，就一定不能让民众有“知”，一定不能让民众在思想上觉醒。这种思想不仅影响着他们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思想的觉醒恰巧是同民众走向解放的条件，是反对统治阶级的有力武器，虽然这时的毛泽东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知道马克思关于理论与人民群众结合的巨大力量，还不曾谙熟“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但毛泽东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理论必须与社会大众联合，“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这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导之益。”在这里，毛泽东已经初步具有了理论(学校)必须与人民大众联合的思想；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毛泽东更是从现实中看到了人民觉醒后的力量，看到了人们掌握知识(理论)后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做‘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渐渐有了知识”。而一旦有了知识的平民，他们觉醒了的力量是巨大的，于是“金钱所从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要染一染指。”这时，统治者便再也难以用强权和武力来镇压平民，因为平民可以运用思想的力量来唤醒那些为统治阶级镇压平民的“工具”——“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就是他们的哥哥，就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成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这里的“唤”不是纯粹亲情的呼唤，不是被压迫者的呻吟，而是思想觉醒以后向着本是位于同一阶级群体、为统治者蒙弊、为统治者所驱使的民众呐喊，是掌握了理论的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正是这种物质力量的出现，使“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

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是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力量，认识到人民要走向自觉就必须先实现文化上的觉醒，毛泽东便开始了他的文化大众化实践。在第一师范就读时，毛泽东就通过办夜校的方式在民众中推广文化，探索以文化的手段来改变民众，使那些“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岂不是同木石一样!”都是民众能够“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以知识的力量来改变民众的愚昧，以知识的力量唤醒民众，使民众自觉地走向联合，走上改变中国命运的道路，毛泽东发现的这条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使毛泽东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三、文化大众化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使毛泽东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通过办夜校使文化走向大众，“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但志在改变社会的毛泽东绝不只是想简单地教会工人写得、算得，还必须要让民众明白真正的理论，让民众懂得真正的文化。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真正应该教给民众的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抑或是什么文化?这是毛泽东推动文化大众化首要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

毛泽东在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后，毛泽东觉得这两种文化都不是理想的文化，都不是应该教给民众的文化，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沽，遍地皆污。……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传统文化的“伪而不真，虚而不实”致使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对民众的理论教育自然不能是传统文化。但毛泽东在了解西方文化以后，也觉得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文化来教化民众，在毛泽东看来，西方文化固然有其长处，但也有诸多不足之处，“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东西方思想均不足以用于武装人民大众，因此“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革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也就是中国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这

种新思想也就是毛泽东在其早年一直着力寻找的东西。

在思想探寻的道路上，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走向了社会主义。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是从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开始的，倡导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文化。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看到了世界变革的大趋势，“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在社会的变革中，毛泽东认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鼓励人们“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号召“由强权得自由”，主张以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来打倒强权。主张彻底研究学术，努力追求真理；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毛泽东看到了世界革命的大势，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主张打倒强权，但其主张的变革却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的革命观：“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致张起大搅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毛泽东的思想这时还受康梁思想的影响，存在着改良主义和空想的成份，还受着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毛泽东逐步摆脱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走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信中已经体现出了思想的转变，在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影响以后，毛泽东肯定了“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为了向这种文明靠拢，毛泽东计划“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为自己的新文化确定了方向，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并在1920年7月31日所写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初步阐述了这种新文化：“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希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了不得三字连在‘湖南人三字之下。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人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湖南人应负的一种责任吗?”毛泽东已经认定这种新的文化必然将是一种无法阻拦的文化，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文化，是应该用来武装人民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但与毛泽东对文化大众化的探索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正是为了探索一种真正适合人民大众的文化，能够真正从理论上武装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走向自觉的文化，毛泽东才在探索的道路上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不断修正自己的文化观念，抛弃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糟粕，在自我反思与理论升华的过程中，走向社会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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