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问题意识

谭希培　刘小容

摘要：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任何别的理论的重要特质。其问题意识的实践批判性与时代性是远非任何逻辑批判性与道德批判性学说可以比拟的，它推引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对社会现实与核心问题的提问及其方式、自觉认识及其程度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与深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实践批判性；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4-0026-06

提出“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指向一种“问题意识”的立场和范式，这将引领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并非仅仅为了建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创立一种能够用以指导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或核心问题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社会实践问题的导向下逻辑地整体展开的，是在关注、研究、解决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社会现实问题中生成的；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该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以提出和解答全球化时代的重大、核心问题为自己的使命。

一、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对时代状况的实践批判

问题是科学创造、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而所谓问题意识，简言之是指人们自觉地认识问题的程度。对问题的自觉认识程度与问题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1，问题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这段话，明确指认了自己所创立的学说所特有的鲜明的问题意识，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深刻洞察力和伟大创造性的一个表现，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理论体系自身的逻辑矛盾，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是为了探求“彼岸世界”的真谛，而是为了寻找“此岸世界”的真理。作为对“此岸世界”的一种反思对象的问题，是马克思在自己独特的提问方式下产生的。有什么样的提问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视域，而这也决定了其问题意识的根本特性。马克思既反对从抽象思辨形而上学出发的“问题的形而上学”，也反对只是从客体的、感性直观出发的旧唯物主义的“问题的实证主义”，而是坚持实践批判的提问方式。

马克思提问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马克思在直面现实、直面实践、直面问题中终结了旧哲学，从而实现世界观的变革，创立了一门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马克思曾经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远离现实生活而醉心于抽象思辨，没有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更提不出关于他们其批判和其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他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性是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关注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人们的现实生活是其所提问题及其价值的真实性的基础。

马克思曾批判传统西方哲学脱离现实生活世界来理解人，“人”要么湮没于天国，要么依附于自然，从这种“抽象的人”出发，只可能产生抽象的人本主义，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人的尊重。与此不同，马克思的研究不是“从天国下降到人间”，而是“从人间上升到天国”。由此，马克思的学说注目于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理论回归生活世界本质上乃是向“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的历史性回归。黑格尔哲学是在十分晦涩的辞句与抽象的概念下力图关注现实与时代状况，最终，其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概念体系仍难免远离现实生活世界。而费尔巴哈直接提出“未来哲学应有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却最终落到乞求“爱的宗教”而幻化为较之黑格尔显示出的“惊人的贫乏”的道德诉求。鉴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思想领域的缺陷与双重影响，马克思放弃了形而上学思辨与知识论路向，转向对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探索，从而开辟了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路向，实现了思想史上的革命变革。

马克思提问的落脚点是变革现存世界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对“尘世”进行批判和确立“此岸世界”真理的实践批判学说。马克思指出，新世界观的优点恰恰在于不想教条式地预言未来，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对现存世界及其制度的革命性批判，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然而究其根源，马克思所主张的批判，是现实的实践批判，“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马克思学说优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地方，就在于他扬弃了逻辑批判与道德批判而达到了实践批判的高度。要达于此，必须关注“此岸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更不能无视这一“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的制度。

2，问题意识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提问方式决定了其问题意识的本质特征，概括起来主要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挑战性。

(1)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不是从先验思辨哲学理论旨趣出发，考察概念与概念、原则与原则、理论与理论及其体系的矛盾而确立的，而是在从实践到认识的循环往复中生成的；不是为了编织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从实践中提炼出理论并指导解决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问题意识不是主观自生的，它有其客观依据。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他对现实矛盾和理论问题的质疑不仅是发生在思想领域里，因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根本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变革世界的活动过程中获得问题及其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这样来批判鲍威尔等人：“他们的革命最终不过是词句的斗争，一切革命都发生在精神领域。问题和矛盾的发生，不过是他们形而上学思辨哲学的必然结果，从而又在外观上表现为这一哲学体系的必然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性研究不是出自理论兴趣，而是出自实践的需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为理论而理论，其学说有着强烈的实践批判性：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改造世界的实践的重要性，当然不意味着他们忽视解释世界的理论的重要性，他们所要反对的只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反对在理论研究中用臆造的、幻想的联系去代替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关系，反对脱离实际地构想各种理论体系，特别是反对对现存事物的辩护性解释。在他们看来，科学地解释世界就是要敢于正视和揭露现存的矛盾，这是有效而合理地改造世界的真实前提。

(2)时代性时代有大时代与小时代之分。大时代往往是指以社会或经济形态为依据而区分的历史时期，如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而小时代，通常是指历史上以经济、政

治、文化等状况或技术特征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如我们称今天是信息时代或E时代、互联网时代、虚拟时代、知识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总是与时代及其状况息息相关，而其问题意识无疑是关乎社会生活状况的基本潮流与趋势的自觉认知。对此，海德格尔作过这样的概括：马克思的时代，乃至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框架，马克思懂得这双重现实。问题的时代性，突出显现为问题的现实性，它是现实生活中社会矛盾的紧迫“召唤”。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现实中的问题、矛盾是“皮”，概括提炼为理论意识中的问题或课题是“毛”。“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时代性的另一个深刻本质在于问题的“与时俱进”。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从而适应其发展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巨大变革、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展、社会历史从一个时代跃进到另一个时代，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引发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作用于社会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的逻辑。“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在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了问题的变化。恩格斯也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在马克思的时代，蒸汽机车头在提速奋进之时，电力的火花又开始绽放；工人在摆脱被土地奴役的同时，又沦为了机器的奴隶，并被机器的日益加速运转而产生的离心力抛到生活的边缘。在今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提出的问题、社会现代化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市场经济在全球化、虚拟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以及人自身存在和发展中的问题等等，构成现时代的问题链环与谱系。

(3)批判性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问题意识的批判性源自于其学说的实践性。如前所述，马克思之所以总是能在前人看来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在他人认为已经不存在问题之处指出问题，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都立足于变革现实世界的社会实践，致力于消灭现存状况，实实在在地研究产生与推进现实运动的现有前提。这就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矛盾与问题进行不断的反思与追问。这样，其学说对时代状况与问题的实践批判性，远非黑格尔的逻辑批判可以媲美，更是费尔巴哈的道德批判难以比肩的。

这一批判性，又集中表现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变革现存世界的现实运动，从而对人类已有的优秀成果，特别是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严谨的分析、研究，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还表现于马克思从未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理论成果，他毕生都在不懈地探求。人类社会历史的各种新资料、新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发生的种种新动向，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与新发明，都被归入他的视野而当作“无情的批判”的锐利武器。这种批判之所以“无情”，不仅在于它不畏惧冒犯世俗权威或既得利益者而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更在于它敢于在世人面前否定与修正自己先前的理论结论的错误。

二、问题意识导向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逻辑展开

历史的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能在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从其创立、发展阶段到民族化、全球化阶段，一直保持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时刻以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与核心问题为使命。

1，出场路径和发展历程：以回答时代核心问题为导向

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出场的主要导向。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真正的哲学总是时代生活问题的解答。马克思在自己新世界观形成时对时代状况和提问方式一直抱有深刻的敏感性。这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理论形态。在解读马克思早期著作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以问题为中心”几乎成为马克思颠覆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其他学科概念及其体系，实现人类思想史的伟大革命的重要路径。这在其“莱茵报时期”和“德法年鉴时期”，从对“法的关系”、“国家的形式”等思想观念的物质根源的探讨与论辩，到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的思考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德国哲学从天空下降到地上，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则正好相反，从地面上升到天空。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断追问时代的重大问题，从“德国式的现代问题”到“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批判”，从“私有制”、“异化”问题分析到国民经济学批判，进而对资本全球化本性及其后果的深刻反思，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创立的基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由哲学基地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思考，缘于马克思刚刚走向社会时遇到的“苦恼的疑问”，正是这一困惑造成了这位年青哲学博士的理论信仰危机，使他立志要彻底批判改造这个社会，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也正是这一原因决定了他理论研究的特殊起点和元意图，并为此矢志不移，奋斗终生。

对于通过经济学研究来解决自己哲学信仰并思考社会现实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说过：“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他自己深感“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不仅对利益问题发表意见感到困难，而且对当时流行的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也不敢“妄加评判”。短时间内遭遇到的这些事件使马克思认识到眼前的国家与黑格尔的哲学理念大相径庭。现实与理论信仰的矛盾终于使马克思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发展到强烈的理论信仰危机。为了解决这些“苦恼的疑问”，他利用《莱茵报》被查封的时机退回到书房，清算自己的哲学信仰。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物质的生活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

批判地解读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实问题的需要，推动

着马克思的思考从法学到哲学，从政治学到经济学，从宗教学到历史学和人类学，从新闻学到艺术学，等等。

2，新世界观的发展主旨：对资本与劳动关系问题的实践批判

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虽然对资本主义“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它“往何处去”的问题却很糊涂。马克思正是带着这个疑问，从纯理论领域转向直接的、实际的经济和政治领域，开始了对资本的批判和后资本道路的探索。

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影响下，马克思把异化与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指出异化劳动是造成社会中的压迫、不平等及阶级斗争的根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劳动不仅具有创造性的一面，而且还具有摧残人的一面，由此他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基本规定。私有制与分工(它们是同一回事)是造成异化劳动的根源，又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它们互为因果；扬弃异化劳动就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生产中分工范畴的考察，全面阐述了自己科学的唯物史观，从而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之问的辩证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各种反动与错误思潮，从历史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到达伦敦，历史再次使他从社会革命的前台退回到书房，继续那被迫中断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揭示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及其规律性，使工人阶级在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上进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为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历史使命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1867年9月，划时代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问世：马克思从“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商品”人手，首先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从而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把创造价值的现实源泉归结为活劳动，从而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资本对剩余价值无限度的追求，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必然加深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一方面，随着资本的集中，资本主义生产日益社会化乃是不可遏止的趋势，另一方面，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为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必然扩大再生产，而使整个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同时形成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这样必然会导致大多数人实际购买力的衰退，从而引发生产过剩危机，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激起无产阶级的激烈反抗。这一切都深刻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的物质动因与必然性被从理论上揭示出来之后，又一再被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实践所证实：新世界观不再是理论假设，而成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

3，民族化与当代化过程：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为主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代状况呈现出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列宁敏锐地捕捉到时代本质的这种变换，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准确把握到了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时代的脉动，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

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的分析，科学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承而生长起来的，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而在1915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根据时代的变换，创造性地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第二年他又补充了“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的结论。“一国胜利论”是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技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一核心的现实问题的崭新思考与解答。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时代问题被具体化为图存救亡的根本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前者的探索与回答，由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阶级结构与状况问题的分析，到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依靠力量、道路等一系列问题而形成的问题链的追问、思考、探索与解答，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以当时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为时代特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通过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方式解答了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也为尔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以实事求是为本质特征和思维逻辑的具有中国气派与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得以确立。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从1917年10月到1920年，列宁着手对如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包括：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加强苏维埃政权；1921年，他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及时制定与推行新经济政策等等。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思考与解答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得以整体推进。

在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联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战胜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并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的时期，形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一旦被模式化，就成为一种僵化的体制，失去了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虽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并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它的僵化和脱离实际，越来越阻碍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

在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模式的弊病进一步显露，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提出“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措施开始形成。而在1957年以后，由于我们党对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严重地脱离了实际，致使这种探索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就使我们国家处于这样的复杂状况：虽然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这种模式；虽然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却始终背负着左倾教条主义沉重枷锁艰难地摸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

自20世纪初，列宁敏锐地判断历史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结论对许多国家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起到了精神助产士作用。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

际政治、经济局势和阶级矛盾状况开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眼界上超越列宁对时代及其特点所作的新概括。对时代特征及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思考与求解，与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和思考紧密相联。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的确定，是对国际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认识与冷静把握。它确定了中国各项事业的大背景大前提。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开展，第一次初步而又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领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然而长期执政的种种弊病开始暴露。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依据世纪之交的中国实际和时代状况，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

三、强化问题意识以应对全球化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在21世纪的起点上，有几个较为显著的时代潮头清晰地呈现出来：以生产社会化为根基的经济全球化潮头，以科技现代化为根基的信息产业化潮头和以交往普遍化为根基的政治民主化潮头。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实践发生结构性巨变，使传统界标产生漂移：原有的统一在分化，原有的对立却在融合；激进与保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阵线在重组中变得模糊不定。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垄断化之间的相互冲撞，政治单边化与多极化之间的此消彼长，文化多元化与单质化之间的互相激荡，暗藏在世界历史深处的种种深层矛盾，衍生出繁多的当代问题链。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关注新的时代状况，概括新的时代特征，深刻把握时代本质，形成时代主题，解答与解决时代问题，是2l世纪马克思主义学说应对重重挑战的必然选择。

1，新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视域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全球性问题已经并将长期困扰人类。严重影响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主要有：

人口问题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世界人口只有5亿；法国大革命时，世界人口达到9亿；而今，世界人口已达到65亿。人口急剧增加，使有限的地球空间拥挤不堪，人均占有的资源越来越少，并带来诸如就业、医疗、教育、治安、移民等更加复杂而尖锐的社会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近代工业化生产方式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物质基础。工业化意味着人类通过机械化、继而自动化的技术装置力求更高效地利用种种自然资源，意味着人类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获得解放，意味着人类的生活越来越舒适、方便、富足。但是，它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诸如资源和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地表气温上升、生态危机等等问题。从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到L·布朗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联合国的《2l世纪议程》、《里约热内卢宣言》，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环境问题业已成为人类发展正面临的极大困境。

科技网络化问题现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正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思维方式，正用新的科学图景说明人和自然、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全球化信息网络、信息产业的生成，不仅造成了人们存储、加工、处理、传递信息的新方式，而且造成了人类知识库的新形态，从而给劳动实践、社会交往、语言符号等活动的历史发展与相互关系，带来深刻变革。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特别是遗传工程技术、克隆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帮助人类更好地发现和掌握生命世界的发展规律，推动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新的问题——应该怎样合理地看待与利用这些新技术?

恐怖主义问题作为一种出于政治和其他非利己目标、非对称性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的活动和逻辑，恐怖主义由来已久。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诸如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浪潮。它们穿插着民族主义因素，具有强烈的暴力和杀伤冲动。恐怖主义浪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际性：由相同或类似动机所驱动并且在多个国家同时发生。在国际交往日益增加的全球化时代，它们确实获得了繁衍滋长的沃土。目前，恐怖主义正向小型化、当地化、网络化的后基地组织时代发展。纵观全球，恐怖主义在欧洲、东亚、南亚和中东依然盛行，加之高技术在当今恐怖活动中的运用，恐怖分子采取的手段层出不穷，如信息恐怖主义、金融恐怖主义等新型恐怖主义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国际金融危机以科技的重大突破作为强劲动力、互联网的全球化发展作为有力手段，世界经济迅速虚拟化，它带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同样造成了各种商品，特别是通过“紧绷的”信贷而产生的各种金融衍生品的恶性膨胀与循环。虚拟经济高度膨胀，造成它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而整个社会制度，包括各种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对资本疯狂扩张的力量缺乏控制，今天，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国际金融危机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金融风暴袭来，经济泡沫破裂，整个金融体系裂缝爆开，亏损的毒汁四处喷溅，给生产力和社会资源造成极大破坏与浪费。

2，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回应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人类感到了巨大的恐慌，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对全球性问题进行把握和分析，寻求解决之道。具有强烈前沿“问题”意识和宏大全球视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如何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关照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2l世纪的发展机遇和历史使命。

(1)全球性问题的凸显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全球性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在价值关系上的严重不协调乃至对立。如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在自然界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人与自然便能和谐发展。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一个关于发展观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传统的发展观片面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以人类沙文主义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与其说全球性问题是畸形的人类发展必然酿成的恶果，勿宁说全球性问题是人类本质力量与制度安排中包含的自我危机进发的一种表现。那么，如何避免由人类自身本质力量所造成的危机?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伦理观?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又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这些问题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回答。

(2)全球性问题的凸显要求重新审视人与人的关系

如前所述，全球性问题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在价值关系上的严重不协调和对立，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冲突。全球性问题的矛盾不但要从生产力因素、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考察，更要从生产关系因素、人与人的关系中考察。全球性问题的发生不是单纯的生产力危机，更主要的是制度原因，即资本全球化的危机表现。它反映的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更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言，“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全球性问题的困境就是资本全球化的困境。资本为追逐利润而疯狂扩张的本性，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盲目与畸形，成为人类无穷索取资源、生态破坏和经济危机的社会根源。生态学改良主义和生态学无政府主义对全球性问题的态度都是对资本全球化的回避。那么，如何从批判资本全球化中找到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在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践功能和全球规范功能如何提升?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学说做出回答。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达到的高度与水平，取决于她回答现时代重大的核心问题的高度与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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