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赋①传播的途径与方式

马丽娅

摘 要:俗赋产生于民间,在其文人化以前,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文体样式。虽然我们至今尚无确凿史料可徵,但从一般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历程来看,俗赋这种艺术形式必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甚众,才会被文人士夫所注意,才会引起深居宫廷的统治者的兴趣。民间俗赋传播的方向是“从民间来,到民间去”,其传播方式主要是“口承”的,其受众(读者)是“最大多数的喜闻乐见者”;文人赋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文字”的,其传播方向是“从民间来,到文人中去”。此外,俗赋进入宫廷之后便有了“官方”传播渠道,宫廷内外的统治者、皇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文人群体,成为传播通俗文学(俗赋)不可忽视的力量。

关键词:俗赋;传播;途径;方式;敦煌学;民间;文人群体

中图分类号:J207.22文献标识码:A

在文化知识的拥有、使用及强势传播权都掌握在士(文人)手里的古代中国社会,几乎每一种创始于民间的文体,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被文人化,由粗而精,从俗到雅,有的甚至失去原来的清新气息和蓬勃生机。俗赋的传播也大致经历着类似的过程,由民间到宫廷,由大众化到文人化。“先秦近乎民间通俗之赋,今传者只有荀况五篇,但敦煌所出唐人之赋,如《韩朋赋》、《燕子赋》、《茶酒赋》之类,犹可证自周迄唐,民间赋作,不绝如缕。”②这类俗赋或以对话形式叙述民间故事,或是一般性杂赋,皆夸张铺饰,俳谐滑稽,多涵讽意,语言浅近通俗,句式参差不齐,压韵不求严格。秦汉以降,魏晋之世,谐隐文学颇为时兴,俗赋即其中之一。我们可以把荀子以“赋”名篇之前即在民间流传的游戏娱乐“赋”体文学称为“民间赋”,把经荀赋文人化以后的采用民间赋形式创制的“赋”体称为“文人俗赋”。

清代崔述《读风偶识》卷二《通论十三国风》云:“盖凡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渐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遇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于世者;否则遂失传耳。” ③崔述认为文学作品的流传并非一定是专门的人员特意收集记录下来的,而是因为统治者崇尚文学,在创作方面较少约束和忌讳,因而作品就能够流传开去;同时因为传播范围广,参与传播的人众多,于是也就自然流传并保存下来。

今天我们所能够面对的是以文本形式流传下来的文人俗赋,或经文人记录整理、加工润色过的民间俗赋。民间原生态的俗赋与大多数民间艺术一样遭遇了失传的命运,我们只能以“从普遍到个别”的探绎之法合理的略加关照。但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说明有哪个赋家是专门的俗赋创作者,而更多见的现象则是某个赋家偶尔“旁逸斜出”一次,插科打诨一般做一次笔墨游戏。可以说俗赋的创作、传播赖于传播者(作者和读者)的精神需要。文人在主流文学体裁创作之余,偶涉“非主流”形式,属于人的“内向传播”。内向传播也称自我传播或自身传播,是发生在一个人自身内部的一种信息交流活动,是在主我和宾我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这种信息传播形式既是人的自我需要,也是人的社会需要,是人类为了适应周围环境而进行的自我调节。人的内向传播一般表现为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自我反省、自我陶醉、自我发泄、自我安慰和自我消遣等多种形式。文人俗赋创作或民间俗赋再创作即是人的“内向传播”的一种表现。而俗赋的接受者同样也具有“内向传播”的心理机制,这是促成俗赋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来,生活中总有一些不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有的东西甚至必须以游戏的态度来解决才妥善。《诗经》云“善戏谑兮,不为谑兮”,如果人们没有“内向传播”的需要,可能就不会产生和传播以游戏笔墨为娱乐消遣的俗赋。

一、民间俗赋的民间传播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儿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 ④俗赋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先秦民间流传的一种游戏娱乐形式——隐语,在其文人化以前,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文体样式。虽然我们至今尚无确凿史料可徵,但从一般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历程来看,俗赋这种艺术形式必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甚众,才会被文人士夫所注意,才会引起深居宫廷的统治者的兴趣。在荀子吸收民间游戏形式创体之时,则俗赋体必先于荀赋在民间流传。俗赋是赋体文学宫廷化以后出现的一个相对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俗赋”才是赋体文学的本来面目。

“俗赋”之初虽未有“赋”名,但它作为一种流行的游戏、娱乐形式早已存在。俗赋缘起于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需要——娱乐的需要。其不绝如缕的传承,正是这种需要的表现。文学艺术的兴起本与“生计”无关,“譬如野人穴居岩宿,而容膝之处,壁作图画;茹毛饮血,而割鲜之刀,柄雕花纹。斯皆娱目恣手,初无裨于蔽风雨、救饥渴也。诗歌之始,何独不然。” ⑤民间文学艺术(民间赋)是“人”的文学艺术,其作者也是童叟无欺的,妇孺皆有可能是艺术的创作者,农民樵夫、贩夫走卒、杂耍卖艺者也都可能是作者。这就决定了民间文学艺术传播的方向是“到民间去”,其传播方式主要是“口承”的,其受众(读者)是“最大多数的喜闻乐见者”。民间的讲唱艺人是民间文学(民间赋)的重要守护者,同时民众全体皆是民间文学(民间赋)的守护者。正如钱钟书先生说:“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昏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记事传人,特其一端,且成文每在抒情言志之后。赋事之诗,与记事之史,每混而难分。” ⑥

民间文学(民间赋)一般都是艺人用当地流行的语言和语调来讲诵的,因而在同时代、同地域能够毫无阻碍的传播开去。民间文学(民间赋)的特点之一是生活化,一般总是反映民众熟悉的生活实态或虚拟的生活,所以无论是讲诵者还是听众,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无意的、热烈的爱好,于是他们喜欢不停息的传诵、讲唱。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民间文学(民间赋)是无功利色彩的,诵者和听者都是娱乐的主体,他们无需为他人的娱乐要求“埋单”,而只为自己的快乐交付真诚。

民间赋的另一个特点是诙谐。诙谐的源泉是上古初民娱神的仪式,仪式本身就是游戏,虽然人们把仪式当作一种严肃的事来进行,但“游戏”的特征依然存在。当仪式的神圣表层随着“游戏化”的进程而不断脱落,剩下的便是纯粹的诙谐式欢乐。故而诙谐应该是民间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存在于民众生活空间的各种领域。诙谐是人本能的宣泄,更多的时候人们并不是因受压抑才诙谐,因而民间既不存在压抑也不存在升华或替换。在现实生活中的民间,所有的民间文学活动都是在自然、自由的状态下进行的。民间赋的形式是人们诙谐本能的载体,载体被接受,本能被发挥,则民间赋在民间自然被传播。

无论是帝王将相、达官显贵,还是文人士子、村夫仆吏,皆有游戏娱乐之本心,只是不同的接受和传播者使俗赋变换了不同的“口味”;无论是太平盛世的上升时期,还是衰颓末世的滑降时期,人们的娱乐需要依然是本能的,只是不同的文化环境使得作为娱乐形式的“俗赋”的传播态势发生了变化,其自身的“生态状况”亦随之变异。民间文学(民间赋)由于口耳相传传播方式的缘故,其内容会因时间和空间的转化而在传播中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有时是有无意的,也有传播者为适应新的环境而作的有意的转变。

二、文人俗赋在文人中的传播

在文学以口耳相传为主的时代,文人之作与民间作品的分野并不是很明显,他们的传播形式并没有体现出截然不同的待遇。文学体制的完善是与后来印刷术的发展以及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崛起相伴而行的。文人文学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文字”的,其传播方向是“从民间来,到文人中去”。文人文学因为对“文字”的专权,因而它并不是面向大众的,其读者可能只是少数“骚人雅士”,亦即“圈内人”。当然这并不绝对,只是相对于民间文艺的受众之广而言。

文人对民间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其一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前文所说的或许并不情愿的为“娱乐”君王(主要是文人没有“独立人格”之前);其二可能是很多文人在才思枯竭或需要“回归精神闲逸”状态的时候,会自觉投身于民间文学,从而在另一种迥异的美学风格中寻找自己的灵感之源。在美学风格上,民间艺术的清新、质朴时常对于文人式的典雅和雕琢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拨。只要我们打开汉代大赋的文本,那扑面而来的“字山词海”不仅带给我们波澜壮阔的气势和古奥典雅的美感,甚至多少有些“虚假客套”的感觉,同时也会让我们深切感知赋家的“苦”和“累”,尽管他们在做着“玩儿文字”的游戏,但他们可能并不轻松。于是我们看到了赋家的另一种状态——间或有通俗的、明白的、诙谐的赋作(俗赋)问世。或许正是大赋家在经常赋“颂”的真空状态回到自由呼吸的空间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古代的政治家是在“礼失而求诸野”的理念下转向了民间,那么许多文人则往往是在抛弃华丽典雅和矫揉造作的时候重新谛听民间的天籁之音。更为深刻的意义是,文人可能将这种美学风格的选择与对文学功能的认识结合起来。于是文人俗赋在文人群体中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其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又反过来对俗赋的创作构成影响,使得俗赋从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在某种程度上趋同。如楚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汉有司马相如《美人赋》;汉代有王褒《僮约》,晋代有石崇仿作《奴券》;汉有扬雄《逐贫赋》,唐代有韩愈《送穷文》;汉代蔡邕《短人赋》,其后六朝即有潘岳《丑妇赋》、刘谧之《庞郎赋》、朱彦时《黑儿赋》、刘思真《丑妇赋》等等嘲人“丑”之赋;曹植先拟民间俗赋作《鹞雀赋》,唐代敦煌俗赋中有《燕子赋》;晋代束皙《饼赋》,南朝梁吴均有《饼说》等等。这些文学大家虽不以俗赋为主创风格,但他们都饶有兴致地作了俗赋,并传播开来。

古人有立德、立言志向,一般而言,文人是重视自己的作品传播的,传于当时或当世、传于子孙或后人,都是他们所看重的,当然从主观上说谁都不想留“骂名”。曹植《与吴季重书》云:“其诸贤所著文章,想还所治复申咏之也。可令熹事小吏讽而诵之”。让“熹事小吏”讽诵“诸贤所著文章”,一方面说明曹植重视在中下层知识阶层中传播其诗赋;另一方面也说明“熹事小吏”所讽诵的或不可能是长篇大作,通俗有趣的俗赋可能是首选。又,吴质《答东阿王书》云:“此邦之人,闲习辞赋,三事大夫,莫不讽诵。”吴质写此信时任朝歌长,朝歌县的三事大夫都能“讽诵”辞赋,足见该地区诗赋传播氛围之浓郁。

三、俗赋的“官方”传播

这里的“官方”主要相对于民间和普通文人而言。

(一)宫廷之内——帝王的喜好

汉代皇帝对辞赋的喜好在历史上是有据可查的,汉武帝、汉宣帝是典型,而汉灵帝对通俗文艺更是情有独钟。朝廷宴饮、帝王出游,几乎都离不开俳优表演助兴或文人即兴作赋,这些场合所产生的作品大多是象东方朔、枚皋等人作的“不可读”之俗赋,不太可能产生《七发》、《子虚》、《上林》这样的大赋。遗憾的是俗赋虽有借助官方渠道传播的良好契机,但却终因“俗”而被贬身价,只能作“娱戏”之用,不登大雅之堂,更无关国是,自然也不可能得到被朝廷史官“记事”的幸运。俳优“隐语讽谏”事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还是比较多见的,史籍多有记载,但一般对俳优的具体说辞则语焉不详。

汉代宫廷文人中“类俳优”的典型大概莫过于东方朔和枚皋了。《汉书•东方朔传》言明他是应汉武帝之“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而进宫廷。本传说他是“滑稽之雄”,“朔之诙谐,逢占摄覆,其事浮浅,行於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又引刘向言曰:

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扬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坐,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 ⑦所以,从人们对东方朔的印象以及他自己的“戒子诗”来看,当时东方朔本人的滑稽诙谐的“韵诵体”文章如《答客难》类,肯定不在少数。本传曰:朔尝至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⑧我们从史传记载可知,东方朔的确是以其“诙谐多智”而得汉武帝欢心的。从“上(武帝)伟之,令待诏公车”,到“上(武帝)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再到“上(武帝)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以及“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武帝)常用之”,可见武帝之喜好和东方朔之受宠。按理,东方朔的“诙笑”之文在宫廷产生,应该被记事史官记录而传之于后,然而古人惯常以道德标准评价文章,所谓“文如其人”,以人品之高下评定文品之优劣。东方朔等“诙啁”人物,在当时就已经被认为“不根持论”,更被后世人贴上了“文学弄臣”的标签。所以尽管其作品不在少数,且传播亦广,但却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关于枚皋其人,《汉书》本传评价是“为赋善於朔(东方朔)也”,且“为文疾,受诏辙成。故所赋者多”。然而赋作虽多,却“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可读者”也并未流传下来,“不可读者”则更是消失无迹了。个中原因,也是因为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首先从人品上就给枚皋“定级”了,再加上他的作品“其文骫娸,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所以枚皋亦如东方朔,宫廷“弄臣”的标签早就被粘牢了。

自高祖好楚歌,到武帝好辞赋,汉代帝王自身爱好文学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武帝以后的皇帝中大力提倡文学者亦不乏其人。汉宣帝模仿武帝在宫里招罗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群儒非议辞赋,以为文学多“淫靡不急”,宣帝亲自为之辩解:“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主观是为宫廷娱乐找理由,客观上却有着为“赋”文学争取地位的意义。直到东汉后期,帝王们对于文艺的爱好仍经久不衰,汉灵帝更设鸿都门学以倡扬通俗文学艺术。

虽然民间俗赋进入宫廷以后的命运颇有不堪,但“幸运”的又是统治阶级不仅仅是偶然对俗赋表示出兴趣,而且是兴趣浓厚,并鼓励身边的人作赋为乐,甚至评比高下,各个奖赏,形成竞争机制。否则枚皋也不可能做娱戏俗赋以百篇计。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对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绝对是“积极”的导向。《孟子•公孙丑上》云:“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德”的传播,比“置邮传命”的速度要快的多。从古至今,皇室的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即使在当今的社会,大众对王室的人事兴趣之浓厚,依然不逊于远古,这与宫廷生话的神秘性、异常性和人类天生的好奇心有关。所以,当宫廷内部传达出的信息表明宫廷对娱戏辞赋的喜好时,这种信息对俗赋的创作、传播无疑起着激励作用。

汉以降,宫廷重文好俗的风气时起时落。三国魏曹操、曹丕父子为文学领袖,又都是好“俗”的,“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其轻易如此。” ⑨魏晋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宫廷好“俗”更为显见,以至齐梁宫廷直接培育了脱胎于吴声民歌的“宫体诗”。

(二)宫廷之外——皇族的热衷

西汉前期由于以“黄老思想”立国,汉天子多不喜文学之士,文士多无用场。而在各诸侯王国,战国“养士”之风仍有遗存,故此时的文学创作繁盛于宫廷之外的皇族诸侯国。各诸侯王热衷于招募宾客,专注于文艺学术,在宫廷以外的皇族领地聚集了许多文人,一时形成相当规模的文学群体。宫廷内部,皇帝对某种娱乐形式的兴趣,势必首先对皇族、王侯产生影响,因为皇族与宫廷的关系最为密切。汉代刘姓皇族中以文学(辞赋)见称于历史的王侯不在少数,刘向、刘歆父子,淮南王刘安、吴王刘濞、梁王刘武等都是赫赫有名的“文士集团领导人”,他们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以“赋”创作为主。文人的创作对汉代皇族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皇族的努力直接促进了当时文坛的繁荣。

《汉书•艺文志》载:赵幽王赋一篇。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上(汉武帝刘彻)自造赋二篇。阳丘侯刘隁赋十九篇。阳成侯刘德赋九篇。长沙王群臣赋三篇。刘向赋三十三篇。淮阳宪王赋一篇。广川惠王越赋五篇。

《西京杂记》卷二载:中山王(刘胜)赋一篇(《文木赋》)。

《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太平御览》卷七引刘向《别录》称淮南王刘安有《熏笼赋》。

《艺文类聚》节略、《古文苑》载全文的:刘歆《遂初赋》;《艺文类聚》卷八十载刘歆《灯赋》。《艺文类聚》、《初学记》及《文选》注引刘歆《甘泉宫赋》。

《汉书•外戚传》载班婕妤《自悼赋》。《艺文类聚》及《古文苑》载班婕妤《擣素赋》。

以上史载皆为西汉皇族赋作,有的不存文本,仅存题目;或仅有数量多少多少,而无具体赋目、赋文。又东汉皇族亦不乏有文学建树者,但是否存有赋文,史不载书,故无从考辑。两汉皇族赋文数目约共计百篇以上。当然,我们从汉代皇族留存的赋作中,实无法确切考证哪些是散体、骚体大赋,哪些是抒情小赋、俗赋。但从题目看,淮南王刘安《熏笼赋》可能是体物小赋,《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熏笼》残句:

手中熏笼,大被熏笼,淮南有赋。

全赋文是否为诙笑、谐趣风格,恐难确知。刘歆《灯赋》存于《艺文类聚》,有学者认为是残篇,也有学者认为是全篇的。⑩惟此苍鹤,修丽以奇。身体剼削,头颈委蛇。负斯明烛,躬含冰池。明无不见,照察纤微。以夜继昼,烈者所依。

这是文学史上赋“灯”的首篇。四言句式,隔句押韵。但文辞渊雅,以灯明志,不着俗辞。不过可以推测的是,由于皇族与宫廷统治者的特殊关系,为了某种不言自明的目的,他们中作赋为“颂”者必不可少,尽管可能未必是发自内心的要对当今统治者发出“赞誉”之声,但表面上也不得不做“润色鸿业”之事。至于抒发个人情感、表达个人意绪、心志等等,他们一般也会舍铺排大赋而取短洁之章。

然而,皇族这个群体的社会属性又是特殊的。他们处在封建社会阶层构成的最上层,虽然在物质上拥有无尽的荣华富贵,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们很难把握个人的命运,精神上的痛苦是无法避免的,如汉代的吴王刘濞、梁王刘武、曹魏时的陈思王曹植等等,除了在历史上留下他们曾经辉煌的政治的、文学的业绩以外,还留给人们“政治牺牲品”的感叹。那么,这个特殊的群体在偶尔“虚于委蛇”的同时,也会偶尔纵情心志,以游戏娱乐带来的刺激抚慰心灵的不平,亦不无可能。如梁王菟园之大型游乐活动的开展,必不可少的是赋家作赋娱乐,虽有“颂扬”之音声不绝于耳,但实为“游戏”应景,为娱乐而赋。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四载梁园游艺盛况: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 B11９廷之外的皇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文人群体,在以俗为乐的游戏中与宫廷内部相呼应,成为传播通俗文学(俗赋)不可忽视的力量。

此外,俗赋的“官方传播”还可以包括采诗官的“采诗”传播。《汉书•艺文志》说到“古有采诗之官”,他们的职责就是到民间采集民间文艺。徐中玉先生认为:“民风当然不只反映在诗里,这‘诗字,不但不只指《诗经》和《诗经》未收入和后出的,其实包括了一切民间的创作,口头的和书面的,有韵的和无韵的,各种体裁和样式的”。B12那么这其中也必然包括那些在民间表演的俗赋,经由采诗官采集、纂辑之后就会在宫廷传播,并且传播到宫廷以外,甚至再回到民间流传。

综上,民间俗赋也好,文人借得民间俗赋而自创篇章也好,我们今天仍能观其一鳞半爪,正说明俗赋虽未曾繁荣大炽,但仍在自己的传播途径中潜流暗行,不容忽略。(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 本文的研究对象非特指“敦煌俗赋”,而是广义的“游戏文章”。现代学者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把俗文学作品分为五类,其中第五类是“游戏文章”,指出“这是‘俗文学的附庸。原来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且其性质也甚为复杂。大体是以散文写作的,但也有做‘赋体的。在民间也有相当的势力。从汉代的王褒《僮约》到缪莲仙的《文章游戏》,几乎无代无此种文章。敦煌写本《燕子赋》、《茶酒论》等是流行于唐代的。像《破棕帽歌》等,则流行于明代。他们却都是以韵文组成的。”(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3页)由此,“俗赋”始有其名,人们视其为俗文学之一类。“俗赋其体多同文赋,惟语言通俗化。始王褒《僮约》、曹植《鹞雀赋》等,唐有《燕子赋》、《晏子赋》等。”(马积高著《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页)

②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注释部分。

③ 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43页。

④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章第15页。

⑤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页。

⑥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页。

⑦ 《汉书•东方朔传》卷六十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81页。

⑧ 《汉书•东方朔传》卷六十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78页。

⑨ 《三国志•魏书》卷一,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9页。

⑩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

B11[晋]葛洪《西京杂记》卷四,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B12陈勤建著《文艺民俗学导论》,徐中玉序言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The Tunnels and Ways of the Vulgar Fu Spreading

MA Li-ya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7)

Abstract:The vulgar Fu originates in the folk, but before it is adopted as a formal writing style by the writers, it is possibly not a rigid and strict literary style. Tracing the route of the general literary arts development, we may find that this kind of vulgar Fu technique might have spread both deeply and widely in the folk, and only in this way could it draw attention of the literary figures and scholar bureaucrats, and then arouse rulers' interest which occupied the royal palace, although we still have not conclusive historical data to prove up to now. The direction of this vulgar Fu of folk spreading is to "go to the folk ", the way it circulates is mainly oral, and its audience (readers) is "those lovers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 And it is most probably likely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defenders of this folk literature were the folk tellers and the public concerned. The way the vulgar Fu by literacy figures spread is chiefly text-related, and its direction is "from the folk to the literati". In addition, after its admission into the royal circle, the vulgar Fu gets its "official tunnel" of dissemination, and in the meanwhile the rulers,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 literary community act as an influential force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Vulgar Fu; Spreading; Tunnels; W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