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

香港书展──还是无惧纷扰的一方阅读净土?

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7月22日开锣,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书展多了一个纷扰的名词“嫩模”(少女模特儿)。近日嫩模纷纷推出写真集,欲以“才女”形式“杀入”书展,举行签名会,却被讽为“卖身材”,败坏风气,招徕大批书展“粉丝”口诛笔伐,有香港专栏作家将此风气形容为“嫩模之乱”。一直以来,主办单位香港贸易发展局都希望把书展打造成香港的文化盛事,甚至是两岸三地的文化盛宴。正当大家在计划到书展买什么书,听哪场讲座时,却听到近来不停霸占报章头条的嫩模来凑热闹,引致群情汹涌。有文化观察者说,在香港,如果你有兴趣追踪一个文化事件,最终会发现,它与商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文化被商业渗透的时候,文化就只是形式,商业才是目的。

“第三极”不代表

实体书店的末日

据《深圳商报》报道:北京两家书店持续三年的价格战终于有了结果:第三极书局撤出中关村,让竞争对手中关村图书大厦暂时称雄一方。一位论者认为,这显现了读者阅读习惯由纸质向互联网转变,实体书店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时刻。第三极书局的撤离是尴尬的,但由此得出这就是“实体书店的命运”的结论,有失偏颇。实体书店真正的挑战是网络书店,读者阅读习惯由纸质向互联网转变,实体书店的市场份额必定受到挤占。实体书店的生存发展会越来越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网上书店将全面取代实体书店。有人做过测算,网络书店的图书打折,6折是底线。超过这个底线,必是亏本买卖。网络书店之所以亏损了还继续做下去,不过是着眼长远。所以,称网络动摇传统出版业的根基、电子阅读构成对纸质图书的“毁灭性的冲击”,显然言过其实。可以确信,“第三极”的尴尬,并不能代表实体书店的末日。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解释“80后”专号:没有炒作

《人民文学》即将出版的第600期推出新锐专号,收录以郭敬明为代表的一批“80后”作家的作品,引发文学圈关注和争论。近日,《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接受《新民晚报》记者采访,称此举是为了补充新鲜血液。“《人民文学》曾经和“60后”“70后”的作家共同成长,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曾写出当时年轻人的想法和观点。如今《人民文学》已经成长了60个年头,是时候补充新鲜血液了,日渐成熟的‘80后的作品是最能代表当下年轻人新看法的文字,年轻人的世界应该让年轻人自己去写。”李敬泽表示,大家没必要纠结于“80”这个数字,因为日后还会有“90后”“00后”的专号。“虽然‘80后作家的身上有不少弱点,但是我最看重的、也是他们最大的价值所在,是年轻作家对人生、世界的独到看法。”

易中天的失礼

能否带来媒体反省

近日,易中天做客北京卫视《非常网络》,面对主持人所谓的“愚蠢”提问,他不仅拒绝回答问题,而且讥讽主持人为什么就是不明白自己的意思。两位主持人几度被噎到无语,现场气氛僵到极点。《新华日报》发表张粉琴的评论说:有人说,这是因为易中天出名后,变得偏执狭隘、狂妄自大了。其实不然,当有普通公众与他交流学术问题时,他总是耐心平和地作答,并非那种目中无人之人。关键是易中天对媒体含有敌意。他面对媒体总是保持戒备和防御,似乎其中隐藏着陷阱和圈套。可以说,从普通的大学教授变身家喻户晓的学术明星,易中天的成功,媒体算得上头等功臣。易中天缘何对自己的星途“恩人”如此防范呢?一位作家说过:媒体就喜欢挑事儿。这也许是许多文化名人对记者主持人不信任的主要原因。易中天对媒体的过分防范提醒新闻界,是该反思自身的时候了。

刘谦新书遭质疑

魔术大师刘谦的新书《见证奇迹的人生》近日出版面世,却遭到了众多粉丝的质疑,称之为盗版。《扬子晚报》报道:之所以有这样的误会,是因为日前刘谦在接受采访时说了新书出版可能会延误,但随后两天新书便很快面世,导致众多粉丝的误解。出版方表示,新书延误上市是因为编辑接到书后在部分魔术环节做了简要的修改,对编辑的一些改动,刘谦并不认同,由于档期问题,修改版一再推后,影响了书的发行。于是便有网友认为,无论在时间还是进度上都不太像正版图书。事实上,出版商是因为该书的电子版本提前外泄使得图书必须紧急出版,因而出现了书里部分内容未来得及修改。不过在修订版中,编辑会与刘谦商议对部分内容进行改动,使得图书更加完美。

作为作家的赵忠祥已掉入写作的泥沼

据《中国青年报》发表韩浩月的文章说:继“岁月三部曲”之后,央视主持人赵忠祥推出了新作《湖畔絮语》。名人出书热降温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读者这么多年来也逐渐学会了分辨哪些名人的书值得一读,哪些名人的书不值一哂。如果说早期的《岁月随想》还有点文学成分在里面的话,那么到了《湖畔絮语》,作为作家的赵忠祥已经掉进了一个写作上的泥沼,语言乏味、内容干瘪、立意重复。除了“饶颖事件”,赵老师的文章大多关注的是“北京某报”对他的不公平,张××对他的“诬告”,对“卖鞋事件”的辩解……而那些“故意将《岁月情缘》错写成《风月情缘》”的媒体和发表批评文章的作者,则被赵忠祥称为“丑行的代言人”、“寡廉鲜耻”。

这样的书怎么能称得上文学作品?难道出版社要用一本用于个人宣传和包装的资料,来验证业界的一个悲观观点:现在的图书出版真的是“无书可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