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河流

苏显贵

西方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自然的道德地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的关怀。这对于确定河流伦理的哲学合法性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但是在西方，“河流伦理”多是指人们在河流从事游泳、钓鱼、划船等休闲活动中所应遵守的一些道德准则。我们现在倡导的河流伦理其涵义包含了这种河流“使用规则”，但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又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全面阐述人与河流之间生命关系的理论论述，从共性上说，可以看成是一种将生态伦理学应用于河流的“应用伦理学”，因此生态伦理学的合法性可以传递给河流伦理。

相对于生态伦理，河流伦理还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由河流生态系统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在西方历史上，生态伦理更多的是着眼于和人的文化相对的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态，如美国的荒野保护运动。但在中国的语境里，河流还负载着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人类和河流存在着漫长的共生共存的关系，围绕河流的道德主体也更复杂。所以，在生态伦理学的框架内讨论河流伦理，对于生态伦理学本身也是一种深化和发展。

一种新的思想被接受不完全是一个逻辑论证和说服的过程。即使像量子力学这样今天从科学角度看理所当然的科学理论，在最初也为很多科学家所反对，以至于普朗克说量子力学被普遍接受不是因为它让人信服，而是因为不接受者已经被时间所淘汰。因此，在认同和接受一种信念的时候，情感和体验往往起着很关键作用，这也是审美和欣赏在环境生态保护教育里占据非常重要位置的原因。

“敬畏生命”伦理的创始人史怀哲把自己这种普遍的生命意识的觉醒追溯到自己的孩提时代。史怀哲8岁时一个五旬节的星期天上午，他和同伴拿着自制的弹弓出去打鸟，正当他瞄准鸟儿的时候，教堂的钟声响了。“对我来说，它就像是来自天堂的声音。我扔下了弹弓，吓走了鸟儿，这样它们就能逃脱我同伴的弹弓了，我也逃回了家。自此之后，每当五旬节的钟声在阳光中没有树叶的树林里响起的时候，我就会心怀感激地回忆起那一刻，钟声曾在我的心中敲响了一条诫命：不得杀生。”

生态伦理学家利奥波德以提出“土地伦理”著称，但他年轻时是一位实用主义的资源保护者。他记叙了自己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有一天他和一群朋友在一个峭壁上吃饭，看见一头母狼带着六只狼崽涉水过河，他朝母狼扣动了板机，等他走近母狼时，正好看到了垂死的母狼的眼睛里正在消逝的凶性的绿光。这给利奥波德的震撼非常大，他从此认识到了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只有狼和它所生活的大山才能了解的东西。这种转变是看世界的眼光的转变，就是利奥波德所说的“像山那样思考”。

今天是一个科学的时代，但是我们的科学教育不应该消除人们对自然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而应该教育人欣赏自然的深邃和统一，培养对自然的谦卑和感恩。正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的：“每一个认真参与科学事业的人都会逐渐坚信，在宇宙的规律之中显现着一个精神——这个精神远高于人的精神，在它的面前，我们力量单薄的人类必须感到谦卑。”

或如大科普家卡尔·萨根所说：“当科学与大自然相遇时。科学总是使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的感觉。理解行为本身就是对与宇宙之辉煌的结合和融合的礼赞，哪怕这种融合在规模上是很不起眼的。”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欣赏宇宙之美，并产生敬畏感的，那么就让我们从欣赏身边养育我们的河流做起。鲁纳-利奥波德是一位著名的水文地质学家，也是一位坚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敬畏河流”的概念。

他说。人类的工程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而我们的经济视角太不敏感，以至于无法成为判断河流有机体健康的唯一标准。我们需要一种更为温柔的基础来评价我们工程的后果。这种关于我们同水文系统关系的更谦卑的观点需要对河流的敬畏。

他赞赏地理学家威廉·戴维斯把河流系统视为有自己生命的观念：河流的“青年的发源地是陡峭的、高低不平的。它冲向大海，沿途侵蚀河床和堤岸。它在中间的部分是成熟的，它沿着开阔的河谷恬静地蜿蜒前行，自我调节以适应其输水和沉积的功能。在其入海口，它进入老年阶段，它到达了一片几乎水平的平原，在那里它似乎沿着一条漫无目标的路径徜徉，流向最终的灭绝点，汇入海洋，而后者为它的一生提供持续的水源。”

利奥波德满怀激情地写到：“在自然系统中存在一种受物理学定律支配的平衡与和谐。是在40亿年的地球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维持这种平衡不仅对人类组织有好处，它也应该成为我们惊奇和欣赏的对象。保持这种和谐的欲望也必须包含进任何一种关于水管理的哲学，而我和希罗多德一样。将之称为‘敬畏河流。如果这是环境理想主义，那么就让人们叫我理想主义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