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自我批判视阈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陈新汉

摘要:马克思具有深刻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联系当代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就能理解马克思社会自我批判思想的方法论意义。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社会危机的形式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改革是“特定条件”下的社会自我批判,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辩证统一。社会自我批判集中指向“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由此引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发展中的历史定位,深刻反思资本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中的两重作用。社会关系的物化形成“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社会自我批判的目的在于限制物化关系的消极作用,以“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

关键词:社会自我批判;社会主义改革;资本;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2-0014-06

一、马克思“人体解剖”说所蕴含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

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称《导言》)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提出来的。从1843年起,马克思开始了为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的准备工作,历经13年后,于1857年正式着手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是一篇没有完成的经济学巨著“总导言”草稿。尽管《导言》是一篇草稿,然而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的凝结,因而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在阐述他的方法论思想时指出,由范畴构成的“具体的再现”体现着对“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由于积淀在范畴体系中的各种关系的范畴是与历史上各种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然而,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的,从而使“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因此理解了由范畴构成的“具体的再现”,就能理解范畴结构中“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即就“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接着,马克思写下了集中地体现其社会自我批判思想的以下二段文字: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

“所谓历史发展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间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

马克思是在《导言》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写下这二段文字的。因此,我国学者主要从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论角度来理解它们。例如,有学者强调不是“不懂得过去,就不能了解现在”,而是“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接着,作者就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有学者在引用了马克思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后就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理解先于它的一切社会生活形式的‘钥匙”,因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标志着一个制高点”。也有学者指出,“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尽管常常被引用,但并不理解马克思方法的全部含意,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逆向研究”,即作为普遍方法论的由现在来理解过去的研究路向。这样的理解当然是正确而深刻的,但仅仅是一方面的理解。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前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形式的目的,“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即“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永恒化,即由过去来说明现在。马克思强调的是,必须站在“人体解剖”的高度才能理解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历史性和短暂性,即由现在来理解过去。而由现在来理解过去的可能能否实现,则在于“人体解剖”的现实展开。这是因为“只有当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资产阶级社会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换言之,只有在自我批判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人体解剖”。才能理解前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形式,从而为“猴体解剖”提供了“钥匙”。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人体解剖”是马克思阐述的着重点。

在这里,马克思通过把“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比喻为“人体解剖”。在实际上提出了“社会自我批判”的重要思想。在社会自我批判中,社会两重化了,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总与“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因而作为自我批判主体的社会总与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批判与辩证法中的否定环节联系在一起,即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批判就是揭示其内在的否定环节,从而促进事物的发展。正是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马克思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社会自我批判就是作为主体的社会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反映作为客体的社会对于其所具有的否定意义,由此揭示其中的否定环节,以促进社会发展。

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尤其是在《资本论》及为此所准备的大量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可以说,马克思的批判正是资产阶级社会通过马克思所实现的自我批判。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中蕴含了丰富的关于社会自我批判的思想。在我国,学界几乎都从认识社会的方法论角度来理解上面所引马克思的两段话,从而使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这一重要思想长期处于遮蔽状态。

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如何理解马克思?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认为,文学作品的真正存在只在于被展现的过程(Gespieltwerden)。同理,马克思思想的真正存在也只在于被展现的过程。联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研究马克思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对社会主义改革产生的方法论启示,就能使这一思想的生命力充分地展现出来。

二、社会主义改革是“特定条件下”的社会自我批判

马克思说,社会“很少并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当一个社会处在已将自己较为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矛盾冲突

就能较为充分地展现出来,这既意味着社会自我批判的主体趋于成熟,即社会主体能进行“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从而体现出“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的品格;也意味着社会自我批判的客体趋于成熟,即社会客体的丰富规定已经呈现或正在呈现。“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社会主义改革正是在“特定条件下”所进行的社会自我批判,体现着社会的能动性。

1917年11月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成立苏维埃政权;1922年12月,成立了包括俄罗斯、外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四个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诞生。在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斯大林就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斯大林在晚年尽管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基本矛盾,但认为它“是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因而不在根本上发生作用。在郝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更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建设时代。

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并发生根本作用。但是他把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与社会成员的矛盾区分开来,认为前者不可能激化,后者却日益激化,以至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种理论上的颠倒并付诸实践,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出现的陈旧和僵化更加严重,使得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激化。

针对我国从1958年到1978年的情况,邓小平说:“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他说的“混乱状态”就是我国的政治危机;他说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就是我国的经济危机。这种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社会危机的形式深刻地体现出来。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以“文化大革命”社会危机的形式深刻地呈现出来,这就为社会自我批判提供了主客观条件。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邓小平说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与过去的民主革命一样。改革是为了解放被桎梏了的生产力,所以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由此,我们可以说,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自我批判。社会主义的社会自我批判就是反映作为客体的社会所作所为在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对于社会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否定意义,揭示社会存在中的否定环节,以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社会主义改革作为社会的自我批判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社会革命当然是一种社会自我批判。但马克思所指的社会自我批判特指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等,都是在封建社会还未崩溃条件下进行的社会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乃是世界各主要民族走出中世纪的历史必由之路”。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自我批判的二个基本特点。

其一,社会主义改革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辩证统一。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以“文化革命”社会危机的形式深刻地体现出来,而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这就使全党形成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揭示现实事物的内在否定方面,并以惊世骇俗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是社会自我批判的动力。全党的忧患意识集中地体现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讲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种忧患意识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一字不漏地把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复述了一遍,标志着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的开始。

黑格尔说:“在国家中现实地肯定自己的东西当然须用有机的方式表现出来”。由国家发动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革可以看成是社会自我批判的“有机形式”。但社会自我批判还必须体现在“无机形式”上,这就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舆论或社会思潮。黑格尔说:“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人民群体以切身利益变化的方式感受着以生产方式转型为基础的社会转型,并以社会舆论或社会思潮的方式表达出来。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必须关注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舆论或社会思潮,这不仅是因为社会舆论或社会思潮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由此使“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而且是因为社会舆论或社会思潮体现着“Vox populi,dox aei[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0年社会主义改革的经历表明,确实有过体现民意的几次重大社会思潮给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改革在内容和策略上以重大影响。

但社会舆论或社会思潮的“无机”形式往往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就需要“有机”的社会自我批判予以引导。首先是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然后是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和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之间的相互为用,这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自我批判的基本特点。

其二,社会主义改革是“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辩证统一。

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注重于通过思想解放“换思想”,而不是采取用“大换血”的方式“换班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前20年,中国曾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意味着全党经历了三次大的学习运动。在我党历史上,革命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形成理论自觉,总伴随着全党的学习运动。对于社会主义改革,邓小平说:“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并语重心长地强调指出:“善于重新学习”。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

通过学习实现解放思想,由此全党就煅铸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批判的武器”的作用就在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社会自我批判中所获得的思想武器必然要求“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由此得出“必然改造社会的结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武器的批判”。这是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即在物质层面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因此,首先是“武器的批判”,然后是“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的相互为用。这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自我批判的又一个基本特点。

社会主义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社会自我批判要继续深

入下去,就必须对30年来社会主义改革所体现的这两个基本特点予以分析,认真处理好社会自我批判中“有机”形式和“无机”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社会自我批判中“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之间的关系,使它们更好地相互促进。

三、在社会自我批判中对社会主义作“人体解剖”

马克思把社会自我批判称之为“人体解剖”。在医学上,解剖就是把通常作为“黑体”的人体或动物体剖开,以便深入地研究其组织构造。“人体解剖”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马克思运用这把辩证法的刀子,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尖锐矛盾冲突,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社会自我批判的一个伟大理论成果。

我国的社会自我批判深入地分析以“文化大革命”社会危机形式呈现出来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运用“普遍意义的反思”这把辩证法的“刀子”。解剖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兹作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曾经教条主义地理解“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里”,把公有制与国有制等同起来,并且竭力排斥其他一切非公有制形式,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我们曾经形而上学地对待“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绝缘。必须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进行深入的“解剖”,突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设想以及我国在共和国建立的二十几年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类似“两个凡是”的禁锢。

1980年,邓小平含蓄地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5年,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才能具体地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在理论上并从而在实践上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对于这两问题的探索集中地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自我批判。

如果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主要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由于“社会主义”范畴不仅与国家基本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那末“什么是社会主义”就不仅是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是属于政治领域的问题。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集中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尽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政治领域等方面的变化。但毋庸讳言,存在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不平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辩证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展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展开为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解决又依赖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解决。因此,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提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需要审慎从事”。社会自我批判就是“现代的社会政治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否则就不能从根本上体现其深刻性。

其二,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发展中的历史定位。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是直接与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发展中的历史定位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国,关于社会形态主要有“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总结性地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他并把《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重要内容,以党中央文献的形式确定下来。认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观点,就成了我国理论界通常所说的“五形态论”。

马克思在1857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则以人同社会环境的关系为中心,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所谓“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谓“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就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谓“自由个性”的社会,就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三大社会形态分别以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为基础,其依次更替的历史必然性正根植于三种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必然性之中。这就是我国理论界的“三形态说”。

1877年,马克思在《给<社会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从而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社会主义改革之前,人们用“五形态论”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总认为东方民族在革命中跨越了马克思说的“卡夫丁峡谷”,直接由封建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当代的社会自我批判中,人们用实践来检验,终于发现,以前对我国社会形态的定位是错误的。在尔后的认识中,全党逐渐统一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上。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发达的阶段”…‘㈣,就是从“不发达”到“发达”的过程。党的十五大把摆脱不发达的目标规定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个过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此引起了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我国社会正处在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之中。

在欧洲历史上,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经过19世纪法国和英国革命,使自由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占据统治地位,从而完成了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期间经历了约二百年的时间。我国经过30年社会主义改革,就有人认为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社会转型已经完成,由此中国今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后现代问题”。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对于我国社会转型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是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认识,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充分认识之。

其三,如何认识资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对于我国社会的重新定位必然涉及到如何看待市场经济问题。改革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仅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中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而且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的基本载体。因而市场经济就成为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离开了市场经济,就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市场经济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

逻辑结论就是与资本内在地联系在—起。讲到资本,人们就会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此,人们反思商品、利润、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但讳言资本。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之谜乃是资本之谜。因此,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批判必然指向资本。正是出于这种认识,1867年马克思在出版他最重要的著作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把他的著作的主标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换成“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既然中国不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必然要由自然经济社会形态转型到商品经济社会形态,那末资本对于人类的不可逾越性就转化为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不可逾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了资本,就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自我批判必须反思资本在社会转型以及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资本的本质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就是指在资本的驱使下。不断地把自然人化即构建马克思所说的“为我之物”。马克思还强调,只有资本才“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改革30年来,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与资本的这种伟大的文明作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当代世界中,资本是支配社会资源、支配现代经济社会运动、乃至构造整个社会体系的深层力量。这种深层力量在本质上就是“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Regierungsge-walt)”。“资本使剩余劳动投入到物质生产体系中,不断增殖扩张而诞生现代社会。资本扩张过程推进的生活世界货币化,是资本带给人类社会的最根本变革,其充满矛盾的过程是现代化生成过程的深层主线。”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但是必须看到资本的两重性,资本的文明作用在于克服人的自然局限性而创造现代文化,但又造成人的社会局限性,使本来是手段的东西被提升为目的,人本身被贬低为手段。这种两重性“不断地被克服,又不断地被产生出来”。承认资本、发展资本,但又要驾驭资本、限制资本。这正是社会自我批判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予以研究的重大问题。

四、在社会自我批判中“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之谜理解为资本之谜,而资本尽管总与“物”的外观相联系,如地产、商品、货币等等,但“资本显然是关系”。马克思由此进一步把具有各种“物”的外观的社会理解为人们“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社会自我批判必然要把社会关系作为反思的对象。

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划分为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并把物质的社会关系的核心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着重揭示了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中社会关系的物化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就是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社会关系的物化。这种社会关系的物化以物质的社会关系的物化为基础,同时也必然体现为思想的社会关系的物化。马克思把物化社会关系放在历史过程中来理解,肯定了它的积极意义。只有在这个阶段上,“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这就是在前面提到的资本的文明作用。

然后,马克思就更多地批判了物化社会关系的消极方面。社会关系的物化,使社会关系从内在于人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外在于人的东西。对于人们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在人面前以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体现出来的现象,马克思说:“我把这叫做拜物教”。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拜物教”的三种形式:一是“商品拜物教”。“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二是“货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拥有某种商品只意味着拥有某种使用价值,而拥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却等于潜在地拥有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人们把货币作为万能的神来崇拜。三是“资本拜物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以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异己化,造成了个人同他人的普遍异化;同时物化社会关系的统治,在个人的意识中表现为颠倒的观念的统治。上面提到的资本的两重性正是物化社会关系两重性的具体体现。

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人、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商品社会形态中社会关系物化所产生的消极后果。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都有体现。资本具有一种经济的权力,这种权力只能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然而,由于拜物教的作用,资本的权力必然会向社会生活中包括政治领域在内的其他领域渗透,于是就会产生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腐败现象。拜物观是当前存在的很多丑恶社会现象的客观基础和重要表现。

社会自我批判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避免或弱化物化社会关系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属于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因而都存在着社会关系的物化。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些人,如马克思能解开拜物教的谜;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并不能理解这个谜底,从而使商品、货币和资本成为盲目崇拜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在不少人看来,商品、货币和资本仍然很神秘,从而拜倒在它们的脚下;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有可能消除其神秘的光环。社会自我批判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这种机制。这就要说,在把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把资本与社会主义结合的过程中,不使“资本”成为“主义”,从而弱化拜物教的影响。以此来限制物化社会关系的消极作用、消除社会中对抗性因素的出现。

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这种机制的重要方面就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即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关系构建的最终目标,尽管在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消除社会关系的物化。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决定了人的塑造归根结底依赖于社会关系的构建。人总是以自由作为追求的最终目标。对于自由,马克思说:“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实行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自由离不开作为基础的体现为必然王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这两段话,实际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了社会关系的构建与人的自由的内在关系。

为要充分发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优越性,就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关系构建的最终目标。在社会关系的构建中确立了这一最终目标,就能在社会生产诸要素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消除商品和货币的神秘光环,这样就不仅为限制社会关系物化的消极作用提供了可能,也为发展社会关系物化的积极作用提供了基础,从而为最终把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还给人自己”创造条件。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作为把社会生产中诸要素结合起来的形式,对于作为内容的社会生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体现了人在历史创造中的能动性。

在社会自我批判中能否明确地确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关系构建的最终目标,对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既有令人痛心的教训,也有痛定思痛后的经验。作为社会自我批判的体现,中国共产党要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当然需要在社会自我批判中不断地具体化和深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