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平效率观变迁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2009-12-11 10:24杨小冲荀关玉
商业经济研究 2009年27期

杨小冲 荀关玉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公平效率观的演变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一是毛泽东的公平优先观到邓小平的效率优先观,二是邓小平的效率优先观到江泽民、胡锦涛的“双注重”观。

关键词:公平效率观 公平优先 效率优先 “双注重”观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时代、历史任务背景下,我国公平效率观的变迁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一次是毛泽东的公平优先观到邓小平的效率优先观的飞跃,第二次是邓小平的效率优先观到江泽民、胡锦涛的“双注重”观。

公平效率观变迁的第一次历史飞跃

(一)毛泽东的公平效率观

毛泽东的公平效率观产生于革命时代,在革命时代,公平既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更是发动人民进行革命的途径和手段。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认识到寻求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要性,在公平问题上,毛泽东既有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按劳分配的一面,又有不彻底地反对平均主义的一面,即“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主张公平优先。

在效率问题上,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力落后,与资本主义有很大差距的特点,于1958年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建设速度上提出了在十五年或更短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形成速度和数量的效率观。

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以公平促进效率,即公平优先。正如逄先知所言:“不能说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但如果把发展生产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那么,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的加在后一方面”。这里的公平就是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结果的公平和数量的公平。在由公平至效率的路径选择上,毛泽东过高地强调了生产关系的作用。他的愿望是通过改革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体现社会公平,通过公平来促进效率。

(二)邓小平的公平效率观

改革开放后,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面对经济建设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邓小平的公平观,集中体现在他对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阐述中。按劳分配意味着公平不是最终结果的公平,不是数量的均等,而是规则和标准的公平。正如他所谈到的:“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里邓小平首次强调了差别,以劳动贡献为标准的差别。同时,按劳分配还包含着“先富”的思想,“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过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邓小平在共同富裕前加上了“最终”二字,表达了其对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的效率观主要是指发展生产力。正如邓小平在1982年所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邓小平坚持效率优先,以效率促公平。首先,在途径上,就是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因此,邓小平则更强调改革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效率之所以“优先”是因为无效率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已经成为中国生存和发展最紧迫、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效率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的物质前提。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否则,公平就只能是低层次的平均主义”。其次,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要依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是最具有优越性的社会制度,二者的结合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内涵。

邓小平的“效率优先”观发展了毛泽东的“公平优先”观,实现了公平效率观变迁的第一次飞跃。

公平效率观变迁的第二次历史飞跃

江泽民、胡锦涛在继承邓小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想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必须注重公平的思想。因为邓小平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在指导我国的经济实践中重点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对公平问题只是予以适当兼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提出,不仅对于冲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强调经济及经济利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有着重要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冲破、消除平均主义式的绝对平等观,有助于在我国社会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平理念,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已经形成并在不断扩大。按照经济学的解释,只有当收入差距扩大与效率激励紧密相连,减弱了非效率激励因素的影响,同时对社会主义不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时,才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果收入差距因偏离效率激励机制而扩大,那么,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大对增长所起的作用就不是促进而是干扰。因此,不断提高社会公平程度是提高市场效率的内在要求,而且,效率对个人行为的有效激励也需要以社会公平为前提,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益的关系问题,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

江泽民曾指出:“党如何更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如何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也是一个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有效实施的重大问题”。在如何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从国情出发,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能力相适应,首先保证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二是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兼顾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三是要积极稳妥,注意新老体制的衔接和过渡,避免出现大的波动”。胡锦涛进一步提出要进一步体现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了体现公平,国家加大了扶贫力度,增加了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下岗职工实行社会失业保险金制度;加大了西部大开发力度。并要求全社会发扬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扶贫。

其次,江泽民进一步明确了如何体现公平。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高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但是,如果只是政府注重公平,公平是不可能实现的,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即“双注重”思想。并且首次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这一分配路径的提出首先实现了理论创新,真正解决了公平和效率的矛盾,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实现了我国公平与效率观变迁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分配路径的实施,使我国的收入分配既体现社会公平,又促进效率的提高;既体现经济发展的活力,又能缩小收入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次,这一分配路径的提出及其实施必然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必然把缩小贫富差距的门槛前移到初次分配阶段,实现机会的平等,从而实现低收入者更多的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合理局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5卷)[C].人民出版社,1977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人民出版社,1958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