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洋务运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意识近代化的作用

刘丁东 陈融冰

摘要：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出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主张，促进了资本主又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民主革命力量的产生和壮大，从而促进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提倡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民主思想，促进了中国社会意识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洋务运动；政治；民主化；社会意识；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4-0112-04

洋务运动是中国由闭关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阶段，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长期以来，学术界多从经济方面研究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而从政治和思想意识层面进行研究的涉及较少。本文试从上述两方面进一步探讨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洋务运动创办近代新式企业，以及参与洋务事物的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为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首先，洋务运动促进了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洋务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这一上层建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崩溃。洋务运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创办的一系列军用、民用企业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同时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自然也促使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上层建筑的解体，这对中国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洋务运动为后来的民主政治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它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设备，使中国近代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从而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等民主运动开辟了道路：洋务运动把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引进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的产业革命，而“中国产业革命后所新兴的工商业，因受帝国主义资本的刺激与扶持，需要建立新生产关系，这实亦是必然的，所以自社会经济性质发生变动以来，政治上的改革要求便继之而起”。

其次，洋务运动培育和壮大了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由专制走向民主的民主革命力量。洋务运动的兴办使一些洋务派在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实践中逐步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封建地主、官僚和商人的性质，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他们要求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仿效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从政治上维护其根本的经济利益。另外，洋务运动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培养出封建专制统治的最终掘墓人。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创办了一些船坞、船舶修造厂以及加工制造厂等，雇佣一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劳动力．于是诞生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生产并雇佣大量的劳动力，这就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成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虽然洋务运动开展的根本目的是“剿发捻”、“勤远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但其客观效果却培养和壮大了埋葬自己的新兴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再次，洋务运动后期，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一些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主张，这为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由专制走向民主在思想上起了促进作用。19世纪80年代，不当权的洋务知识分子从洋务派阵营中分化出来成为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积极介绍和提倡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认识到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优越于君主专制制度，中国贫弱的根源是没有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王韬曾经就中西贫弱和富强的原因作过分析，认为欧洲各国的土地、人口均不及中国，却能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实行君民共主制度，能做到上下一心；中国之所以“欺藐于强邻悍敌”，也是因为“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没有实行君民共主。中国“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中法战争后，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介绍几乎都集中到了议院上面，并提出了在中国设立议院的主张。郑观应指出：议院是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本，中国“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批评洋务官僚只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反对进行设议院等政治改革，是舍其本而求其末，遗其体而求其用，根本不可能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不仅要求设议院，而且还提出了设议院的具体方案。如陈虬提出的具体方案就是“就所有书院或寺观并改设，大榜其座，国家地方遇有兴革事宜，任官依事出题，限五日议缴，但陈利害，不取文理，择优议行”。虽然洋务运动，根本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但是它的兴办促使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介绍和提倡，及对本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成为后来民主政治运动的思想源泉：“就戊戌变法发生的思想条件而言，维新变法思想实源于洋务派的思想，一些论者乐于称道的所谓早期维新派，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陈炽等，实际上都是洋务派”。这些政治思想主张为中国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运动所延续、扩展和实践，对中国进一步废除专制制度，转向民主政治起了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主张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新的知识、学说、思想和价值观念，打破了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及其价值观念的束缚，在促进社会意识向多元化转变上作了初步尝试。

首先，洋务运动的兴办促进了人们改变传统的“天朝上国”、“夷夏之辨”等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封建传统的“天朝上国”、“夷夏之辨”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华夏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以华夏文化同化其它文化，而不可反其道而行之。从近代开始，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经世派就认识到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落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当时一些顽固派认为“师夷”就是“以夷变夏”，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如冯桂芬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人无弃才”、“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都“不如夷”，并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主张“制洋器”、“采西学”。洋务派对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和反思，承认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比中国先进，引进“西学”以补“中学”的不足，进一步破除了“以夏变夷”、“华尊夷卑”为核心的民族观。

其次，洋务运动的兴办促进了人们改变传统的封建主义义利观、本末观等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本末观是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洋务运动对其批判并提出了与其对立的价值观：其一，洋务运动倡

导追求个人私利，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洋务运动以“求富”为旗号发展商品经济，极力要求摈弃传统的义利观；早期维新思想家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状况中认识到私利的合理性，积极宣传崇私理论，肯定追求利益的正当性。薛福成指出，商人冒险经商是“人人欲济其私也”，“惟入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何启、胡礼垣也认为求利是人的本性，“是人之利能于己，必能利于人，不能利于己，必累于世也；通商者求之有道，将欲利己以利于人也。”追求私利是合符情理的现象，而且私利的发展终究有利于大公，这与中国传统的观念截然相反，对当时人们价值观的改变具有积极意义。其二，洋务运动倡导追求民族公利，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面对“数前年未有之强敌”，洋务派创办新式企业，讲求“兴利”、“求利”，以从洋商手中“渐将利权收回”，这就必须打破传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1)批判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就必须打破“重农抑商”观念的束缚，保护和发展工商业。郑观应批评“重农”的封建经济思想，“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古人所谓商，……非今所谓商也”，因此“居几世慨念商务，其情势有不可同日语矣”。陈炽也认为，“中国旧制，崇本抑制末，重农轻商。今日厘税两宗，数与地丁相等，京协各饷，挹注所资。假使无商何能有税?富国强兵，非商曷倚?”因此国家要大力保护和发展工商业。(2)倡导“恃商为本”思想，重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洋务派和参与洋务事务的早期维新思想家认识到只有“兴利”、“求利”，提高工商业的地位，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自强”。他们主要主张：振兴商务，以“工商立国”。郑观应认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而且认为“商”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因此，“握四民之纲者，商也。”他们把工商业看成是“立国之本”，有利于人们改变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以农立国”思想。同时，提倡“商战”，以求富国强兵。洋务运动后期，早期维新思想家深化了对外国列强侵华的认识，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危害更大，“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所以，对待列强既要进行“兵战”又要进行“商战”，而且要以“商战”为主；而进行“商战”，首先就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再次，洋务运动的兴办促进了人们改变原有的君民政治观念。传统的封建政治观是以“君权至上”、“君为臣纲”为核心的专制主义政治观。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观念通过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介绍逐渐传开而且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这些思想主要有：其一，立宪的思想。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立宪制度是西洋“立国之本”．而且提出要救国只有实行立宪。郑观应指出，“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要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议院始矣”。其二，民主自治的思想。洋务运动时期有人已经认识到西方议院制度的本质就是民主自治。钟天纬把议院、宪法、民权联系在一起，把“通民情、参民政”作为一切改革的根本原则，并据“参民政”的原则提出“赋税由民定”、“工役由民办”、“教养由民捐”、“巡逻由民派”，凡是属于“民政”的事情都由自己办理的主张。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民治思想。其三，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何启、胡礼垣认为，君主是由人民推举并保护人民性命物业的人；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君主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的责任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君主与人民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这与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已经基本相同了。这些主张有利于改变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观念，有利于近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

中国的近代化始于晚清时期，它包含诸多方面的内容，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意识多元化是其主要体现。洋务运动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转变的重要阶段，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开端；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政治由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民主制度转变的重要阶段，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开端；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中国由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向近代资本主义思想意识转变的重要阶段，是中国思想意识近代化的开端。洋务运动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由此产生和壮大了民主革命的力量，加上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介绍和提倡，这些都有利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倡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倡导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不可避免地引起与封建社会存在相联系的传统思想观念的改变，有利于人们从传统的思想意识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接受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思想以及其它新的社会意识，从而促进近代中国社会意识向开放性与多元化转变。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现在：在经济上，虽然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封建经济的残余依然存在，在有些地区和产业还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政治上，虽然早已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民主法制还不很完善，民主化程度还有待于不断提高；在社会意识上，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一时难以根除，新的先进的思想有时难以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洋务运动正式开启了中国经济近代的进程，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意识近代化也起到了开创性作用；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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