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的另一张脸

提曼·米勒　亚尼斯·费古卡斯

这周达赖喇嘛又来德国了。他似乎是全世界最和蔼的人，一个被来自不同大洲、不同文化的人们所崇敬的圣像。而这些年来，《明星》也一直在报道西藏活佛如何胸怀友善，以及他那些所稿的受压迫和为自己文化存亡而殚精竭虑的信徒们的悲惨命运。

然而，这并不能抹煞问题的存在。在我们这期杂志的主打文章《达赖喇嘛的另一张脸》里，我们将曝光一些几乎为西方人所不知的、达赖集团的阴暗面。逸赖喇嘛在流亡印度的过程中，实行的并不是民主统治。在那里，凡是有批评声的报纸都被禁止，抱有其他信仰的僧侣面临被镇压的危险。我们的两位特派记者亚尼斯·费古卡斯和提曼·米勒在达兰萨拉曾与流亡政府的成员、逃到北印度的逃亡者以及自2000年起至今的流亡者进行交谈。在述兰萨拉，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谈论活佛；在合十的双手之后，有的是他们的满腔愤懑。以下就是两位记者合写的文章。

——德国《明星》主编托马斯·奥斯特柯恩

达赖喇嘛在德国的访问一如既往地受到了热烈欢迎。在西方世界的眼中，这位来自西藏的宗教领袖俨然成了宽容的象征。可是，西方人并不知道，在东方的喜玛拉雅山上，这位所谓的圣贤却像中世纪的当权者一样统治着自己的“王国”；他们不知道，自己眼中的这个“温良的人”对异说有着惊人的不宽容，他们不知道，这个总在人前控诉中国政府镇压行径的人却对自己对不同教派人士迫害的行为只字不提。正是因为人们对他藏在光芒后的阴暗一无所知，达赖喇嘛才得以在西方的舞台上赢得盲目喝彩。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西方人对达赖如此高涨的热情?难道他就真的如此伟大，如此值得崇敬?当然不是。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基督教在时下的西方世界已经不复往日的威望，人们的宗教领域里逐渐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而达赖所代表的佛教则在这个真空地带中以一种全新的宗教形式得到了发展。在西方人眼中，达赖喇嘛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温和的不动声色的冷静在现今这个竞争残酷的社会里显得如此不同，似乎拥有能消除一切由危机所引发的恐惧的神奇力量。对政府首脑们来说，达赖喇嘛更是一个陪衬自我的理想载体。站在他的身边，小布什看起来会温和不少，萨科齐也会秀出一派温良的神情，甚至连黑森州乏味至极的州长罗兰德·科赫也会表现出一点风趣来。很显然，政治家们对这种相互利用的工具主义游戏乐此不疲，因而我们总能看到达赖喇嘛与各国政府人物一同露面的情景。而达赖喇嘛得以受到部分普通西方民众的支持，则归因于西藏情结在民间的蔓延。不少西方人对世界屋脊上那片雪域高原充满了好奇与向往，而达赖喇嘛恰恰就诞生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达赖喇嘛现在几乎已为全世界所知了。

但与西方人的态度不同的是，达赖喇嘛在很多寺院中都不受欢迎。他早期的一名忠实信徒现在就直言道：“我们这个团体早在lO年前就出现了分裂。”而那场分裂事件的根源则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集团对西藏另一名与达赖齐名的圣徒的迫害。那是不同教派间的权利之争。直到今天，这样的争斗依然在进行。在争斗过程中，达赖集团更是将阴谋、诽谤、恐吓等手段用到了极致。可达赖喇嘛那些西方世界的追随者却对此一无所知，而达赖也是绝口不提此事。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更好地维护并巩固自己的统治，让所有藏人都忠实于他。在瑞士联邦境内，现在就生活着一个完全忠实于达赖喇嘛的“瑞士藏人团体”。在这个团体中，所有年满18岁的藏人都要签署一份协议，承诺不再崇拜西藏的另一圣徒多杰雄登。在他们眼里：“毫无根据地大肆公开批判达赖喇嘛并质疑其神圣的藏人只是一小部分，他们全是中国政府派来的奸细!”这就是达赖集团所尊崇的理念——不支持我的人就是我的反对者，就是同我对立的死敌!

显然，这样的理念以及从中透露出的那样强硬的语调与达赖喇嘛在西方世界所秀出来的温和格格不入。可事实上，达赖集团一直都在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理念。1996年，达赖喇嘛突然发布一道禁令，禁止藏民崇拜自17世纪以来就一直被视为西藏守护神的圣徒多杰雄登。这一禁令的颁布使许多虔诚的信徒陷入恐慌。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禁令实在是难以让人接受，而外人更是无法理解一向自诩宽容的达赖喇嘛为何会以如此粗暴的方式对待他人的信仰。然而，达赖喇嘛在藏人世界中的崇高地位却让人不敢有任何公开反抗。在禁令颁布之前，流亡在外的13万藏人中有三分之一信奉多杰雄登，但到了今天，敢于公开承认自己信奉多杰雄登的信徒已经剧减至几千人。1998年，记者贝亚特·雷格利首次在瑞士电视台向公众展示了流亡在印度的藏人团体内部郁结已久的冲突画面。画面上，一些上了年纪的僧侣老泪纵横，喟叹自己为何不在禁令颁布前就死去。他们在回忆过往的时候痛喊着“错了，全错了”，声音尖锐而悲凉。现在，这些人对那个在西方世界总是秀出一脸温和笑意的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不再信任，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达赖集团镇压异己。在达赖喇嘛位于印度的老巢达兰萨拉，一些违抗达赖命令的僧侣抱怨自己受到了太多的歧视，连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必须面对来自达赖的信徒所施加的压力，甚至连商店也会对多杰雄登的信徒挂出“禁止入内”的标牌。此类歧视事件在达兰萨拉层出不穷，而达赖喇嘛对此所给出的解释则是：“人们对多杰雄登的崇拜给达赖喇嘛的生活和整个西藏都造成了伤害。”一些评论家分析说，达赖之所以出此言论，是因为人们也把多杰雄登看成是西藏的圣徒，这对身为西藏圣徒的达赖喇嘛构成了威胁。

必须消除一切对达赖喇嘛构成威胁的力量，这似乎已经成了达赖所谓的流亡政府的使命。这一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稳固达赖独一无二的权力统治。可达赖喇嘛却一再强调说，他在印度的流亡政府已经建立了民主体系。达赖口中的流亡政府位于印度首府新德里北部一个叫做达兰萨拉的小地方，距新德里有12小时的车程。1960年，达赖喇嘛带领其亲信及追随者逃至此地，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该流亡政府拥有自己的议会。从理论上说，议会可以不受达赖喇嘛的影响单独做出决议。可议会主席却表示，这样的情况从没有出现过。他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我们所有人都对达赖喇嘛抱以最高的信任。他懂得从多方面看待西藏的问题，他了解很多信息，他的思维非常非常富有逻辑性!”显然，议会主席非常推崇达赖喇嘛的思维逻辑性，可遗憾的是，在做所有重要的宗教或政治决定时，达赖喇嘛都亲睐于通过先知向神灵寻求建议。他对先知的预言深信不疑，并总爱在事后评价说“先知从来都没有出过错”。

达赖的流亡政府一直试图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他们总是以一副弱者的神态来博取不明真相的民众的同情。西方人民并不知道，达赖喇嘛统治下的西藏与他们想象中的相去甚远，那里从来就不是天堂。当中国军队于1950年入藏时，那里完全是一派中世纪的场景。僧侣和贵族们分享统治权力，其余的藏人几乎全是农奴身份。野蛮粗暴的宗教警察只会用警棍和鞭子维持社会秩序。很多寺院都拥有自己的监狱。即使身为达赖喇嘛的至交好友，曾经担任过希特勒党卫军二级小队长的海因里希·哈赫也对当时的情景感到震惊。“在那里，僧侣的统治是独一无二的，堪称世界上最严厉的独裁统治。他们足够聪明，知道自己的力量并非没有边界，但却会对那些f不疑他们力量的人施加惩罚。”哈赫还讲述了一个男人的悲惨故事。那个男人因为偷走了寺庙里的一盏金油灯而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惩罚。残暴的宗教警察当众砍掉了他的双手，再把他缝到一张湿漉漉的牦牛皮中。待牦牛皮干了之后，他们就把那个可怜的偷灯人丢到了深不见底的峡谷之中。这就是达赖喇嘛统治之下的历史，也是达赖喇嘛一直妄图在西藏恢复的统治秩序。遗憾的是，很多人都只看到了他在人前所展示的温和的光芒，却没看到光芒后那黑暗可怖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