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人格结构”初探
——兼论其人格结构失衡之弊害与对策

苟德培

(四川省社科院新闻所,四川成都 610071)

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人格结构”初探
——兼论其人格结构失衡之弊害与对策

苟德培

(四川省社科院新闻所,四川成都 610071)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学说中建构了“人格结构”理论。以这一理论观照当代中国新闻传媒,可以发现其有着类近“本我”的传媒经济效益、类似“自我”的传媒现实经营、类同“超我”的传媒社会效用的“三我”人格结构。从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运作实践过程来看,其因人格结构失衡而正在浮躁与妄动中饱受着世人的菲薄。在人格结构理论的视野之下,作为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道德践行主体的中国新闻传媒,当以“三我和谐”作为其运作的基本价值指向,方可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人格结构;新闻传媒;三我和谐

“人格结构”理论自弗洛伊德提出至今,虽然争议很多,但其之于个人发展、团队管理、事业运营等等之上的借鉴与使用却着实不少①如王登峰.中西方人格结构的理论和实证比较[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5);如韩福贵.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视角下的青年警官管理[J].公安研究,2009(5);如程利娜.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对管理实践的启示[J].中国市场,2009(18).等等。纵观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运作实绩与发展走向,其在人格结构理论观照之下的“三我”脉线——类近“本我”的传媒经济效益、类似“自我”的传媒现实经营、类同“超我”的传媒社会效用等亦是清晰可见。而从当下新闻传媒业界频发的“记者索贿”、“新闻造假”、而或“揪斗死虎”、“寻觅苍蝇”②刘炳路.制片人谈焦点访谈为何“只打苍蝇不打老虎”[N].新京报.2004-4-16.等诸般怪状观之,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由于“人格三我”的失谐失和,正在焦虑、浮躁与妄动中饱受着世人的菲薄。因此论者尝试着厘清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人格结构、并剖读其实践过程的失衡范例、以寻究其三我和谐的运作思路,或可成为在人格结构理论之下探索当代中国新闻传媒健康发展的可资借鉴之法。

一、理论观照：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人格结构”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学说中,曾援地形学入心理学,建构起备受争议却又常常为人提及并运用的人格结构理论：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三“我”分别代表“原始的人”,即满足基本生存的渴、饥、性之需求;“现实的人”,即调节缓冲“自我”与“超我”之关系的现实体现;“道德的人”,即基于社会规范教养的良知与理想之化身。在弗氏人格学说的表述中我们注意到,人之动行有其相应的支配原则,支配“本我”的是“唯乐原则”。就唯乐而言,弗氏举例说,“如婴儿每感饥饿时,即要求立刻为吃奶,决不考虑母亲有无困难”。而支配“超我”的是“完美原则”,即在理想与良心作用下,努力求美致善。论者窃以为,作为弗氏人格结构的善恶两端,“本我”与“超我”两者之间,有着与我们东方孟子“人性本善”和荀子“人性本恶”之间某种共通的文化元素。

而放眼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维系其正常经营的有两条必备要素：自身经济效益与社会公共效益。所谓前者,即是在维持新闻传媒基本经营之上,满足其员工生存发展与传媒长足进步的经济需求;所谓后者,即是新闻传媒矢志不移追求的,在传递时新、报道时闻的同时,宣传时范、弘扬正义的社会良知角色。此两条犹若新闻传媒之双腿,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失却任一其发展都将举步维艰。也就是这两者,恰为当代中国新闻传媒人格结构中“本我”与“超我”两格的具体展现：提供与满足新闻传媒自身生存发展的“本我”需求,塑造与弘扬高尚社会道德文化的“超我”追求。当然,“自我”则是涵盖与蕴藏“本我”及“超我”的新闻传媒现实运营状态(如图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将弗氏人格结构理论引入当代中国新闻传媒,并以之剖读其发展现状,就能发现当代中国传媒的人格结构不仅可以微观注解为单个新闻工作者的人格结构,而且可以约略放大为单位新闻传媒的人格结构,甚至可以无限延伸为整个新闻传媒系统的人格结构。换言之,我们探究的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的人格结构本身即有纵横：自我、本我、超我三格是纵,单个新闻工作者、单位新闻传媒、整个新闻传媒系统是横,这纵横交错之中有多少鲜为人知的策划在酝酿、在萌动、在苏张、在引人瞩目的关注中达成所望啊!

我们不妨将横轴上单个新闻工作者、单位新闻传媒、整个新闻传媒系统的人格三我剖开细看,厘清这渐次从属、逐个包蕴的三者在“三我”的作用下,其策划、运作、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为其人格结构失衡引发的种种不端寻究病源。先解单个新闻工作者：就单个新闻工作者言,其“本我”与“超我”显而易见——个体对自身生存发展的经济需求与对社会文化进步的道德追求。事实上,许多新闻工作者(如记者、主持人、评论员等)就是以社会正义与道德之化身自居的,当然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有某个新闻工作者的“自我”基于其个人狭隘且隐晦的“本我”经济利益或“超我”道德名声考虑,利用其“超我”高尚的道德冠冕以遮掩,在背地里干起“蝇营狗苟”的勾当如“央视女记者受贿”、“山西记者封口费”等,则为害匪浅矣。再解单位新闻传媒：其实就单位新闻传媒讲,其“本我”与“超我”一如论者前文中就当代中国新闻传媒而言——前者是满足其员工生存发展与传媒长足进步的经济需求,后者是对舆论监督、道德呵护、正义弘扬的社会良知角色的自任与追求。这里面牵涉到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关于单位新闻传媒的媒介形象、品牌价值、征订或收视份额、广告收益、以及传播策划、营销模式等等诸般,都可以见到其人格三我在不断的制约与协调中活动的痕迹,而我们所关心的媒介行为不端与人格结构失衡正是在此中滋长不已。

对于单个新闻工作者与单位新闻传媒两者的人格结构,我们将在下文的实践解读中详加剖析,此处暂不赘述,这里谈谈整个当代中国新闻传媒系统的人格结构——从其纸、网、广、视四个子系统之宏观与微观两个方向着眼观察,四个子系统的人格三我大同小异,这里仅以纸媒系统为例：有在“超我”角色上矢志不渝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各地方省市党报(日报);有在“本我”角色上五彩缤纷的各种晚报、商报、都市报等;还有在“自我”管理上纵横捭阖的各级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等——虽然这种划分略显粗糙与芜杂,但其“三我”相互依存的佐证却着实纷繁：《华西都市报》的问世本身就是“《四川日报》的副总编辑席文举奉命创办一份赚钱报纸,以改变尴尬局面(党报无以自给)”①石岩.报业30年,谁领风骚[N].南方周末.2008-12-11.的结果,由此引发的党报办都市报风潮让《人民日报》都不甘落后,也办起了“北京人的都市报”《京华时报》。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离开“本我”谈“超我”,“超我”也会疲软、也会乏力、也会主动向“本我”游移。然而,当诸多的“赚钱报纸”纷纷涌上市场、涌入社会之后,在竞争机制与名利诱惑的双重作用之下,“本我”会不会膨胀,“超我”会不会萎缩,甚或扭曲畸变,“自我”的监管协调会不会滞后?诸多轰动一时的媒介事件正表明,这些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二、实践解读：人格结构失衡状态的新闻传媒“三我”

正如弗氏在其学说中表述的那样,这种本我、自我与超我三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衡之关系的根源即在“本我”不顾现实、不依法则、不照公德,只求满足欲望,寻求快乐;于是“超我”即按照道德准则对人的欲望和行动加以约束与限制;而“自我”活动于“本我”和“超我”之间,既需利用现实条件满足“本我”的需求与欲望,又要相应服从“超我”的道德制约,不得不扮演起“媳妇”兼顾两格、平衡两我的两难角色。因此,“自我”的力量必须强大到能够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否则人格结构就处于失衡状态,导致不健全人格的形成,即弗氏所谓人格三我“如果协调平衡,则人格正常发展;如果失调乃至破坏,人格就会扭曲变异”。

在新闻传播的实践过程中,单个新闻工作者、单位新闻传媒、整个新闻系统三者人格结构失衡的典型案例时有发生,且这种失衡不仅表现为其中某一者脉络清晰的失衡,而且拓展为三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相互缠绕的失衡。这里,我们姑且先撇开“央视女记者受贿”、“山西记者封口费”等某单个新闻工作者(主要是新闻记者,暂不讨论托名假记者)金钱欲望的“本我”压制职业道德的“超我”,“自我”失控等简单案例不谈,我们来看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易中天毒舌门”事件：易中天先生做客北京卫视科教频道的《非常网络》,在面对主持人的“愚蠢”提问时,易中天不再配合,甚至拒绝回答问题,现场气氛僵到极点,两位主持人几度被噎到无语,甚至眼泛泪光①冯遐.易中天对“愚蠢”问答说不,主持人眼泛泪光几度被噎[N].北京晨报.2009-7-22.。论者完整详细地观看了该段节目视频,虽然其间确有易先生与主持人的不快,但就整档节目而言,从易先生不拘一格的狷介言谈,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气氛,再到最后应主持人之邀“慷慨题字”,应该不致招来后来这番旷日持久的论战。然而次日清晨的《北京晨报》即刊发了以《易中天对“愚蠢”问答说不,主持人眼泛泪光几度被噎》为题的“近乎一边倒”的新闻报导,并经网络迅速传播,一场挺易派与倒易派(包括当事主持人林某与活跃在其交际圈中的一干主持人参与)之间的唇舌之辩迅速席卷网络。

在此过程中,该节目当事主持人林某(单个新闻工作者)、该电视台及推波助澜的《晨报》(单位新闻传媒)都表现出人格三我的结构失衡与关系紊乱。先看隐藏较深的单位新闻传媒电视台,从其主持人姜某对易先生拒绝回答问题他们就“完不成任务”的话语中,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揣测出该电视台制作这档节目的预期：利用各种人性阴暗面的旁敲侧击,对名人行为进行“深入”发掘,并以之作为“惊人”、“炫目”、“哗众”的引子,以求提高该档节目及该家传媒的收视份额、广告来源与社会影响。换言之,该卫视该栏目的“本我”在市场体制与竞争机制的双重作用之下,凌驾于其“超我”代表的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之上(致使其“超我”萎缩),为了“本我”收视市场与经济效益的满足,制作出种种令人难堪的“问题陷阱”,让访谈对象成为被戏谑、被调侃、被娱乐的对象,其厌烦、回避甚或是激烈的回应自然在所难免。再看当事主持人林某的系列举止：先是在节目现场询问“愚蠢”问题被老练的易先生以其独有的老辣犀利一一拆解,结果自讨没趣,自陷尴尬;再是以“护花郎”身份在人民网传媒频道发文《易中天说我蠢不是没道理》向公众表示“唯一遗憾是没有保护好其搭档姜某”(此言一出即被挺易派领袖德文长批为“名为服软,实为‘哀兵欲胜’之计,特欲借网友之刀耳!”②德文长.老易发火,究竟谁该脸红?[N].中青网评论 http：// pinglun.youth.cn/wywy/wysh/200907/t20090724_964723. htm.2009-07-24);然后突然是林某熟识的主持人如赵川、胡紫薇等纷纷“主动”为之助拳,挺林倒易;真可谓风云备至。作为单个新闻工作者,林某行止恰可以见到其“本我”压制“超我”并使其萎缩,同时“自我”为“本我”所用的功利状态——众所周知,访谈类节目主持人如果在与高端、名流、达人的话语访谈中流露出犀利、直率与尖锐之气,并得到受众认同与嘉许,其声名鹊起便指日可待,因此,林某的系列活动正是其“本我”在唯乐原则的支配之下,表现出汲汲于名的人格结构失衡。其与“央视女记者受贿”、“山西记者封口费”等“本我”所不同者在于,后者求财前者图名而已。

其实,比上述“本我”膨胀更具攻击力、隐蔽性、破坏性的是“超我”扭曲状态的人格结构失衡。所谓“超我”扭曲,即是在“本我”名利需求的作用之下,畸变的“超我”用社会法则与伦理规范做道德武器,回避权力圈与资本圈中不能触碰、不便曝光、不敢批判的“活老虎”,专门“鞭挞”已经落马的“死虎”和无伤痛痒的“苍蝇”,且在此过程中故意断章取义或纯粹无中生有,激起公众对“死虎”与“苍蝇”无休止愤怒的同时,“自我”从中求名取利。以“车娅婷事件”为例,据《成都晚报》8月11日头版张姓记者报道：“昨日下午2时许,一环路西三段抚琴西路一家专卖店门前,一名年轻女子竟当街遭一名骑三轮车的青年男子追打近10分钟并当场昏迷不醒,送往医院后,经抢救被医生宣告脑死亡”③张庆台.美女大学生村官闹市被殴10分钟,可能脑死亡[N].成都晚报.2009-08-11.。先来剖析纠正这条有悖事实的新闻——首先是其中一句转述“当时电动三轮车把那个女的撞了一下,女的就回头说了一句男子,该男子可能想不过就追过来暴打”——欲体现受害人之无辜,而据警方的案情通报显示,嫌疑人仅仅只是“险些与车娅婷发生擦挂,从而双方发生口角”,故新闻报道中所谓“撞了一下”实际并未发生,而受害人确实先开口骂了嫌疑人;然后是其中一句关键“当女子横穿马路行至商店门口时,被男子追上,随即……殴打近10分钟”——欲“妖魔化”嫌疑人。而据天网监测数据和警方实际通报显示,“42分10秒,嫌疑人在一环路西三段111号外人行道追上车娅婷并进行殴打;44分10秒,嫌疑人逃至五百米开外的一环路与营门口交叉的西南路口。”即从嫌疑人追上车娅婷、殴打车娅婷、并与上前阻止的老大爷发生冲突后,再逃跑到五百米之外,总共用时约2分钟,故新闻报道中所谓殴打时间长达10分钟,纯属记者臆想;第三是其中一句叙述“在长达十分钟的时间里,诸多围观者无一上前”——欲要夸大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与麻木,而真实情况却是“在嫌疑人对受害人施暴的1分钟内,一位75岁的老大爷上前奋力劝阻,被推倒在地受伤;在场数名女士也严词指责施暴者的恶劣行径;案发后,先后有三名市民拨打110报警。”①田莉.车娅婷案凶徒施暴一分钟,凶手李斌已被刑事拘留[N].成都晚报.2009-08-15.简单一篇暴力袭击新闻,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谬误、虚构与臆断,以及未经查证的不实数据充斥其间呢?

显然,这则我们现在看来可谓显失公正的新闻报道不仅没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且还有误导公众、愚弄公众、欺骗公众之嫌,究其根源,无疑是记者扭曲的“超我”在作祟：基于其“超我”赋予的“无冕之王”的盲目崇高感,利用公众对弱势与苦难的同情、对冷漠与麻木的愤怒、对强势、强权、霸行、霸道的憎恶,不辨是非曲直,匆匆扮演起代表公平正义与社会良知的急先锋,其攻击力即是根植于社会普遍道德且在公众对某些新闻事实并不具体知悉的前提下,发起的“其义甚正,其辞甚端”的无以辩驳之言;其破坏性乃是忽视或罔顾某些事实,隐匿或回避某些细节、同时刻意放大或渲染某些情景,诱使公众朝着其预设的方向作出是非考量与价值判断;而其隐蔽性恰在于其所披的社会道德伦理的华丽外衣——把简单一个“苍蝇”事件撒成漏洞百出的惊人之谎,引来不知实情的外界舆论对成都治安、市民素质、公共道德等等诸多非议,以至于在“车娅婷案”的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市金牛公安分局张旭伟副局长还不得不专门就此予以说明澄清。可见,“超我”扭曲往往比“本我”膨胀更可怕、更具迷惑性与危害性,同时又更难防治,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网络群体事件、网络暴力事件频发,我们却又对其背后隐藏的、基于普遍道德认同形成的、不便“明召讨伐”的“道德审判”投鼠忌器的根源所在。

因此,如何捋顺、预防、抑制单个新闻工作者、单位新闻传媒、整个新闻系统三者出现“自我”膨胀、或“超我”萎缩、“超我”扭曲等现状,或将成为促使当代中国新闻传媒健康发展的必要思考。

三、理想归宿：“三我和谐”的当代新闻传媒发展构想

作为一种动态的能量系统,人格结构的“三我”动力源自“人”的本能欲望与冲动：“本我”是心理能量的储藏库,它通过反射活动和愿望满足来释放能量。在“本我”释放能量的过程中,必然遇到“自我”与“超我”的阻力——如果“本我”冲破阻力,“自我”的理性活动过程便遭受破坏;如果冲破受挫,“本我”的能量就转化为“自我”和“超我”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如果“自我”能对来自“本我”的心理能量进行充分有效的约束和控制,同时,运用“超我”的自我理想和良知富有的奖励机制,引导这种心理能量投放到对美好希望的发泄之上,那么“本我”唯乐而动的非理性将会转化成“三我和谐”的理性,健康向上趋近完善人格结构就有望形成。依此推论之,论者斗胆为当代中国新闻传媒草拟“三我和谐”之发展构想。

由于纸网广视四大媒体中代表“本我”的部分商业媒体(“三我”角色划分可参看前文理论观照之部分),其牟利活动日益表现出“游击”性、隐蔽性、甚至“打擦边球”的合法化,且有“火烧不尽,风吹又生”之势,尤以电视与网络二媒为甚：如在某些地方电视台长期存在的,被电视观众们戏称为“时间冗长讨人厌、一惊一乍遭人笑、反覆播放使人烦”的,频频亮相不绝于视听的,为促销播出的虚假广告、恶俗广告、涉黄广告等;而网络媒体由其多样的传播主体与复杂的传播目的,其违规表现与恶劣影响(此处毋庸赘述)更是不胜枚举。从新闻传媒系统具体到单位新闻传媒,要其“三我和谐”似乎是“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比之整个新闻传媒系统清晰可见的“自我”,单位新闻传媒的“自我”就晦暗隐秘得多——蕴含在传媒的现实经营之中,体现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单位新闻工作者之上,由传媒本身主要职能(在整个新闻传媒系统中是属于“超我”系的政府媒体,还是属于“自我”系的商业媒体)决定。而代表其经济利益的“本我”与代表其社会道德的“超我”之间本身又是矛盾重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本我”怎么可能会与追求社会道德的“超我”相濡以沫呢?吾师张立伟先生就曾笑谈：“在媒体做大做强的发家史里,每个毛孔也都存在着肮脏的东西。”

对于这些唯乐而动、唯利是图的单位新闻传媒的违规运作,虽然也有代表“超我”的公义媒体与社会舆论对其进行曝光批评,虽然也有代表“自我”的国家广电总局、国家互联网中心予以管制取缔,然其望风而遁消失蛰伏一段时间后,只要窥见风声过去,又会改头换面粉墨登场。

就整个新闻传媒系统的“三我和谐”设计而言,其“自我”与“超我”对“本我”不是没有作为,而是作为尚显不足,论者因此草列四点建议：技术化监测、严厉性制裁、可行性引导、持续化作用。所谓技术化监测,即是代表“自我”的国家机器如宣传部、广电局、互联网中心等通过自身掌握的社会资源研发高新科技,并以之为监测、收集、警示媒体不良行为之手段。如信息产业部针对网络媒体涉黄信息组织研发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就能直接对网络不良信息予以过滤,虽然因“强制预装”遭到成年网友的抗议而暂缓,但其效用却是不言而喻的。所谓严厉性制裁,即是“自我”在技术监测(当然也包括群众举报、网友揭发、媒体曝光等)基础之上,对播发不良信息却屡教不改的违规媒体,对其广告播放权或网站经营权坚决予以取缔,绝不姑息纵容。如宁夏电视台某频道和甘肃电视台某频道屡次出现违规播放医疗资讯服务和电视购物节目等问题,“总局和国家有关部门多次责令整改和通报,但两台违规问题仍然悬而不决”,于是广电总局专门发出《关于对宁夏电视台某频道和甘肃电视台某频道给予暂停播放广告处罚的通报》予以严惩。所谓可行性引导,即是对那些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经营目的的电视频道、商业网站等,“自我”与“超我”要鼓励其从胜出的竞争对手富有特色栏目、富有新意的策划、富有创意的探索中吸取经验、吸收营养、改进方法、改变策略从而吸引关注、吸引广告,而不是以庸俗的涉黄涉性来吸引眼球。所谓持续化作用,即是前文所述的监测、制裁、引导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而不是一会儿风急雨骤,一会儿又是蛐静风幽,到头来必定收效甚微。论者上述四点建议中,严厉性制裁即“自我”对来自“本我”的心理能量进行约束控制,而可行性引导即以“超我”富有奖励机制,将“自我”约束的心理能量投放到对美好希望的发泄之上,同时辅之以技术化监测与持续性作用,其“三我和谐”应是有望形成的。

而从属于整个新闻传媒系统与单位新闻传媒的单位新闻工作者,作为实现经济效益与践行社会道德的主体,其“三我和谐”的最大障碍即是颇具隐蔽性与伪装性的“自我”膨胀与“超我”扭曲,要抑制之实非易事。在新闻传播业内,如果是单位新闻工作者显性的、造成恶劣影响的违规操作,其直接后果就是吊销记者证与单位除名,更别说随之而来的法律责任的追究,因此,这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铤而走险并不多见。而对于隐性的追名逐利(如文章实践解读中的两例)就与之迥然不同：以法条约束之?其小算盘根本就够不着犯罪;以道德考量之?其出发点毕竟能自圆其说;以言论谴责之?谁批倒谁还是未知数……故而此类诸般常常见于视听。看来,要想单位新闻工作者“三我和谐”,除却职业道德教育、传播法条约缚、单位领导管束、社会公众监督等,自身文化修养、传播目的与新闻理想才是其关键所在。这就需要在整个新闻系统与单位新闻传媒予以“自我”鞭策与“超我”激励(如各种违规案的通报与各级新闻奖的评比)的基础之上,通过单位新闻工作者本身的“自我”对来自其“本我”的心理能量进行积极约控,同时以其“超我”富有的理想和良知,鼓舞与引导其求美致善,才最终可能达成所望。而这一步要走扎实,可能还需要经过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积累、更多的艰辛、更多的探索……

关于当代中国新闻传媒人格结构的诠释与注解,虽仅为论者假说,且其中尚有许多颇待举证详论之处,但如据此观照当代中国新闻传媒以把握其总体框架、厘清其发展脉络、寻究其弊病源头、探求其疗治办法等等,亦有独到之处。或是促成当代中国传媒健康发展的又一蹊径乎?管见略陈愿闻指教。

[1] 林之达.传播心理学新探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陈焕仁.当代媒体新闻报道[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

[3] 张立伟.传媒竞争：法则与工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 赵志立.网络传播学导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A Preliminary Study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edia Communication——Pros and Cons of Imbalance of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Countermeasures

GOU De-pei
(Institute of Media,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Chengdu 610071,China)

The great psychologist Freud founded the theory of personality-formation in his psychoanalytic theory.According to this theory,we can see the modern China news media have the features similar with the personality-formation of“trimyself”.They have the media’s economic benefits similar to the“I”,the media’s practical operation similar to“self”and the media’s social effectineness similar to“superego”.However,in fact,the modern China news media are despised due to its unbalanced personality-formation of“trimyself”.With the view of this theory,in order to develop a healthy way, the China news media,as the main part to realize economic benefit and social morality,should take the“trimyself harmony”as its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personality structure;media;trimyself harmony

G210

A

1009-105X(2010)03-0125-6

2010-06-18

苟德培(1986-),男,硕士,四川社科院新闻所实习研究员,主要研究新闻理论与媒介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