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译小说：接受美学视角的解读与启示

文月娥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林译小说：接受美学视角的解读与启示

文月娥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接受美学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译文读者接受之维。从接受美学来看,林译小说在晚清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林纾古雅的文笔、合宜的翻译选材及其中国语境化的翻译方法,这使得译文不仅迎合了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且提升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林纾翻译的成功也给当代翻译实践提供了借鉴：译者在翻译时,要站在译文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和译文的“异质性”,要根据读者期待视野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来选择翻译策略。

接受理论;林纾;林译小说;期待视野;启示

一、引言

在传统的规定性的翻译研究中,林纾的翻译是不入流的,始终与“讹”、“不忠实”联系在一起。林纾的翻译,在傅斯年的眼里,那是“最下流的”[1],在茅盾心中,那是“歪译”[2]。然而,就是这样“下流”的“歪译”却正中时代的“下怀”,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外”,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实现了其文学审美价值。传统的“忠实”、“对等”的尺子无法丈量林纾翻译影响的深度和受众的广度,因此本文将借用接受美学来探讨“林译小说”颇受欢迎的魅力所在,以期对林译小说“不忠”却又风靡一时有一个更为深入的理解。

二、理论基础：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联邦德国康坦茨大学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等学者引领的一种美学思潮,是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在接受美学中,期待视野是一个核心概念。所谓期待视野,就是指在文学阅读之先或者阅读过程中,读者过去阅读中的艺术体验、读者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审美观和道德理想等综合性心理定势,它是读者据以理解文学本文的心理图式,又可以称为阅读经验期待视野[3]181。姚斯指出“一定时期的读者和作家的阅读和写作都要受到这一时期人们所特有的看法和文学陈规的制约……每一部文学作品的读者都是在这一时期主导的‘期待视域’之下进行阅读的”[4]。当文本与读者“视野融合”时,就能被很好地接受;反之,则难。期待视野是作为一种读者的“前理解”或理解的“前结构”而存在的,是由诸多个体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形成,并非纯粹主观心理的产物[3]181因此,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研究“更多地采用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5]。接受美学突破了以往以作者和作品为中心的研究,而将读者与作品的关系研究置于首位,使得文学研究从以文本为中心转移到了以读者为中心。这也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译文读者之维。从接受美学来看,在文本的翻译及传播过程中,只有译本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吻合时,才能真正实现读者对译本的接受和理解。

三、林译小说与读者期待视野的契合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研究林译小说,首先必须界定林译小说的读者。那么林译小说的读者指的是哪些人呢?据徐念慈的调查,当时购买小说者“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6]336。因此,林纾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古文修养,具有关心国事、救亡图存的社会意识,也养成了传统的阅读与审美习惯;除此之外,其读者还包括青年学生。林纾译毕《爱国二童子传》,颇为动情地说：“畏庐林纾译是书竟,焚香于几,盥涤再拜,敬告海内：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若圣贤之青年有志学生。”并接着说,他翻译小说的目的就在于,“冀以诚告海内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若圣贤之青年学生读之,以振动爱国之志气。”[6]288-290因此,士大夫阶层和青年学生就是林译小说“暗隐的读者”。在接受美学中,“暗隐的读者”不是指具体的实际读者,而是一种“理想读者”,它在文本结构中是作为一种完全符合对阅读的期待来设想的。林纾就是在其口译者的合作下,带着自己“期待视野”和“暗隐的读者”完成了对西方文学的解读。林纾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解读了西方小说,具体而言,这种独特的方式是指古雅的文言、中国语境化的翻译方法以及适合时宜的翻译选材。正是这种独特方式的解读,使得林译小说能与读者期待视野得到融合,且在融合的同时,提升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1.古雅的文言：对读者语言审美及阅读习惯的关照

古雅的文言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利。在清末民初,尽管白话已开始推行,但在士大夫眼里,“文言”“雅”,“白话”“俗”,“雅”的文言仍然是地位和文化精英的象征;此外,中国传统文人习惯于阅读文言书籍,在他们看来,“授以纯全白话之书,转不如文话之易阅”[5]151。因此,林纾投其所好,选择了文言进行翻译,来“适应”士大夫阶层的语言审美及阅读习惯。据说,曾朴曾劝林纾用白话进行翻译,但遭林纾拒绝,林纾认为,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一哂”,认为“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凡京津之稗贩,均可为教授矣。”[7]林纾拒绝使用白话,一是因为他自己是古文大家,推崇古文;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所针对的读者——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倾向文言,轻视白话,而且当时文言小说比白话小说更易读、更畅销。这也能在史料中找到佐证,如“就今日实际上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6]335。胡适曾说：“严复用古文译书,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红顶子演说,很能抬高译书的身价。”“若用白话,便没有人读了。”[7]这样的立论,对严复如此,对林纾的翻译同样适用。林纾“以古文名家而倾动公卿的资格,运用他的史汉妙笔来做翻译文章,所以才大受欢迎,所以才引起上中级社会读外洋小说的兴趣。”[8]为了照顾到译文读者的语言审美取向和阅读习惯,使译作能被读者接受,从而达到警世的目的,在翻译时,林纾以地道的古汉语之“文”载西方之“道”。

2.翻译选材：对读者在中国情结上的关照

众所周知,林纾与其口译者合译了180余部小说,小说翻译选材甚广,据郭延礼的研究,翻译主题涉及爱情、家庭、伦理、军事、政治、侦探、神怪、冒险等12个门类[9]284-285。林译小说主题多样,但大多都迎合晚清读者的阅读兴趣,关照了读者的中国情结,它们或切合中国的传统道德,或切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或比附于中国传统小说。

首先,林译小说中有很多切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仁爱孝悌”是最基本的范畴,“百善孝为先”。传统中国标榜以“忠”“孝”治天下,清朝更是提倡孝治。林纾作为传统文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是“孝”、“礼”伦理道德的捍卫者。这也成为他选择译本,以及对译本价值进行评价的标准。林译中就有许多以“孝”命名的作品,如《孝女耐儿传》(The Old Curiosity Shop)、《双孝子喋血酬恩记》(The Martyred Fool)、《英孝子火山报仇录》(Montezuma’s Daughter)、《孝子悔过》(Dr.Johnson and His Father)等。尽管这些英文书名跟“孝”都没有紧密联系,但林纾用中国传统道德术语来译西方作品,确能拉近译本与读者的距离。因为“孝”是儒家道德的核心概念,这样的字眼能让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不仅如此,林纾在译介时,喜欢在序、跋中加入自己的见解,以此引导读者与译本达到视野融合。如1918年,他翻译《孝友镜》时,提出该书所描绘的“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9]298,而且提到翻译该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读者了解域外也有如此孝悌的楷模,“亦以醒吾中国人”,学西方也不忘学它的孝悌。林纾通过书名及序、跋等把中国传统道德融入西方小说中,促进读者与译本达成视野融合。

其次,林译小说中有很多切合晚清社会语境之作,在爱国情怀上与读者达成视野融合。林纾翻译小说的时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甲午之战失利,帝国主义列强争相瓜分中国,中国正处于“国将不国”之时。因此,林译小说中有很多切合中国当时政治局势的小说,如《黑奴吁天录》、《布匿第二次战纪》和《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即使不是政治小说,林纾也会通过序、跋或直接在翻译中加入一些保国保种爱国热情的话语,符合读者“救亡图存”的心理。在翻译《黑奴吁天录》时,他就明确表示书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于是以小说来“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6]44。译《伊索寓言》时,他表示：“纾已年老,报国无日,故曰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10]201,“以震动爱国之志气”[10]245。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亡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这些言论及译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契合士大夫及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在爱国情怀上与读者达成视域融合。如林纾和魏易翻译的《黑奴吁天录》,感动了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读者,鲁迅感叹道：“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11]

再次,林译小说中有很多与中国传统小说主题相类似的作品。梁启超曾总结过中国小说,说：“人类于重英雄,爱男女之外,尚有一附属性焉,曰畏鬼神。以此三者,可以赅尽中国之小说矣。”[6]84林译小说中也有很多以爱情、冒险及神怪为主题的。爱情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因为它表达了人们对真挚爱情的向往。林纾认识到：“小说一道,不述男女之情,人亦弃之不观”[12]。林译小说中的爱情小说如《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洪罕女郎传》等在晚清都得到了极大的反响,尤其是《巴黎茶花女遗事》,被誉为“外国的《红楼梦》”,严复也由衷赞叹,“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13]。由此可见读者对言情小说的喜爱。此外,冒险小说如《鲁宾逊漂流记》,神怪小说如《三千年艳尸记》及《蛮荒志异》都会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古典小说。书名《蛮荒志异》与《聊斋志异》仅两字之差,更是明证。“以史传和《红楼梦》等中国叙事文学的上乘杰作与西方小说做类比性体验”[14]92也是林纾翻译的方法之一,目的是激起读者以往的审美经验,使之与译文视野融合。

3.语境化的翻译策略：促进译文与读者视野融合

林译小说中充满了漏译、删节和改写,正如钱钟书所言,“漏译误译触处皆是”[15]23-24。然而,林纾这种中国语境化的改写,也是出于对读者的考虑,在翻译时进行的一次文化过滤,以期与读者达成视野融合。林纾语境化的翻译主要包括如下三种。一、移花接木,对原文进行大胆的改写。如前文提到的,林纾大胆更改书名,因为“恶其名不典”,把“The old Curiosity Shop”译成了《孝女耐儿传》,把“Uncle Tom’s Cabin”直接译成了《黑奴吁天录》等等。此外,他对西方文化意象也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如在《黑奴吁天录》中,把“Evil rolls off Eva’s mind like dew off a cabbage-leaf”[16]247译为“如吾夜娃尘污何得遽侵。此女盖出水新荷耳。骤雨密点,不能有一星之驻”[17]117。“白菜叶”(cabbage-leaf)译为了“新荷”,因为荷花在中国文化中有“出污泥而不染”的文化意义,而“白菜”无法让人联想到美好品质。二、采用删减法,删掉那些读者根本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内容。如中国小说重故事性、轻心理和场面描写,这就使林译小说大多重“故事”,以曲折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而其他内容或压缩或删除,如《黑奴吁天录》原文中许多的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及有关宗教的内容就在不影响情节的叙述时被去掉。再如林纾在翻译《块肉余生述》时,把第一章介绍接生医生温和性格的127字节译为两句：“医生平婉不忤人,亦不叱狗。”[18]三、采用增添法,增加一些中国传统小说所具有的叙事话语及自己对于时势的看法。如在《黑奴吁天录》十三章开头,林纾加了一句,“著书者曰：吾于以上十二章,均叙悲惨断肠之事,令人寡欢。今吾须少易壁垒,令观者一新其耳目乎。”[17]62这样的叙事方式就拉近了西洋小说与中国读者的距离。再如,林纾把自己融入作品,发表自己的见解。在《黑奴吁天录》第43章,林纾借哲而治之口,说出“唯公理公法,有国者方有其权,无国之民,匪特理法都无,纵复哀之弥肆其毒。……盖欲振刷国民之气,悉力保种,以祛外侮。吾志至死不懈矣!”这样的话语切合当时读者对祖国深陷“内忧外患”时局的担忧之情。此外,林纾对于一些中国读者难以理解的概念采取了“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如在原文第15章,圣格来与玛丽结婚,“the married couple were enjoying their honey moon”[16]151译为“彼夫妇在蜜月期内,两情忻合无间(蜜月者,西人娶妇时,即挟其妇游历,经月而归)”[17]71。这样的注释,有利于读者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这种语境化的翻译,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读者的“期待受挫”,也是林译小说受晚清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四、林译小说的文本召唤性：提升读者的期待视野

在接受美学理论中,文本的吸引力称作召唤性。大凡优秀的文学文本都具有一种召唤性。这种召唤性存在于文本的各个层面,比如语言层面的音节和句法结构、语义层面的意义暗示、情节设计的曲折多变、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语义单位之间的断裂等,都足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与想象力。“林译小说”之所以能被读者接纳,是因为它一方面迎合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另一方面,因其文本的召唤性,提升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启迪了读者,创造了读者。接受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具体的阅读中,读者的期待视野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对那些自己期待视野之内的作品感到“似曾相识”,对超出自己期待视野的作品则更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超出自己期待视野的作品能够给人以审美的新鲜感,让读者“有所得”。在晚清,人们除了知道国外有枪支弹药外,几乎对国外没有任何了解。他们认为外国人没有像他们那样能引以自豪的灿烂文化和文学作品。但是,林译小说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提升了他们的视野。“林译小说”使国人知道国外也有动人的爱情故事,也有受压迫的人民,而且国外还有他们从未读过的冒险小说和侦探小说。周作人就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14]110。钱钟书说,林译小说是他的一个“大发现”,带领他“走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15]22,至今“还没有丧失吸引力”。这都是林译小说影响的明证。

五、给当代翻译实践的启示

从接受美学视角重新审视林纾的翻译,我们不难发现其成功的奥秘所在,那就是：他“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译外洋小说”,用其独特的方式,如古雅的文言、合宜的选材及语境化的翻译使得译文迎合了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另一方面,因所译的西方小说蕴含了诸多不同于中国文化的因子,超越了晚清一般文人读者的阅读期待,对读者具有召唤性,

启迪了读者,提升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林纾翻译的成功,给当代翻译实践也提供了借鉴。当代译者在发挥其主体性,追求“期待视野”与文本融合的同时,还必须考虑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系,要充分考虑译文读者与译文的“视野融合”问题,不可一味迁就读者而将翻译“归化”到底,也不可无视读者“期待视野”的存在而“异化”到底。译作除了要适应读者的期待视野,“至少要看得懂”之外,同时还应注意审美距离,“要读了有所得”。因此,译者要站在译文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和译文的“异质性”,根据读者期待视野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审美距离来决定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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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Shu’s Translation of Novels:a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WEN Yue-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Reception aesthetics brings a new perspective to translation study——the perspective of readers.Viewed from this angle,the popularity of Lin Shu’s translation of novels is mainly due to his using ancient Chinese,his suitable choice of source texts and his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strategy, which brings the translation and readers into horizontal fusion and enhances the readers’horizon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sheds some lights on today’s translation：in the course of translation,the translator should take the target readers’prespective,comprehensibility and foreignness of translated text into consideration and choose the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ception aesthetics;Lin Shu;Lin Shu’s translation of novels;horizon of expectations;enlightenment

I046

A

1009-105X(2010)03-0136-4

2010-06-13

湖南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08C315)

文月娥(1978-),女,硕士,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