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快绿色经济发展

徐志彪

（广州市人民政府，广东 广州510040）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快绿色经济发展

徐志彪

（广州市人民政府，广东 广州510040）

绿色经济现在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都没有赶上，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尽管赶上了，但目前仍处于追赶状态。而绿色工业革命则是中国第一次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有专家称绿色经济有可能是决定中国未来国运的一次全球经济竞争。面对这一浪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有体制优势？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主导作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快绿色经济的发展？本文力图从一些小的事件入手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发展绿色经济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发展绿色经济既是我们应对国外绿色壁垒，也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金融危机的风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在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倡导下，绿色经济似乎已成为全球共识。本来在金融危机中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中国经济转眼间似乎变得落后了。有专家分析，倡导绿色经济，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瞄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经济引擎，一方面也是围堵中国经济，遏制中国发展的绿色壁垒。

的确，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比重仍在持续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断提高，能源消费呈现迅速增长态势。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早已从工业化社会转型为信息和服务型社会，大批传统工业已经或正在加速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处于下降通道，而中国处于无可避免的“碳排放上升通道”。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彻底消除贫困人口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入绿色经济，支付绿色成本。中国为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发达国家消费了“中国制造”，却把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留给了中国。按照碳排放进行重新计算，大量“中国制造”将不再有竞争优势，即使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进入欧美日被加上碳关税，不但财富落入发达国家国库，中国还要背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的恶名。

尽管如此，发展绿色经济，推进节能减排仍然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经济30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大国，一些地区由于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过大，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在人口、环境容量、资源能源等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只有发展绿色经济，才能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同时，发展绿色经济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化增长，从投资拉动向创新驱动，资源消耗向科技支撑，加工制造向自主品牌转变的重大机遇。

发展绿色经济可以说是我们面对外部竞争压力和内在发展需求的一个必然选择，没有退路。

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优势引领绿色经济

10年前，我作为首批广东高层次管理人才出国研修班的学员赴美国加州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学习。当时比较惊讶地发现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已在推广电动汽车，市内一些加油站以及停车场都设置了免费的充电装置，电动汽车的性能也都不错。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产业，但是问了许多美国人，他们却说电动汽车推广不起来，因为离开萨克拉门托到了其他地方就没有充电装置了，而汽车不可能只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使用。10年之后，当一批美国朋友来访时，我再次问起电动汽车的使用情况，他们说还是老样子，推广不开，并且感叹，电动汽车的真正大规模应用可能只有中国能做到。

从这个很小的例子折射出，在面对绿色经济的浪潮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优势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也许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绿色经济更多的强调环保的重要，这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性”问题，而“外部性”通常是市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的领域，它将使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时产生失灵，很难达到最佳的效率。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强有力干预。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在推进重大战略和重大项目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迅速，意志统一，执行有力。这一优势从我们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可以反映出来，从这次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率先走出低谷，成为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可以更深刻地反映出来。

面对绿色经济的浪潮，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发展机遇，发挥好我们的体制优势，制定好符合国情的、长远的、操作性强的“绿色发展规划”，以正确的决策，配合有力的措施，我们有可能成为绿色经济的领导者、创新者。

面对绿色经济，也是我们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道坎，跨过这道坎，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也许我们就能从大国走向强国，能够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政府主导，加快绿色经济的发展

绿色经济的核心实际上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创新驱动、节能减排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我认为政府主要应该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形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策机制，尽快建立起绿色经济的统计、跟踪、评价机制，形成绿色GDP政绩考核体系。同时制定符合实际、操作性强的绿色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二是实施绿色经济领域重大专项，集中力量，加大投入，重点突破，加强自主创新，培育新兴绿色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壮大，抢占未来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三是建立有约束力的政策规范体系，加强制度设计，对政府、企业、公众的生产、生活、消费形成符合绿色经济要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前两个方面我们已经开始实施，我国已郑重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就拿广州来说，按照省委省政府对广州提出的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和宜居城市的首善之区的要求，我们近几年着力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互动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了切实推进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实施了“退二进三”、“双转移”和“腾笼换鸟”，尤其是将两个千万吨级的石化和钢铁项目调整出了珠江三角洲。留出空间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着力推动新型平板显示、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生物产业等的发展。成效正在逐步显现。

但是，关于加强制度设计，形成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我们或多或少重视不够，或者说措施不足。因为实施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需要为环境清洁支付较高的价格，仅仅依靠宣传，依靠公众和企业的自觉是不够的，它需要一些巧妙的制度设计和有约束力的激励机制。

去年我去德国访问，发现德国人喝过的矿泉水瓶都不会随手丢掉，他们会送到超市或加油站回收。每一个瓶子都有一个特殊的标记，在A地买的矿泉水喝完了，开车到了B地，随便找一个加油站或者超市都可以凭标记兑换一定的现金。这笔资金是由政府补贴的，每一个士多店、超市、加油站都会收集这些瓶子，到一定数量后一并送交有关企业回收处理，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就非常有效地促进了矿泉水瓶的循环再利用，减少了垃圾的处理量。我们从汉诺威到柏林，一路上当地的地陪都将我们喝过的矿泉水瓶在路过的加油站小超市等兑换了。

另外，我们在强制性地推进可降解饭盒和超市限用塑料袋方面也有成功的实践，有效地减少了白色污染。

这些都是很小的例子，但是从中可以看到有效的制度设计对于绿色生产、消费的重要作用。要真正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形成全社会绿色生产、消费的氛围，必须从小处着手，加强有关政策和制度的制定。比如，绿色税收政策，对从事低碳技术开发的企业可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吸引企业积极进行低碳技术的研发和购置环保设备,支持低碳企业发展,加大对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支持,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推动其节能减排，提高生产效率。加强政府对环保产品的采购，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采购对环保产品的支持,给予环保产品适当的价格补偿等等。

发展绿色经济，是我们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机遇，也是重大挑战，相信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迅速、执行有力的体制优势，做好科学谋划和制度设计，我们有可能成为绿色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和创新者。

（作者系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