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论《文选》赋设目与编次
——兼谈萧统的赋学观

冯 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我国现存第一部以“文体编次”的诗文总集。就赋体而言,萧统将其按照题材厘分为十五类目,依次为: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这一固定的编排次序是萧统有意而为。关于《文选》赋的分类设目和编次问题,前贤今哲虽多有探讨,但尚未对其进行系统性的通论。本文拟对《文选》赋十五类目的设立和编次作一整合性的概括论述,并在此基础上透视萧统的赋学观。

一

萧统将“京都”一目列位于首,并选录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南都赋》和左思《三都赋》,以六卷之多占全书六十卷本的十分之一强,萧统对京都赋如此重视不无原因。林聪明先生认为《文选》以“京都”居首,开卷又以班固《两都赋》为第一篇,“盖取班氏言赋者‘雅颂之亚’,故以《两都》、《二京》为冠冕也”[1]。钱穆先生的见解与之相同,认为“京都”居首,与班固所说赋为雅颂之亚有关[2]。班固《两都赋序》有云:“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3]班固认为赋体作品与《诗经》的雅、颂相通,《诗经》的雅、颂有“通讽谕”、“宣上德”的功用,汉赋的作用也是如此[4],所以他将汉赋视为古诗之流、雅颂之亚,从而提高了赋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受之影响,萧统在《文选序》中对此有进一步阐发:“《诗序》云:‘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3]1萧统对班固这一赋论的继承发展,仅可说明其为何将赋置于全部文体之首,倘若将之视为列“京都”为赋首的依据,略显不足。诚然,《文选》赋以“京都”为首,又以班固《两都》开篇,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受班固赋论观念之影响,然而更重要的还是京都赋自身在赋坛中的独特意义和历史地位所致。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西汉的整个社会文学思潮处于宗经崇圣风气的笼罩之中,汉赋的创作也无不受其影响,思想上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时值东汉初,经学和儒术的统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赋坛上遂涌现出大量描写京都题材的作品。京都作为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具有首等重要的地位,而京都赋在东汉初期一经出现,便与政治现实密切相关,班固《两都》、张衡《二京》之作,内容上不仅描写了帝王宫殿、苑囿、畋猎等方面,而且还包罗国家的法典、礼俗和文教等,展示出一国的典章制度,历史文化意蕴更为丰富,可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具有雍容揄扬、润色鸿业的政治功能,成为京都赋的典型代表。至西晋左思的《三都赋》,将京都赋体制内容和艺术成就推向最高峰,为此,时人竞相传抄,洛阳为此纸贵。正是基于京都赋所具有的独特政治内蕴,《两都》、《二京》和《三都》诸赋,备受世人所重。如葛洪《抱朴子·钧世》云:“《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5]这是对京都赋艺术价值的肯定。而孙绰更是将《二京》《三都》比拟五经。据《晋书·孙绰传》记载孙绰“绝重张衡、左思之赋,每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也’”[6]。《世说新语·文学》第 81条记载略同,刘孝标注云:“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7]诸如此类的推崇,反映出汉魏六朝文士对京都大赋的重视已成为一种文学传统。另外,从《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情况来看,在集部赋总集之后,列于首位的正是张衡与左思的“《五都赋》六卷”,这同样印证了京都赋重要的历史地位。

总的来说,萧统以“京都”为十五类目之首,不仅仅是受班固赋学观念的影响,更重要也是更直接的因素无疑是京都赋所具有的政治功用和历史地位。萧统将之列于首位,既反映了其作为一代储君的正统思想,同时亦体现出他对京都赋辉煌成就的认同和重视。

“郊祀”赋次于“京都”,位居第二。在古代,祭祀是一种重大的典礼仪式,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帝王文化系统中占据核心地位。《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康公云:“国家大事,在祀与戎。”[8]《礼记·祭统》亦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9]而在所有的祭祀中,“郊祀”作为祭祀天地之礼,属于最重大的“大祀”,乃“祭天而以祖配者”[10],是天子众多典礼中最重要、最庄严的一种。因此,《文选》于十五类赋中将“郊祀”列位第二,仅次于“京都”,并高于其他诸类,这与此类赋的礼制功能密不可分。“耕藉”和“畋猎”亦是天子的典礼活动,前者意为天子躬耕藉田,率天下先,旨在祈福宗庙、勉励务农,这在古代以农为本的体制中显得尤为重要,具有重要的政治引导作用;后者指的是天子参加的一种大规模狩猎行为,旨在检阅军队、彰显武功,正如刘向《说苑·修文篇》所云:“故苗、蒐、狩之礼,简其戎事也。”[11]大概由于“畋猎”赋中多有供帝王娱乐的成分,整体上庄重程度不及“耕藉”,故位列其后。

以上四类都与政治典礼有关,按照主旨大致可归并为政治讽谕类,所选赋作以恢宏的体制和磅礴的气势,展现了帝国的强盛国力和文明礼制,表达了对君主的功业德泽的颂扬,其创作主旨上无疑是委婉劝谏帝王修明法度、去奢从俭、归田养民、励精图治,风格典丽润泽,温柔敦厚,堪称雅颂之遗。以“京都”为代表的此类政治讽谕赋,不仅为统治者所赏识喜爱,而且亦为一些文人所推崇尊奉,所以萧统将之列为众赋之首是势在必然,同时亦可体现出萧统的儒家正统思想。

二

“纪行”至“鸟兽”六类,编排顺序完全依照萧统《文选序》的总括之言,即“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3]3。其中“纪行”、“游览”属于“纪一事”,“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属于“咏一物”,萧统特别提及“风云草木”、“鱼虫禽兽”之流,客观上揭示出“物色”和“鸟兽”两类题材创作之盛况。统观这六类赋作,其描写对象多在帝都宫廷之外,从而表现出与政治讽谕类作品完全不同的风格面貌。赋家从个人的切身感受出发,或记叙观览见闻,抒发幽古之思,或咏叹自然事物,寄托人生理想。也就是说,赋家叙述观览和咏叹事物目的不是娱目消遣,而是以描写风光景物、草木鸟兽为契机,借此抒发个人的情志和怀抱,其抒情写怀哀婉悠长,指摘时弊心热辞切,艺术表现手法更是丰富多变,堪称《国风》、《小雅》之亚,故可将之统归为观览咏物类。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游览”与“纪行”,这两类赋在题材内容上较为类似,它们都有对所到之处的描绘,并兼有咏史抒怀或写景抒情的表现方式。但二者又有明显不同:纪行赋以长征远行为线索,突出行程的长度,其活动空间较大,所以描绘的内容更加丰富,且典型的纪行赋历叙所经之地的历史掌故,侧重咏史抒怀;游览赋以“登”或“游”为线索,突出单个地方,其活动空间较为固定,所以描绘的内容较为集中,一事一咏,主题鲜明,游览赋篇幅简短,不似纪行赋多长篇巨制,且典型的游览赋以描写所见景致为主,侧重写景抒情。如果说纪行赋描写的是一条线,相对应的,游览赋描写的则是线上的一个点。由此可见,游览赋是在纪行赋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化和分流,是故萧统将“游览”一目置于“纪行”之后。

值得注意的是“宫殿”一目,所选赋作为《鲁灵光殿赋》、《景福殿赋》,其中鲁灵光殿为鲁恭王所建,景福殿为魏明帝建。有学者认为二赋都是对帝王将相宫室殿宇的描写,理应将“宫殿”一目置于“京都”目之后,然不知何故位列“游览”目之后,实属突兀之举[12]。实际上,“宫殿”一目的编次萧统是有明确用意的,而非任意为之。就创作主旨而言,宫殿赋与京都赋明显不同,虽然京都赋、畋猎赋中均有对宫殿的铺陈描写,但最终目的是为了反对宫殿之靡丽,劝谏君主去侈从俭,修明法度,具有鲜明的政治讽谕功能。而专门的宫殿赋创作,极力描绘了宫殿的宏大雄壮和富丽堂皇,直言不讳地赞叹了宫殿建筑的艺术美,并且肯定了宫殿作为礼制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积极功用,这种创作意旨与京都类以反对宫殿靡丽来寓政教迥然有别,实际是对宫殿建筑巨丽之美的描写和咏叹,属于《文选序》云“若其纪一事,咏一物”[3]3之咏物赋一种。所以,萧统未将之置于“京都”之后是不言自明的,这体现出他对宫殿赋创作主旨的正确体认。然而宫殿赋毕竟是对帝室的咏叹,具有尊崇地位,鉴于此,萧统将“宫殿”位列其他咏物类(江海、物色、鸟兽)之首,反映出他在皇权思想驱使下的良苦用心。

三

《文选》赋的最后五个类目分别是“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其中“志”、“哀伤”和“情”三种隶属人类情感。“志”主要指人生之志趣,所收作品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与《归田赋》、潘岳《闲居赋》,或作通达之幽思,或探玄远之哲理,或抒归隐之乐趣,表达了赋家对人生哲理的思索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体现出哲学思辨色彩和超脱尘世的逸趣。“哀伤”指人类的悲伤之情,萧统将之立目,表明其对以悲为美的这一艺术情感价值的充分肯定。“情”在这里并不具有广泛含义,即“喜、怒、哀、乐、爱、恶、欲”七种情感,而是专指男女之间的爱恋之情,所以,三种类目虽统属于人类情感,但却各有侧重,互不相类。对于这一分类,清人孙德谦在《六朝丽指》中稍有指责,云:“昭明《文选》,其例诚善。……但每类之中,所用子目如赋之曰志,曰情,不免为细已甚。”[13]孙氏在肯定《文选》文体分类的价值意义的同时,批评“志”、“情”的划分过于细碎,然而这一细致分类恰恰体现出萧统明晰的辨体意识,并且成为后世赋体分类所沿袭的传统。“论文”是以赋论文,“音乐”则是以赋谈艺,两类都属于文艺修养方面的内容,对人类情感起到熏陶作用,故萧统将其列于“哀伤”之后。就“论文”一目而言,所收赋作为陆机《文赋》,《文赋》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提出的许多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一直为后人所重视,对推动后世文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从赋体发展角度来看,《文赋》以赋论文,是第一篇以赋体形式表现文学理论内容的作品,不仅丰富了汉魏六朝赋的文化内涵,而且也体现出作者对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精神,萧统专为《文赋》立目,虽招致后人批评,如清人俞樾讥之:“题前立题,犹屋上架屋矣。”[14]然而这一设目却未尝不是萧统自身赋学观念的体现,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对《文赋》的价值相当重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对赋体分类力求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努力尝试,从而推动了赋体分类的发展。“论文”一目的设立,不仅使得以赋论文这一题材在赋体分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推动了赋体分类的发展,而且萧统将之位列“音乐”之前,亦体现出他在文艺赋范畴中对文赋一类的偏重。

相比前面政治讽谕类、观览咏物类,上述“志”、“哀伤”、“论文”、“音乐”、“情”五种可统归于情志艺文类。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是“情”目的编次,依照萧统先情感后文艺的排列顺序,“情”理应位于“论文”之前,然萧统却将之与“志”、“哀伤”分离开来,单独列于最末,究竟是何原因?兹有必要作一深入探讨。据李善注“情”类云:“《易》曰,利贞者,性情也,性者本质也,情者外染也。于是最末,故居于癸也。”[3]264李善认为性属于人的本质,相比较而言,情则是一种非本质的外在的东西,以其不足为重故将之列于最末。李善的这一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切合萧统的用意。萧统服膺儒术,具有儒家“雅正”文学思想。据《梁书》本传载萧统“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15],其“宽绰居心,温恭成性”[15]169,事亲至孝,“仁德素著”[15]171,可见萧统对儒家思想的崇尚并亲历而为。不仅如此,他亦追求一种高雅有致的生活品味。《梁书》本传载他“性爱山水”,不喜女乐。曾引左思《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以表达自己对山水自然风景的情有独钟,却“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15]168。受上述儒家正统思想以及高雅生活情趣的双重浸染,萧统的文学观念亦表现出一种雅正的审美倾向,其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16]所以,萧统未给予“情”类足够的重视,而将之置于最末,正是其“文质彬彬”儒家雅正文学观念的体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纵使萧统对“情”这一类目的位次安排受到自身雅正思想的影响,但是他却并未就此做出删消“情”类目的举动,这种对言情题材的包容态度,当是受时代风气影响所致。

汉代以来,儒术独尊,统治者非常注重诗教传统,是故“情”一直未被认可。如《白虎通·情性》篇说:“情性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17]荀悦《申鉴·杂言下》云:“人之于利,见而好之,能以仁义为节者,是性割其情也。”[18]《说文解字》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阴气,有欲者。”[19]由此可见,在汉代性和情分别被视为善和恶两个极端。魏晋时期,伴随着儒教的渐趋衰落和玄学思潮影响的不断扩大,“情”逐渐挣脱羁绊,并获得了当时文人对它的肯定。陆机《文赋》首次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口号,肯定了情对于诗歌而言的重要意义。时至南朝,文人更是提倡情性之说,如萧纲主张“吟咏情性”,即“情无所治,志无所求,不怀伤而忽恨,无惊猜而自愁”[20]。萧绎也相应提出“情灵摇荡”[21],萧子显更是以抒情写志为标的来批评谢灵运的作品“典正可采,酷不入情”[22]。这种以抒写情性作为诗歌创作本质的文学风气,带给萧统的影响正是“情”一类目的确立。萧统既然设立“情”目,但却将之置于所有类目之末,这一做法当是其对待文学的包容态度与其正统思想相互调和的表现。纵观“情”类所选作品即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曹植《洛神赋》,内容上虽然都写男女之情,但均“发乎情,止乎礼义”,且多有讽谏之旨,如《高唐赋》之“讽谏媱惑”[3]264、《神女赋》之“神女亦有教也 ”[3]268、《登徒子好色赋 》“讽于淫”[3]268。由此可见,萧统一方面尊重客观现实,本着包容的态度给予描写男女恋情的赋作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将所选作品局限于恪守礼法之作,其正统赋学观念的主导作用可谓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萧统将《文选》赋按照题材设立的 15类目及编次,后人或有指摘,然而在汉魏以后赋体创作日渐转繁的情形下,萧统明确按赋的题材进行分类并使之更趋清楚细致,这一点功不可没,何况萧统对这十五类赋固定编次的特意安排,亦集中体现了他所持有的正统赋学观念。后人指责其分类编次有失妥当,盖是未能深切体察萧统的良苦用意所致。《文选》赋的分类传统为后世一些大型文学选集所继承,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历代赋汇》等,在《文选》赋的分类基础上,分别将类目增至 43类、18类和 38类,其中为《文选》首创的“京都”、“宫殿”、“鸟兽”、“志”、“哀伤”、“情”几个类名一直为这些选集所沿用。

[1] 林聪明.昭明文选研究初稿[M].中国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35.

[2] 钱 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94.

[3] 萧 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 褚斌杰.论赋体的起源[J].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四辑.

[5]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1:70. [6]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44.

[7]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307.

[8]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57:1085.

[9] 孔颖达.礼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57:1985.

[10]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 [M]//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5.

[11]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489.

[12]傅 刚.昭明文选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234.

[13]孙德谦.六朝丽指[M].癸亥 1923四益宦刊本.

[14]俞樾.第一楼丛书[M].同治十年《第一楼丛书》本.

[15]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65.

[16]俞绍初.昭明太子集校注 [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155.

[17]陈 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381.

[18]荀 悦.申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4:26.

[19]许 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17.

[20]萧 纲.与湘东王书[C]//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3011.

[21]萧 绎.金楼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2]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