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时代的盛衰与唐宋社会变迁

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陕西汉中 723000)

西部时代的盛衰与唐宋社会变迁

梁中效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陕西汉中 723000)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为西部时代与东部时代。西部时代的全盛期在唐朝;以“马”文化著称,胡气十足的宣武播文型文明鼎盛于唐;东部时代的开端是宋朝,“船”文化兴起,马文化衰落,华夷之别的文治靖国型文明开始于宋。

西部时代 ;东部时代 ;唐宋变革 ;马文化;船文化

唐宋王朝是比肩而立的大帝国,这两大帝国的过渡期是唐朝安史之乱至宋真宗统治晚期 (755年—1022年),前后大约 300余年。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引起了 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纵观波澜起伏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若以北宋为界,以国都所在地域为标志,可以将封建社会的历史分为西部时代与东部时代。西部时代以蜀道为轴线,以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为基地,背靠山东、江淮,尚武之风日盛,以“马”文化著称,充满阳刚之气;在与西部少数民族争夺“胡苑之利”的过程中,没有多少后顾之忧,故能不断征服高山绝壑、大漠荒原,陆上丝绸之路繁荣,面向遥远的西方渴望了解异质文明与未知世界,充满自信与活力,以自然经济立国;民族关系和缓,宗法观念淡薄,形成了建功创业型、比较开放、比较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东部时代以大运河为轴心,以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为基地,背靠中国大陆二级阶地,尚文之风日炽,“船”文化兴起,颇具阴柔之美;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发达,面向碧波万顷的海洋时,受到背后少数民族的牵制,加之农业文明的烂熟,丧失了进取的活力,对异质文明望而却步,自高自大,未能持久地张开双臂拥抱海洋,逐渐沉暮与式微;民族关系紧张,宗法观念强化,形成了文治靖国型、比较封闭、比较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1]

一 西部时代的全盛期在唐朝

西部时代经过秦汉魏晋时期的演进,到隋唐时期达到极盛。远古时期,西部人开凿了穿越秦巴、沟通大西北与大西南的千里蜀道,形成了关中——汉中——蜀中这一西部开发最早、最繁荣的经济文化带。秦汉隋唐帝国正是以此为基地,将“南丝绸之路”和“北丝绸之路”连接起来,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成就了秦汉隋唐帝国千余年的辉煌。秦朝因“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2]汉武帝“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3]唐太宗下令“开斜谷道水路,运米以至京师。”[4]由此可见,蜀道不仅是张骞、司马相如、司马迁、诸葛亮、李白、杜甫等一大批中华英豪崛起奋斗的大舞台,也是秦皇汉武、隋文唐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宣武播文、建功立业的热土,更是汉唐帝国繁荣昌盛,走向世界的基地。隋唐时期社会生产和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都超过秦汉时代,“当时蜀道繁盛的情况,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任何历史时期所不及。”[5]所以,唐朝处在西部时代的巅峰阶段,开疆拓土、胡气十足,锐意进取、活力四射。

首先,西部时代昂扬奔放的马文化极盛于唐。汉武唐宗经略四方,尚武练兵,马上之功居多,是汉唐盛世马文化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但相较而言,唐太宗对马文化的推动又远在汉武帝之上。唐朝是西部时代马文化的鼎盛时期,唐朝的国家养马数字达到中外养马史上最高的 70.6万匹。经过长期战乱与民族大融合之后的唐朝,好勇尚武、走马游猎的草原习俗深入人心,不论是汉族或非汉族都习以为常。马不仅与唐朝的政治、军事、国防息息相关,与国家交通经济、民族关系紧密相连,而且上自天子百官下至庶民百姓,用马、爱马、咏马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时代潮流,马球风靡一时,诗歌中马的题材也达到极盛,韩干的画马等艺术也登峰造极,马是唐文化艺术中最常见、同时也是表现得最成功的题材之一,形成了唐代特有的绚丽多彩的“马文化”。唐太宗更是爱马成癖,不仅是历代帝王中最善于使用骑兵的伟大军事家,而且在宫中建筑马苑,专门饲养心爱的良马,写下了多篇咏马诗,其中的《咏饮马》诗云:“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唐太宗晚年对他常乘以破敌的六匹战马爱得形影不离,甚至死前还遗命雕刻六匹骏马于陵前,号称“昭陵六骏。”唐太宗还对每匹马亲笔作诗赞颂。白蹄乌为“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特勒骠为“应策腾空,承声牛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青骓为“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6]“昭陵六骏”不仅是唐代马文化的重要成就,更是唐太宗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真实写照。

其次,胡气十足的宣武播文型文明鼎盛于唐。秦汉隋唐帝国立国于西部,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挑战与应战的浩荡历史进程中,推动了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长城的修筑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就是胡汉文明冲突融合的结晶,更重要的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的挑战与应战,锤炼出了汉唐帝国开拓进取的性格和博大雄浑的阳刚之气。汉武帝时代,农耕民族第一次击败游牧民族,中华文化在西部地区完成了第一次整合的壮举,“因而格外显得有一种强健的活力”,“虎虎有生气”[7],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唐太宗时代,农耕民族第二次击败游牧民族,经过武则天到玄宗时期,中华文化在西部地区完成了第二次成功整合的壮举,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吸收熔铸了胡汉文化、南北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中国以更加自信、更为文明的英姿矗立于世界的东方。

而唐朝之所以能够超过汉朝,关键是唐在胡汉文化的取精用宏方面超越了西汉。陈寅恪先生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9]胡汉在血缘上的融合,给古老的汉族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各游牧民族质朴、强悍、果敢的豪情与广大汉族文弱、温良、恭俭的性格相混合,使得隋唐时期的新汉族文武并重,出将入相,刚柔相济,充满活力,虎虎有生气,隋唐两朝皇室均属于胡汉混血统,是民族融合的结晶。大唐帝国的高度繁荣,正得益于这种胡气十足、宣武播文的文明体制。对此,唐朝皇帝道破天机。唐太宗明确表示,“历代以贵中华,贱夷狄,朕则不同。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9]唐玄宗即位后下诏云:“我国家统寰宇,历年滋多,九夷同文,四来暨。夫其袭冠带,奉正朔,然向风而慕化,列于天朝,编于属国者盖亦众矣。我则润之以时雨,煦之以春阳,淳德以柔之,中孚以信之,玄风既同,群物兹遂。”[10]由此证明,唐朝开元年间宣武播文型的文明体制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自觉,与唐朝的繁荣昌盛同步前行。正如钱穆先生所论:“综述唐代的制度: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有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11]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也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二 东部时代的开端是宋朝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宋代的新因素在隋唐时期已经出现,只是不占主导地位。比如东部时代的轴心大运河在隋代就已开凿,在唐代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宋代开始运河的作用更加突出。宋王朝放弃了秦汉隋唐的旧都长安和洛阳,而将国都设在了无险可守的汴梁,是一个大胆而又深谋远虑的决策,主要是看中了开封地处运河沿岸的便利交通。宋人秦观说:“本朝惩五季之弊,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名挂于籍者号百余万,而衣食之给,一毫已上,皆仰县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于农也。非都四通五达之交,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此所谓以兵为险也。”[12]对此,宋朝皇帝在诏令中也有说明,“国家建都河汴,仰给江淮,岁漕资粮,溢于唐汉。”[13]不过,中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中国的政治中心也逐渐东移近海,向经济中心靠拢;元明清以来,中国最活跃的少数民族也从西北转移到了东北,统治者出于控制北方东部地区的需要,三个朝代主要建都北京,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出现了南北较大空间上的脱离。在这样的时空大背景下,维系南北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的出现和繁荣就势所必然。运河沿线就成为国家的生命线,“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中华英豪也荟萃运河沿线。但运河给东部时代带来灵气的同时,柔柔的运河水也使东部时代失去了汉唐时期的阳刚之气和开拓进取的豪情壮志。正如研究宋代颇有成就的叶坦教授指出:“把宋文化与唐文化相比较更能看出其时代变化。从文化性质而言,唐代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代是士大夫平民的文化。从文化氛围来看,唐代是等级森严、循规蹈矩的,宋代是起伏波动、标新立异的。从文化特色而论,唐代奔放恢宏,宋代严谨含蓄;唐代富丽堂皇,宋代精致细腻;唐代敦厚丰润,宋代清瘦朴澹。从艺术风格来说,唐代华丽,宋代幽雅;唐代规矩,宋代自然;唐代外倾,宋代内省;唐代凝重,宋代清淡。”[14]

首先,柔静内省、华夷之别的文治靖国型文明开始于宋。中唐以后,我国的气候由温暖湿润逐渐变得寒冷干燥,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同时政治中心东移,经济重心南移,西部时代逐渐让位于东部时代。这一亘古未有的中华自然与人文地理时空的乾坤大扭转,对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我们至今对它的研究估价很不够。这是导致唐宋社会及文明变迁的根本性因素,是唐宋社会转型的总根源。中华文明的重心在西部时,境外的西方罗马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汇于西部,形成了世界文化文明史上罕见的恢宏壮观的文明交融中心;境内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碰撞于西部,胡汉并举,形成了挑战与应战的活力,不断荡涤着“中原文化的颓废之躯”,激活了文明肌体上“新机重启”的每一个细胞;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也交汇于西部,南方六朝文化的精致、华美、纤巧融入到北方文化的雄奇、质朴、宏伟之中,形成了奇正相生、文质兼备,华丽而不流于浮艳、端严而不失于板滞的文化风格,充分展现了时代的乐观向上、博大开放的精神风貌。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路径是西向的,由东部平原经过中部盆地走向西部高原,奔向遥远的西方,是奋力开拓、上升式的文明。“马文化”是这种文明的标识。从宋代开始,中华文明的重心转移到了东部,面对这前所未有的时空大扭转,面对这一系列社会变迁的时代大挑战,中华文明的转型出现了偏差,由开拓进取变得柔静内省。宋元是这一文明转型的序曲,既有西部时代的大陆文明,如宋代发达的农业、蒙元彪悍的马文化等,又有东部时代的海洋文明,如宋朝指南针的发明及发达的海外贸易、元朝对日本的进攻及泉州等地的海上贸易等。明朝在成祖朱棣时期派郑和下西洋以及随后西方传教士来华,试图整合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但在背后少数民族与沿海“倭寇”的腹背夹击下,已经没有汉唐整合异质文明的雄心壮志。清代康雍乾时期,对西洋文化颇感兴趣,西方蓝色文明的波涛不断拍打着东部沿海,但帝国的衰落,无力像俄罗斯、日本那样走上本土与西方、陆地与海洋兼融的渐进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时期中华文明的路径是东向的,由西部的山地高原经过中部盆地走向东部平原,面向浩渺的海洋,是柔静封闭、下降式的文明。

这种文明体制在思想文化与民族观念方面也与前代大不相同。唐以前的西部时代奉行以儒为本,道、释为辅的三教并立政策,在思想、学术领域表现出更宏阔的兼容并蓄的气度和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魄力。统治者不是用一种御用的思想、理论去统制、桎梏人们,而是兼容多种思想、学说、信仰并存。这种宽松的政治与思想环境,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活跃与开放。而从宋朝开始的东部时代,将此前儒、释、道“三教”兼容的方针,逐渐演变成为新儒学的一家独尊,到宋真宗时孔子已登上了“至圣文宣王”的圣坛,成为“人伦之表”,儒学变为“帝道之纲”。其中的奥秘在于儒学在经过了近八百年的中衰之后,在吸收佛、老不断改造自身的同时,终于在唐宋之际牢牢抓住了中华文明转型的天赐良机,顺应文明转型与现实政治的需要,快速发展,完善了自己。儒学与宋代之后政治的相契合,集中表现在《春秋》一书的思想内容中。《春秋》提倡的“尊王攘夷”的历史借鉴,恰恰启迪了宋明时期加强中央集权和解决民族矛盾的两大政治主题。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说:“《周礼》、《春秋》,万世之大典乎?……呜呼!《周礼》明王制,《春秋》明王道,可谓尽矣。”[15]值得警惕的是,“华夷之别”在宋代重新抬头,而且被注入了新的内容,成为东部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影响深远。

华夷之辩,宋人有新的注解。程颐说:“诸侯方伯明大义以攘却之,义也;其余列国,谨固封疆可也。若与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则乱华之道也。是故《春秋》谨华夷之辩。”[16]夷狄外患,是宋明贯穿始终的政治问题,“使夷不乱华”[17],成为两宋民族矛盾的当务之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18],是当时主要的政治需要。胡安国作《春秋传》发展了“攘夷”的思想。胡安国对“华夷之辩”所作的解释,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内与外的地域概念,二是君子与小人的伦理道德概念。前者是历来说经家的传统观点,石介写《中国论》,开篇即称:“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扁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19]用君子与小人的伦理道德概念辩华、夷则是胡安国的发展,他借用《易传》以自然现象论证社会人事的方法来阐明《春秋》华、夷之辩,“内君子外小人为泰,内小人外君子为否。”“《春秋》圣人倾否之书,内中国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中国之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君臣之义耳。”[20]正因为华夷之辩事关封建纲常的兴废,所以他极力反对“亲戎狄”,积极主张“攘夷”,认为“以诸夏而亲戎狄,致金缯之奉,首顾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21]胡安国的《春秋传》三十卷,自南宋初年成书以来,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宋高宗赞其“深得圣人之旨”,列为经筵读本。元、明两朝作为科举取士的经文定本,对后世影响甚大。以胡安国为代表的“华夷之辩”思想与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的思想[22],形成了显明的对照。这是宋代之后中华文明走向内倾封闭的一个主要思想根源。

东部时代的文化标识本应是乘风破浪的“船文化”,应该是马文化让位于船文化。但自宋代之后,从诗人到神仙 (张果老倒骑驴)都与温顺的驴结下了不解之缘,奔放不羁的马被冷落,千帆竞发的船文化只盛极一时,马文化的衰落与船文化的戛然而止,也是中国文化封闭柔静的表现。

其次,从宋代开始马文化骤然衰落。汉唐盛世都以马文化繁荣而著称,在昂扬奔放的马文化的基础上才有了汉武、唐宗的赫赫功业。精锐的骑兵,使汉、唐帝国威震遐迩。《新唐书·魏元忠传》云:“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23]然而自中唐以后,随着唐朝的衰落,丧失了西北良种马产地,内地养马也萎缩了,唐军的战斗力自然下降了。大将郭子仪说:“吐蕃之来,称四节度,将别万人,人兼数马。臣所统士不当贼四之一,马不当贼百之二。”[24]于是被迫花费大量金银、绢帛、茶叶等,向西北各少数民族买马。这种状况在宋代更加严重,“宋代产马地皆归辽、夏,中原畜马费不资,而气不高肃,地不宽旷,水草不丰,马不肥健。唐、宋国力进退,此亦一因。”[25]北宋的骑兵严重缺马,宋仁宗时的名臣宋祁曾说:“今天下马军,大率十无一二人有马。”[26]到了南宋时,因陕西的丧失,只能增加与西南少数民族的马匹贸易,马的数量和质量又在北宋之下。陆游说:“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瘴乡所产非权奇,边头岁入几番皮。崔嵬瘦骨带火印,离立欲不禁风吹。”[27]在骑兵不强,国力不振的同时,民族精神也逐渐萎靡。像李纲、宗泽、陆游、岳飞等热血男儿,大多壮志未酬或赍志以殁,“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28]“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29]这样的理想只能寄之梦寐,现实的生活是“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30]从北宋开始,骑马之风渐衰,而骑驴坐轿之风日盛。王得臣《麈史》卷下《杂志》载:“京师赁驴,途之人相逢无非驴也。”文人们以骑驴相尚,自鸣清高,不问世事。《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一《魏野》载:“魏野字仲先,陕府人,不喜巾绩,无贵贱,皆纱帽白衣以见之,跨白驴。”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亦云:“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鸣。”特别是一些致仕的大臣常乘驴骡出行。如《邵氏见闻录》卷一一载:“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萍洲可谈》卷三载:“富郑公致政归西都,尝著布直裰,跨驴出郊。”《齐东野语》卷一九《清凉居士词》:“韩忠武王以元枢就第,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时乘小骡,放浪西湖泉石间。”韩世忠这种避世的态度,在宋朝极具代表性。古人出行坐轿的风气也从宋代开始普及。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侍御史翟思在给哲宗的奏书中说道:“京城士人与豪右大姓,出入率以轿自载,四人舁之。甚者饰以棕盖,彻去帘蔽,翼其左右,旁午于通衢,甚为僭拟,乞行止绝。”[31]哲宗虽然批准了这一奏议,但其风已无法禁止,以至在京城开封城内出现了“赁轿之家”,公开从事轿子的出租业务。到北宋末年,乘轿之风迅速盛行。宋人丁特起《靖康纪闻》云:“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籍马与金人,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驴乘轿,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马,搜括无遗矣。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权贵女子于金,搜求肩舆,赁轿之家,悉取无遗。”宋室南渡后,士大夫乘轿之风更盛。《朱子语类》卷一八说:“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也。”在宋人体质上文弱的同时,精神亦随之不振。宋代文学艺术中马的形象也骤然减少,与唐诗不同的是,“宋词中马意象很少有大意象(即整体意象)”,“在更多作品中,马意象为小意象,与唐诗形成显明对比”,而且“马意象在宋词中多为隐性意象”,[32]与唐诗中“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等大意象、显意象又形成了显明对比。这一切都说明马文化的衰落是东部时代柔静内省、中华民族精神式微的主要表现。

三 余论

关于中华文明范型的转化与地域文明重心变迁的关系,前贤多有论述,钱穆与陈寅恪二位学术泰斗得其英华。钱穆先生在其名著《国史大纲》中指出:“中国古史活动场面,大体上主要在黄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较优,东部下流则文化、经济较胜。此种形势,自虞、夏、殷、周直到秦并六国皆然。西汉承秦而都关中,长安为全国之头目,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着再从长安向北伸展(驱逐匈奴,开通西域)。西汉的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光武中兴,关中残破,改都洛阳,从此东方的经济、文化不免停滞,不再向西移动;(中国国力以政治推动,则常向西北发展,由外寇强敌所在也;此如西汉与唐皆是。若社会自由进展,则常向东南,以气候较佳,土壤较肥,又无强敌临前;如东汉、宋、明皆是。)而西方武力失其营卫,亦不免于转弱。东、西方人口密度不调节,社会经济易生动摇,正如在一端极热、一端极冷的不调和空气下激起了大旋风,东汉国运遂于东方的饥荒与西方的挑衅两种势力冲荡下断送。东汉的立国姿态,可以说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33]关于唐宋国力的升降变迁,钱穆先生亦有精彩论述。他说:“我们若把中国文化演进,勉强替他划分时期,则先秦可以说是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宋、元、明、清四代约略一千年,这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比较上又自成一个段落。若把国力强旺的一点来论,这一期较之汉、唐时代稍见逊色。”[34]“长安代表周、秦、汉、唐极盛时期之首脑部分,常为中国文化之最高结集点。”“中国西北部文物骤衰,实为唐中叶以后一极要之转变。”[35]“中国的西北和东北不仅是中国国防地理上必要的屏障,亦是中国国防经济上必要的富源。精良的马匹,丰足的铁矿,全部产生在那里。宋代一开始,东北、西北便为辽、夏分据,因此其整个国力始终难以健全。而且中国自宋以下的社会,是偏向于爱好文学与艺术的。因此在自然形势上,中国近代社会不断向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发展,北方高原大陆逐渐被忽略,被遗弃,远不如汉、唐时代之健旺与活泼了。这又是中国近代国力趋向衰弱之第三因。”[36]钱穆先生是通史圣手,所以将上下几千年地域变迁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能言之凿凿。与钱穆先生不同,陈寅恪先生精研魏晋隋唐,其大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核心观念是种族与文化,而这一核心观念推导、求证的基础确是地域文化及文明的变迁,从而得出了“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37]等著名论断,在这一论断之下,形成了与西部地域文明有关的精彩论点:政治上,“则知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38]文化上,“盖欲以阐明魏晋以降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之特殊性质。”“兹所论者,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之中原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39]经济上,“兹所论者即西北一隅历代为边防要地,其地方传统之财政经济制度经长久之演进,颇能适合国防要地之环境。唐玄宗既对西北边疆采军事积极政策,则此河湟地方传统有效之制度实有扩大推广而改为中央政府制度之需要,此即前所谓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关于河西地方化者曰和籴。”[40]军事上,“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亚细亚,籍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41]陈寅恪先生极为自信、娴熟地驾驭着地域文化变迁的时空轨迹(“总而言之,二代之制度因时间与地域参错综合之关系,遂得演进,臻于美备”[42])来建构自己独具慧眼的中古史学理论体系,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这正是本文撰写的主旨之一。钱、陈二位大师对西北、东北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与作用的阐述,不仅嘉惠学林、遗泽后世,有功于中华学术史,而且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及东北振兴计划,也是启迪心智的哲人之思。

[1]参拙文《唐代四川的区位优势》,《成都大学学报》2000年 1期。《从西部时代看秦文化》,《文史杂志》2002年 5期。

[2]《战国策》卷三《秦策》。

[3]《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4]《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八《漕运》。

[5]李之勤等.《蜀道话古》第 69页,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6年 4月版。

[6]《全唐文》卷十《六骏图赞》。

[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 126页,商务印书馆, 2001年 10月。

[8]陈寅恪.《李唐世族之推测后记》,《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344页,三联书店,2001年 7月。

[9]《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来远》。

[10]《放还诸蕃宿卫子弟诏》,《全唐文》卷二六。

[1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 70页,沧海丛刊本。

[12]秦观.《安都》,《淮海集》卷十三。

[13]《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八十四。

[14]叶坦、蒋松岩.《宋辽金元文化志》第 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月。

[15]《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

[16]《二程粹言》卷一《论政简》。

[17]《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

[18]欧阳修.《居士集》卷九《本论》。

[19]《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

[20][21]胡安国.《春秋传》卷三十三、卷一。

[22]《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23]《新唐书》卷五○《兵志》。

[24]《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25]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 445页。

[26]《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二。

[27]《剑南诗稿》卷五《龙眠画马》。

[28]《剑南诗稿》卷十七《书愤》。

[29]唐圭璋编《全宋词》第 860页,岳飞《满江红》,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年 10月。

[30]《剑南诗稿》卷三《剑门道中遇微雨》。

[31]《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32]许兴宝.《文化观照中的宋词马意象》,《陕西师大学报》2001年 3期。

[33][35]《国史大纲》第 193页,第 501页,第 502页。

[34][36]《中国文化史导论》第 175页,第 178页。

[37]《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2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 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月。

[38][41]《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 48页,第 133页。

[39][40]《隋唐制度源渊略论稿》第 19页,第 145—146页。

[42]《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 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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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342(2010)02-59-05

2009-11-06

梁中效(1961-),男,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