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荆州”三辨

孙启祥

(宁强县人大常委会,陕西 宁强县 724400)

“借荆州”三辨

孙启祥

(宁强县人大常委会,陕西 宁强县 724400)

考诸史料,“借荆州”实有其事,不光孙吴如是说,刘备、曹魏也不否认,陈寿、司马光亦予肯定。“借荆州”指孙权将南郡的江陵、夷陵等地交由刘备管辖和认可刘备对“江南四郡”的占领;将南郡江陵之地称荆州为当时的习惯。之所以要“借荆州”,是因为赤壁之战后刘备失去了在孙刘联盟中与孙权的平等地位,荆州事务的处置权不属荆州牧刘备而属徐州牧孙权,刘备通过“借荆州”摆脱孙权的限制,使自己“名”与“实”统一。

三国;“借荆州”;南郡;孙刘联盟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左将军、名义上的豫州牧刘备与讨虏将军、会稽太守孙权结成同盟,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操,分别据有了荆州的一些郡县。随后,刘备面见孙权,“求都督荆州”,孙权应允,并将自己占据的一部分地区转归刘备管辖,此举被人称为刘备“借荆州”。对于“借荆州”的实质,所“借”为何地,为什么要“借荆州”,学界有不同观点。当代学者何兹全、吕思勉、陈显远、孟祥荣、李殿源、张作耀、朱绍侯、张大可、田福生等都撰文或在专著中论述这些问题,各抒己见,殊难一致。本文详陈史料,对比各说,试作一辨析。

“借荆州”其事之有无

刘备“借荆州”之说,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认为实有其事,因而民间有“借荆州”故事,戏曲中有《借荆州》剧目,就连尊刘贬曹抑孙倾向十分明显的小说《三国演义》也不回避这个内容。学界却有不同看法。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劄记》中力证“借荆州之非”:“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赤壁之战,(周)瑜与 (刘)备共破(曹)操。华容之役,备独追操。其后围曹仁于南郡,备亦身在行间,未尝独出吴之力,而备坐享其成也。……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今人吕思勉《吕著中国史话·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中华书局,2006年),陈显远《刘备“借荆州”质疑》(《成都大学学报》,1990年第 2期),张兆凯《论吴蜀荆州之争》(长沙《求索》,1992年第 5期),李殿元《“借荆州”的是是非非》(《成都大学学报》,1994年第 3期),张作耀《刘备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孙权传》(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论文专著,或否定借荆州其事,或否定“借荆州”之说,或持赵翼之说,认为站在刘备的角度,说“借荆州”没有道理,系吴人一面之辞、事后之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赵说“澄清了一千多年来之谬论。”①笔者以为,这些观点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还有商榷余地。

首先,“借荆州”并非吴人一面之辞。刘备一方故然未有“借荆州”之语,但对孙权“还”荆州之说,并没有给予反驳。建安二十年(215),孙权以刘备已得益州 (治蜀郡,今四川成都),遣使索要荆州,刘备的回答是:“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②实际上表明了应该将“荆州”给孙权。而孙权的反应是“忿之”,认为“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③假者,借也。刘备和孙权对荆州归属的认知是一致的。随后鲁肃和关羽交涉时的对话则更能说明问题。当时鲁肃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④关羽的解释是:“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⑤鲁肃明确使用了“以土地借卿家”和要求“奉还”的概念,但关羽的回答只是指出刘备作战有功,应该有一块土地,没有否定“借”“还”问题。其间,关羽方有一人插话:“夫土地者,惟德所有耳,何常之有!”⑥这本是一句很有力的话,却受到关羽的斥责,并暗示其离开。关羽的态度,除顾及外交礼仪,亦或自觉理亏。同时,插话者之语也暴露了问题,“何常之有”,流露出本为孙权所有的意思。曹操对“借荆州”也有反应,“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⑦业者,资业,以 (土地)资助也。曹操亦认为孙权以土地资助刘备。显然,孙、刘、曹三方对孙权“借”土地给刘备程度不同地都予以肯定,并非孙权一方之言。

其次,“借荆州”非吴人事后之论。除了前引《三国志》鲁肃本传中鲁肃对关羽当面所言之“以土地借卿家”语,《程普本传》中还有“(孙)权分荆州与刘备”语,《江表传》中亦有“(刘)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 (孙)权借荆州数郡”⑧之说。此外,鲁肃在孙权召集部属研究“刘备求都督荆州”的对策时,还说过“将军(指孙权)虽英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刘)备,使抚安之。多(曹)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⑨的话。这条记载出自《汉晋春秋》。如果说鲁肃、程普本传系史家采自吴官修史书的一家之言,《江表传》之说系对孙吴有感情的不实之辞的话,《汉晋春秋》关于“借”之记载应属可信,因为习凿齿曾著文歌颂刘备、诸葛亮,“黜魏帝蜀”感情浓厚。正因为鲁肃有“宜以借(地于刘)备”等语,后来孙权与陆逊论鲁肃时才说:“劝吾借玄德(刘备字)地,是其一短”⑩,否则,孙权岂非在大臣面前无故污蔑已逝的重臣。这些都表明当初即有借地之说而非事后之论。重要的是,陈寿一定是在掌握了除韦昭《吴书》之外的确凿资料,认为有“借”土地之实,才在《三国志》中多处使用“借”字来表述这期间的纠葛。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亦谓“鲁肃劝(孙)权以荆州借刘备。”⑪陈寿、司马光是站在史家角度,以客观态度反映历史,而非以孙吴的口气传述史事。后世南宋陈亮、元胡三省、清袁枚、王夫之等注史论史时皆以有借地之实。

其三,“借”字含义本身具“弹性”。后人理解“借”,或指“暂时使用别人的东西”,或指“把自己的东西暂时给别人使用”,含义是明确的。赵翼所论即指后一层意思。孙权、鲁肃等当时使用“借”字亦为此意。刘备不一定这样理解。因为当时把“巧妙地占有别人的东西”也婉转地称为“借”——刘备或许如是理解。前两种“借”是要“还”的,而后一种“借”是不需要或不安心“还”的。所以刘备、关羽不反驳孙权、鲁肃说“借”,但是也没有想“还”。《九州春秋》载,庞统初受刘备重用,就献计说:“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而刘备以“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⑫予以拒绝。明明是侵占,庞统却谓为“借”;刘备心领神会,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它不是指“暂时使用别人的”土地,而是占有,而这样会“失信义于天下”。

综上所述,历史上孙权、刘备、曹操三方,吴国的国史、其他杂史和陈寿、司马光等史家都认可“借荆州”或孙权“借”土地给刘备之事,只是理解有所不同。

“借荆州”所“借”为何地

同“借荆州”其事之有无史料简约、众说纷纭一样,“借荆州”所“借”为何地,史籍记载更加模糊。《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载:“后(刘)备诣京见 (孙)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三国志·先主传》裴注引《江表传》的记载较之详实又略有不同:“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 (刘)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从(孙)权借荆州数郡。”《资治通鉴》卷六六概括表述为:“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刘备,与共拒曹操,权从之。”上述记载中,“荆州”、“荆州数郡”所指为何,首先得弄清荆州建置的沿革和赤壁之战后荆州各郡的归属。

荆州为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时治汉寿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汉末刘表任荆州刺史、荆州牧,驻襄阳(今湖北襄樊),赤壁之战后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时,刘琦在夏口(今湖北武汉汉口),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县西北),孙权袭夺南郡后,荆州治所在江陵 (今湖北江陵)。曹操南下时,荆州共有八郡:⑬南阳,治宛 (今河南南阳);章陵,治章陵县 (今湖北枣阳县东);南郡,治江陵;江夏,故治西陵(今湖北新洲县西),黄祖为江夏太守时屯沙羡(今湖北武汉市西南),刘琦驻夏口;武陵 (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零陵,治泉陵 (今湖南零陵);长沙,治临湘 (今湖南长沙市南);桂阳,治郴(今湖南郴州)。其中,南阳、章陵、南郡、江夏为江、汉间四郡,武陵、零陵、长沙、桂阳称江南四郡。赤壁之战后,曹操保住了南阳、章陵二郡,又占据了南郡、江夏二郡之北部地区,旋废章陵郡,以南郡北部和章陵之地置襄阳(治襄阳县)、南乡(治南乡县,今河南淅川县西南丹江南岸,已成水库)二郡,以江夏北部地置江夏郡 (治上昶城,今湖北安陆市西南);刘备攻据了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孙权夺取了南郡、江夏二郡之南部地区,以故江夏南部为江夏郡,治沙羡。所以,“借荆州”是以荆州各郡都“借”出吗?显然不是,因为南阳、章陵和南郡、江夏的北部并不为孙刘所有。究竟为何地,大抵有五说:

(一)“江、汉间四郡”说。元人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称:“荆州八郡,(周)瑜既以江南四郡给 (刘)备,备又欲兼得江、汉四郡也”,⑭刘备“求都督荆州”、鲁肃劝孙权“以荆州借刘备”即指“江、汉间四郡”。林成西《重评刘备东征》(《史学月刊》,1984年第 6期)即持此说。

(二)“江南四郡”说。近人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引姚范之语:“(荆州数郡)若非(孙)权借者,权安得使使报欲得荆州”,并引申说:“先主之有荆州数郡,实为 (孙)权所借也。……据此二《传》(指《三国志》之《先主传》、《诸葛亮传》——引者),四郡皆为先主自力征服,非为吴借可知。然推究当日情势,……孙权听其自取荆州数郡,不加阻力,无异假借,遂各持一说,即为孙刘异日构衅之因。”⑮张作耀《孙权传》谓:“‘借荆州’的决策,确切地说,就是允许刘备收取江南四郡”,⑯就是姚范、卢弼观点的反映。

(三)“江陵”说。张大可《三国史》谓:“所谓刘备借荆州,实际上是借南郡江陵”,“孙权答应用江东健儿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江陵借给刘备。”⑰

(四)“江夏郡”说。胡觉照《异说三国》:“所谓的‘借荆州’之说,不过是夸大其辞的说法,刘备只借了江夏郡一郡。”⑱叶哲明《论关羽和荆州之争》(浙江《台州师专学报》, 1983年第 2期)亦谓刘备借了江夏:“刘备取得荆州偏西南四郡,……又向孙权借得江夏和南郡一个部分。”

(五)“南郡”说。《三国志集解》引王懋弘之语曰:“(周)瑜卒,(孙权)以南郡借先主”,⑲明确提出“借荆州”所借为南郡。由于当时南郡的襄阳等地为曹操所据,此说又表述为“南郡之一部。”此说为后世广为接受。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张传玺《中国通史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谭良啸等《三国人物评传》(三秦出版社,1987年)、余明侠《诸葛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台湾陈文德《诸葛亮全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田福生《关羽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朱子彦《论三国时期的荆襄之战》(《上海大学学报》,1993年第 1期)、何兹全《赤壁之战瓜分荆州》(《光明日报》,1994年12月12日)、赵国华《三国时期的吴蜀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 1期)等都持此说。

“江汉间四郡”说和“江夏郡”之说显系谬误,一则江汉间的南阳郡、章陵郡自始至终为曹魏所有,如何能“借”;二则江夏郡一直属孙权,从未“借”出。《三国志·程普传》的记载显示,程普在赤壁之战后即以裨将军领江夏太守,周瑜卒,代领南郡太守,“借荆州”后,又复领江夏太守,可见刘备从未染指江夏。“江南四郡”说以孙权听任刘备收取江南四郡来解释“借荆州”,认为纯属孙权、刘备对“取荆州数郡”理解不同、“各持一说”,亦有疏漏。前已论及,“借荆州”在孙、刘、曹三方是有共识的,并不简单地属于孙、刘理解问题。“江陵说”缩小了刘备所“借”的地盘,江陵为南郡之一县。“借荆州”事件后,不光孙权任命的南郡太守程普改任江夏太守,原来驻守夷陵的甘宁也“随鲁肃镇益阳”⑳,夷陵地区亦归刘备,刘备遂使襄阳人向朗督秭归、夷道、巫、夷陵四县军民事,改曹操分南郡置于夷道 (今湖北宜都)的临江郡为宜都郡,先以张飞,次以孟达,后以樊友为太守。四县亦系刘备所“借”。“南郡”说触及了实质,即所借为孙权攻占的故南郡南部江陵、夷陵等大片土地。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既然是“借南郡”,为什么要说是“借荆州”;其二既然“借”出了南郡一郡,为什么有“荆州数郡”之说,为什么后来孙权要讨还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并因此挑起战端。

“借荆州”的含义,实则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则指孙权将南郡的管辖权转给刘备,二则指孙权对刘备占据江南四郡给予认可。赤壁之战中,刘备参与了追击曹操,进攻南郡,“备、(周)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但坚持作战的是周瑜,他将兵数万人与曹仁决战,“瑜、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21]显然,南郡是周瑜攻克的。周瑜任南郡太守后,奉命将南郡江水南岸孱陵 (今湖北公安县西南)一带划归刘备驻防——这也许是对刘备先前参与进攻南郡的回报,刘备在油江口立营,更地名为公安,被限制在一个狭小区域之内。刘备为向北发展,就以归服者众、难以容纳为理由,“求都督荆州”,一来取得对荆州各郡的军事统辖权,与他“荆州牧”的行政职权一致,二来矛头直指周瑜,以“(周)瑜所给地少”,要求将南郡归属自己。汉末的南郡在被曹操分置临江郡后,这时合起来已辖十多个县,“周瑜所给”的南郡江水南岸,充其量一两县之地,故刘备抱怨“地少”。为什么不以江南四郡“安民”,一来当时这些地区还未开发,条件很差,不足以“安民”;二来江南四郡的政治倾向一向从属于江汉间各郡,刘表、曹操、刘备和后来的孙权,都是在占据江汉地区以后,对江南地区通过招诱或小规模作战而取得。正像当初蒯越对刘表所言:只要“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22]刘备只有在据有南郡后,才能保住江南四郡。总之,刘备“求都督荆州”,使其据有了南郡曹操所据地之外的各县(即以宜都太守张飞驻守),并对江南四郡的占据“合法化”。胡三省以“荆州之南岸,则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四郡地也”诠释“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刘备”,[23]尽管有悖周瑜南郡太守的职权(南郡太守如何能将其他郡“分”给他人),但多少反映了四郡之归属需孙权认可之事实。至此,刘备取得了孙刘联合作战时所占据的荆州六郡除江夏郡之外五郡的军事统辖权,这也是“荆州数郡”之说的来由。至于江夏,看来刘备并未提出要求,或许他明知孙氏觊觎江夏已久,早在赤壁之战前曾攻杀刘表所署之江夏太守黄祖,屠沙羡城,纵然要“借”,孙权也不会答应。之所以时人和后世将刘备的行为称为“借荆州”,是因为刘备以此取得了孙刘所据六郡中的五郡,且五郡旋被孙权夺取后,当初被刘备接管的南郡的治所江陵同时被孙权作为荆州治所,以行政治所地名称谓行政区域,古今皆有这个习惯。《三国志》中多处称南郡江陵之地为荆州,如《吕蒙传》:“遂据南郡,抚定荆州”,《程普传》:“(孙)权分荆州与刘备”,《陆逊传》:“破 (曹)操乌林,败(刘)备西陵,禽(关)羽荆州”,不独针对刘备借地之事。孙权所袭、关羽所失地为公安、江陵(刘备所“借”的主要地区),并不含夷陵和江南四郡,但史家多称为“袭荆州”、“失荆州”,刘备先前的行为当然可称为“借荆州”,何况刘备自己的要求就是“都督荆州”。所以,“借荆州”之说是符合史实和习惯的。至于刘备自己夺取的江南四郡还需孙权认可,则与赤壁之战的背景和孙、刘角色的转换有关。

为什么要“借荆州”

既然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合破曹,江南四郡又系刘备遣将攻据,但都督荆州、接管南郡,为什么却被认为系“借荆州”呢?缘于赤壁之战前后时局的变化、孙刘角色的转换和战斗中双方的作为。

赤壁之战初始,对手主要是曹操和刘备,对此,史籍记载和史官认识是一致的,《三国志》之《魏书》、《蜀书》、《吴书》亦无大异。《武帝纪》作:“公 (指曹操)至赤壁,与 (刘)备战,不利”;《关羽传》为:“孙权遣兵佐先主据曹公”;《吴主传》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 (刘)备俱进,遇与赤壁,大败曹公军。……备、瑜等复追至南郡……”;陈寿亦将此役概括为:孙权遣兵三万人,“(刘)备得用与武帝 (指曹操)交战”;[24]王沈《魏书》和司马彪《九州春秋》亦云:“(孙权)遣周瑜助 (刘)备”;[25]此外,曹操还有“刘备者,吾俦也”[26]之语。这些都表明,曹操认为他的进攻对象是刘备,孙刘一方的主角是刘备。

但是,战争靠实力。孙刘联盟时,刘备的军力是关羽的水军精甲和被曹操打散归来的士卒共万人(这个数字系诸葛亮对孙权所言,可能还被夸大),江夏太守刘琦的战士万人,共计两万人;而孙权的兵力则远过于此。当周瑜向孙权求精兵五万时,孙权说:“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27]《三国志》诸葛亮本传亦有:“(孙)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据曹公”之记载。看来孙权首次出兵即三万,后来确也“续发人众”,因为仅与曹仁决战南郡,周瑜即“将数万众”,[28]这还不算孙权在夷陵、江夏地区和扬州战场投入的兵力。赤壁之战确如赵翼所说乃“藉吴兵力”。更重要的是,孙刘取胜的关键是火烧曹操的战船营垒,此计系孙权方所定并实施,全与刘备无干。后来曹操欲贬损周瑜,致书孙权说:“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29]虽为挑拨之语,却反映了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些都加重了战后孙权的“话语权”。因而,战后刘备、孙权在联盟中的地位产生变化,刘备战前的主要地位和主角角色难以保持,孙权已居于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在孙刘联盟的“蜜月”阶段孙刘“绸缪恩纪”,[30]实为一家,故吕蒙有“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31]之说。鲁肃向刘备荐庞统,周瑜向孙权提出由自己指挥关羽、张飞作战,刘备劝孙权以“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32]的秣陵为都城,说明他们一时不分彼此,甚至互相提携。先前,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是刘备,赤壁之战后却成了孙权。

刘备也想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战事正酣,他即果断上表以刘琦为荆州刺史。这是一个正确、及时的行动。荆州系刘表的地盘,按当时的习惯,靠实力夺取的地方是可以父死子继的。刘表死,刘琮降,参与赤壁之战的刘琦继任荆州刺史理所应当。以刘表生前与刘备的关系和刘琦对刘备等人的倚重,刘备在荆州刺史刘琦麾下是可以左右逢源、反客为主的。刘备随后即遣将招降和攻据江南四郡,对此孙权也无可奈何,并不存在如卢弼所说“孙权听其自取荆州数郡,不加阻力”或张作耀所谓“允许刘备收取江南四郡 ”问题。因为当时是同曹操争地盘,且荆州的故主是刘琦。可是好景不长,刘琦很快病死,孙刘双方就荆州主权相安无事的平衡局面被打破。刘备尽管被属下推为荆州牧,但他明白孙刘具有的荆州六郡是以孙权为主力的联合力量在大败曹操后取得,他对荆州的“领导权”必须得到孙权的认可,且北向面对周瑜的挟制,南面四郡的归属需孙权默认这些问题都得解决,于是直接到孙权住地,主动提出“都督荆州”,从而演出了“借荆州”的话剧。“刘备所得荆南四郡,在吴国君臣看来,只是暂时借给他栖身,早晚是要取回的。”[33]正因为刘备占据江南四郡需孙权承认,才会有数年后孙权反悔,索要长沙、零陵、桂阳之事。从鲁肃和关羽交涉时“但求三郡”语气不难理解,孙权认为刘备占有的五郡均属自己。

孙权方面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和刘备的弱势。本来,在协商联盟时,诸葛亮就对孙权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指刘备)协规同力,破(曹)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34]诸葛亮的话很清楚,你帮我们打败曹操,我们站稳脚跟,你们解除威胁,就能与曹操形成鼎足之势。面对曹操“会猎于吴”[35]的恐吓和“议者咸曰”降曹[36]的内忧,孙权以联合抗曹能保住父兄基业、保住江东六郡,于是断然接受。但是,当在赤壁之战中发挥关键作用、曹操战败北还以后,争夺荆州则成为必然之举,于是以周瑜、程普分别驻守南郡、江夏。刘琦病逝后,孙权本人及其部属都认为孙权是联盟的主宰者,应该决定荆州的命运。所以,尽管战后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而孙权却能够“越俎代庖”,插手荆州事务,分刘备攻据的长沙郡而置汉昌郡。[37]而刘备这个荆州牧,尽管已据有江南四郡和南郡之一部分,也不得不屈尊向“盟主”请求承认,并认可分割长沙。好在刘备不看重虚名,不论是“借”是“给”,只要实际据有、有利于今后发展即可,这也是其“非唯竞利,且以避害”[38]之一端。

孙权一方之所以强调刘备“借荆州”,还与认为刘备对他们是一种依附有关。的确,刘备在赤壁之战前,漂泊半生,却一直无立身之地。他投公孙瓒、附陶谦、归曹操、奔袁绍、依刘表,无不具有依附性质。赤壁之战中,孙、刘本以两股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联合,但也许是由于实力强弱、战功大小对比分明,也许是由于“思维惯性”,孙权部属仍然视刘备对他们为依附。战前,周瑜就对刘备说过“豫州但观瑜破之”这样轻视刘备的话。战后以南郡江水南岸地划归刘备驻守,本为互利,周瑜在临死前致书孙权时却视此为“刘备寄寓,有似养虎”,[39]就连对待联盟关系十分理智的鲁肃,也对关羽说:“主上(指孙权)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40]完全视刘备为从属。刘备方对此似乎也不太在意。关羽在回应鲁肃的责难时,有“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之语,看来刘备的主角地位战争一开始就失去了,只是“身在行间”而不是统帅,被人视为依附也无可奈何。

但是,荆州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刘备的立国战略是“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41]孙权的发展方向是“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及,据而有之”,[42]双方都视荆州为必得之地。赤壁之战前,刘备在荆州已经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而孙吴屡屡染指荆州(主要是进攻江夏),却所获甚少。赤壁之战后,孙权虽然在荆州具有了主导权,但荆州名义上的军政长官却是刘备。在这种形势下,孙权不可能“大公无私”地“借荆州”,刘备也不会俯首贴耳地“还荆州”,“‘借荆州’是在强敌面前孙刘双方互相利用的产物。孙权既不想长期‘借’下去,刘备也不想轻易‘还’给他。”[43]“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则势所必然。论者或曰:“《隆中对》规定‘外结好孙权’,(刘备)却又赖着借人家的荆州不还,道义上说不过去”,[44]“刘备借荆州不还,遭了现世报”,[45]属情绪化的判断,不足为据。因为,“荆州问题的纠缠,并不是借与还的道义问题,而是军事形势上的实质性的斗争。荆州在谁手里,军事上的地理优势条件就掌握在谁手里”,[46]刘备、孙权都不会轻易放弃荆州。因此,不必讳言刘备“借荆州”,也不必高估孙权借出荆州。

注释:

①杨耀坤:《陈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60。

② [30]《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③ [21] [37]《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④⑥⑦ [42]《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⑤ [40]《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裴注引韦昭《吴书》。

⑧《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

⑨《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裴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

⑩ [31]《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⑪《资治通鉴》卷六六,中华书局,1956年,页 2 103.

⑫《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

⑬论者或以荆州时有《后汉书》所载七郡,章陵郡系曹操所分,如张作耀《刘备传》、《孙权传》皆谓“此可能是建安末年曹操将南阳之章陵诸县析出而置。”不确。司马彪《战略》(《三国志·刘表传》引)载:刘表初到荆州 ( 时在灵帝末——引者),中庐人蒯越即有“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语;汉献帝以曹操为魏公的策命中追述操之功勋,亦有荆州“百城八郡”(《三国志·武帝纪》)语;又,《傅子》(《刘表传》引)载:赤壁之战前,“诏书拜(蒯越)章陵太守,”《三国志·赵俨传》:“太祖征荆州,以(赵)俨领章陵太守”。可见,曹操据荆州前荆州即为八郡,章陵置郡较早。

⑭《资治通鉴》卷六六胡注,第 2 102页。

⑮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页 728。

⑯张作耀《孙权传》,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 1 80。

⑰张大可:《三国史》,华文出版社,2003年,页 187。

⑱胡觉照:《异说三国》,三秦出版社,2007年,页 5 0。

⑲卢弼:《三国志集解》,页 1 023。

⑳《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22]《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

[23]《资治通鉴》卷六六,页 2 099.

[24][34][4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陈寿《上诸葛亮集表》。

[25][39]《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引。

[26]《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

[27][29][36]《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裴注引虞溥《江表传》。

[28]《三国志·魏书·曹仁传》。

[32]《三国志·吴书·张紘传》裴注引虞溥《江表传》。

[33]余明侠:《诸葛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145。

[35]《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注引虞溥《江表传》。

[38]《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陈寿评语。

[43]柳春藩:《三国史话》,北京出版社,1981年,页 1 28。

[44]尹韵公:《从荆州争夺战看三国前期的外交斗争》,载《文史哲》,1981年第 5 期。

[45]张大可:《三国史》,页 1 83。

[46]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 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 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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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342(2010)02-105-05

2009-07-24

孙启祥(1961—),男,陕西省宁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