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叙事张力
——从“孤军八百”事件说起

丁伯林，曹 武

（池州学院中文系，安徽池州247000）

论叙事张力
——从“孤军八百”事件说起

丁伯林，曹 武

（池州学院中文系，安徽池州247000）

因为时间的不可逆，任何事件的表现形式都是唯一的，因而传统的历史文本就被认为是这一唯一呈现形式的复制品，并对它产生了毫无戒心的心理依赖，也就是认为历史文本是已发生事件的镜像，是真实的。然而，新历史主义认为，事件是真实的，但经过叙事者"加工"后呈现的叙事文本却与文学文本一样是想象的产物。所以，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叙事者因为视角、立场等的约制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叙事在此表现出强大的张力。

叙事张力；想象；新历史主义；孤军八百

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李欧塔在论及同一事件的不同叙事文本时认为，“事件本身与其意义是很难等同的，因为意义的重大常常超越了我们的认识能力和解释能力。于是在事件过后，就形成各种各样的说法和各种各样的记录与材料，而当事人无法真正为后人提供什么可靠的材料。因为真正的当事者已经被处死了，而幸存者则因为没有经历过，因此往往众说纷纭”[1]。他的这一说法一方面很容易把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导向神秘和虚无，另一方面又把叙事价值高低甚至有无完全推到历史事件提供者身上，而完全否认叙事者在文本制造过程中的存在价值，这种与罗兰·巴特、海登·怀特等“文体皆为语言的表达，它一旦形成就宣布自己生命的诞生，也宣告作者的死亡”[2]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完全否认了叙事者叙事过程中的生命意识的渗透，势必导致文本解读的失准。

杨义先生在论及叙事聚焦时说过，“聚焦的选择包含着深刻的价值选择，解剖聚焦所在在相当的意义上乃是解剖叙事文体的价值所在。”其实何止聚焦，从结构上说在整个叙事过程的每一环节都莫不如此，都“包含着深刻的价值选择”[3]。因为，任一叙事文本都具有“后叙事”特点，也就是对已发生过的事件的印象性模仿与想象性再现。模仿与再现的过程无法不渗透叙事者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根据叙事主体的价值观，首先对对象进行叙事预设，然后根据这一预设选择能满足它或能证明这一预设成立的“条件”，即叙事元素。这样一来一方面无法避免叙事者价值观念的渗透，另一方面也无法避免“先入”式定位而带来的主观不确定性。这就是同一事件不同文本呈现的根本原因。

1

还是让我们从一历史事件说起吧。

且把历史的镜头回转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八一三淞沪大战”，从8月13日到10月31，英勇的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对抗日本现代的飞机、大炮等重兵器，尽管他们坚守了一部分阵地，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把全国的军队精华送入这‘磨坊’，于敌军有利地势中消耗掉；照敌人的说法，他们已吸引了我们的野战军主力，歼灭于淞沪战线了”[4]。出于明智的选择，我军由八八师成功掩护撤退，而该师之五二四团一营，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下固守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日军在英国的掣肘下又不能强行进入租界，于是“日方向工部局总董提出强硬要求，如英方不强制国军退出四行仓库，日军即分由水陆两路进入租界，对四行国军作战了。”于是“英方乃通过外交关系，强迫我军当局令八百壮士退出四行仓库。”本来约定枪械与人员分车装送直接送往南市我方军部，却为日方所阻，一直羁留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成为日方的俘虏[5]。

这其间“孤军八百”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一为“升旗”事件（容待后文述），另一就是1941年4月24日孤军领袖谢晋元的遇害。主流媒体包括《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和《扫荡报》等，一致认定四名“不肖士兵”受“汪伪指使”而谋杀了谢团长；《申报》也说是四名“叛上作乱之士兵”杀害了谢团长。至此，如果没有后来的《判决书》一节，事情也就过去，其时国人痛恨的大概除了日本人外就是像汪精卫这些“二鬼子”，日本人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汪精卫之流连鬼子都不如，出卖本民族的利益，可恶！是他们指使歹徒杀害谢团长，是最好的也是最合适的解释了。事情过去两个多月，已经到了6月底，正当所有曾经参与叙事的团体或个人，都暗笑读者中了他们的叙事圈套时，却不意被公布的杀害谢晋元团长凶手的判决书给彻底颠覆了！

孤军营团长谢晋元、于本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五时、在胶州公园营中晨操时，被其部下以利刃刺伤要害身死、团副上官志标、上前救护、致亦遭刺伤、嗣经公共租界警务当局、会同孤军营高级人员、拘获案犯士兵郝精诚.张国纯.尤耀亮.张文卿.周少山.张保生.黄云清.曹明忠.张福忠.蒋少卿等十人、抄出尖刀三柄、铁棍一根、带入捕房、嗣以刑法二七一条杀人罪向第一特院正式提起公诉、业经两度详细研讯、谕令辩论终结、听候宣判、各情已誌本报、昨日下午二时半、由承审推事升座刑二庭、饬提各被告到案、宣读判决主文曰、郝精诚.尤耀亮.张文卿.共同杀人、各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其他部份无罪、张国纯共同杀人、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周少山.张福忠.共同杀人、各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其他部份无罪、张保生.蒋少卿.帮助杀人、各处徒刑九年、剥夺公权九年、其他部份无罪、匕首一把、小刀二柄、铁棍一根均没收、黄云清.曹明忠.无罪、仍还押[6]。（《申报》，1941年6月29日）

判决书将叙事者推向十分尴尬的境地，射向读者之箭不意绕了一个弯，又飞了回来，重重地扎向他们自己，让他们有苦难言。

读者看到这一判决书后，简直都懵了，先在阅读的故事被无情地颠覆了：“不是四人吗？怎么被判刑的是八个？还有两个无期徒刑，和两个九年徒刑，到底是怎么回事？”读者想得到某种解释，哪怕是再进一次圈套，但现在竟都偃旗息鼓，都缄默不语了。媒体的失声让本来有些荒诞的结果让人更觉讳莫如深。当然此事最受伤害的自然是读者，对于叙事者的伤害是他们的“报应”，是应该有预期的，事实的真相是不可能永远被遮蔽的，而读者是在不设防的情况下受的伤害，所以伤痛最深。伤痛之余，疑窦丛生而又理智的读者拾起往日的报纸，回头对曾经读过的情节进行再一次仔细研读后，大呼上当！所有的疑点也都浮出水面。

1.1 《申报》读者群

《申报》（1941年4月25日）：《谢晋元上校罹难》：

昨日清晨五时五十五分、本市发生一惊人之暗杀案件、被刺者为八一三淞沪战争时坚守四行仓库孤军苦战、因以闻名世界之前八十八师团长谢晋元上校、当时谢团长正率全体官兵、在胶州路孤军营举行早操、突遭叛上作乱之该营士兵四名、先将谢团长包围凶殴、继以匕首向之猛戳、谢因猝不及防、且以伤及要害、竟告殒命、其时团附上官志标、因捕凶手、亦被匕首刺伤、当送仁济医院治疗、现凶手四名、均已就逮、羁押于戈登路捕房、定今晨解第一特院受审、至此案有无背景、现虽尚未明了，但中外各方以谢团长生前精忠为国、矢志不渝、此次遽遭暗算、死于非命、莫不同声哀悼、并对此案表示重视、兹分记详情于后、

叛兵行刺当场殒命孤军营例于每日清晨、举行精神升旗后及早操、昨晨五时五十分、全体官兵三百余名、在操场列成纵队，由谢团长点名、忽发觉有士兵四名缺勤、其姓名为上等兵张国顺、下士郝精诚、张文清、尤耀亮等、即一面令全体士兵循跑道跑步、一面派士兵一名、前往宿舍传令该四人前往操场、当四人抵操场谒见谢团长时，谢以彼等不守纪律、当即面加申斥、讵其中一人、忽自衣袋拔出长约半尺之匕首（或为小洋刀之类）一柄、疾趋而前，向谢团长头胸各部猛戳、其余二人，亦一趋而前，帮同凶手、将谢团长凶殴、仆倒在地上、并以伤势严重、当场死于非命。

斯时正在跑步中之全体官兵、睹斯惨剧、大为震惊随即停步、由领队之团附上官志标（三十岁、福建人）率领，追捕凶手、凶手操刀拒捕、上官志标首当其冲、竟被刺中昏倒、但凶手终因无处可逃、俯首就擒、由全体官兵解交驻守该营之白俄万国商团、随即一面电召救护车、将受伤团附上官志标车送仁济医院救治、一面电告工部局警务处、派遣警车将凶手四名解送中央捕房、并立即在孤军营内部严密戒备、外间人士、除持有警务处特别派司外、一律严禁入内、电话交涵、亦予断绝、胶州路星加坡路口铁网、亦由二具增至四具、并有巡捕八名守卫、严密戒备。

谢氏遗体 今晨大殓因孤军营严密封锁之故、记者昨日亦未得入内、故详情无法获悉、但后据自营内出外购物之勤务言、谢团长遗体、已由操场移入其私人卧室、全体官兵、在床前痛哭致祭、并即摧派官长一名、负责营务、定于今日上午十一时、在该营大殓、至受伤团附上官志标、车送仁济医院后、当经医师包扎医治、所受刀刺伤痕、在左额一处、左肩及肋部各一处、腰部二处、虽流血甚多、但幸未在要害、可无生命之虞、记者昨曾赴院访问、据渠称、谢氏为缺席士兵袭击时、余（上官自称）正在领队跑步、尚未注意、迨获知后即往追捕、当被凶手刺伤昏倒、其后情形、即无所知、至凶手动机何在、渠称事前无所闻、

行凶动机 无从臆测谢氏自率部退入公共租界困居胶州路孤军营后、励精图治、手订教育、体育、生产、各项计划、积极训练、使全体官兵、咸成劲旅、俾将来尚得为国尽力、朝夕劬劳、与参加战争时并无不同、三年余来其部下体力智力、均有长足进步、尤以肥皂、线袜待各项生产工作、成绩卓著、曾先后将生产所得数千元、捐赠政府、颇得当局嘉许、谢氏虽以行动未得自由、环境日非、精神不无苦痛、但矢志不渝、时以含辛茹苦、以待光明来临等语与部下相勖勉、而其部下亦能深体其旨、故颇受拥护、上下感情、尚称不恶、讵现竟为其部下所害、故各方对凶手动机、均表示怀疑、

工部局所发表公报 据工部局昨晚发表公报云、本（二十四）日清晨、胶州路孤军营内正在列队之际、团长谢晋元及团附一人、突遭营内若干士兵之袭击、结果谢团长被刺伤重殒命、同时团副亦受重伤、刻已移送医院、该案负责士兵四名、当场就逮、交由营房守卫转解捕房羁押、据就逮之士兵四名声称，两长官平日之压迫行为，实为发生本案之原因。案情正在调查中、

上有老父下遗孤寡 按谢团长晋元、今年三十七岁、广东焦岭人、为黄埔第四期毕业生、遗有老父、寡妻、及子女四人、眷属现均寓居故乡、其慈母方于去年四月间逝世、孰料一年后竟亦追踪于泉下、痛哉、

这样的细致！无法考察其时孤军营的操场有多大，但从此地原为四行的仓库推测，不可能为今天的标准操场，据林清《报仇雪耻，后死之责》（《申报》，1941.4.26）称“有一个篮球场，一个排球场，算是战士们锻练身体的地方”，这样算来，离出事地点最远距离也不过五十米，发生冲突后即行制止是完全来得及的，但他们为什么见死不救？按常理，如此惨烈的场面一经发现马上就会跑步上前，为什么“震惊”后还“随即停步”？再说，被派往宿舍去“传令”四人的士兵是应该与四人一道返回操场，对当时事态的发展应该再清楚不过，即使跑步的上官志标他们离现场较远，发生如此血腥事件之时，而且是行刺自己的长官，这一士兵又为什么缄默而不大声呼救？刀是从衣袋里拔出来的，足证蓄谋已久；猛戮头胸致命部位，足见仇恨刻骨；如彼等身份之人与囚徒无异，却能身藏半尺（！）之凶器而不为人之所知，或知而不报，或报而不缴，实在匪夷所思！更为不可理解的是四人行凶，怎么八人被判刑？1.2 《新华日报》读者群

《新华日报》（1941年4月26日）《哀悼孤军谢团长蒋委员长拔恤金五万并通电全体官兵致哀》：

（中央社讯）蒋委员长得悉谢晋元团长被狙击逝世之噩耗，至为痛悼，业已手令发给特恤国币五万元，并请由政府明令褒扬，其所遗子女由国家扶养。并通电各军师官兵，表示悼念，略谓：“谢晋元团长之成仁，为我中华民国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回溯该团长率领八百孤军坚守闸北，誓死尽职。守护我国旗与最后阵地而绝不撤退，其忠勇无畏之精神，已获得举世之称颂。而其此后留驻孤军营中、为时三年以上，历受种种威逼利诱，艰危困辱，卒能强毅不移，始终一致，保持我国民革命军独立自强之人格。此种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炮火炸弹下浴血作战，慷慨牺牲，尤为坚苦卓绝，难能而可贵。此次被击殒命，显为敌伪方面久已蓄意收买奸徒下此毒手，而我孤军营之忠勇官兵，赤手擒奸，固绝不损其全体之荣誉，谢团长虽不幸殒命，然其精神实永留人间而不朽，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慨，亦有我民族不屈不挠正气之代表，除已优予丧恤外，甚望我全体官兵视为模楷，共同勖勉，以无负先烈之英灵而发扬我民族正气之光辉也。”又闻蒋委员长已通令各军官学校，于下星期一，（二十八日）纪念周时，一律为谢团长默哀一分钟，以示崇敬。

又重庆市绸布商业同业公会主席卓德全、常务委员柯尧放、吴健男、万静安、陈虞耕昨联名电谢氏家属吊唁，并电上官团附慰问。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氏亦有电致谢氏家属吊唁。

又讯，国际电台为对民族英雄谢团长表示崇敬起见，定于今（廿六）日下午六时三十分起，对沪作“哀悼广播”，由该台播音员前谢氏袍泽周存爱少校主持，并请当年向四行孤军献旗之杨惠敏女士播讲，杨女士于昨日去电慰问留沪孤军。

谢晋元被害经过晨练突遭四奸徒暗杀敌伪曾屡威胁未逞

（中央社香港二十五日电）沪讯：孤军营团长谢晋元，二十四日晨突被刺殒命，谢氏于二十四日晨四时，循例召集全体士兵举行训话，训话甫毕，突发现刺客四名，以刺刀向谢团长猛戳，谢未及防备，竟中要害殒命，团附上官次标，竭力营救，亦遭所伤，四凶手当即被捕解送捕房。按谢团长自三年前本部退出四行，驻入租界后，训练孤军，鼓励爱国，以待最后胜利之来临，敌伪屡加威胁，企图绑架及暗杀，均未逞，此次竟遭戳害，各界闻讯，莫不悲愤痛惜。又谢团长遗体二十五日十一时，在营内举行大殓，团附上官，现在仁济医院医治，计左额左肩腰部，各受刀伤，幸未中要害，可无生命之虞。

谋杀是需要有动机的，这四人怎么无缘无故就动刀杀人呢？蒋委员长说的“此次被击殒命，显为敌伪方面久已蓄意收买奸徒下此毒手。”“显”的依据是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查明是“敌伪”“久已蓄意”“收买”的结果，此前为什么不提醒谢团长对之警觉？

1.3《扫荡报》读者群

《扫荡报》（1941年4月25日）《沪四行孤军营团长谢晋元遭狙击》：

[本报香港二十四日专电]沪讯（二十四）晨五时许，胶州路四行孤军营谢晋元团长，正在率领士兵举行升旗典礼后跑步时，突有不肖士兵郝鼎诚等四名，从谢团长背后包围袭击，头部胸部遭受重大打击，流血过多，延至六时许，伤重毕（毙）命。副营长上官志标，因抢护亦被刺伤，送院救治，性命危殆。所有凶手旋被其余士兵赤手包围成擒，押捕房候审。此不幸事件发布后，无论识与不识，莫不同声哀悼，闻此暴行，为汪逆预谋，布置周密，显系有计划行动。又息：事前汪逆曾派人劝其变节，经谢严辞拒绝，故出此毒手。按谢为粤之蕉岭人，字仲民，妻凌维成女士，遗有子女各二，呜呼痛哉！

“闻”怎么能作为判断的依据？而且“闻”的是“汪逆”指使！实在匪夷所思！1.4 《中央日报》读者群

《中央日报》（1941年5月8日）《孤军营血案谢团长被刺始末》：

【本报上海航讯】记者今向全国各界报告一至可悲哀之消息，盖为孤军营之谢晋元团长，竟于二十四日清晨，被其部下之不肖士兵，被人收买而加以行刺，至此忠勇果敢之谢团长，竟惨毙于四名不肖士兵之手下（，）凡属识者，莫不为之同声一哭也，查谢团长被刺情形，各方面尚无任何发表，捕房当局且严禁任何消息之外泄：

精神升旗，集合训话 但据大美晚报记者向各方面调查之结果，则谓当日清晨四时许，该营全体官长士兵，依例举行早操前，必由谢团长亲自领导，先作升旗典礼，其后则集合训话。当时有该营之不肖士兵郝鼎诚，到场独晚，谢团长当以事关军纪，遂严加训责，此为官长对于士兵之通常警诫，当时该被买之不肖士兵自亦俯首无言，谢团长训话既过，乃又督率士兵，举行早操，后又举行跑步……讵在实行跑步时，此不肖被买士兵郝鼎诚，已与其他不肖士兵三名，互相同谋，竟甘冒不韪，实行犯上，对于营内唯一之军事长官，实行谋害。

当全体孤军兵士跑步时，此四名不肖士兵，在谢团长从旁指导之下，彼等最初亦追随同伍士兵，疾步向前，惟彼等当时系厕于行伍之最后列，讵当行至半途时，彼等突然以向后转姿势，向谢团长所立之处疾驰，此际其他士兵，既因专心向前，故对于此辈殿后之不肖士兵行动，竟毫不察觉，谢团长本人，虽觉若辈之行动奇突，但亦不虞其竟蓄叛谋，故当时反迎步前进欲一询若辈之何以如此。

凶手蓄谋 行动周密 不料在此时四名不肖士兵，业已出其预藏之凶器，竟向谢团长实行围袭。四凶手中，先由郝鼎诚以预藏之铁棍，向谢团长头部猛击，谢团长于不抵抗之下，遂被击倒在地，其他中凶手，立即乘谢团长倒地之时以匕首刺刀及铁棍等，或则猛击，或则猛刺，于是谢团长之头部胸部等处，受有致命伤多处，此时全体官兵亦已发觉，彼等于停止跑步反身抢救时，与四名不肖士兵，遂发生格斗，惟其他官兵，身上均无武器，而四名犯上谋叛不肖士兵，此际亦知事态扩大，竟如疯似狂，向其他官兵猛扑，其时白俄警卫队亦已闻警，立即入声警戒，当将此四名凶手迫不捕获，方将受伤之谢团长设法抬入卧室中欲施急救，无如谢团长除头部当时被铁棍击倒之外，左太阳穴上与面部及胸部，亦有极深之刀伤，当时流血极多，神志亦已昏迷，延至六时许，遂惨然溘逝。全营官兵莫不失声痛哭。此领导孤军在沪一直奋斗之忠勇军人，遂长眠地下矣。

谢团长之噩耗传出后，全沪各界莫不同声哀悼！盖以谢氏中沪上奋斗，不仅为全中国人士所感佩，且已博得世界人士之钦敬，今被害于其不肖部下之手，实为怪事。查行凶之四不肖士兵，其行动实出于预谋而若辈之凶器，似亦为外间所秘密运入，且若辈事前，似已并将行事日期决定，所谓郝鼎诚之迟到，即为行凶前之一幕张本耳。惟此辈不肖士兵，何以对谢氏突作此举各方对此，尚属猜猜测纷纭。

热肠待人 竟遭毒手 但此间华人方面曾闻有人企图绑架谢氏，后以该处警卫森严而不果，其后又闻某方欲引诱谢氏失节，但亦经谢氏之严拒而未成；凡此种种，均为谢氏生前告人者。

既然“捕房当局且严禁任何消息之外泄”，那么，“被其部下之不肖士兵，被人收买而加以行刺”的消息从何而来？更凭什么断定是“被人收买”？“到场“独晚”的郝鼎诚，遭警诫，杀人凶手却是四人，“杀人偿命”这是谁都知道的，其他三人为什么明知“偿命”也在所不惜？是什么让他们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实施这样的“叛逆”行为？

1.5 《大公报》读者群

《大公报》（1941年4月26日）《蒋委员长通电悼念谢晋元发给特恤金五万元并请政府明令褒扬》：

【中央社讯】蒋委员长得悉谢晋元团长被狙击逝世之噩耗，至为痛悼，业已手令发给特恤国币五万元，并请由政府明令褒扬，其所遗子女由国家扶养。并通电各军师官兵，表示悼念，略谓：“谢晋元团长之成仁，为我中华民国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回溯该团长率领八百孤军坚守闸北，誓死尽职。守护我国旗与最后阵地而绝不撤退，其忠勇无畏之精神，已获得举世之称颂。而其此后留驻孤军营中、为时三年以上，历受种种威逼利诱，艰危困辱，卒能强毅不移，始终一致，保持我国民革命军独立自强之人格。此种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炮火炸弹下浴血作战，慷慨牺牲，尤为坚苦卓绝，难能而可贵。此次被击殒命，显为敌伪方面久已蓄意收买奸徒下此毒手，而我孤军营之忠勇官兵，赤手擒奸，固绝不损其全体之荣誉，谢团长虽不幸殒命，然其精神实永留人间而不朽，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慨，亦有我民族不屈不挠正气之代表，除已优予丧恤外，甚望我全体官兵视为模楷，共同勖勉，以无负先烈之英灵而发扬我民族正气这光辉也。”又闻蒋委员长已通令各军官学校，于下星期一，（二十八日）纪念周时，一律为谢团长默哀一分钟，以示崇敬云。

被害经过（中央社香港二十五日电）沪讯：孤军营团长谢晋元，二十四日晨突被刺殒命，谢氏于二十四日晨四时，循例召集全体士兵举行训话，训话甫毕，突发现刺客四名，以刺刀向谢团长猛戳，谢未及防备，竟中要害殒命，团附上官次标，竭力营救，亦遭所伤，四凶手当即被捕解送捕房。按谢团长自三年前本部退出四行，驻入租界后，训练孤军，鼓励爱国，以待最后胜利之来临，敌伪屡加威胁，企图绑架及暗杀，均未逞，此次竟遭戳害，各界闻讯，莫不悲愤痛惜。

这群读者疑问与《新华日报》读者相同。

更有细心的读者将这五张报纸并列一起，横向一比，这下不仅纵向的叙事线性被遮断，连横向的叙事参照都被彻底否弃！善良的读者这时才感觉被叙事者完全给诱惑了，有一种彻头彻尾的被欺骗感。疑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实施犯罪的时间到底是4：00是5：00还是5：55？

（2）操场上实施谋杀，为什么其他人不予阻止？

（3）凶手使用的专业凶器，从何而来？

（4）不同媒体对他们的身份确认为什么如此悬殊？

（5）事情的诱因到底是一人所起还是四人所为？

（6）犯罪动机的认定依据是什么？

（7）八人被判刑，证明八人有罪，为什么见诸报端的限于四人？

其实，善良的读者，又一次中了叙事者的圈套，因为所有叙事者对这一事件的报道采取的都是限知视角，有意设置了盲点，叙事者本欲设置“随限知视角的扩展”而慢慢被“消解”的“内盲点”[7]，却不意《判决书》来得如此之快，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消解”了呢？不过，为叙事者辩，限知视角是有暗示的，只是读者大意忽略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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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时间

从理论上说，某一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唯一的，并不具备可选择性，不过在计时工具—钟表不普及的时代，只能白天根据太阳的位置来判断，夜晚则根据“天是否亮了”来判断，模糊的判断标准而导致时间上的出入是可能的，4月24日大约“谷雨”前后，昼短而夜长，但即使以《申报》最迟的5：55作为事发时间的话，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天没亮”是肯定的。每天早晨不到六点就得起床，想一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还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有的甚至更小，“天不亮起床”意味着什么？如果依据“4：00”的时间认定，那就意味着每天三点多就得起床！2.2地点

这是所有构成元素中唯一相同项，这是事发的第一现场，“操场”的所指十分丰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公共性特征在这里被十分显著地凸现出来，它有这样的意义指涉：首先当事者双方积怨很深，矛盾不可调和；其次，杀手的凶残与狂妄；第三、被杀者的浑然不觉。这三点是导致谢晋元悲剧的重要因素，试想，作为孤军营的最高指挥官，此处的活动范围又是如此狭小，连自己与部下之间的矛盾发展到这种地步都无从知觉，让人怀疑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官长。曹聚仁先生对谢团长就有过如此的评价：“军人的性格，只能说是粗线条的，经不起分析的”[8]。这样说来下述的叙事分析就又使这一说法得以座实：

谢氏虽以行动未得自由、环境日非、精神不无苦痛，但矢志不渝，时以含辛茹苦、以待光明来临等语与部下相勖勉、而其部下亦能深体其旨、故颇受拥护、上下感情、尚称不恶。（前引之《申报》）

“不恶”！这是叙事者在利用修辞技巧制造的迷雾，或者干脆就是叙事诡计。此为从反面即否定式肯定而对对象所作的性质判断，既可以说是一种修辞谋略，也可以说是一种修辞技巧，但何其不能说是一种修辞诡计？日常生活中，如果是这样的表述来形容某两人关系的话，“不恶”顶多算一般关系，这里所指分明是谢团长与部下的关系已经很不和谐，只是这轻微的暗示没有引起读者的足够重视而已。

2.3凶器

凶器在这里是较为敏感的一点，除《扫荡报》未指明外，其他都给予认定，“刺刀”或“匕首”或“铁棍”，只是作为最高军事长官，孤军营内存有这么多的凶器，并且是专业“凶器”，谢晋元怎么竟然毫无所知呢？更何况，“升旗事件”之发生，“白俄队于占据营房后，任意搜查，将我壮士之钢盔、防毒面具(这是当撤退时为英兵陆军所允许携带的)饭盒……凡带有铁质的器具无不抄没”[9]。隐藏这些凶器即使谢团长不知道，白俄团丁也不可能允许有这类凶器存于孤军营中，因为这会对他们的生命构成极大威胁，何况检查如此严格呢？作案者不能离开孤军营，凶器从何而来？这为谢团长与士兵之间关系不睦的又一注脚。

2.4身份

综合一下三类指称，“不肖士兵”毕竟还是士兵，只是不肖而已，属“人民内部”矛盾；“叛上作乱之士兵”即更为严重，是“叛上”，这就是“敌我”矛盾；“刺客”带有职业色彩，专门杀人者，但叙事属中立性。比较一下，《中央日报》、《扫荡报》一致，《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相同，而《申报》与他们的不同与政治立场的归属是完全相符的。

这又得讨论新闻的来源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不同的消息提供者由于所站的政治立场不同，其视角当然有异，《中央日报》自不必说，它是国民政府的喉舌，《扫荡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1942年曾与《中央日报》出联合版即可表明他的立场了，《新华日报》1938年1月1日创刊，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但抗战初中期，基本上为国民政府所操纵，这从一件事就可看出来，1941年1月中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8日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时报》、著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和商业性报纸《申报》皆以极重要版面与醒目位置和特别刺激的标题报道“新四军被解散、军长叶挺就擒副军长项英在逃”的消息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新华日报》只是通过刊发周恩来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誌哀-中华民国一月十七日夜”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相急！！”隐忍地表达了事情的结果，至于原因一直没能公开。更有甚者，2月5日《新华日报》特别重要的栏目“时评”栏里，只有醒目的“我们的抗议”五个大字，内容部分却是空白。这在中外报界可能都是绝无仅有的事。同日的另一版上并列的标题“法纪何在！本报横遭压迫 报差四人竟被捕殴 报纸亦遭无理没收”，由此可见，其有多少话语权，实在不好说。而全国知名度最大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是蒋介石的智囊之一，尽管未能入蒋之幕府，但却是“影响蒋氏的政策的人”[10]，政治上势必保持一致。如此就只剩《申报》了。这份英国美查（Major）兄弟为主要发起人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的商业报纸，尽管经历了经理人的几次大的变更，但其民族渊源却十分深厚，这从抗战时期为其供稿的一批文人如郁达夫、陈子展、李青崖、陶行知、曹聚仁等[11]的人格就可以窥其一二（四十年代曾短期为汪精卫政府所控制除外）。但他毕竟是商业性报纸，与政治喉舌作用不同，它追求的是新闻的商业价值，因此他的新闻渠道相对独立叙事立场也有别于其他政治性报纸，也是势所必然。

2.5人数

这也是很敏感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上的差异导致了视角的分裂，致使叙事者“精心”编制的故事被颠覆。

一个人犯罪是个别犯罪，可以将其归结为偶然现象；四个人犯罪应该是团体犯罪，被判刑的是八个人，这是很大的一个团体了，而这个团体是孤军团体的一部分，算一算孤军撤退时为339人[8]，到事发时止，经“升旗事件”、“交涉改善待遇事件”等死近二十人，这样一来所谓的“孤军八百”其时只有三百一十人左右，八人犯罪则意味着有近百分之三比例的人与谢团长之间已经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根据人群关系“鼓形”结构原理，由于这一极所占比例太大，因此，其“鼓”已不鼓了！剩下多少能够为谢团长指挥者，已经微乎其微了！如此说来，犯罪人数当然是越少越好。《中央日报》想以“家长”姿态定调，却也无奈事实的“消解”而落入尴尬。这就将第七点都包括在内了。

2.6动机

《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扫荡报》及《大公报》立场一致，上已分析，他们保持口径的一致毋庸置疑；而《申报》的“两长官平日的压迫”能够成立吗？不妨看看这群生活在“孤岛”中的“孤军”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1）死亡焦虑

“一孤军被击死”（《申报》1940.9.19）

昨日上午十一时五十分，胶州路四行孤军营内又发生严重冲突事件、发生经过不详、惟悉白俄团丁曾开枪两响、有孤军一名当场被击毙命、另一重伤。

“沪孤军交涉改善待遇竟遭法越兵枪杀”（《新华日报》1940年9月19日）

华方讯：法守兵今日以机关枪向骚动之华军射击，华军死八人，伤二十二人。法守兵多为越南人，华军因食物恶劣不堪，向负责人交涉，致引起骚动，法方对于华军致命伤事，未提支字。

……

路透沪讯：今日下午，（八百壮士）孤军营中我军复与监守之白俄商团发生冲突，我军以石块抵抗白俄之枪弹，结果我军被击毙一名。

为解决改善伙食这一起码的生存问题，或“不详”问题与当局交涉，轻则受伤，重则毙命，死亡本为人生大限，求生是人之本能，然而生活在孤军营里的孤军们生存权不仅没有保障，而且时时受到挑衅，死亡的焦虑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2）人格被侮

《新华日报》（1939年8月22日）刊登了署名梓年的《八百壮士断不容侮》文章，对传说的关于日本要求英国政府引渡八百壮士一说进行了严肃的抨击，首先，八百壮士不是俘虏，他们是应“第三者要求当局下令撤退”的结果，是“第三者”“人类同情心”的表现，是八百壮士“顾念租界中外人士生命财产之安全”而接受上海工部局要求的结果。既然不是俘虏，日本的所谓要求引渡即为荒谬绝伦之要求。然而，在租界里，特别在万国商团的警务当局白俄团丁的眼里，他们的身份就是俘虏！其实，在他们自己的潜意识中又何其不是这样的认定？在国人的心目中抗战时期“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投降就是失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死都不能失节，他们现在的这种暧昧的身份怎样时刻刺激着他们的自尊心，不得而知，但弱势群体的自尊又极易感觉受到伤害这是心理学上不争的事实，自尊心与人格在一定场合是二而一的关系。

（3）环境压力

该营四周戒备依然严密、电流中断、亦尚未接通、入晚在营外四周之强度探照灯照射下、几形如死城[9]。

要知道这离他们退出闸北，已经有三年多了，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还是如此的尖锐和激烈，想象一下，几百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如此长的时间，会是怎样的结果！更有甚者：

在胶州路星加坡路口将铁丝网布置成一弧形线、距离四十步、复架一道铁丝网、西捕七八人及华捕多名在场指挥[10]。

营的周围布了层层的铁丝网，营的左上边有一瞭望台，台上经常有白俄架机关枪望着营内。无疑的这是用来监视营内的壮士们的举动的了。

周围是铁丝网，处处有荷枪实弹的团丁监视，断电，夜晚有探照灯扫射……简直是非人的生存环境。

（4）被抛弃感

记者当叩谢团长以一年来感想、谢氏沉默良久、欲言又止、如有无限感触、莫由叙述、良久始谓、委座爱惜部下、不愿任其牺牲、始下令余等撤退、而委座则时时亲临前线指示戎机、余等对之殊深惭愧、当更以自勉、不负委座所望[12]。

“沉默良久”为内心的思想不便表达，“欲言又止”是为心有顾虑，要说的话当与现实中的某人或某事相冲突，“莫由叙述”，矛盾之极，既然记者追问，这是表达他们真实思想的好机会，但又顾虑重重，最后还是遮遮掩掩地说了出来，然与要表达的原意有重大的出入。前后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委座爱惜将士、日夜操劳，但爱惜将士也该好人做到底，事务再忙，也不能把我们奉你之命撤退的将士，抛却脑后呀！只顾“时时亲临前线指示戎机”把我们给忘了！

（5）生活艰辛

个人的生活艰辛自不必说，为改善伙食与当局交涉就付出九条人命的代价。就算八百壮士们在孤军营里生活无忧，但三年过去，他们的“饷糈”还得自己去领而未领[13]，在米价“每担一百四十八元，较昨日之最高价一百卅八元竟高出十元”的物价飞涨的日子里，抗属的生活几乎面临绝境，“近因物价昂贵，正（很）多抗属的生活难以维持。社会局半年发优待一次，领洋十五元。今年元旦节领得优待洋四元，毛巾一条，三八节领洋五元，度得一时，……小孩老人，作工工厂不要，……实为困难”。

谢晋元团长遇害后，他的夫人谢凌维诚谈到他们家里的生活时也说：

阿翁年迈退休家园，长兄嫂青年早逝，遗下一子，仅与兰芬（他们的女儿-笔者注）同龄。晋元薪俸有限，无法多寄，一家数口衣食，仅恃不满十亩之山田[14]。

团长家属生活都如此捉襟见肘，普通士兵们的家属生活状况就可见一般了。

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角度来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达到一定的极限，人的精神就会进入癫狂状态而无法自控，甚至以极端过激的行为方式来予以释放，生活在“孤岛”中的“孤军”们死亡的焦虑困扰着他们，尊严与人格被蔑视和侮辱，生存环境异常恶劣，为国守节，却时时感觉被抛弃，个人生活的艰辛要以生命作为代价进行交涉，家人的生活又无法顾及……

困于“孤岛”，为臣不能尽忠，为子不能尽孝，为父为夫不能尽责任和义务……而每天还得劳动和接受军事化的管理，劳动得到的可怜收入数千元应该是集体所得，却为谢团长为“颇得当局嘉许”而“捐赠政府”！[15]这会不会招致孤军士兵的强烈不满？想一想其时媒体的炒作，谢团长几成“孤岛”人们的精神支柱，这不免又让人们想起曹聚仁先生的话：“左舜生先生说到十九路军的翁照垣将军，‘一·二八’之役以坚守吴淞得大名，章太炎先生曾以长文赞许，翁照垣之名，大噪于南北。左先生说：‘这对于照垣也许是害多于利，后来见着，觉得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这句话，对于谢晋元将军，也是一样的切合。”这也就是前面曹先生说的“军人的性格，只能说是粗线条，经不起细细分析。”的后半句。那么，比较而言，相对中立的《申报》所给出的犯罪动机“两长官平日压迫”，不知能不能采信？

3

至此，读者或许对上述七方面疑点可能多少“悟”出点答案了，叙事者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就是出于某种目的的叙事遮蔽。其实叙事的遮蔽是一种谋略，影响叙事的因素很多，其中政治因素是叙事者无法逃脱的，想一想“八一三”后，自1937年10月31日“八百将士”退守四行仓库，直至1941年4月24日止，近三年零六个月，媒体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绝不亚于对正面战场的报道，“孤军绝食”、“孤军升旗”、“八百壮士不容侮”……特别是他们的最高指挥官谢晋元上校，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连他患失眠症住院都成为媒体关注的新闻（《扫荡报》1938年12月30日）。自遇害至追悼会结束，前后仅六天时间，竟有“工友、学生、市民十万人前往孤军营瞻仰遗容”，平均每天一万七千人，按每天十二小时接待时间计算，每小时接待一千四百人左右，不到三秒钟每人（？！）。更有甚者“沪讯，孤军营谢团长殉难后，孤岛人士悲愤激昂，连日前往孤军营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廿七日为星期日，全市各校学生及工厂职工，共约十万人，纷纷前往吊唁，孤军营附近途为之塞，长达数里……”（《扫荡报》1941年4月25日）这就更无法计算了，不知能否相信？只是记者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呢？谢晋元团长有福了！小小的孤军营，小小四行仓库，也有福了！可见，“孤岛”中生活的孤寂的心灵对“孤军”们有着怎样的期盼！因为八百壮士、更因为谢晋元成为沪上新闻关注的焦点，也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在传媒不很发达，新闻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能够塑造出这样几乎可与今天“超×”轰动相媲美的民族英雄形象，一方面缘于八百壮士前期的血战所证明的男儿血性，在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面前，他们没有退缩，血战四昼夜，即使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任务成功完成，他们还请求继续作战，这种不畏牺牲的精神，确实感动着抗战初期的国民；其次是他们羁留四行仓库期间，与工部局及白俄团员之间不妥协的斗争，也确实体现了他们的艰苦卓绝而不沉沦的优秀品质。特别是他们在国旗被工部局以时局紧张为由没收，但他们却创造出精神升旗法—“吾人头上有青天白日，脚下有热烈的鲜血，足以代表伟大的国旗。”并面对他们进行精神“升旗”！在中外战争史上，甚至人类文明史上，这都可谓一项创举！从新闻学的角度，他们也确实很善于有创意地“制造”新闻。加上香港当时拍摄并上映了一部以他们的事迹为模本的票房收入据说很高的一部电影《八百壮士》，放映期间“鼓掌的声音，自始不绝于耳。”（《申报》1939年1月22日），这下连其中“献旗”的杨惠敏女士都“兔子沾月亮的光”而名声大噪，“曾在武汉多次招待记者”[16],不难想象这样精心培育出来的一群民族英雄群像及其领头羊，可以说媒体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唯是炒作，也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孤军”的存在不仅是国军与上海人民共存亡的象征，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被日人占据的“孤岛”上海市民，由于长期生活于准殖民地，其被殖民心态需要刚性和血气的滋润，其奴性人格更离不开亲情的抚慰与呵护。而现在，亲手树起的形象被这几个几近精神分裂的叛兵所推倒，不仅媒体自己面子上难堪，上海市民更是无法接受，尤为重要的是这将会给处在抗战困难时期的国民心理造成十分消极的影响。因此，媒体的可怜顔面也好，国民的脆弱心态也好，都需要这样的民族精英作为抗战到底的的精神支柱而存在。承认犯罪分子是三百一十分之八的话，高高的宝塔訇然坍塌的结果必然会压倒一大批人，到时谁来负这个责任？更何况“最高领袖”已对此事的性质定好了“调子”（《新华日报》1941年4月26日），再有正义感的记者也不会去感情用事了。

原来这都是叙事预设后的叙事谋略，也正是叙事的张力所在，这样一想，读者的自尊，叙事者的诡计在民族大义面前似乎黯淡无光了，更为一提的是以“真实”为牌坊的记者们的这次偶一失贞，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1]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2]Roland Barthes.The Death of the Author[M].R.Barthes,I-maeg-Music-Test,trans.S.Heath,Glasgow:Fontana/Colins,1977.

[3]杨义.中国叙事学[M]//杨义文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46.

[4]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8:95.

[5]曹聚仁.采访外记采访二记 [M].北京：三联书店，2007: 151-152.

[6]张纪一，姚立勳.英勇斗争的八百壮士 [N].新华日报，1938-09-11.

[7]曹聚仁.报人张季鸾[M]//上海春秋.北京：三联书店，2007.

[8]闸北孤军撤退后 四行仓库被焚毁 [N].中央日报, 1937-11-02.

[9]虞洽卿何德奎访谢晋元[N].申报,1940-09-25.

[10]谢晋元团长遗体举行盖棺仪式[N].申报,1941-04-29.

[11]报仇雪耻后死之责[N].申报,1941-04-26.

[12]撤退四行仓库一年孤军沉痛纪念[N].申报，1938-10-31.

[13]八百壮士代表过港来渝[N].新华日报,1939-01-12.

[14]怀悼晋元[N].中央日报,1942-04-24.

[15]谢晋元上校罹难[N].申报,1941-04-25.

[16]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谈[M].北京：三联书店，2007:416.

[责任编辑：谢家顺]

Abstract:Because time is irreversible,the expressive form of any event is unique;traditional historical texts are regarded as the unique duplicate of the expressive forms which it depend on psychologically.Historical texts are the mirror images of the real events.But new historicism holds that events are real,but the narrative texts which the narrators"process"are same imagery product as the literature texts.Therefore,the same event presents different forms with different narrators from different point of view,by which narration demonstrates powerful expressive force.

KeyWords:Expressive Force;Imaginary;NewHistoricism;Incident of800 Isolated Soldiers

Expressive Force ofNarration——FromPoint ofViewof“Incident of800 Isolated Soldiers”

DingBolin,CaoWu
(Chinese Department,Chizhou College,Chizhou,Anhui 247000)

I206

A

1674-1102(2010)02-0055-09

2009-12-25

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2010sk501zd）。

丁柏林（1962-），男，安徽怀宁人，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叙事学；曹武（1980-），男，安徽池州人，池州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