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画》的国民性批判主题①

张 战,邓 姿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湖南长沙 410013)

论《国画》的国民性批判主题①

张 战,邓 姿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史系,湖南长沙 410013)

王跃文官场小说《国画》是一部承接鲁迅国民性批判精神的力作;作品中主人公朱怀镜貌似堂皇的种种“官场智慧”中,隐伏的是严重的国民劣根性,这一灰色官员形象的塑造,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国民性的批判;在中国当代文学国民性批判主题日渐被悬置的背景下,《国画》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国画》;国民性批判;朱怀镜形象

王跃文长篇小说《国画》1999年 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2010年 4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再版。11年间风云变幻,白云苍狗,其间曲折一言难尽。不管小说作者承不承认,自《国画》始,王跃文就被称为“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第一人”,由《国画》而开启的中国当代官场小说一脉也已风生水起,蔚为大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作为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的开山之作,《国画》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充分的探讨。然而,对于《国画》的文化意义,大多数学者只着眼于《国画》对官场生态的还原和揭露,对官场人性的挖掘和批判,却鲜有人对《国画》中表现出的对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民性批判予以关注。

一、国民性批判之源流

国民性意指对一个民族国家性格的现代性表述。国民性批判的源头始于清末,代表人物是晚清著名政治家、实务家、学者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另一方面受日本思想家的启发,于 1901年写出《中国积弱溯源论》,其中说:“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而具体的表现,“在于一,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二,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线;三,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1]梁启超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造成了中国民族的“贪鄙之性、偏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戾之性、偷苟之性”。[2]从 1902年 2月到 1905年 2月,梁启超历时三年,在《新民丛报》连续发表《新民说》,提出欲建设新国家,必先改造国民性。由此,发起了一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也便成为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中心话语。这一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陈独秀和鲁迅先生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接过,而鲁迅先生更是以自己坚实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成为国民性批判的最坚韧、最深刻、最顽强的勇士。

1922年 12月 3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3]1925年 3月 31日,鲁迅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变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4]1933年3月,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便以小说和杂文的形式,活画出四千年来国民愚昧麻木、隔阂冷漠的看客心理,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以及“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的奴性人格。[6]鲁迅笔下的闰土、孔乙己、阿 Q、华老栓、祥林嫂、单四嫂、爱姑等等,这一系列的人物形像,真是活画出了国人沉默的灵魂,其冷峻、精确和深刻的程度,可以说自中国现代文学以降,无人能出其右。

实际上,国民性批判一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母题。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文学,救亡意识和阶级意识时时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意识,但国民性批判主题仍顽强地或隐或显存在于作家们的作品中。其中,尤以乡土文学作家群、老舍、萧红等为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性批判主题在时代的风暴中暂时销声匿迹,不过台湾的李敖、柏杨等人接过了国民性批判的大旗。新时期以来,以韩少功为首的“寻根文学”重新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国民性批判的文学传统,韩少功更是以其代表作《爸爸爸》对鲁迅的《阿Q正传》作出了有力的回响。

但是,随着社会商品化进程的日益加速,消费型文化日益泛滥,文学日益边缘化,文学作品承载重大主题也愈来愈显示出它的虚弱,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以及怎样艺术地再现,也愈来愈呈现出一种被悬置的状态。

二、《国画》对国民性的批判

《国画》自 1999年 5月出版,起印 5万册,3月内又加印 5次,且时时断货,一时坊间洛阳纸贵。此部小说在初版后不到半年就在全国各大书店莫名消失,但在二渠道书店及地滩上却仍以各种盗版畅销。那么,《国画》受到读者热捧的魅力何在?

诚然,《国画》热销有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政治文化因素,有中国国民潜意识里对权利的崇拜与渴望因素,《国画》也确实因为生动传神地描画出了一幅生存于权利或权利边缘人物的众生相,对他们的精神面貌及游戏规则,他们的权欲、情欲世界做了深微周严、淋漓尽致的展现,因而满足了相当一部读者对官场的窥视心理。也有人把《国画》当成一部当今官场生存的实用“秘籍”,但是,更多的读者看到的是这部作品中表现出的深沉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以及对官场人性缺失的悲悯情怀。因为《国画》,王跃文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位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来写的第一人。

不仅如此,《国画》更是一部对中国国民性做出冷峻深刻批判的小说。

所谓国民性,即对一个民族国家性格的现代性表述。而在中国晚清以降的特殊语境下,国民性又偏指于国民的劣根性。如前所言,梁启超先生把中国的国民性概括为“贪鄙之性、偏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戾之性、偷苟之性”,而鲁迅先生更以其文学创作深入解剖出国民性之愚昧、麻木、懦弱、奴性、看客心理及精神胜利法。但是,笔者以为,中国的国民性还有一个几千年来就深深植根于民族个性中的特征,即趋利避害心理。一切愚昧、麻木、懦弱、奴性、精神胜利法及看客心理,无不源于其趋利避害的总原则。

中国国民的趋利避害心理,当然也基于人性中的本能。但是,它更是基于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也基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从春秋战国时代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无不生活在“暂时做稳了奴隶”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活着的中国人,又怎么可能有超于利害之上的道德是非呢?尽管中华民族亦不乏孟子所谓“取义成仁”的志士,不乏为理想而奔走奋斗的勇者,但就其普遍的国民而言,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趋利避害的实用主义成为大多数人的生存必要和生存原则。为了生存,人们往往对恶的东西特别宽容,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便可化解掉许多人心中的道德审判和道德内疚。如此,中国的国民性怎么不会是愚昧、懦弱、麻木、冷漠,奴性十足而又自欺欺人呢?即便眼前有人正在吃人,只要自己能暂时不被吃,就可以抱着胳膊安心充当看客。

深究《国画》的思想内涵,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挖掘和批判是很深刻的。《国画》的主角是朱怀镜。这个人物,用王跃文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灰色人物”。王跃文曾在他的随笔集《我不懂味》中这样评价朱怀镜:“我觉得朱怀镜这个形象远远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审美意义。我并没有刻意将他写成一个清官或贪官、好官或庸官,如果非要下个道德判断,朱怀镜即使不是坏人,也是灰色的中间人物。尽管他确实没有完全丧失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社会、对官场、对人生、对自己也不缺乏反省。朱怀镜想做些好事,在可能的情况下也能做些好事,他对朋友、对亲情、对爱情大体是真诚的,但他所做的一切却是以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朱怀镜不主动做坏事,但如果事情虽然并非光彩,却能给自己带来利益,他往往又是顺水推舟或顺手牵羊,利己又不伤人的事,何乐而不为?往更深处探寻,恰恰这种看似偶然的机遇,实则是朱怀镜内心之主观选择。”[7]可以说,王跃文在《国画》中表现出的国民性批判,集中体现在朱怀镜形象的塑造上。

朱怀镜是一个在中国现实官场中颇具所谓“官场智慧”的人。他并不有意作恶,却因为其敏锐的观察能力,非常善于审时度势,巧妙将自己的一切人脉资源,抟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势。于是,他顺利从一个颇不得志的市政府办公厅的副处长,在一年多的时间成功实现三级跳,成了手握实权的财政厅副厅长。朱怀镜最根本的处世原则是懂得趋利避害,在可能的条件下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实现。

我们不妨仔细考察一下朱怀镜的性格心理。在他貌似堂皇的种种“官场智慧”中,隐伏着严重的国民劣根性。

对上,朱怀镜有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奴性。哪怕是面对只比他高半级的顶头上司处长刘仲夏,都处处表现出逢迎巴结。小说开篇非常巧妙。一场心不在焉,五味杂陈的球赛,就像推动朱怀镜命运的第一只手,开始造成一种可以让朱怀镜运作的势,这就是刘仲夏通过朱怀镜向李明溪索画。为了得到李明溪的画,朱怀镜软硬兼施,既有对老友毫不客气的数落,又有对自己官场中尴尬处境的诉说,以博得李明溪对自己的同情。不谙世故的李明溪哪里是朱怀镜的对手?果然,听了朱怀镜的诉苦之后,李明溪说:“如此说来你还真的很痛苦?我原来只以为你有些无聊哩。”[8]18殊不知,朱怀镜的所谓痛苦,也无非是在官场中不能得志,抑屈无法伸头的痛苦罢了,并不是什么关于抱负理想的痛苦。但是,花这么大的气力只是为了讨好刘仲夏,一方面确实因为现实官场中的无奈,另一方面也确实有朱怀镜的奴性心理做祟。

至于对待能够直接改变自己命运的柳秘书长和皮市长,朱怀镜简直成了他们的家奴。深夜给柳秘书长和皮市长家送保姆,陪皮市长打牌,进寺庙烧香,为皮市长儿子皮杰高价卖掉天马娱乐城不惜变相向自己的情人施压。皮市长一个眼神,一句看似毫不相关的话,朱怀镜都能心领神会,不但竭尽全力充当驱驰,而且受宠若惊,以深入了权力核心人物的隐私圈子为荣。他原本是为巴结柳秘书长设法从李明溪那里拿到了《寒林图》,却灵机一动地送给了皮市长。回到家里,朱怀镜有一段自我反省:“香妹的啧啧声让朱怀镜猛然间想到为什么不把这画留下来自己收藏着呢?这画现在就价值不菲,今后还会升值。可自己根本想都没想过要自己留下来,只一门心思想着送人。可见自己到底是个奴才性格。”[8]425反省归反省,想到的却还是利益。当然,当奴才的前提是能得到好处。而朱怀镜在可以给予他现实利益的权力人物面前,潜意识里是以做奴才为荣的。

但是,朱怀镜对于他生活中与他势力相当,甚至比他弱小的人,他是能利用就利用,能压服就压服,有时,甚而是冷漠、麻木的。朱怀镜视为挚友的两个人,一个是李明溪,一个是曾俚。但面对李明溪,朱怀镜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他的画做为巴结逢迎上司的阶梯。他趁李明溪神志不清,几乎是一滩烂泥的时候,拿走那幅市价不菲的《寒林图》,“朱怀镜客气话都顾不上说,只拍拍李明溪的肩,叫他好好休息,就告辞了。”因为他的左手出门时拍了李明溪的肩,“碰着了那暴露而冷硬的肩胛骨,就像触摸到了骷髅,叫他很不舒服。他禁不住勾拢几个指头在掌心擦了擦,想摆脱这种不祥的感觉。”[8]422这里,我们看到的朱怀镜对待李明溪的态度,全然不顾好友身心的病痛,除了利益,还有生怕给自己带来不祥的嫌恶。

对曾俚的理想坚持,朱怀镜并不认同。朱怀镜为给张天奇摆平乌县假桃种案造成的不良影响,找曾俚要他撤掉准备发在几家报纸的稿子。他也意识到,他和曾俚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为了达到目的,朱怀镜可以说是使尽威逼利诱,最后还是利用曾俚对自己感情的看重,用苦情计成功。当张天奇因为乌县送乞丐翻车事件再找朱怀镜时,朱怀镜亲自赶到乌县找到曾俚,一会儿变一副面孔,软硬兼施,达到目的。而他对曾俚在现实压力下,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坚持的痛苦,却是不以为然的。对乌县乞丐翻车事件中无辜死难的几十条人命,朱怀镜的表现则是冷漠麻木。在朱怀镜心里,只有现实,没有真理。

对待自己的妻子香妹的痛苦,朱怀镜则表现出一种漠然。而对他的情人玉琴,虽然他貌似深情,但在玉琴出事之后,与玉琴在痛苦中云雨一番。明知玉琴很有可能马上就会被抓,他却“没有心力想得太多”,“朱怀镜不知道,他正酣然大睡的时候,梅玉琴已被检察院的人带走了。”而朱怀镜却并不吃惊,“只是心里莫名其妙地紧张,似乎自己也会有什么麻烦。”[8]641朱怀镜对用情最深的人都是如此,更惶论其他。

事实上,朱怀镜对现实中的灰暗丑恶已经麻木了。只要事不关己,他就可以完全是一副看客心态。小说中几次写到市政府前有上访群众,朱怀镜每次都是避而远之。

但是,朱怀镜毕竟良知没有完全泯灭。所以,他也每每有反省、自责,也有自我鄙视和惭愧的时候。第一次与按摩女发生性关系后,他也站在无人的电梯里大叫,称自己“不是东西”。他也曾在无人的深夜街头泪水纵横,痛哭流涕。但是,很快他就能给自己找到心理解脱与安慰,用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麻醉自己,义无反顾纵身于官场博弈之中了。

三、《国画》中国民性批判的意义

与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对国民劣根性批判相比,王跃文无疑是传承了鲁迅这一文学精神的。鲁迅笔下塑造的最能代表国民性的形象是知识分子和农民两个系列。在《呐喊》与《彷徨》两部小说集中, 25篇小说,写知识分子题材了占了 14篇。鲁迅笔下的四铭、孔乙己、吕纬甫是他着力刻画的三类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身上都有其不同的国民性表现。四铭的道貌岸然,孔乙己身心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而不自觉,吕纬甫的孤独颓废等等。但是,我们可以说,王跃文长篇小说《国画》中朱怀镜形象的塑造,是鲁迅笔下揭示国民性特征知识分子形象的新发展。

朱怀镜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是社会转型期间已经市侩化的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既没有了鲁迅先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救世情怀,也没有了吕纬甫曾经有过的奋斗与挣扎,有的只是建立在所谓面对现实基础上的逐利。我们且看他游走官场,为自己每一次的心机成功和利益实现而沾沾自喜,趋利避害成为他做人的最高原则和最冠冕堂皇的理由。由此而表现出来的一切国民劣根性似乎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可以理解和可以原谅的。甚至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朱怀镜竟成了一个好官,好人。细究其中的原因,也许现实力量的过于强大,生存于官场这一特定生态圈中的种种无法明言的规则的无法扭逆,以至于不想坏而不得不坏,至少无法好。甚至,这是不是因为王跃文《国画》如此真实而深刻地描绘出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或曰国民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表现,而获得了如此广泛的认同呢?深究其背后的原因,几乎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仅仅从这一点来说,《国画》的警世意义就不容忽视。《国画》中表现在朱怀镜身上的国民性批判,以及这一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传承和发展,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5卷 [M].中华书局,1989: 14,18.

[2]梁启超.新民说·叙论[M]//梁启超文选:上.夏晓红,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02-114.

[3]鲁 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 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417.

[4]鲁 迅.鲁迅景宋通信集·八[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22.

[5]鲁 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 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512.

[6]鲁 迅.华盖集·忽然想到[M]//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60.

[7]王跃文.我不懂味[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168.

[8]王跃文.国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黄声波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Criticism ofChinese Painting

ZHANG Zhan,DENG Zi

(Chinese and HistoryDepar tment,Hunan FirstNormal College,Changsha 410013)

Officialdom novelChinese Paintingis a national character criticis m masterpiecewhich carrieson the critical spirit ofLu Xun.In the novel,protagonist Zhu Huaijing has variousofficial intelligence,actually he embodies a serious negative national character.The gray image expresses the author’s national character criticis m.When China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uspends the theme of national character criticism,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ainting can not be neglected.

Chinese Painting;national character criticis m;Zhu Huaijing Image

I207.67

A

1674-117X(2010)04-0009-04

2010-03-19

张 战(1963-),女,湖南长沙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研究;

邓 姿(1971-),女,湖南双峰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