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上当始末

1971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北京故宫举办，首次展示了来自新疆的两件文书：一件是白居易诗《卖炭翁》抄件，署“坎曼尔元和十五年抄”；另一件是作于元和十年（815年）的三首诗《忆学字》、《教子》和《诉豺狼》，署“纥坎曼尔”。

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在新疆发现了唐代的汉字文书，自然不是一件小事。郭沫若看过原件后十分兴奋，将这两件文书命名为《坎曼尔诗笺》，并写了《〈坎曼尔诗笺〉试探》一文，文中说：“诗中有几个简笔字。如‘诗坛’、‘五谷’等，从唐代以来一直流传到现代，民间简化汉字的生命力于此可见。”对于坎曼尔所抄《卖炭翁》，郭文认为“可能是《卖炭翁》新乐府存世最古的抄件”。

郭沫若文章一出，《坎曼尔诗笺》身价百倍，甚至选入了中小学语文课本。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国外有苏联学者质疑，国内史学家张政烺也认为，《坎曼尔诗笺》不是唐代之物，理由有三：一是诗笺中竟出现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推行的简化字“坛”、“谷”等；二是诗笺上的字体在明朝万历年以后才出现；三是有些词语如“东家”也是唐代不可能有的。1980年，学者肖之兴也在《光明日报》发文质疑。他认为，坎曼尔是“伊斯兰教特有的名字”，但伊斯兰教于1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传入新疆。如果坎曼尔真是9世纪的新疆居民，怎么会提前采用伊斯兰教的名字呢？诗笺背面是察合台文，而察合台文是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从诗笺的书写痕迹看，汉文墨迹浸透了察合台文，书写时间明明晚于察合台文，那么诗笺怎么可能是唐人所写的呢？然而，这些质疑没有被学界接受，主流意见仍然认为诗笺是唐代珍贵文书。

学者杨镰穷追不舍，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弄清楚诗笺的制造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L先生和S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S先生写下证词：“大约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间，一次L来找我，让我把一些诗句抄在两张残纸上，他还把要抄的内容用另外一张纸写好给我看。抄这个做什么用，我并不知情。抄完后不久，我就到南疆‘社教’，离开博物馆。两张纸怎么被当成唐代文物送到北京等情况，我毫不知情。大约十年后，想不到它竟成了‘文物’，印在书的封面上。他当年写诗的纸也没有保存下来。为了不继续贻误后人，我便把上述情况告诉了杨镰同志。所谓‘坎曼尔诗笺’是我应L之求，无意中书写的。”

至此真相大白。身为考古泰斗的郭沫若，的确是上了一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