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者，心术也——《读书记》再版后叙

/林 鹏

作 者：林鹏，原名张德臣，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现为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太原师范学院名誉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书画文化研究所顾问。

《蒙斋读书记》是十年前（一九九八年）在好友张继红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出版的一本学术随笔，纳入他所主编的“当代学者文史丛谈”的丛书之中。现在张继红先生考虑读者的需要，建议再版单独发行，我完全同意。

我并未在文史方面的科研和教学岗位上工作过，所以说，我只能算一个业余的文史爱好者。一九八○年三月，听了张颔先生的话，我带上我的《法论稿》油印一百份，参加了当时召开的山西省历史学代表会。这篇文章受到与会同道们的好评，这对我是一个鼓励。

《蒙斋读书记》所包含的文章，都是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写的一些有感而发的短文。当时主要是针对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出了许多书，发了许多大块文章。我认为，这是“五四”运动的必然延续，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回光返照。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且提出反修、防修、反复辟的战斗口号，这些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这个批林批孔运动来势甚猛，声势浩大，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批孔运动的最高潮。后来“四人帮”一倒，这个运动也就衰落下去了。这所谓衰落，也就是那种红火热闹的劲头没有了，但是它的一些主要思想观点却一直被坚持着，一直到二十世纪之末。我们就说，二十世纪是个批孔的世纪，也不为过。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学抬头，国学大师有如雨后春笋。从电视讲座和出版物中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想在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基础上，展开国学的研究，包括对孔孟的研究。他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先认清古代社会的经济情况（包括各种经济关系问题，经济制度，以及由此构成的经济基础），然后再谈论古代社会的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等等。他们不肯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包括土地制度、田税制度、军赋制度等等），他们想把这一步隔过去，直接谈论孔孟的政治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把五种社会形态往中国历史上一套，然后就大谈特谈什么“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思想意识……同时，他们决不肯触动帝王思想、帝王文化，简直是讳莫如深。这就证明他们还在帝王思想、帝王文化的窠臼之内徘徊着。事实上，有了皇帝，才有帝王思想和帝王文化，从它一产生就是非常反动、非常凶恶……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看清孔子的“仁”，孟子的“义”的真实内容和伟大意义。最后，他们对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国的古代史以及孔孟的思想学术和传统文化，依然是在一片茫然之中。

这便是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批孔运动所必然得出的后果。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当人们谈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的时候，革命的史学家们则一致否定之。他们说，那只不过是“孟老夫子的乌托邦而已”（郭沫若）。后来不久，马克思致查苏里奇的信翻译过来，于是，这些革命的史学家们又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涌而上大谈特谈井田制起来，什么“棋盘状”、“豆腐干”，不一而足。于是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只能在大平原尚有可能，在山地或丘陵地带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不知道所谓八夫一井只是个计算单位，并不是真的在耕地里划个井字，八家各种百亩，再在中间那个百亩的正中央挖一口水井（他们将就食水井的井字之形，，可笑之极）。自然，他们到底也不知道，古书上有时说八夫一井，有时说九夫一井，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于田税制度（老助新助，老贡新贡），那更是一盆浆糊，浆糊一盆。他们光讲他们自家的所谓社会发展史的道理，这就出现了“以论代史”的倾向，生搬硬套的做法，等等，等等，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在二十世纪，曾有一些学者，郑重地强调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它不同于西方，它是单独发展起来的，它是独特的。就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也有人强调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例如，西方有奴隶制，而中国没有；再如西方没有士人群体，而中国有；再如西方古代有宗教，而中国古代没有宗教。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西方的圣贤们不敢这么说话。看来中国古代史的特殊性是无法否认的。不过，谈论这样的问题，容易引起一种惊慌失措的心理震荡（照搬的都错了），这也没法子。这种特殊情况存在着，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

中国古代是个农业国。农业在中国历史上的发生、发展，少说也有一万年，或许可能有两万年了。最初的农业，是男人渔猎，女人种植。农业是女人发明的。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发明农业的女人叫姜源，她的儿子叫弃，也就是后稷。这是农业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不计而耦，不约而成”（《太平御览》九十七卷引《尸子》）。此时已经有了耦耕，却还没有计亩分田，也没有固定的上交数目。“不约”即没有约定。这时的土地无所谓公有、私有，谁种谁收就得了，不要忘了收。粮食存在自己的仓廪中，上交的就是为了祭祖，所以后世“循于旧名”，一直叫“助”，叫“租”。这所谓“上”，只是父母、家庭、家族、部族……叫法不一。上交的部分仅仅是为了祭祀，祭祀山川之神和祖宗之鬼。一年中有许多节日，如春有祈年祀，秋有报社祀，等等。一到节日，做许多好吃的（至今中国的节日都有固定的特殊食品），唱歌跳舞，还有许多必不可少的特殊仪式和节目。后来才把上交的部分，说成是也为了战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这是后来。这个时间，完全是私有制的。“象曰，仓廪父母，牛羊父母，干戈朕，琴朕，二嫂使治朕栖”（《孟子》）。可见是有私有财产的，是私有制。不能说古人都是胡说。是有了公侯才有公有，公有制者，公侯之私有制也。许多动物都有自己的地盘，地盘就是它的食物获得范围，神圣不可侵犯。土地私有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所谓公有，只是公侯的私有而已。

井田制产生在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洪水滔天以后，大禹治水结束，洪水退了，河边留下了冲积的小平坝子，非常适于耕种，于是“降丘度土”（《尚书》），从山上搬下来，分田而耕。度就是度量，土就是耕地。土地即不断被丈量的耕地。井田就是分田，也写作“经地”，“经野”，“耕地”，“划地”等等，井田制就是分地而耕的制度。所以谈论古代的土地田税之制，从夏后氏开始，“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孟子》）。

确切地说是从殷商之时，才有公田、私田，有了公侯，才有公田，公田者，公侯之私田也。有了“公”的行为，才有“私”这个字。在此以前是无所谓公私的。土地是上天赐予的，自然而然是耕者有其田。既然许多动物都有自己的地盘，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土地私有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说别的，都是屁话。后世的儒家主张取消公田，恢复耕者有其田。后来才知道取消公田之后，等于把所有的私田变成了公田，没有真正属于耕者。于是，历史发展就只好通过土地自由买卖，最后达到真正的耕者有其田。其实还是不行……中国人在土地制度上，走了多少弯路呵。

平王东迁，不久就进入了春秋时期。春秋时期土地和田税制度有过一种百花齐放的景象。王室渐渐衰微，霸业于是兴起，这就开始了变法运动。没有危机就不可能变法，而没有变法就不可能称霸。最后我们看到这种变法只是狙公赋芋而已，无法持久，结果没有持久的变法，也没有持久的霸业。

春秋时期各大国迫于形势，都相继变了法，其内容看起来多种多样，说来甚多，各种托词，各种解释，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归根结底春秋变法运动的内容只有一点，这就是取消公田，改八夫一井为九夫一井。公田自然都是大片的好地，公侯们自然是割舍不得。晋侯是在当了俘虏之后，才答应大臣们的要求，取消公田。于是从此以后把大片肥沃的土地也按一夫百亩分下去，将在公田中服劳役改为从私田里抽取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实物税。劳役地租变成了实物地租，依然叫“助”，却是一种新助法了。认真说来这所谓取消公田，实际是取消了私田。过去是公田收获归公，私田不再抽税，现在从私田中抽税，不是把私田变成公田了吗？

分田而耕的井田制，大约实行了两千年。夏后氏五十亩，殷人七十亩，周人百亩。周以六尺为步，百步为亩；到商鞅变法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亩。虽说有牛耕和铁制农具，农夫的苦重还是成倍地增加了。一则战争连年不断，再则统治者生活日益奢侈，虽说生产力是提高了，而剥削是更重了。秦国地处西陲，后来占有西周都城一带，它实行法，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需要，自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骤然强大起来。秦皇奋六世之威灵，扫平诸侯，统一华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但是法害了它，使它“战胜而亡”，一败涂地，最终彻底毁灭。

古代社会中有四民，士农工商。因为“工商食官”，所以可以暂时存而不论。于是我们看到士农界限不清，几乎一体。士人上古就有，他们就是自由的猎人，自由的农人。大舜就是一个典型的士人，并且是一个自耕农。正是在尧舜的时代，开创了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确立了个人的尊严，以及自由平等。这正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具体内容。士人住在城里就是国人，住在乡下就是野人。城里的士人有五亩之宅，可以耕余而读。他们也可以“退而耕诸野”，五亩之宅以外，再领受百亩之田，秋后交纳一夫之田税。乡野中出现优秀青年，各级官员负责上报，只要确实优秀，可以入学，可以就职，甚至可以越级提拔。士农是自由的，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孔子说“，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商君书》讲“徕民”，如果说士农不自由，如何徕之。士人和农人的自由是在春秋战国的一系列变法中，一点一点地失掉的。在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再加什伍连坐等一整套严刑峻法，最后导致彻底消灭了士人。把农人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变成了农奴。等到兼并六国之后，把秦国的这种严刑竣法的政策推行到全国，如此这般，阶级矛盾就发展到空前的尖锐，于是陈胜、吴广振臂一呼，貌似强大的秦朝哗啦一声就完了。

秦用客士而逐渐强大，六国用亲戚而逐渐衰弱。这点事情，当时六国的士人看得清清楚楚。秦只用法家，荀子说“秦无儒”。儒到哪里去了，儒在六国的乡野。六国的朝堂上都是亲戚，偶然用个布衣之士，经常被亲戚们谮害，如乐毅，如廉颇，如李牧，举不胜举。当时优秀的士人都做了隐士，凡是耕读传家的自耕农，只要不外出做官，就是隐士。广大的士农群体，构成了古代社会农业生产的主体，并且构成了古代社会道德、文化以及政治的基石。

六国的布衣之士，对强大的秦国早就看清了，叫它是“虎狼之国”。六国的士人和农人，对六国的灭亡，没有责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无可奈何。但是他们是所谓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誓不帝秦。六国的贵族惧怕秦国，而六国的士农却敢于藐视秦国。他们“以仁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广大的六国士农，也就是“陇上耕夫”们，都是反秦的，包括孔子的玄孙孔鲋。他后来做了陈王（陈胜）的博士。从鲁仲连到东郡刻字陨石的黔首，直到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包括《汉书》功臣表上的全部，都是六国的士农，都是反秦的斗士。这点情况，顾炎武表述得最为精辟。“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这所谓天下，就是这个文明，中华民族所拥有的一切，首先是语言文字、经典、习俗、道德、礼法……等等。这就可以看出孔孟的思想、学术，其关键之所在。

权势的畅通无阻，产生了极权主义；暴力的一再得手，产生了暴力至上。虽然如此，就在权势和暴力甚嚣尘上的时候，反对以暴易暴，反对暴力至上，藐视权势，肆意诋毁权势的思想和学术，依然存在着，发展壮大着。这就是古代的自由人、自耕农们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和学术，简称之为“仁”。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人人皆知。其实孔子也说过许多不重视君权的话，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明确地藐视君权，轻君也就意味着重民。

我们面前摆着两本书，一本是一九七四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论语批注》，署名是“北京大学一九七○级工农兵学员”；另一本是一九九五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孔子评传》，匡亚明著。

《论语批注》在批注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句话时说，“孔子这个反动观点是后来历史上反动阶级歧视兄弟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思想来源。”（48页）《孔子评传》在提到孔子这句话时说：“总有些人，以此为借口，对内实行民族歧视，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256页）这几乎可以说是照抄。或许有人会说，一个“工农兵学员”的东西，不值得提，干吗较真儿？是，是不值得提。不过，匡亚明，堂堂南京大学的校长，孔子基金会的会长，也不值得提吗？他们一直沿着“五四”的打倒孔家店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路子走下来，这也不值得提，或说不准提吗？心中无君，嘴上轻君，这正是以孔孟为代表的，以《吕氏春秋》为集大成的，春秋战国的社会主体的士人农人，亦即士君子群体的思想学术上的最明确最强烈的表现，这就是在广大的自耕农中间不断发展着的自由平等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在隐士中表现得最为强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击壤歌》）。帝力就是帝王的权力，与我有什么关系？匡亚明把孔子这句话批评得体无完肤，上纲上线，扯得很远。我在此书边页上批道：“一、此语同华夷之辩无关；二、同民族英雄无关；三、同民族歧视无关；四、这也不是民族意识；五、这同君臣等级更是无关。”匡亚明批判等级制度的时候，忘了这种制度虽是古已有之，却是由商鞅使之完备起来的，同孔孟关系不大。而近百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学的都是“有君”的一套，等级制的一套。至于“无君”的东西，一点也没学。大的方面就是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等级差别，卡得很死，寸步不让。小的方面，就是小到一根葱，在干休所里面也是按级别分发的。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在旧中国是从来没有的。所以，对孔子这句话，包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说什么也不能理解，他们永远不能理解。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这是一种明确的“无君”的思想。孔子不是随便说的，西周曾经有过无君的共和时期。无君而有臣，有民，有礼法，有章可循，比有君时治理的还好。不要忘记，正是从西周共和时期，中国古史开始有确切纪年（前八四一年，那年是个庚申年）。待到周宣王长大，还政于宣王，号称中兴。这所谓共和，简直具有起死回生的功效。这便进一步证明了《周易》“群龙无首，吉”的伟大真理。这种“无君”的思想就是自古就有的自由平等的思想。这是一种古老的文明，从尧舜时代就有的，上古自耕农的士君子们所共有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一直发展壮大着，到“鲁仲连不帝秦”表现得最为激烈，到《吕氏春秋》而集大成，“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那些所谓革命的历史学家们，看不见真实的历史事实，只是念念不忘一些外国传来的名词和条条框框，没法说。

搞不清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和阶级状况，却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大而无当，以论代史，上纲上线，振振有词，胡乱横扫，到处树敌。这就是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批孔运动的致命缺陷。二十世纪是个革命的世纪，是个批孔的世纪。二十世纪的批孔，尤其是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是世界上最先进最革命的思想学术同孔子的思想学术的大较量。在苏联灭亡以后，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看清了，所谓先进的革命的思想学术纷纷落马，而孔子的思想，有关“仁”的思想，他的反宗教、反暴政、反愚民的思想，他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由孔子所删定的五经，却依然矗立在东方。

有了皇帝，才有帝王思想和帝王文化。在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上，能够同帝王思想帝王文化相抗衡的，就是士君子文化。士君子文化就是自耕农的文化，它是从三皇五帝时候就发生、发展并逐渐根深蒂固的自由平等的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是这个伟大文明特立独存的根。是古代广大的自耕农的士农们，创造了岿然而有余的华文华语和十三经，创造了秦始皇们非常害怕的诗书百家语，等等，等等。中国古代的士君子文化，至今还没有真正地被发掘出来，还有待于重新认识。

古时，天下号称万国，恐怕不止一万吧。到武王伐纣时，不期而至者八百诸侯。春秋时诸侯将近一百，战国时大国就只有七雄，小国十数。崇尚暴力的人，扬言“当今争于力气”，实力政策，铁血主义（俾斯麦），他们总是迷信战争，以为民族的融合，国家的统一，全靠战争。其实非暴力的手段多得很，“修文德以来之”就是最好的手段。较小较弱的国，为了生存和发展，主动请求并入较大较强的国，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之多的。因为战争异常惨烈，所以史家比较重视，“修文德以来之”，史书上有记载，却是简略之至。“四十国归之”（《吕氏春秋·异用》）一语带过，概不细说，这样以和平手段并入的小国的君臣，便成了大国的士君子。他们受到尊重，受到照顾，最为普遍的就是天经地义的五亩之宅。

五亩之宅发生于何时，史无明文，不得而知，但是它一直存在着，通行着，读书人就不应该不承认它。这样和平并入的就是种下了恩德，反之，攻城略地，杀人盈野的所谓兼并战争就是种下了仇恨。如果用人（提拔官吏），是用和平并入的士人，还是用战争并入的士人呢？哪个更好一些，这还用细问吗？当然，还有统治营垒中，有继承权而未能得到继承的人，以及众多的庶孽，也渐渐地汇入了士君子行列。这就是士君子群体产生、发展、壮大的情形，他们就是古代社会中的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号称布衣，前进一步，可以取卿士大夫之位，后退一步，可以做隐士。这就是孔子同颜回说的“，舍之则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隐士。孔子虽然周游列国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心中总是想着隐去，最后居然喊道：“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士君子们“难进而易退”，“易禄而难畜”（《礼记》），不好对付。他们敢于“立殿陛之下与天子争是非”，“出则巷议，入则心非”，可怕之极。所以，焚书坑儒是必然的，“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诽今者族”。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

在古代的欧洲，也没有典型的奴隶制。奴隶制典型的存在形式是古代法老治下的埃及。法老将全部农产品拿走，然后按期发放口粮。学术界把这种社会制度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这就是施宾格勒从苏联所抢救出来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希特勒所标榜的“纳粹”。长期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是伟大的古埃及文明彻底灭亡的根本原因。在这里，世界史向中国人昭示了一个无比重大的历史真理：长期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只能走向彻底灭亡。中国人没有别的选择。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最严重的言语，是胡适的“中国不亡，实无天理”。按理说，中国早就应该亡了，但是，至今仍旧没有亡，或者说亡而未亡。这是为什么，这至少不是现代人奋斗的功劳，这是华文华语的功劳，是儒家经典的功劳，或者干脆说，这是天命。

革命的史学家们，批林批孔的学者们（冒充工农兵学员的或者冒充什么工人写作班子的教授们）喜欢把一切都归功于阶级斗争，一张嘴就是“新兴地主阶级”，殊不知只有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时候，新兴地主阶级才能产生。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是从住宅开始的（恩格斯），山东六国的田宅早已经可以自由买卖了，如赵国的赵括，“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在此以后几十年，落后的秦国还是“田里不粥，义地不请”（《礼记》）。在王翦出征楚国的途中（公元前222年）还不断地向秦始皇“请田宅”。请也者，向国王讨要也。（详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以，批林批孔中把秦始皇叫做“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真是荒唐之至。把如此荒唐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拿来作为国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马勃牛溲一神庙，尘羹土饭大锅粥”，不可能是别的。

批林批孔中大捧秦始皇，虽然大张旗鼓杀气腾腾，却始终没有压制住民间大骂秦始皇的劲头。骂秦始皇的声音来自，由自耕农沦为农奴的士人和农人中，包括那些人为的制造出来的“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和他们的亲戚。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说：“我们没有做到的，你们做到了，一举消灭了阶级。”“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四人帮”，口是之而心非之的人数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这也正是波尔布特所迫害的比例，波尔布特迫害了三分之二，杀害了三分之一。波尔布特是坚决地走上了古代秦始皇的速亡之路。“文化大革命”不幸遇上了中国自古就有的顽强抵制帝王思想的广大自耕农的士君子文化。“有文化的民族是不好对付的。”（布罗代尔语）更何况文化很高的民族。理论家们说，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镇反不彻底，现在又说，苏联崩溃的原因也是镇反不彻底。仁者无敌，不仁者树敌。你永远无法杀光自己刚刚树起来的敌人。况且还有自己制造的两面派，口极力是之而心极力非之。柔能克刚，非暴力战胜了暴力至上……听说过吗？这种事情不难理解。

人有潜意识，社会生活有潜流，社会意识也有潜流，学术思想、学术研究也有潜流。世道人心，民心向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学术者心术也。这点事一眼可以望穿……等等，等等。世上有不见影儿的大动作，不期而遇，不约而同。并且有不可言说的绝对真理，可不慎诸。

我自幼参加革命，是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富强。当时的边区政府的文件和书刊上都是这么说的，这不是我发明的。我至少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我不可能为了受穷受罪，为了挨整受迫害，才参加革命吧，没有这种人。所以，我有资格说话，我为什么不说，于是就写了这些短文。在十年浩劫中，我非常苦闷，无所事事，才去读书。经过一番苦读之后，我终于看清了中国古代史，也看清了中国现代史；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周围的世界。当然，能说出来的，能写出来的，未必都对，也未必都恰当，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