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词通观——唐宋诗词鉴赏纵论（上）

/陈才智

作 者：陈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代表著作有《元白诗派研究》。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之一就是，他可以运用文字来表达自我，来传递感情，来激活生命。而最精粹的文字形式，无疑就是诗。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和词，是这个诗歌王国里最为成熟、发达的两种样式。而从时间上看，在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史上，唐、宋两代的诗词，至今仍是无法企及的艺术高峰，恐怕也是难以再现的艺术奇迹。正因如此，唐宋诗词尽管是在遥远的时空里，由那些距今遥远的作家们创作出来的，但至今仍然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离你离我一点也不遥远。

唐诗之繁荣

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诗歌空前繁荣。首先，数量之多，是空前的。清代康熙年间所编《全唐诗》，共九百卷，收诗四万八千多首，加上后人的补逸、补遗、续拾等，今存诗约五万五千多首。由于唐代刻版印刷术刚刚发明，印书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谁知道有多少诗歌流失了！盛唐重要诗人王之涣，就只剩下了六首诗。那么，整个唐代流失的数字，又有谁能全面统计？不仅现存的唐诗数量超出唐以前各代遗诗总和的两三倍以上，而且质量极高，名篇迭出；好诗如潮，传诵不息，有大量感人肺腑、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

其次，诗人之多，是空前的。唐朝是一个诗歌艺术天才成批涌现的时代。除李白、杜甫这两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诗人之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是开宗立派、具有独创风格的大家。此外，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尚不下五六十之数。全部唐诗，有作者三千六百多人，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上到帝王、嫔妃、文臣、武将，下到渔人、樵夫、宫女、歌伎等等，都可以联句吟诗。这些诗人的创作，在唐代诗坛上争奇斗妍，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

第三，题材之广，是空前的。唐诗给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而又无比广阔的社会生活。“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燕歌行》）；“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营州歌》），这是高适笔下的东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这是岑参笔下的西域风光。万国衣冠，云集两京，西凉歌舞，全国风行。国家的强大统一，政治的清明安定，经济文化的兴盛繁荣，都写入了这一代人的光辉诗篇里。既有山水诗、田园诗、园林诗、边塞诗、隐逸诗、游侠诗，又有友情诗、爱情诗、闺怨诗、宫怨诗、佛道诗、自传诗、怀乡诗、政治诗、讽喻诗、怀古诗、咏史诗、送别诗、咏乐诗、题画诗、宫廷诗、咏物诗、言志诗等等。更难得的是，这一代诗人都不同程度地有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思想解放，襟怀开朗，李白高呼“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书情赠蔡舍人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杜甫则自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

最后，体派之丰，是空前的。唐代，古体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七言还发展为歌行体，元白又发展为长庆体（参见拙著《元白诗派研究》），乐府又发展为新题乐府。尤其是五七言律绝，到唐代定型，成为官定考试及竞赛的诗体。总之，骚体、歌行体、乐府、古风、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应有尽有。另外，手法变化多端，风格千姿百态，流派各种各样。明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开篇就说：“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以历史眼光纵观前后，我们不能不承认：诗歌的领域，从来没有像唐诗这样宽广；诗歌的内容，从来没有像唐诗这样丰富；诗的体式，从来没有像唐诗这样完备；诗的风格，从来没有像唐诗这样多样。

其实，唐人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但是空前的，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尽管以诗人、诗篇的数量来说，宋诗或元诗、明诗、清诗都超过唐诗，但是唐诗在后代读者心中所占的优势，却是这几代诗人所无力改变的；唐诗在后代诗人心目中所起的典范作用，更是他们自己也无法否认的。从“青灯有味”（陆游：《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的儿童时代起，唐诗就是他们的良师益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诚如陈贻教授所热情称赞的那样：“有唐一代诗，上承汉魏之风骨与齐梁之英华，并风骚之精神，皆从彼挹取；下开两宋之派别及明清之波澜，即和韩之坛坫，亦由兹分出。文质兼备，盛莫能加，岂特我国史诗之高峰，实亦世界文化之伟观也。”（《增订注释全唐诗·序》）

宋诗之求变

鲁迅曾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书信集·答杨霁云》）话虽有些夸张，但从中国古典诗学的范畴来考察，唐诗确实包罗了诗歌的种种可能性，使得后人很难在它的范围之外另辟天地。正如清代人蒋士铨《辨诗》所云：“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但今天看来，宋诗仍可谓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收入作者九千余人，诗二十七万余首，虽不能说与唐诗相媲美，但也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范，开辟了诗歌创作的新天地，其总体成就要超过元代、明代和清代。

宋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唐诗发展而来的，宋人对待成就卓越的唐诗，最初是抱着学习和模仿的态度的。他们先后选择了白居易、贾岛、李白、韩愈、李商隐、杜甫作为典范，反映出对唐诗的崇拜。这使宋诗想挣脱唐诗的束缚，有很大的困难，于是，宋诗就在唐诗基础上继续向深处挖掘。大体说来，宋诗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题材方面，各种琐碎细事，都成为宋人笔下的诗料。使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世俗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交情和自身感受，山水诗则多吟咏游人常去的金山、西湖，这样，就使宋诗更为平易近人，而不像唐诗那样浪漫传奇。

2、在风格方面，宋诗也有自己独到之处，宋代许多诗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硬瘦，杨万里的活泼，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从美学角度来看，宋诗相对于唐诗来说，它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更为温和、内敛，其艺术外貌则显得平淡瘦劲，它是宋人对生活深层思考的文学表现。

宋诗最显著的特征诚如严羽《沧浪诗话》所说：“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说理较多，也深刻，但诗味则不如唐。关于唐宋诗的异同，近代学者有两段著名的论断：（1）钱锺书《谈艺录》：“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2）缪钺《论宋诗》：“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

词体之兴起

一说起唐代，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唐诗；而一谈到宋代，我们首先就会想起宋词。确实，尽管词在宋代的地位，还远不能和诗相抗衡，但在文学史上却被公认为宋代的标志性文体。宋词以词采的华美，字句的参差，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别于唐诗的音韵之美，带给读者完全不同的文学感受，一直被视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与唐诗并峙的高峰。

词，原是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燕乐，是随着隋的统一而兴起的一种汉族民间音乐和少数民族以及外来音乐交融而产生的新音乐。因此，词在唐代文献包括敦煌卷子中都称之为“曲”或“曲子”，如《云谣集杂曲子》。直到五代，欧阳炯为后蜀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所作的序中，才出现了“曲子词”的字样。其它选集，诸如《小曲三种》《敦煌词掇》《敦煌曲子词集》等，也都将其收录的词作称为“曲子词”。所谓“曲子词”，“曲子”是其燕乐曲调，“词”则是与这种曲调相配合的唱辞。

在北宋初期，“词”一般都被称为“乐府”，晏几道就把他自己的词集定名为《小山乐府》，这是“曲子词”以后词的第一个正名。不过“乐府”也是一个旧有名词，并不能成为一个新兴文学类型的名称；于是，欧阳修自题其词集为《近体乐府》，算是对晏几道的定名作了修正。但因为“近体”的“近”字时代性并不稳定，因此，接着就有人沿用了唐代的“长短句”。在中晚唐时期，随着乐曲的愈趋曲折，配合乐曲的歌诗产生了五七言句法混合的诗体，这种新兴的诗体被称为“长短句”。不过这种诗体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词”，而是诗的一种。于是，在北宋中叶，无法用“乐府”准确定义“词”这种文学样式的人们，开始把“长短句”作为“词”的正式名称使用了。苏轼的词集最早的刻本就题名为《东坡长短句》，秦观的词集则名为《淮海居士长短句》。

另一个流传甚广的谬误是“诗馀”这个称呼。在北宋时，已有了词为“诗之馀事”的概念，但当时没有出现“诗馀”这个名词。毛的《樵隐词》卷首有乾道三年（1167）王木叔题词，称其集为《樵隐诗馀》。王的《野客丛书》成于庆元年间（1195－1200），书中引用了《草堂诗馀》。这两个例子是宋人用“诗馀”这个名词的年代较早者。稍后，则有王十朋词集曰《梅溪诗馀》，廖行之词集曰《省斋诗馀》。不过，尽管出现了“诗馀”这个新名词，但它并不是“词”的名称。当时的人们编诗集的时候，如果把词作也编进去，则另加一个类目，称为“诗馀”。在“诗馀”成为一个流行的新名词以后，书商把文集中的“诗馀”附卷单独刊行。然而，翻阅当时人所作提到“词”的著作，如词话、词序、词集题跋之类，还是没有见到直接把“词”说成“诗馀”的。值得注意的是，个人的词集虽题曰“诗馀”，其前面必有一个代表作者的别号或斋名，“诗馀”一词还不能单独用，在其前面必须有主名，以表明这是某某人的“诗之馀事”。因此，将“诗馀”称作“词”的又一名称，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恰当的。

此外，宋人的词集还有命名为“琴趣外篇”的。例如，欧阳修《醉翁琴趣外篇》、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篇》、晁补之《晁氏琴趣外篇》、晁端礼《闲斋琴趣外篇》等。所有的这些“琴趣外篇”都不是作者自己选定的书名，而是南宋闽中书商在汇刻词集时，为了凑成一套丛书，而把各本词集题为某氏“琴趣外篇”。于是，“琴趣外篇”也成为词的别名之一。

南宋宁宗嘉定间，长沙的刘氏书坊辑刻有《百家词》，绝大多数都改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称《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称《淮海词》；《清真集》称《清真词》。从此以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名称，“词”这个名词才算正式确定了下来。

在唐宋词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词”与音乐逐渐脱离关系，即词的文学生命逐渐高于词的音乐生命，从而成为韵文中与诗并列的独特的一体。产生于民间的曲子词，早在盛唐时便引起了文士们学习的兴趣。现存最早的文人词，一般认为是李白的《菩萨蛮》和《忆秦娥》。到了晚唐五代，词已经相当成熟，出现了以词著称的西蜀词人温庭筠，和南唐词人中主李、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踏上两宋词坛，放眼望去，满目青山，遍地英华：北宋柳永、晏殊、晏几道、欧阳修、周邦彦，南北宋之交的李清照，及南宋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堪称婉约大家，而苏轼、陆游、张孝祥、辛弃疾、刘克庄、蒋捷等，则为豪放别派，名家辈出，名篇如云；词风多样，流派纷呈。据《全宋词》及《全宋词补辑》所收，词家达一千四百余家，词作超过两万首，真可谓蔚为大观，成就辉煌，宋词也终于像有唐一代文学代表的唐诗一样，一度成为有宋一代文学的重要代表。概括来讲，宋词的总体成就有两点：一是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二是在题材内容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的领域。经过苏辛等人的努力，宋词的题材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唐诗、宋词，在中国韵文的天地里，如同双子星座，成为两座巍峨的历史丰碑；又似两水分流，灌溉着后世文学的万顷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