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亚莉(贵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贵阳 550003)
小说的语言来自生活,用米·米·巴赫金的话说,叫“话语”①。小说的语境是上下文,对小说符号来说,“有多少个使用该话语的语境,它就有多少个意义”②。因此可以说,小说语言符号本身就已超越了一般语言学的范畴。不过,有些小说家对此并不满足,他们不仅要求文本中的符号“超越”,还要求它“扩张”,即努力让有限的小说语言符号包孕更多的含义。
王剑平是贵州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追求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象征和隐喻以及意义的可增生性,努力把语言从语句从逻辑句法中解放出来”③。为此,他大量使用隐喻,借助隐喻实现了三个主体——文本作者、文本自身、文本诠释者的相互作用,使符号意义得到扩张。
这里讲的“隐喻”不是一种修辞格,“是一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④。英国理论家柯勒律治指出,隐喻实际上表现出两个想象过程,一是“常规世界”中发生作用的第一性想象过程,二是塑造这一世界并打上自己烙印的第二性想象过程。⑤
那么,王剑平的隐喻是怎样体现的?本文从他的几篇小说入手,试分析他隐喻手法的运用。
“非常规”即是一种异样。非常规指称型隐喻是指,作者使用的指称语与别的语词组合的方式与读者记忆认知的语言模块逆反。这种逆反形成一种“异样”,召唤读者参与并进行想象,去探究其真实意义。
以下分析王剑平小说中两种指称语的隐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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