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中的主体询唤与症候阅读：以知识分子题材及《青春之歌》为例

□周凌玉（贵州民族学院， 贵阳 136000）

十七年文学保留着密集的意识形态信息，与其把它当作政治的翻版，或单纯对它作“政治文化心理”分析，还不如把它放回完整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去解读。从理论上说，政治只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部分，文学是与整个意识形态发生关系的，而并不只是与意识形态的某个部门或某些部门发生关系。只强调文学受政治的影响，等于只看到了文学与意识形态某个部门的联系，这就忽略了社会心理、文化习尚、伦理道德、宗教、经济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复杂作用，这是不妥的，片面的。只有把文学放回一定社会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语境当中考察，我们才能看到文学与政治、与社会现实的正常关系，才能从文本的意识形态信息的捕捉中，真实地看到一定的意识形态如何“想像”我们自身与客观现实的关系，从而真切地倾听到历史的声音。这其中更重要的一点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总是通过对创作主体的询唤而得以实现的。十七年文学的一切功过是非、成败得失，均需要回到这个主体询唤结构中去寻找答案。

一、知识分子题材与主体询唤命题

客观地说，十七年文学的知识分子题材是个薄弱环节。苛刻点说，十七年文学甚至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创作。把《我们夫妇之间》、《青春之歌》、《关汉卿》、《陶渊明写〈挽歌〉》；以及“重放的鲜花”中那一批描写知识分子心理矛盾和感情纠葛的小说（如《来访者》、《红豆》等等）统统算上，数量也不能与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相比。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所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情感和价值观如何被改造，如何需要改造的主题。在这些作品中，知识分子的情感和价值观总是臣服于工农意识，无论是否出场，真正的主角总是工农兵人物。因此，把这样的作品称为知识分子题材创作便显得有几分牵强。

然而，作为一类艺术形象，知识分子又始终与十七年文学不离不弃。在十七年文学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表现冲动。除了事实上的确存在少量的此类文本，以及在革命历史题材、农村题材，或者其他题材创作中事实上存在着一部分知识分子形象外，十七年文学全部创作的后面，实际还活跃着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主体。他们的知识背景、审美态度、个性气质等等，显然有别于当时的工农作家。通过他们，足以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强大询唤能量。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有一个观点：我们从文学文本中读到的，首先不是政治信仰或行为准则，而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其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个人存在的“生活”经验。只有从这些个人的生活经验中，我们才能走进十七年文学的意识形态世界。但不幸的是，在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经验非常稀薄，不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意识所剩无几，就连宝贵的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也差不多丧失殆尽了。这当然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用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话来说，意识形态已经把知识分子这个“个体”询唤为“主体”了。

“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主体”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说：“意识形态担负着指定具有承担者功能的主体（一般）的任务。为此，意识形态必须面向主体、提醒他是主体，并提供他是承担这种功能的主体的理由。”①他论证说，人并非一开始就是“主体”，人最初仅仅是具体的“在那里生存的个物”，还没有名字，也没有关于自己同一性的自觉，可以把它设想为刚刚出生的“婴儿”。而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它为了让社会结构发挥作用，于是不断制作担当结构功能的主体形式，不断地向个体发出简单的呼唤，个体则以“回头”的简单姿势表示认同，就如同洗淋浴那样，“呼唤”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从个体头上淋到脚底，在“呼唤”的淋浴中，我再认识自己并且确认他人的自我同一性。我认知他人，他人也认知我。②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意识形态就将个体转换成了“主体”，并促使他把对意识形态的屈从和臣服看成天职和义务，可见“询唤主体结构”是一个关于无意识结构的话题。必须借用同样由阿尔都塞提出，并被伊格尔顿、麦舍雷等人进一步发挥的“症候阅读”方法，才能够窥见其中的复杂性和隐秘性。

二、症候阅读中的主体询唤

“症候”原本是医学术语，一般把“症候”看作是显现“本质”（实实在在的疾病）的痕迹。阿尔都塞全面改造了这个概念，赋予它把埋藏在文本中的无意识理论框架“从深处拖出来”的意义，③即阿尔都塞的研究者吉拉斯解释的：“把明确的论述与那些欠缺部分、空白点和沉默之处结合起来读。”④对此，伊格尔顿强调要特别注意“‘症候’点——歪曲、暧昧、空缺和省略之处，因为这些地方可以为接近‘潜在内容’或无意识欲望提供一条重要通道。这些欲望就是制造梦的元素……通过注意叙述中那些看来是回避、矛盾和紧张点的地方——没有出口的话，讲得过多的话，即语言的重复和滑脱的地方——文学批评能够开始刺穿二次修正层面，从而揭露‘潜文本’的某些情况；这一‘潜文本’就像无意识欲望一样，是作品既加以隐藏又加以暴露的。”⑤

对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而言，我们一般阅读到的意识形态现状是他们作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不彻底性，以及改造的必然性。这不仅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而且也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具悲剧意味的还不是知识分子如何被意识形态放在那个“想象”关系的位置上，也不是他们自己对这种置放的“强制性”浑然不觉，而是他觉得他本来就应该属于那个位置，并心悦诚服地认可了这个位置与工农兵的差距，也就是说他已把“想象”的关系当作客观现实来接受了。在这里，“症候”阅读的解说是：主体的形成是屈从的结果，但他所屈从的并不是一种完全外在于他的力量，使他屈从的力量也来自他自己，所以他才能成为“主体”。⑥这就是拉康所说的“镜像”过程，拉康认为它可通过“误识”来完成，并保证“误识”不被识破。而在福柯那里，这个过程被叫做知识话语的权力性和控制性，思想被控制着实际上也参与了对他自己的控制。⑦

那么，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可以《青春之歌》为例来作一个分析。李泽厚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曾有一个概括，按他的分类，《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应属第四代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人物林道静与作者是同龄人），意识形态对这一代人的主体询唤始于她们的青春阶段（即抗战爆发前），完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前——杨沫可以按照这一心路历程来塑造林道静，而杨沫本人被“询唤”的过程却还要长一些。《青春之歌》1951年开始创作，历时7年。在创作即将完成时，杨沫被意识形态“询唤”为主体的“症候”（痕迹）还清晰可见，她将它表露在带有私密色彩的个人日记中，她写道：“1956年就快完了，不知明年此时，我的心情如何？我写作的情况又如何？那本可怜的书（指《青春之歌》——引者注）可以见世面了吗？会不会批它在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是批它丑化了共产党员？是不是批它污蔑了党的形象？”⑧1960年，因《青春之歌》出版后有不同的批评意见，杨沫还对作品作了重大修改，这都可看成是意识形态对个体“询唤”的“症候”（痕迹），过程相当长，而且有反复，因而对它作“症候阅读”应该很有代表性。

我们知道，“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特拉西提出来的，它曾一度声名狼藉，孔德把它限定为虚假意识，曼海姆认为它与科学不相容。马克思早年也多在否定意义上使用它，晚年才将它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平台进行辩证分析，从而形成了著名的意识形态批判学说。半个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继续推向深入。比如在意识形态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原理和差异上，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路易·阿尔都塞就作过许多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意识形态是表象（观念、神话、概念等等）的体系，具有特定的认识功能。意识形态是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意识形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从个人的一面来看，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动物，“人‘生活’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却全然不知是在某一种意识形态中，而是在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人类‘世界’本身中生活的。”⑨所谓生活在人类世界本身中，就是想像地生活在人类与世界现实的关系（人类的生存条件）中。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将人类自身与现实的世界关系转换成想像的关系，人类才能在现实的世界中生活。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称为“关系的关系”，“第二层关系”。但他同时也强调；这种想像的关系并不是单纯消极的，其中包含了现实关系的真实性。尽管被想像所变形，但现实的关系的确是由意识形态表现的。人类只能通过这种曲折的道路，表达希望、期待、意志或对过去的回忆。因此，单纯将意识形态作为消极的幻想而加以拒绝是错误的。⑩

《青春之歌》当年深受青年人和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欢迎，一方面固然是题材亲切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则是《青春之歌》让读者“看到”了自身所处的意识形态现状。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在个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转换成了个人的“生活”和“经验”，倾诉了个人感情和声音，所以才有令青年人或“小资产阶级”群体产生共鸣的地方，提高了他们的阅读兴味，即使是“症候”，那也是大家都一样的。今天重读《青春之歌》，它最感动人的地方虽然仍是个人命运，但更耐人寻味的显然是意识形态如何将“个体”询唤为“主体”的过程。就林道静所处的意识形态而言，她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进步青年/革命者”。但无论她怎样看自己，这都是她与实际存在的环境的想象关系的一种表现，她这个“主体”把社会当作另一主体并向它投射要求予以承认的愿望，如果她自认为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进步青年/革命者”，那正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她会由于得不到她所要求的承认而深感委屈。就连她那浪漫、温情、缠绵、幻想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也会跳出来反驳她。如果她认同“小资产阶级”，那么就等于她参与了意识形态对自己的控制，“小资产阶级”与“进步青年/革命者”这两种身份，无论她承认哪一种，起作用的都是同一个意识形态。当林道静努力想转换自己身份时，她实际上又并没有走出那种被意识形态预设了的“想象”的关系。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她实际完成了由“个体”到“主体”的转换过程，这时她对自己行为和思想价值的批判都受到了将她置放到预设位置的意识形态制约，当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如传统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与将她置放在预定位置的那个意识形态之间发生冲突时，她肯定不会在那个预设关系之外去寻找其他意义了，比如当她在感情上的缠绵和在爱情观念上的新潮与传统伦理道德发生冲突时，她实际上都参与了意识形态对自己灵魂的浸泡和锻造。可见，意识形态通过“询唤”还能够剔除主体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使其心悦诚服地时刻处于一种自以为自由、自立、自主的独立状态，“自由”地接受驱使并产生虚假的满足感。

三、主体询唤的其他情状

不过，“询唤主体”也并不是万能的，它固然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无意识特征，深化了人类对意识形态本质属性的理解。但若将“询唤”的功能夸过头，也会造成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漠视，也会疏忽个体对意识形态“询唤”的疏离、抵触甚至改造。人毕竟不是“意识形态牢笼中的无望囚徒”，不是“活着的意识形态的僵尸”。⑪1959年至1962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造的努力，恰恰就来自意识形态内部，尽管收效甚微，但毕竟显示了人的意识所达到的新高度。⑫另一方面；十七年文学后面的那个庞大的知识分子主体在同一个意识形态的“询唤”之下，也并非铁板一块，隔膜、疏离乃至抵触、反抗还是时有发生，这在十七年文学的各种文本中均有迹可寻，比如《红豆》，宗璞在完成其作品时，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一方面她努力按照意识形态的需要进行创作，另一方面，家世、身世以及个人的学识修养、文化气韵又使其内心深处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某种隔膜，所以才有了江玫那灵魂深处的鞭痕；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更是以一种另类写作的方式，保持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偏离和规避。此外，建国之初《我们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洼地上的战役》心灵的搏斗，《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林震的迷惑、惶恐，这都是个体对“询唤”的抵触乃至惶惑的声音，其中呈现的意识形态现状极为复杂，他们作为特定的、具体的个人，被意识形态的结构所召唤而转换成意识形态主体，并且这种意识形态主体，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宣传特定“言说”的“理论家”，他懂得如何掌握已经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的方法，否则，他就不能在社会中生存。为此，“必须区分作为结构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无意识的结构）与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理论家）所宣传的言说的意识形态。否则，就要混淆作为结构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家的意识形态，把前者还原为后者，把理论家的批判混淆为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⑬而这一点，正是我们阅读十七年文学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①② [日]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第232页，第247页。

③④⑤ 参见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83页-第584页。

⑥⑦ 徐贲：《意识形态和症候阅读--阿尔图塞和马库雷的意识形态批评》，《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⑧ 杨守森：《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页。

⑨⑩⑬ [日]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第149页、第234页。

⑪ 于文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文化研究”思潮》，《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

⑫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