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玄言赋的独特个性

□霍贵高 姜剑云（河北大学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汉代辞赋家扬雄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人之赋丽以则’者，谓古诗之作，以发情止义为美。即《自序》所谓‘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故其丽也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者，谓今赋之作，以形容过度为美。即《自序》云‘必推类而言，闳侈衍，使人不能加也’，故其丽也以淫。”以此标准衡量谢灵运之赋，既非诗人之赋，又非辞人之赋。他的赋少丽辞而多玄言，不可谓“丽”；不合儒家讽谏之义，不可谓“则”；所有十四篇赋中，十二篇为短制，不可谓“淫”。谢灵运虽然赋作较少，但篇篇独具个性。或有序、或无序、或有注、或无注、或长篇、或短制、或叙事、或写景、或说理，随意抒写，体式多变，缺少法度。

一、少丽辞而多玄言

历代诗评家评谢灵运之诗，有的认为具有“奇”的特征。沈约说：“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隋书》说：“宋、齐之世，下逮梁初，灵运高致之奇，延年错综之美，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但也有诗评家认为谢诗具有“丽”的特征。明代王世贞说：“余始读谢灵运诗，初甚不能入，既入而渐爱之，以至于不能释手。其体虽或近俳，而其意有似合掌者。然至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馀子所可及也。”不过，笔者以为，谢诗用典太多、雕刻太甚，只有少数句子称得上“丽”，不能以此作为谢诗的主要特征。从时代背景来看，“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谢灵运恰好生活在晋宋之际，在晋三十五年，在宋十四年。他生活的时代正是诗运转关时期，老庄并未告退，玄气犹未尽革，华美诗风尚在萌芽时期，受此影响，谢诗丽辞尚少，玄言犹存。

作为一种文体，赋在韵律方面是逊于诗的。刘向说：“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赋不能歌唱，只能诵读，在韵律方面不如诗歌，在句式上更加散文化一些。这在赋产生之初就与诗有了这样的区别。到了谢灵运，其赋作就更加散文化了。他在《山居赋序》中说：“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他说“才乏昔人”，固然是自谦的话，但说“求丽，邈以远矣”则是事实情况。其赋现存十四篇，很多句子具有散文化的倾向。大部分句子不是体貌写物，做形象的描绘，而是下笔必典，蕴含玄理。如：

嗟夫，卞赏珍于连城，孙别骏于千里。彼珍骏以贻爱，此陋容其敢拟。（《伤己赋》）

谢子卧疾山顶，览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山居赋》）

于天唯舍唯用。其见也则如游龙，其潜也则如隐凤。（《逸民赋》）

第一则《伤己赋》中的句子，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卞和献玉之典，一个是伯乐识马之典。谢灵运借此说明庐陵王刘义真对自己的赏识、器重。第二则《山居赋》中的句子，是纯散文化的句式，阐说“重道轻物”的玄理。第三则描绘了谢灵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用了《周易》中的典故，阐明了自然之道包含进取与退隐的道理。《周易·乾卦》九二位爻辞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位爻辞说：“或跃在渊，无咎。”谢灵运使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君子有时需要出仕济世，有所作为；有时需要避世归隐，进德修业。

谢灵运赋中的典故与玄理很多，不烦多举例证，但是，这并不说明谢赋中没有清丽的句子，只是很少而已。以下两处山水描写意境优美，文采斐然。

于是卜居千仞，左右穷悬。幽庭虚绝，荒帐成烟。水纵横以触石，日参差于云中。飞英明于对溜，积氤氲而为峰。（《入道至人赋》）

第一处描写了“入道至人”居住的地方，语言清丽，简练传神，描绘了一幅人间仙境图。第二处描写了“领表”的磅礴、奇险，有形有声，读之如临其境。

综上可见，谢灵运的赋作以玄言为主，语言有散文化倾向，只有少数句子符合“丽”的标准。

二、不合儒家讽谏之义

儒家注重文学的“讽谏”作用。《毛诗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刘勰认为作赋的根本目的在于“风轨”与“劝戒”。他在《文心雕龙》中说：“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者也。”然而，自赋产生之初，似乎就没有达到这一标准。在“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赋的特点就是“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⑥。赋的展开常常由主客对话引起，然后极力描摹事物的声音状貌、追求文采。到了西汉，赋的写作初衷虽然意在讽谏，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劝百讽一”。东汉班固也提出赋的功能是“润色鸿业”。东汉至魏晋，抒情小赋逐渐发展，以抒发一己之情怀为主，更是远离了所谓的“风轨”、“劝诫”。至谢灵运，赋的写作更是没有特定的目的，主旨随时势、兴趣而变化。《撰征赋》“写集闻见”，目的是“托此不朽”；《归途赋》写归途之景，悟归隐之道；《伤己赋》抒自伤身世之情；《山居赋》乃山居闲暇所作，“抱疾就闲，顺从性情，敢率所乐，而以作赋”（《山居赋序》）；《逸民赋》写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出处行藏之道；《入道至人赋》写得道的至人居住的地方及其心灵达到的境界；《罗浮山赋》有感于客之梦而阐发玄理；《孝感赋》写忆家乡、思亲人之情。这些赋就像人各一面，互不雷同。谢灵运在生活中讲究“顺从性情”，导致赋的创作主要抒发一己之情感，张扬一己之性情，传达一己之理念。然而，离“讽谏”的要求却越来越远了。

三、少长篇，多短制，不可谓“淫”

“辞人之赋丽以淫”。“淫”在这里意为“过分”，指赋的过分铺排、形容过度。在谢灵运所有十四篇赋中，《撰征赋》与《山居赋》篇幅较长。《撰征赋》虽然篇幅较长，但它叙写晋室过江之后至刘裕北征之间的历史遗迹与事实。因为铺叙的史实、人物、遗迹较多，所以占用了较长的篇幅，并非把一个事物反复铺排、过分渲染。《山居赋》则称得上铺排过分。其中描绘了谢灵运归隐之地的自然景物、劳动生产、创作、交往以及听讲、放生等佛事活动。对于自然景物、山间物产铺叙甚详，是模仿汉大赋的体制。不过，仅一篇《山居赋》不能代表整个谢灵运赋的特色。

除以上两篇以外，其它诸篇写景简练传神、抒情含蓄蕴藉、说理简要警策。写景之处正如上文所举的例子，《入道至人赋》与《领表赋》，以极其简练传神的语言，分别描绘了得道者居住的“人间仙境”和南方山岭的荒茫、阔大、奇崛。其次，善于寓情于典故之中。他在《孝感赋》中写道：“孟积雪而抽笋，王斫冰以脍鲜。荑叶于枯木，起春波于寒川。”运用了孟宗孝母、王祥卧冰的典故，暗含作者对故乡、对亲人深深的眷念之情。第三，说理简要警策。《逸民赋》开篇说：“于天唯舍唯用。”好像一篇论说文，开篇“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文赋》）下文围绕这一主旨展开。《入道至人赋》在描绘了居住之地的清静秀美以后，写道：“推天地于一物，横四海于寸心。”点明老庄“齐物”之理。

此外，谢灵运作赋有继承也有发展。从文体的功用方面看，他的《撰征赋》不能说不是在“润色鸿业”；从艺术形式上看，他的《山居赋》之铺排不亚于汉大赋。此可谓对前人的继承。他的创新之处在于：赋这种文体本来就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形式比较自由，而谢灵运把这种自由发展到了极致。其中最主要的自由是表达方式的自由。赋者，铺也。本来以叙述、描写为主。但谢灵运却把这种文体用于敷写玄理，抒发一己之情怀。或把叙事、议论、抒情、描写这些表达方式随机组合，根据表达的需要随时变化。

综上可知，谢灵运的赋“不丽”、“不则”、“不淫”，既非诗人之赋，又非辞人之赋，是一种独具时代与作者个性的玄言赋。

注：文中所引谢灵运作品均参看李运富编注的《谢灵运集》，岳麓书社，1999年版。

[1] 汪荣宝.法言义疏（诸子集成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08）.

[3] （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1090）.

[4]（明）王世贞.读书后（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78）.

[6]（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