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西比较诗学之名与实

□李 昕（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 重庆 400067）

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有着同比较文学一样悠久的历史，而“中西比较诗学”则是其研究热点之一；可是在繁荣的学术争鸣背后，却隐藏着学界对中西比较诗学之名称与实质的深深焦虑。对中国而言，“诗学”之名古已有之吗？与西方的交流之实地位平等吗？在后现代语境中，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只有以理清该学科发展历程为基础，通过对中西比较诗学其名其实的深刻反思，才有可能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诗学话语体系。

一、“诗学”之名的界定

作为文艺理论指代词的“诗学”一词是得到亚里士多德权威支持的术语，自俄国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文论兴起以来颇为学界所接受，钱钟书先生就曾经指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的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①比较诗学要在研究中贯穿历史的探寻和美学的沉思，将研究结论提升到跨文化的理论高度。比较诗学兴起于西方学术研究，所以带有难以抹去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然而，中国学术界却习惯于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之间的比较视为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对象，这便在暗中断定了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为一种“诗学”样式。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并不尽然。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文学理论”与“诗学”的概念语义是经由对theory of literature和poetics的翻译介说从西方引入的，它描述的是一整套西方思想意识系统及话语系统，其意义并非是由汉语文化所给定与限定的。前置限定词“西方的”已内化于“文学理论”与“诗学”中，成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化边界；因此，任何取消这一前置限定的企图或者变其为无限定跨文化共名的做法都是在制造普适性诗学（universal poetics）的神话。换言之，“文学理论”或“诗学”这一术语只是纯粹的西方概念被中国学界借用而已。

在前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论”与西方的“诗学”均自成一体，双方不具备通约性。

中国早期的文论思想散见于文学作品的只言片语之中，与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广义的“文论”是刘勰《文心雕龙》似的“弥纶群言”，古汉语语境中的“文”（Wen）是一个滑动的能指，它的所指根本无法确定；而西方“诗学”则专论其名之为“诗性”（literariness）的所指，泛指一般的文学理论。毋庸置疑，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在概念的内在结构、运思的文化前提、实践的基本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中西比较诗学”这一提法抹杀了两者间的不同之处，独断地假定了“文论”与“诗学”的同一性，即便二者之间似乎也有着某种微妙的难以言喻的关联。这种“以西释中”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将汉语的话语系统纳入到西方的权力话语中，把西方的思维方式强加于中国，构建了“中国诗学”的假象。其实，中国本无“文学”的概念，有的只是“文”与“文体”之别；中国的“诗品”、“诗话”都是感悟式的神思，完全相异于西方条分缕析、逻辑性强的“诗学”。因此不得不承认，“中西比较诗学”以“诗学”之名强行替换中国古代“文论”的做法，是建立在西方强权概念的基础之上的，不可避免地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把非西方的做法以西方的话语命名，反过来又改造了西方话语，以至于它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被全球化了，部分地改变了原意进而被赋予了新义。尽管中国的“文论”与西方的“诗学”具有相异的文化传统，但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中西方学者有意而为之去寻找二者的关联。但是，只有在“诗学”一词的语义内涵得以扩展的前提下，“中西比较诗学”才会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可，从而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持续热点之一。

二、中西比较诗学的现实

虽然“文论”与“诗学”在学术史上曾各自为阵，但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还是具备自身存在的价值依据，主要体现在它对“求同”与“别异”的诉求上。一种较普遍的看法是，比较诗学的终极目标在于寻求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共通规律，然而诗学之“同”难以脱离具体的文学与文化语境，而具体的语境又总是变动不居的，于是“同”中包含了差异，诗学也就成为“同”与“异”的统一体。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共同的文心与诗心，“求同”也只能通过寻求中西诗学之“同”的具体形态来加以考证。与“求同”比较而言，中西比较诗学对“别异”的研究更胜一筹，这显然与近现代中西学术落差相关。处于弱势文化地位的中国文论界充分认识到西方诗学之“异”，接受并消费西方诗学的理念与方法，“其结果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界对文学理论的言说基本上是以西方的诗学框架和诗学范式为‘本’，而本土的诗学话语反而沦落为‘末’，仅仅成了对前者的补充、佐证和辅助性的诠释。”②但是对西方诗学之“异”的引入也并非全部生成消极影响，恰当的“异”正好有助于弥补传统文论的盲点与缺憾，彰显传统文论的内涵与特征。可惜的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诗学话语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文论的参照系，而后者则成为了印证前者文化霸权的手段与工具。

一言以蔽之，中西文论的对比研究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对等的，处于强势的一方迫使“比较”的天平失衡。因此，为了保证“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客观性，首先需要确保其研究的公平性。换言之，无论是中国“文论”还是西方“诗学”都不应该成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立足点，任何一方都无权占据“居间”之位成为阐释另一方的标准，而另一方也无需沦为客观上被言说的无奈的“他者”，这就促使中西比较诗学在研究方法上加以改变、有所突破，在新时期主要体现为“双向阐发法”等研究模式的引入。所谓“双向阐发法”，是指不仅用西方的理论来阐发中国的文学，而且用中国的模式去解释西方的文学，也就是两种甚至多种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阐发、相互解释，这种做法能够较为成功地扭转中国学界目前“言必称西方”的学科现状。随着研究的深入，为了消融中西方诗学话语的二元对立，有必要在新的方法论基础上建构对话诗学。对话是透视对方、了解对方的有效手段，而对话过程本身又有助于克服和消除根深蒂固的文化对抗心态。中西比较诗学方法论的本质可归结为一种特定的对话模式，“对话”要求把对方视为有机的生命整体，以移情的态度去体证，以价值平等的立场去研究。比较的双方不存在观看与被观看的主从之分，而是相互观看、相互启示与相互激发。对话的展开可以深入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等层面，这样可以了解到诗学的文化底蕴，以此破译决定不同诗学之具体呈现形状的基因构造，进而掌握不同诗学的共同的“文心”与“诗心”。中西方的诗学对话不是凝固静止的，因此在互动中所把握的诗学共相也绝非静止不变的，诗学的普遍性必须通过一定的时空境遇才能体现出来。中西比较诗学需要在“第三者”视域的基础上开展互动对话，在“异中求同”与“同中辨异”的过程中达到其研究目的。

三、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意义

中西文论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精神层面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

当研究主体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比较视域对中西文艺理论进行汇通性研究时，“中西文化之相互对话不断走向全面深入，故作为各自文化重要构成的诗学也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66)中西比较诗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丰富的人文意义，它倡导人类精神文明的多元化与文明间的相互学习借鉴，促使人类共同努力创造未来。③简言之，比较诗学不仅承认人性的同一性，而且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以各种因素的相济相成而具统一性；“同”则具单纯性，因清除异己和杂质才具统一性。④中西比较诗学“和而不同”的性质决定了其打破民族中心主义、促进世界多元发展的必然趋势。

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有着相当的隔膜，导致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不可能是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反而成为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单向度倾销；但是随着近年来比较文学领域中国学派的兴起，我们看到了新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光明前景。该学派肩负时代重任，重拾民族信心，在中西文化异质性基础之上努力挖掘中国文论的自身魅力和价值，并且提出诸如“双向阐发法”等思路补充、完善比较诗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建构独特的中国诗学话语体系的召唤，使之成为与西方诗学相互观照的宏大叙事。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话语建构的过程当中，研究主体首先应该从意识上摆脱西方话语的绝对控制，加强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与发扬，并与当代文学实践经验相结合，进而融会贯通中西文论，才有可能铸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诗学话语系统，面对西方时不会再有“失语”的尴尬。

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共同构成全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所谓的“全球文化”并不意味着全球文化的绝对同一，而是异质文化在广泛的交流与理解之后，矛盾与冲突达到某种均衡的状态，亦即一种充满内在紧张的统一。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正是以这种“和而不同”的性质作为自身的典型特征，有助于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诗学话语体系。

“中西比较诗学”学科是在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反思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它以全球文明作为本位，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双语背景和双语意识的跨语际文论研究；这就要求它既不能以中国文论的标准来衡量西方诗学，也不能用西方诗学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文论，而是应该以超越的姿态突破彼此的牵绊。

唯有如此，中国文论界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中西方对话过程中患上“失语症”的尴尬，建构起属于中国自己的诗学话语系统。只有当中国诗学话语体系取得了与西方诗学平等的地位时，“中西比较诗学”才会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价值；它们也才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彼此的“不同”去促进全球文化的“和”之目标，去追寻“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理想境界。

① 张隆溪整理.钱钟书谈比较文学和“文学比较”[A].比较文学研究资料[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2.

② 刘耘华.中西比较诗学如何可能[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69．

③ 犹家仲.比较诗学崛起的人文意义[J].河池学院学报,2005，（6）:51.

④ 高玉.论当代比较诗学话语困境及其解决路径[J].外国文学研究，2004，（5）：133．

⑤ 高玉.论中西比较诗学的“超越”意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