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或者“时光”：赫塔·穆勒与《黑色的大轴》

□仵从巨 李 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 山东 威海264209）

“死亡”或者“时光”：赫塔·穆勒与《黑色的大轴》

□仵从巨 李 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 山东 威海264209）

赫塔·穆勒 《黑色的大轴》 主题 艺术

本论文介绍了赫塔·穆勒译入中国及相关反应的基本事实，并以其短篇小说《黑色的大轴》为例，讨论了作者基于经验与思考引致的主题选择和处理；对其在《黑色的大轴》中体现出的象征性、童年视角、诗性语言等艺术特色作出了分析性评价。

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因其近年频爆冷门——例如2000年的高行健、2002年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2004年的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夫利德·耶利内克等，以致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奖是“意外奖”，它奖予的是它认为需要引起“注意”的作家。好像是为了证明这样的“玩笑”，2009年10月8日，瑞典学院宣布当年得主为生于罗马尼亚、讲德语、后又移居德国汉堡的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Müller,1953-），这的确又一次让世界大呼意外：视域开阔的美国耶鲁大学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的作者）称，从未闻说此人；法国人调侃说，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成员大约个人精通歌德的语言；甚至有德国“文学批评教皇”之称的拉尼茨基也“拒谈”自己的这位“语言同胞”。但景观总是如此：有人“嫌弃”也必有人喜爱——不用说早已熟悉赫塔·穆勒的德语文学界，德国总理默克尔，英美评论者，甚至也有中国的读者都对她表示欣赏或赞誉有加。罗马尼亚的报纸则如“标题党”一般用了极夸张的标题：《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名字响彻星期四：赫塔·穆勒》。对于我们颇有意味的是，赫塔·穆勒与中国早有关系——1991年，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和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世界文学》杂志社就组织了一次有75人参加的“赫塔·穆勒作品翻译竞赛”，作为结果与成果，1992年第一期《世界文学》编发了“德国作家赫塔·穆勒作品小辑”，其中包括她的小传、两个短篇（《乡村纪事》、《地下的梦》）以及德语文学专家、翻译家张佩芬的点评，此后，又有了穆勒1992年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其意义在于，在其获诺贝尔奖之前18年（那时她在德国刚刚出名），中国已注意并译介了她，这似乎可以见出包括《世界文学》在内的中国“研究者”的眼力。但遗憾的是此一情势未得以推进，除2001年第6期《译林》杂志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黑色的大轴》、2003年第5期的《外国文学动态》刊登了寒秋关于其创作的编译文章《自我虚构的隐晦文学》之外，似乎并无新的大动作。而现在，诺贝尔文学奖把穆勒送到了全世界，也再次送到了中国。可以想见，如今市场意识甚浓的中国出版界当然会尽早把这棵“摇钱树”栽在书店的橱窗内。

当我们又一次端译56岁的穆勒时，可以说其获奖是有来由的：从1972年写诗（当然是操练性质）始，她迄今已有37年之写作史；从1982年发表小说处女作《低地》始，也已27年；在27年中，其所涉文体包括诗歌、散文、杂文、随笔、评论、图文拼贴画册、电影剧本、小说等，在小说文体中又包括了小小说、短篇、中篇、长篇和自电影改写的小说各类，说广涉各类文体似言不为过；而其作品总量也已有20余种，且不少作品被译为英、法、西班牙等主要欧美文字；自上世纪80年代后，她获得的奖励如不莱梅文学促进奖、德语文学奖、格拉茨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柏林文学奖等已有20余项，综而观之，穆勒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道理的。

自然，上述种种都还是“形式”或外在“标志”类证明，如果再具体深入其作品，检阅她“写的什么”、“怎样写的”、“写得怎样”，根据应当更为充分。

关于“写的什么”，简言之，穆勒所写是基于自身生活经验（“我只是写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与独立思考而有的严酷、冷峻，有人文情怀、终极关怀的现实性、哲学性主题：贫穷、黑暗、极权、独裁、流亡、劳动营、恐惧、死亡等等——它们既是德语文学传统性的文脉（对事物内在本质的关注）之一，也是诺贝尔文学奖持续稳定的价值观：对于人与他们的世界“真”的揭示与向“善”的追求。作家在她的《低地》（1982）、《人如世间野鸡》（1986）、《赤脚二月》（1987）、《独腿旅人》（1989）、《那时狐狸就是猎人》（1992）、《宝贝》（1994）、《残喘》（2009）等影响广泛的小说中或述说在极权的齐奥赛斯库治下乡村生活的贫穷、愚昧、窒息与恐怖；或述说暴政高压秘密警察无所不在的环境中知识分子的惊惧与被迫流亡及作为流亡者的巨大心灵创痛；或述说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三位一体在精神与肉体上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人”的屠杀；或述说在恶浊且恐怖的生存境遇中“他人即地狱”与“人人皆自危”的精神境况等。穆勒何以如此执著或痴迷于这些沉重、甚至血污的“题材”？倘若知道她有着“未来必须拥有过去”的信仰，了解她的母亲被流放苏联、且有长达5年劳动营恐怖经历的父辈故事，熟悉她曾参加反齐奥赛斯库青年组织，因拒当安全部“线人”被迫害开除失业、长久生活在监控搜查甚至不名分文饥肠辘辘的经历，注意到她在罗马尼亚却说的是德语、在德国却又是罗马尼亚人的“边缘性存在”，联系她父亲是党卫军、母亲是极权下的受害者、她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流亡者，她在“主题”上的选择便不奇怪了：她要“回到心灵受创的地方”，她要在其中揭示历史与现实的“真”，她要追求可能或应该的人与世的“善”。而“真”是“善”的基础与条件，甚至“真即善”或“真通向善”。如是，她与诺贝尔文学奖的遭遇或者可以说有某种宿命性了。

题材与主题的严肃尖锐深刻并不是折桂诺贝尔的充分条件。作为艺术的小说，还有“怎样写的”与“写得怎样”的问题。且让我们以穆勒的短篇小说《黑色的大轴》为例来略加分析。

“黑色的大轴”的命题显然是小说主题象征性的表述，即“死亡”或者“时光”。小说伊始便有如下的句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穿过井可以看到一根黑色的大轴，可以看到它在村庄底下旋转着岁月”，“死去的人像转磨盘一样周而复始转动着那根轴，好让我们也快快地死去，也帮着去转轴。死的人越多，村子就越空旷，时间走得就越快”。而小说的结尾的句子则是：“村子空了，乔治（叙述人‘我’的外公），村子空了”，“黑色的大轴转着”。“死亡”、“时间”或“黑色的大轴”这些关键词句都醒目且反复地出现了。可以肯定的是：穆勒小说的底色是阴郁、黑暗的。换言之，人之生存在她的眼中是一场在“时光”的“大轴”上步向“死亡”的悲剧，穆勒否定“现实的生活”与“生活的现实”。

小说中，她以一个儿童（“我”）的视角见出了日常现实生活的艰难、窘迫、空洞、无聊和如影相随的死亡这样的画面——“我”衰老趋死的外公像一个黑色的影子极其卑微地苟活着；父亲与母亲在拮据的日常享用的是肮脏的食物；邻居女人蕾妮的父亲不久前被“黑色的大轴”带走了，生活的艰辛让她脸上的皱纹“像绳子一样”；吉普赛人的到来和他们的演出搅动了停滞乏味一潭死水没有故事的生活，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从村人们那里“弄”走一些东西，而演出则给生活在窒息中的村人带来了难得的兴奋，他们奔去看演出、议论女演员的裙子、带着性饥渴的男人们（农技师、拖拉机手伊欧内）在聚集的人群中用眼中燃烧的欲火捕猎着女人的肉体；散场归去的“我”的婶婶全无尊严感地摊开裙子，蹲在路堤上撒尿，“用一把草擦她的屁股”……夜深了；演出结束了；村人们各自归去了；一切都归于如死的沉默，只有“黑色的大轴转着”——这就是穆勒们曾经或感受中的日常黑色的生活，用蕾妮的父亲临死前的话讲就是：“生活是个大垃圾场。除此之外，它什么都不是。”此话并不陌生：在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荒诞派戏剧与“新小说”的代表人物、爱尔兰作家贝克特的代表剧作《等待戈多》第二幕里，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在暴怒中亦曾吼道：“我他妈的这一辈子到处在泥地里爬！……瞧这个垃圾堆！我这辈子从来没离开过它！”两位相隔整整四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用同样的话表达了他们对同一个世界、同一种本质性存在的同样认识。

但穆勒是聪明且智慧的：她不曾把自己否定的所指假言词露骨直陈。她极其讲究地取用合适得体的手段（“怎样写的”）：她用第一人称的儿童视角“说话”，这使叙述变得单纯，朴素而真切——单纯的目光离“真”的距离最近。并且，儿童的想象与感受又使某些怪异的“描述”有了自然的依据。毕竟，一个孩子的眼睛与想象与已麻木或理性化的成人是不一样的。她用了“短句子”。这与儿童视角、儿童口吻是匹配的。同时，短句子带来了节奏的明快，它犹如细碎的小步一般总在运动的状态中。它使叙述与接受都大大淡化、弱化甚至消失了可能的迟滞与沉闷。为了节奏的变化与叙述的丰富，穆勒还以“共时性”结构了“现在进行时”——“我”看见的、“我”正在做的——与“过去进行时”——“我”记得、那时、那还是……的叙述内容。于是，“现在”便产生了更高的“密度”与涉及过往必要的“解释”。这种有所谓“后现代”色彩的结构方式由于作家拿捏适度又基于儿童视角，竟难得地保持了一种明净清丽的朴素，避免了常会有的生涩或隐晦。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也许是作家对语言及其诗性的自觉追求。穆勒说：“写作的句子要准确，有它的节奏，读来朗朗上口……”“什么是诗意？对我来说写作必须要准确，它必须要鞭辟入里……”穆勒对于构成语言的词语甚至有令人眼前一亮的“语言哲学”般的理解：“在我看来，物体不认识它们自己的制作材料，姿态手势不认识自己的感觉，词语不认识把它说出来的嘴巴。但是为了确认我们的存在，我们需要物体，我们需要姿态手势，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自由。”她近乎兴奋也哲学地表白道：“我越深入文本向下挖掘，那么从我这里夺走的我写下的文字越多，而且也越来越清楚显示，有什么从那些生活中的体验中丧失。只有词语能够有这种发现，因为它们事先并不知道。在词语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体验的地方，也是词语最精彩之处。最后它们变得如此强加于人，以至于生活的经验必须死死缠住词语，这样才能避免分崩离析。”穆勒诗意地写道：“我看护着牛群，而词语的声音看护着我。”依穆勒的逻辑：“词语”让生活存在。“词语”让经验一体。世界与人系存于词语中。一个如此理解“词语”（语言）的人进入小说遣词成句的写作过程中会怎样的字斟句酌岂非全然可以想见？正因此，在《黑色的大轴》中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精彩、另类、诡异、精辟、生动的句子或描写，它们对“人”与他的生活的表达完全可说是诗意、诗性、诗化的——且看几例：

死亡是湿的。

月光高高挂在天边，像沉溺在思想中。

马的脸上都是骨头。

烟蒂像一只燃烧的眼睛。

女领唱哭成了一团揉皱的手帕。

（菜汤中的胡椒是）“汤的眼睛”

火星溅到铁匠一只眼里，燃烧起来，眼睛立刻肿得像洋葱般大，变成蓝色……洋葱眼整天淌着脓水，先是黑色和红色，接着又变成蓝色和绿色。所有看过的人都惊叹，原来一只眼睛，一只眼睛发出的光，会有这么多的颜色……

邮差的帽子滑到脸上，帽檐吃掉了他的额头，胡须吃掉了他的嘴巴。

姑娘穿一件白色椭圆形紧身胸衣，像眼白一样紧绷着。在灯笼的微光里，能看见它胸部圆圆的褐色眼睛在里面游泳。邮差的手停在帽子上，他的小胡子颤抖着，双眼像萼片一样，铺在姑娘肚脐上枯萎了的小小玫瑰的四周。

他（农技师）的眼睛和伊欧内的眼睛一起，在姑娘大腿之间的狭窄三角区挤来挤去。

如上的句子或描述应该是可以感知穆勒对“词语”或语言的用心、刻意与“独特”了（可以咀嚼一下其中的几个动词，如“吃掉”、“游泳”、“挤来挤去”等）。

关于“怎样写的”可以总结说，作家用儿童视角的第一人称叙述、用短句子、用“共时性”、用独特的“词语”（语言）选择成就了《黑色的大轴》。我们进而可以说的一句话是：她的确“写得好”。我们从她的小说感知了她曾生活的世界、那个世界中的，也体认了她通过小说含蓄但也明确的否定、批判意识以及她的阴郁与悲观。有趣的是她以小说传达的否定批判与阴郁悲观令我们有一种观念的认同，但更有情感的沉迷——我们在那么生动的叙述、那么明快的节奏、那么漂亮的句子、那么另类的想象（譬喻）、那么独到的观察的文本中轻松自如地行进、游走，我们全无“道路坎坷”或“不见路径”的困惑——她的深刻严肃与精湛艺术令人尊敬。

从最新的《南方周刊》上看到黑裙黑袜黑皮鞋的赫塔·穆勒，确有一种“冷”的感觉。阅读她新近的演讲、访谈以及相关的文字，似乎更强烈地感受到德语世界或德语文化的一种基因式存在：严肃、思想、逻辑、哲学。它让人产生一种有压迫感的尊敬与畏惧——它又一次唤起了笔者2004年10月在德国科隆特立尔街头看到那些步态沉稳、神情庄重、雪白衬衣之外黑衣黑裙黑皮鞋的德国男女的感觉——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让人“喜悦”，而歌德的《浮士德》则让人“忧愁”；赫塔·穆勒的小说是否行进在少年维特与浮士德博士之间的路径上？

（责任编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

仵从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 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中文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