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与进步
——浅析美国华裔小说中的华人形象

2010-08-15 00:42边春华段彦艳石家庄学院外语系石家庄050035
名作欣赏 2010年18期
关键词:华裔华人文化

□边春华 段彦艳(石家庄学院外语系, 石家庄050035)

成长与进步
——浅析美国华裔小说中的华人形象

□边春华 段彦艳(石家庄学院外语系, 石家庄050035)

美国华裔小说 东方主义话语 中华文化 成长

在美国主流文化控制下,美国华裔小说作家在争取华人话语权的斗争中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从早期皈依居住国文化到后来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其中所创造的华人形象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也反映了美国华裔作家的进步与成长。

引 言

美国华裔文学是美国华裔作家用英语书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的文学作品。美国华裔文学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从9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其影响现已扩大到世界许多国家。

美国华裔作家大部分都从各自的生活经历出发塑造了不同的华人形象,为争取华人在美国的话语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一、美国国内对华人形象的歪曲和异化

在西方人的所谓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总是作为一个与西方对立的“他者”出现的,即野蛮、落后、专制、腐败的;而西方是理性、贞洁、成熟的。东方文化低劣,东方人也就成为落后、卑琐、懦弱、狡诈、纵欲,缺乏理性,有待于教化的异类。东方主义话语将西方文化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绝对标准,渗透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思想。

在此思想影响下,美国主流社会长久以来借助权力和机构优势歧视华人,将华人异己化,歪曲华人为“黄祸”、邪恶的化身。美国文学对华人移民的描写最早出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中华人被塑造成“他者”的形象,被视为低劣的人种。在1877年哈特与马克·吐温的话剧《阿森》中阿森被白人怒骂为“道德的毒瘤”。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颁布前后,美国国内发生经济危机,为将美国公众的种种不满情绪转移到华人身上,美国公共舆论工具开始大肆诬蔑、诋毁、丑化华人。认为华人移民将带来美国家庭的毁灭和道德堕落。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华人社区唐人街就代表着中国。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白人作家将唐人街描绘成阴森、神秘、邪恶,充满了犯罪的地方。比如美国19世纪著名西部作家弗兰克·诺里斯的小说《莱提女士的莫兰:加州海岸历险记》(1898)把旧金山的唐人街描写成可以使罪犯逃避美国法律管制的神秘的藏身之所;休·韦勒在小说《满洲血案》(1927)中,把唐人街描述为充满血腥和恐怖的地方;英国作家萨克斯·罗姆创作了一系列的以伪满洲为主人公的华人题材小说。他的小说主人公永远是狡诈、残酷、阴险的。伪满洲系列小说迎合了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排斥和诋毁华人移民的期望和想象,形成了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华人形象,大多数美国人也正是根据这些作品来认知中国的。

美国国内对华人形象的歪曲和丑化有着深层的心理、经济和其他社会原因。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统治,巩固其既得利益,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将华人移民排斥在公民的范畴外,并通过文学和公共舆论在美国公众文化意识中建立一种“他者”的概念化的形象,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逐渐使其对“他者”的控制与排斥获得合法性,从而掌握华人的话语权。

早期的华裔写作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受制于出版商和读者接受的现实,客观上并未能与美国主流话语分庭抗礼。

二、美国视角下,逐渐归化于美国社会的华人形象

早期美国华人的作品以自传为主。美国“大熔炉”的神话使其被主流文化整合于“美国梦”的叙事之中。1960年以前,在中美文化的冲突和交锋中,美国华裔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常常厌恶并极力遮掩自己的中国文化特性,几乎都是以认同、追随美国文化而告终。他们想成为美国人,而不想做中国人。

帕迪·刘(Pardee Lowe,中文名刘裔昌,1905-)的《父亲和荣耀的后裔》(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ant,1943)讲述了主人公在第一代移民家庭中成长的经历。在这部自传中,无论是新一代的儿子还是老一辈的父亲,对美国文化、社会习俗的强烈认同是显而易见的。父子二人甚至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族裔身份。父亲拒绝说出自己的过去——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他是在有意隐瞒或是有意识地遗忘自己的过去。因此,儿子“非常怀疑父亲的一生是个骗局”。与此同时,作为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儿子,则将美国视为自己的家园,对美国白人社会无条件认同。尽管父亲在有人质疑其公民身份时会暴躁地回答:“我是美国人”,但在儿子看来,父亲还是不够美国化。最后当儿子娶了一位美国太太的时候,这使得做父亲的感到非常骄傲,或许这就是其“光荣的后裔”之“光荣”所在吧。他们所做的一切表明,他们一直渴望在充满种族歧视的美国社会中得到白人的认同,“想成为美国人”。

1950年华裔作家黄玉雪出版了《华女阿五》。在这部自传作品中,黄玉雪讲述了她在一个有着九个小孩的华人家庭中成长的经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黄玉雪看到了在主流话语中立足之难。为了让美国主流文化的读者接受她的作品,她在作品中描写了旧金山的唐人街,向他们介绍所谓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习俗”,以引起美国公众的兴趣。另外书中的大部分篇幅叙述了她与父亲之间的冲突。父亲要她学习中国文化,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去做;要顺从、诚实、守信,要学会约束自己、与人为善;女孩要温文尔雅,保持沉默等。父母不准她随便和人来往,不支持她上大学,迫使她边打工边读书,这使她对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父母极为不满,发誓要做出一番事业来。在美国这个“自由而平等”的社会里,她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终于摆脱了父亲及家庭的掌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自我奋斗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

黄玉雪将主人公塑造成美国社会中一个温顺的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并自觉地融入其文化之中的“模范的少数民族”的形象,赢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青睐,作家本人因此成为一个“成功华裔的典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代言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西方读者来说,华裔作家的描述无疑成了他们获取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形象的重要来源。黄玉雪的作品虽然打破了华裔在美国文坛上长期的“失语”状态,但她用中国文化当中压抑她个性发展、限制她自由的父权制,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怪异的饮食习惯,愚昧、落后的祖先崇拜和迷信等迎合了西方读者,展现让他们感到好奇和有趣的东方情调,实则是展示中国的“落后和愚昧”。有的地方她还表现出对美国主流文化一味的认同,对西方文明的崇拜,为此受到一些激进的美国华裔批评家的指责。

要消除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消除美国主流文化对华人及其后裔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华人必须重塑自我形象,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立场下,华裔作品中的去“他者化”的华人形象

上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及学生运动唤起了美国少数族裔争取种族平等的意识,使不同族裔的美国人获得了言说的权利,也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要推出华人的新形象,就必须借助自己族裔的传统文化资源,建构有别于其他族裔的特性,形成与美国主流文化平等但不同的族裔文化。为此,美国华裔首先需要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了解过去才能认识现在,中国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生命的一个源泉和文化灵魂。新一代华裔作家,幼时迁移美国或是作为华人移民的后代,中国历史对于他们仅仅是父母的回忆或是通过电视或阅读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英译本获得的。虽然他们了解的中国文化已非本原的中国文化,而是一种“转述的”、“美国化”的中国文化,但总体上他们还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在海外华人人群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从来没有改变,儒家文化精神成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共同的精神出发点。于是新一代美国华裔作家,通过自觉地追忆美国华人的历史来寻找与确认自我在现实中与精神上的归属,并借助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开始颠覆被美国主流文化“他者化”的华裔形象。

1976年汤亭亭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女勇士》,获得该年度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奖”非小说类最佳图书奖。《女勇士》的成功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开始。《女勇士》中的小女孩“我”从父母那里得知,旧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充塞了人们的头脑,家里人常常贬低女孩,认为养鹅都比养女强。书中的五位中国女性———姑姑、姨妈、花木兰、母亲、蔡炎———虽然都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之中,但命运却不相同。汤亭亭通过改编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花木兰形象,将忠君报国的儒家思想加以女权主义思想的解构,将其塑造成为具有女性意识,替华裔女性言说,为华裔女性争取平等地位的现代人物形象。

“关公”是中国历史上军人的楷模,他死后变成战神,惩恶扬善。在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中,华人开发夏威夷、修建铁路,用自己结实的臂膀支撑起钢筋铁骨,用勤劳、有力的双手铺建了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一条条铁路和桥梁。在遭受美国种族主义不人道的迫害、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关公”成为华人勇气和力量的源泉。小说赋以“中国佬”这一贬义词语积极的含义:开发和修建美国铁路的英雄,使“失语”的华工从美国历史的裂缝处显现出来。汤亭亭一方面借“关公”形象强调了华人文化的传统特性,另一方面暗指华人要在正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与美国主流社会抗争,才能争取平等地位。

赵健秀的小说《唐老亚》也诠释了“关公”的形象。旧金山唐人街的华裔小学生唐老亚,在美国“内部殖民”教育下,幼小的心灵笼罩上了阴影。他变得非常排斥、厌恶与中国有关的一切,他甚至憎恨自己的中国名字和黄色面孔:“他的名字让他疯狂!长得像中国人让他疯狂!”中国新年是他感到“最倒霉的日子”。显然,在白人种族主义所支配的教学活动及其所主宰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唐老亚复制、内化了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深以自己的种族、历史、文化为耻。

父亲与伯父于是用《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英雄来激发唐老亚的族裔自豪感。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后,12岁的唐老亚逐渐知晓被白人社会模式化的华人刻板形象,逐渐抛弃了旧有的对华人的偏见。晚上他梦见祖父的父亲的父亲等华人修筑铁路,创造日铺设10英里的记录。梦境中一位关姓工人不仅骁勇无比,而且在与白人的谈判中主动出击,处处占上风。唐老亚观察着关姓汉子的双眼,觉得这是京剧中关公那双“可以杀人的眼睛”,关姓汉子就是关公的化身!被美国主流文化湮没的华人建设美国铁路历史的再现,使华工尽显性格刚烈、气概豪迈的“关公”般的英雄本色。在关羽形象的感召下唐老亚跨越了敏感多情的迷惘期,走向了理智而不乏感性的成熟期。这里赵健秀改变了美国主流文化中华裔男性胆小怕事、举止猥琐、毫无阳刚之气的女性化的刻板形象,为华裔男性梳理出一个英雄主义传统。

此后,谭恩美的《喜福会》、《灶王爷的老婆》与《百种秘诀》通过母爱女孝的儒家伦理在华裔家庭中所遇到的挑战表现了中国文化对海外新一代华人人格的塑造的影响及文化寻根的重要性。《喜福会》描写了1949年以前移居美国的四个华人家庭母女之间的关系,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时代的女性在爱情、婚姻、事业等方面都经历了不同的遭遇。母亲们的坎坷使得她们总是将女儿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希望女儿们重蹈覆辙,而女儿们则千方百计要摆脱她们,自治独立。冲突的最终解决是女儿对母亲的理解。女儿吴晶妹在踏上中国大陆的刹那间顿悟,热泪盈眶地体察出母亲的苦心,并为身为华夏后代而骄傲,为融入中国而感到温暖。小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女儿/华裔并不能一味地追求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拒绝接受母亲/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沟通才是建立、调和代际关系的桥梁。

结 语

美国华裔作家通过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利用和改造,在美国主流社会中,解构了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建构了华裔的正面形象。要在美国取得文化独立,打破白人对华裔的“静音”,只有继承发扬中国文化,并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反映华裔真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华裔作家的作品赢得了美国读者,受到美国学术界的关注,并在美国文学史上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从皈依居住国文化到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华人形象的改变标志着美国华裔作家的进步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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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水 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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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春华,石家庄学院外语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英语教学;段彦艳,石家庄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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