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里的“胎记”与殖民话语批判
——奥威尔小说《缅甸岁月》解读

□许淑芳（浙江传媒学院， 杭州310018；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杭州310028）

弗洛里的“胎记”与殖民话语批判
——奥威尔小说《缅甸岁月》解读

□许淑芳（浙江传媒学院， 杭州310018；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杭州310028）

奥威尔 《缅甸岁月》 胎记 殖民话语

《缅甸岁月》是一部反思大英帝国统治，揭露殖民真相的小说。小说中主人公弗洛里的胎记并非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削弱了小说的批判力度，而是很好地起到了殖民话语批判的功能。弗洛里的胎记虽是天生就有，但胎记的屈辱内涵是后天赋予的，从小说对胎记意义形成过程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殖民话语对人们的规训作用。作为一名白人，弗洛里由于脸上有胎记而被看作异类，小说对这一过程的叙述则很好地剖析了殖民话语的运作逻辑，即把在生物学意义上有着不同于白人的特征的有色人种视为低等民族的话语逻辑。

《缅甸岁月》是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根据他在缅甸担任帝国警察（1922-1927）的经历写成。小说讲述了一位脸上有胎记的英国木材商人弗洛里在缅甸经历的悲剧故事。因为无法认同自身的殖民者身份，弗洛里既不能与当地人真正融合，又无法跟当地的英国同胞行动一致，最后因求婚被拒而开枪自杀。这部小说被认为“是20世纪英国作家创作的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小说之一”①。著名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认同这一说法，但他同时认为小说中主人公的胎记削弱了小说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力度。笔者认为伊格尔顿的这一看法过于简单，细读作品后可以发现，主人公的胎记在小说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殖民话语批判功能。

概而言之，伊格尔顿的立论依据有二：第一，伊格尔顿认为，弗洛里的胎记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他的悲剧与他在殖民地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说：“弗洛里在他还是个学生时就承受了胎记带来的伤害，因而，他不只是英缅的受害者，说他是他生命本身的受害者更恰当。”②第二，伊格尔顿认为，小说给弗洛里安排了胎记，他就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他对殖民地生活“所作的批评只不过是一阵源自身体残疾的歇斯底里”，从而“降低了其批评的有效性”③。下文将结合小说的具体细节，分析伊格尔顿这两个立论依据中的疏漏之处，以阐明胎记在这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

一、天生的胎记与后天的屈辱内涵

的确，几乎奥威尔每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有其独特的身体标记，如性冷淡，肥胖，静脉曲张或家族性的不婚、不育，这些身体特征往往与小说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有着密切关系。初看之下，我们很容易这样认为，奥威尔的小说（尤其是前期小说）在宣扬一种宿命般的基因决定论，有怎样的基因便有怎样的命运。事实上，这是对奥威尔创作的误解，他的小说想要阐明的与其说是某个身体特征是如何导致悲剧的，还不如说是在揭露在怎样的社会处境下，某一不那么重要的身体特征却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

作品中，弗洛里的胎记不是作为一个单纯的身体特征起作用的，而主要是作为社会话语叠加的载体产生意义的。也就是说，弗洛里的胎记虽是天然，但胎记所具有的耻辱内涵却是后天才有的，是由无数社会话语叠加出来的。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作者为什么要用整整一章的篇幅（第五章）来回忆弗洛里的胎记屈辱史了。弗洛里对9岁之前的胎记没有任何记忆，可见在那段时间胎记并不让他感到自己与他人不同。在他的回忆中，胎记带来的痛苦始于上学第一天，男同学们紧跟着他，追着他，盯着他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青脸儿”④。这是社会话语第一次对弗洛里的胎记加以评论，也是社会对他的第一次归类整理。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是规训开始的地方。学校里的规训方式很多，其中多数来自校纪校规和老师的奖励、惩罚，但孩子们相互间的玩笑、打闹、议论、起绰号，乃至拉帮结派也是学校规训的重要内容。奥威尔在散文《如此欢乐童年》中对学校带给孩子的各种规训作过痛苦回忆。弗洛里胎记的意义建构并没有在同学给他起的绰号中结束，最打击他的是，学校里的小诗人宣读了一首对仗诗来嘲讽他：

新来的小子弗洛里确实像怪物，

他那一张脸，活像个猴屁股。

这两句诗都是对弗洛里的降格：第一句把“新来的小子”由人降格为“怪物”，第二句则把“人脸”降格为“猴屁股”。这首诗在弗洛里看来是“最大的耻辱”，因为它以文学的形式对弗洛里胎记的异质性作了确认。诗歌比绰号更具有权威性，也更容易在孩子中间广泛流传，经久不衰，是社会规训的常用手段之一。除诗歌外，武力也参与了对弗洛里胎记意义的建构。孩子们中间设有一个西班牙审判所，每周六进行审判，使用一种名叫“特别多哥”（SpecialTogo）的酷刑：受惩罚者被一些孩子紧紧抓住，另一些孩子则用拴在绳子上的七叶树果子打他。书中写到：“其中疼痛只有先知才会知道”。一边是文学形式的话语建构，一边是肉体的规训，两者共同作用，赋予了弗洛里的胎记以后天的意义。

但是，小说中也写到，由于弗洛里有运动天分，踢足球时表现突出，胎记带给他的屈辱渐渐被同学们遗忘了。他来到缅甸后，他的胎记才又重新被人注意，遭人议论，甚至导致他求婚失败而开枪自杀。每当弗洛里的表现不符合白人老爷的标准时，人们就从他的胎记上去找解释。小说中最重视白种人优越性的埃利斯常跟弗洛里发生争执，当他们观点不一致时，埃利斯就攻击弗洛里的胎记，对他的白人血统进行怀疑。他说：“就我看来，他也有点太布尔什维克了。我可受不了谁成天价跟土著混在一起。假如他本人就有黑人血统，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脸上有块黑斑的原因。花斑一块。而且瞧他那黑色的头发、柠檬色的皮肤，看起来就像个欧亚混血。”小说中的其他人，无论是白人还是缅甸人，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敌人，甚至他的仆人都把类似话语叠加到他的胎记上来。于是，原本只是一个生理特征的胎记，就成了弗洛里行为怪异的生物学依据。他的缅甸仆人跟他年龄相仿，可他对主人弗洛里的感情不是尊敬也不是畏惧，而是同情和迁就，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胎记，（柯斯拉）觉得那可是个可怕的东西”。无论是恶意的谩骂，还是善意的照顾，都源于他的胎记。他人的眼光使弗洛里对自己的胎记也重新变得敏感起来，当他第一次出场时作者就有交代：

人们看见弗洛里，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左脸上那一块丑陋的胎记，大致呈月牙形，从眼睛一直拉到嘴角。从左侧看上去，他的脸上一副受尽折磨、愁容不堪的样子，仿佛胎记是一块伤痕似的——这是由于它是暗青色的。对于自己面容上的缺陷，他心里十分清楚，因此无论何时，但凡有人在的时候，他总是不时侧转身子，就是因为他极力想让自己的胎记不被别人看到。

每当他感到自己做了有失身份之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把自己的胎记隐藏起来不让人看到。比如，每次跟他买来的缅甸女孩马拉美发生性关系后，他都深感疲倦和羞耻，用手捂住脸上的胎记。殖民话语作为文化霸权一旦形成，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作为无孔不入的霸权体系，它的内在控制不是居高临下的单方面禁止，而是在弱势方也产生了生成性（productive）。弗洛里的悲剧正在于，在他的自我评价中，也已不知不觉对殖民话语作了认同（consent）。

正是在殖民地这一特殊情景下，弗洛里的胎记变得越发醒目起来，进而造成他的人生悲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弗洛里童年时代在英国受到的侮辱，也并非如伊格尔顿所说，跟殖民话语毫无关系。孩子们给他起的绰号叫“青脸儿”（Blueface），这一绰号针对的不是胎记的伤痕或形状，而恰恰是皮肤颜色。通过对肤色的区分，这一绰号使弗洛里部分地被看作不是白种人了。孩子们起绰号虽是一时兴起，但这当中已体现了融入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种族意识。

弗洛里的胎记是天生的，但它并没有使他在行动上、思想上，或道德层面上天生比其他人劣等。可在他的各个年龄阶段，殖民话语以或隐蔽、或显在的方式，使他的胎记成了不可饶恕的印记和创伤，使他成了一个脸上被加盖了印章的人，一个被诅咒、被除名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胎记的天然性并没有削弱它对殖民话语的揭示意义。因而，伊格尔顿的第一条立论依据不能成立。

二、身体残疾与批判的有效性

伊格尔顿的第二条立论依据是，弗洛里对殖民话语的批判是他身体残疾的反映，因而显得不完全可信。他说：“当然，胎记为弗洛里对帝国主义的怒火提供了很好的注解，但同时也暗示了这怒火是个体引发的，这挑衅的姿态不属于‘正常人’所有，这使得弗洛里对体系的批评不再是客观可信的了。”又有：“作品中没有这样的暗示，一个正常人能担当起弗洛里那样的批评任务：他的批评是他与他人隔绝的结果，是他极端需要得到理解的表现，也是他作为单身汉，当然最终是他的身体残疾在起作用。”⑤

从小说的内容来看，弗洛里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缘于他对自身胎记的敏感，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批评不是全然客观的。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认为胎记妨碍了弗洛里这一角色的批判功能，因为在这部小说中，弗洛里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主要不是通过他的言辞和举动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作者对弗洛里作为一个有胎记的白人如何被建构成“怪物”这一过程的揭示来实现的。因为，赋予一个天生有胎记的白人以“半人”的地位，跟赋予天生肤色较深，头颅靠后的殖民地人民以“非人”地位是同一过程。

跟弗洛里的胎记一样，殖民地人民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同特征也往往成为他们堕落、落后、低人一等，被白种人称为“怪物”的依据。为了掩盖殖民话语自欺欺人的本质，殖民者往往从人种学角度去寻找依据，总是力图证明种族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生物学基础的不同。小说中，弗洛里的恋人伊丽莎白正是从这个角度去为殖民主义理论辩护的，她曾这样跟弗洛里讨论缅甸人的外貌：

“这些人长得真是丑死了，不是吗？”

“是吗？我一直觉得缅甸人长得蛮好看的。他们的身材很棒！你看那个人的肩膀——就像铜雕一样。假如在英国，人们也像这儿的人半裸着身体到处走来走去的，你想会是什么样儿！”

“可是他们的脑袋，形状真够难看的！他们的脑壳向上倾斜，就像公猫一样。还有他们的前额也是后斜的——显得非常惹人厌恶。我记得曾经在杂志上读过有关人的头形的文章，说额头倾斜的人属于罪恶型的。”

“嘿，得了吧，打击面也太广了吧！全世界得有一半人长着那种前额呢。”

“嗯，假如你把有色人种算进去的话，当然——”

伊丽莎白的语言体现了典型的殖民主义修辞策略，她所说的话前半部分是描述，后半部分则是道德判断，而其间的联系仅仅是她在杂志上读到的分析头形的文章，她就这样把人种学、生物学意义上的特征与道德伦理意义上的罪恶任意地联系在了一起。正是有了对缅甸人的先入之见，伊丽莎白第一次看到马拉美时，无法分辨她是男是女，还说自己在来缅甸的火车上见到许多类似的“怪物”。伊丽莎白不仅把当地人当做怪物，就是当地的一头水牛，她也要对之进行异质化处理。那其实只是一头普通的东南亚水牛，牛角长得十分靠后，因而没有攻击性，它们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才会佯装进攻，对人类并没有危害。可它的出现令伊丽莎白惊恐万状，尽管弗洛里万般解释，伊丽莎白还是执意要把它叫做“怪兽”、“野牛”，并一厢情愿地把“解救”她的弗洛里当做制服怪兽的英雄。我们可以看到，初到缅甸的伊丽莎白，怀着对殖民地的先入之见，在心理上急需一头猛兽来象征殖民地的野蛮力量，从而印证殖民地的异质性。历来的帝国在确立其文明的中心地位时，总是会设立边界，以分出中心和他者，而疆界之外的地域常被认为是神秘的、恐怖的，是野兽出没之地。在古罗马帝国的地图上，外部疆界的危险警示语正是“此地有狮（ubileones）”⑥。正是因为这样，伊丽莎白才会把她遇见的第一个当地动物当做怪兽，夸大水牛的攻击性。

水牛的攻击性，缅甸人种的罪恶性，和弗洛里的胎记的劣等性一样，都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被人们的既定想象和既有话语塑造出来的。萨义德曾说：“一个绿色类植物对一个社会而言也许代表着优雅，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则可能代表着邪恶。人们对事物做出这样那样的区分纯粹是任意的……人们赋予它的角色和意义只有在其被赋予之后才可能获得客观有效性。这尤其适用那些相对而言不那么常见的事物，比如外国人、突变物或‘异常’行为。”⑦因而，弗洛里的胎记在小说中极好地剖析了殖民地人民的头颅被谎言赋予特定的意义殖民话语逻辑。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弗洛里不只是以他说出来的语言在批判，他更是以自己的全部历史（包括他的死亡）在批判。因此，弗洛里在作品中的功能与其说是一个揭露者，不如说是一个对应物，一个象征。他不是分析病情的医生，而是医生（作者）的病理分析对象，是一个案例。正是通过他的胎记，作者分析出了殖民话语建构的任意性、欺骗性和非理性。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胎记在小说中的批判价值。

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代最负盛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最具才情的文化批评家，他在评述英国小说家们的创作时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想人所未想。然而，在解读这部小说时，伊格尔顿没能对贯穿小说始终的胎记的批判功能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这或许是因为他自己身为白种人，又没有像奥威尔那样在东方长期生活过，对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身上所负荷的胎记般深重的创伤缺乏切身体验吧。

①John Newsinger.Orwell`s Politics.Houndmills:Macmillan Press Ltd.,1999.p.89.

②③⑤Terry Eagleton,Orwell and the Lower-Middle-Class Novel.From Critical Essays on George Orwell:Bernard Oldsey and Joseph Browne,Boston,Massachusetts:G.K.Hall&Co.p.116.

④ 奥威尔：《缅甸岁月》，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⑥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版，第87页。

⑦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第67页。

（责任编辑:范晶晶）

许淑芳，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