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独语
——《野草》鲁迅的心路历程

□黄 健（浙江大学中文系， 杭州310028）

灵魂的独语
——《野草》鲁迅的心路历程

□黄 健（浙江大学中文系， 杭州310028）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野草·题辞》

一、引 言

鲁迅曾对友人说，他的哲学都包含在《野草》里①。然而，鲁迅的哲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哲学！看看鲁迅在1924年9月24日写给李秉中的私人信件，则可从中窥见一斑。鲁迅在信中曾这样袒露自己的内心矛盾：

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②

深感自己灵魂中有“毒气”和“鬼气”，想除掉它而不能，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灵魂的苦痛！1926年11月，鲁迅再次提到“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来，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③以“自杀”或“杀人”的方式，深入到自己灵魂深处进行自剖和反省，这就是鲁迅哲学的基本范型。在“黑暗”和“虚无”的时代，“自杀”和“杀人”乃是以人生荒诞存在为前提的。荒诞给人生带来价值的混乱，使生命失去终极意义，但它激起的却是人生智者的反抗意志，而反抗则又是帮助人走出绝望的唯一途径。如同加缪所说：“我叫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但至少我不能怀疑我的叫喊本身，我至少相信我的抗议。在荒诞经验的内部，我得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真理就是反抗！”④所以，在《西西弗斯神话》的开篇，加缪强调：“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⑤是的，不论是“自杀”，还是“杀人”，当然不能作法律意义上的认定和评判，而应从其哲学涵义来予以辨析，尤其是应从生命哲学或人生哲学的维度来予以认识和把握。“自杀”和“杀人”在鲁迅的哲学里，所指的是一种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的生命意志和人生态度，因为这本身就是在探讨生命的内在意义和存在价值。联系鲁迅严于律己的自我剖析和反省精神，再细读他的《野草》，就不难发现他之所以要以“灵魂的独语”方式来展现他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历程，目的实际上也非常明确，即他所张扬的生命哲理和人生哲学，实际上都是基于一个原点：那就是对“黑暗”与“虚无”“作绝望的抗战”。⑥

鲁迅收入《野草》中不包括“题辞”的二十三篇散文诗，并不是像当年创作《狂人日记》那样，抱着“启蒙主义”和“为人生”创作的目的，“一发而不可收”式地向着“万难破毁”而“绝无窗户”的“铁屋子”进行大声的“呐喊”，旨在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⑦而是承继着创作《彷徨》时在扉页中所引的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以“灵魂的独语”方式，在进行紧张的内省和心灵的巡视。尽管二十三篇散文诗的立意并不连贯，形式也各有不同，但其哲学涵义和精神则是一致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也即这二十三篇散文诗，加上1927年4月补写的“题辞”，乃是特定时期的鲁迅的生命价值世界和意义系统的完整呈现，也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的心灵情感、意志和人生哲学的完整呈现。

鲁迅自谦地说他的《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当然不会美丽。”⑧其实，“惨白色的小花”意象的寓意是丰富的，无限的，并无关美丽与否。作为“灵魂的独语”表现方式，“惨白色的小花”意象直接传达出来的是鲁迅心灵深处那一时还“难以直说”的无限意蕴。可以说，鲁迅创作《野草》首先不是写给他人的，而是写给自己的，是以“灵魂的独语”方式来袒露自己特定时期的心灵情感、心灵情怀，展示出他在1924年至1926年间的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心灵历程，同时也展现出他在遭遇人生“最低谷”时期的人生形态和精神历程，正如他在“题辞”中所说的那样：“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正是从这个维度上来说，细读《野草》，我们从中不难感受到一种真正具有鲁迅精神特色的生命哲学和人生哲学，以及他所一贯坚守的“特立独行”的人格风采。

二、反抗：向着“黑暗”和“虚无”抗战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野草·秋夜》

《野草》的开篇是题为《秋夜》的散文诗。两株耸立在“秋夜”的“枣树”，其意象特征所凸显的是一种“坚忍不拔”和“反抗”或“抗战”的意志，而“秋夜”则是“黑暗”和“虚无”的象征。有人曾指责鲁迅在语言的修辞上过于拖沓，认为只要说“在我的后园有两株枣树”就可以完整地表达意思。显然，这完全忽视了鲁迅创作《秋夜》时期的特定时代和特定心境。鲁迅并非要在这里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而是要以直耸“秋夜”的两株“枣树”的叠句表达方式来反复强调对“秋夜”般的“黑暗”和“虚无”的“反抗”意志。生性喜光却置身于阴冷、黑暗的“秋夜”之中的“枣树”，要在这种生存恶劣的环境里获得生存和成长，唯一的出路就是“抗战”，就是“反抗”。反抗黑暗，反抗虚无，反抗绝望！唯有抗战、反抗，方能获得生存和成长的机会。

不言而喻，对“黑暗”和“虚无”的反抗，构成了《野草》的一种鲜明的主色调。在《野草》所构成的世界里，始终有两种意象、两种主题交织在一起：一是“秋夜”、“灰土”、“严冬”等一类的阴冷色调意象和主题，二是“枣树”、“过客”、“这样的战士”等一类的坚忍反抗的意象（形象）和主题。两种意象和主题的交织，如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中“命运主题”和“英雄主题”相互交织一样。如果说森严的“命运”主题象征着强权、专制、暴政和人间的苦难、厄运，它无时无刻不向人们袭来，那么，面对着“命运”，尤其是厄运的袭来，“英雄”将该怎么办？是向命运妥协，还是向命运抗战？这取决于生命主体的态度、意志和精神毅力。贝多芬说，当厄运向他袭来时，他紧紧地“扼住命运咽喉，绝不能使我屈服！”在《命运交响曲》里，随森严的“命运”主题而响起的是舒缓的、自信的、充满“抗战”力量的“英雄主题”。在厄运般的命运袭来时，“英雄”扬起的是“反抗之剑”，绝不屈服地抗战“命运”。同样，鲁迅《野草》中的两种意象、两种主题的交织，所要传达出来的心灵的意志，自然也是一种“抗战”的声音，一种反抗“黑暗”和“虚无”的精神：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野草·这样的战士》

“无物之阵”式的“黑暗”和“虚无”，如同沉重、森严、阴冷、厄运一般而又无时不在向人袭来的“命运”幽灵一样，叩响每一个人的心灵大门，纠缠着每一个人的灵魂，其象征寓意则是荒诞存在的不合理性，也隐喻着人生孤独、虚无和寂寞的存在本质：

客——是的，这于我没有好处。可是我现在很恢复了些力气了。我就要前去。老丈，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

翁——前面？前面，是坟。⑨

——《野草·过客》

“坟”的意象依然是阴冷色调的，严酷而阴森，是“死亡”的象征，也是生命哲学和人生哲学意义探寻的起点。悲剧哲学家叔本华说：“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苏格拉底所以说哲学的定义是‘死亡的准备’，即是为此。诚然，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⑩因此。“坟”一类“死亡”的象征寓意，在印证存在的荒诞与不合理的同时，也将一个新的人生命题置于人们的面前：一个旧的秩序被颠覆了，而一个新的秩序又在何方？答案一时是无法确定的。这种源自无法认知、无法确定的心理焦虑，类似于经历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那种精神失落的过程。“秋夜”、“无物之阵”、“坟”一类的“黑暗”和“虚无”之意象，不仅象征着时代的荒诞，同时也深刻地寓意着特定时代给予人的虚妄的心理感受：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野草·影的告别》

面对唯“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的荒诞存在，战士举起的是“投枪”，其目的如同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所指出的那样：“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站着，给他们的世界多一点缺陷。”在《求乞者》中，鲁迅反对“求乞”式的存在，宣称“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如果非要“求乞”，也“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在《影的告别》中，鲁迅拒绝了廉价的“光明”诱惑，宁可彷徨于无地，沉沦在“黑暗”之中，也要建构真正“全属于我自己”的“那世界”。当然，鲁迅也深知“绝望而反抗者难”，但他坚信“反抗”总要“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⑪。反抗，带来的是生命的激情，渴望的是生命的自由，同时也是要给荒诞存在的世界提供新的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因为真正的反抗是“破”，是“立”，是在破坏旧的世界，也是在创造新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反抗绝望”的行动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义和人生哲学指向，则是要集中地传达出对“黑暗”和“虚无”的总体否定，同时也是要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我拯救式的价值创造：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野草·墓碣文》

加缪说：“虚无主义不仅仅是绝望和否定，更主要的是绝望和否定的意志和愿望。”⑫自我拯救式的反抗，在于赋予“黑暗”和“虚无”以更多的生命意义，使处于“绝望”之中的“猛士”能够获得来自源源不断的内心信念的强大支持，进而获得自我的新生：

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罗曼·罗兰在他的《名人传》引言中曾说：“我称为英雄的，不是思想或力量上伟大的人，而只是心灵上伟大的人。”他认为贝多芬正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因而将《名人传》的第一篇给予贝多芬。他引用贝多芬的话说：“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借以自慰。”其实，鲁迅也同样如此。反抗“黑暗”和“虚无”，造就了鲁迅心灵的广袤、深刻和伟大。在他对生命哲理的探寻和所构筑的人生哲学里，不是刻意探讨生命本源和世界本质一类玄而又玄的问题，而是探讨生命如何具有意义，人如何反抗“黑暗”和“虚无”而获得人生价值的问题，也即他在小说《故乡》所指出的那样：“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加缪曾经高度地评价西西弗斯“永不停息”地推动石头向山顶进发的行为，并把西西弗斯的反抗当做一种人生意义探寻的方式。加缪说：“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福斯是幸福的！”⑬加缪认为，我们必须认定西西弗斯的生命是幸福的，有意义的，因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他能否将石头推到山顶，而在于他永不停息地“推”的过程之中。其实，鲁迅笔下的“过客”“永不停息”地“走”也是一样。“过客”并不在乎能否到达终点，也不在乎终点是“坟”，还是“野百合，野蔷薇”，他的人生意义全在“走”的“反抗”之中。

将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探寻指向与“黑暗”和“虚无”进行抗战，鲁迅也就在其中构筑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领地和“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在他看来，“反抗绝望”应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人生无法逃避“黑暗”和“虚无”的现实，而应该通过“反抗”来找到人生共同的价值，找到生命的行为准则。因为用“抗战”来反抗“黑暗”和“虚无”，并将其作为通向合理世界的一种方式和途径，这本身就是在建构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彰显一种独立的人格精神，从中能够真正地建立其属于自己的全新世界：“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野草·影的告别》）

三、内省：向着心灵更深处漫溯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

如在黑暗中沉没。

——《野草·影的告别》

在向“黑暗”和“虚无”进行抗战的同时，鲁迅也在心灵深处进行一场深刻的内省。如果说对“黑暗”和“虚无”的抗战，表现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探寻，那么，“反抗”本身就是自由的生命意志和独立的人格精神展现。在这个意义上，反抗是一种苦行，一种重负，是内心的巡视和紧张的反省，因为它与向“命运”低头、妥协、顺从的行动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鲁迅也曾这样写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⑭尽管人生时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打击和挫折，内心也会时常地浸透着生命的苦痛，但“自剖”式的紧张内省，向心灵更深处漫溯，“英雄”的举措是要在心灵的巡视和反省当中，寻找人生的支撑力量，在“反抗绝望”当中，获取防止生命沉沦的价值资源和精神力量。因此，在《野草》中，鲁迅将心灵“自剖”式的自省作为新生的洗礼，作为人格精神升华的支点：

……有一游魂，化作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于殒颠。……

……离开！……

——《野草·墓碣文》

“游魂”化作“长蛇”式的“自剖”和内省，类似于一种“原罪”式的“忏悔”。鲁迅向“黑暗”和“虚无”抗战，从未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高高在上的“救世主”，或将自己置身于外，而是像在《狂人日记》中反问自己那样：“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这是一种真正的心灵反省，一种透彻的灵魂忏悔。将自己置身于“死亡”的境地，在“反抗绝望”的同时，将“反抗”的矛头也对准了自己：

我绕到碣后，才见孤坟，上无草木，且已颓坏。即从大阙口中，窥见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而脸上却绝不显哀乐之妆，但蒙蒙如烟然。

……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

——《野草·墓碣文》

忏悔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但鲁迅“自剖”式的内省却与这种舶来的西方文化，在功能上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即鲁迅的内省是一种带有“原罪”式的反省。因为在遭遇人生最困惑的低谷时期，鲁迅深感到所存在的自我形象发生了异化，产生了“非我”，与心中理想的自我（“本我”）产生了疏离，这需要通过灵魂的忏悔或心灵的自省来消除自我的异化，实现向理想的“我”（“本我”）的回归。鲁迅在《野草》中，用“灵魂的独语”方式来传达自己当时“难以直说”的心灵矛盾，反省了包括自己的灵魂在内所有的一切，实际上也就呈现出一种在灵与肉的冲突之中，在心灵的更深处来寻求类似于宗教所说的“赎罪”式的超越精神：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野草·希望》

在心灵深处的反省撞中需求“本我”、“真我”，所展示的是对现实人生持有相当严肃认真的态度，如同《求乞者》中所显示出的强者人格姿态一般：“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但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在内省当中，鲁迅注重强调自我的良心和良知，勇于承担起人生的责任，打破中国传统文人习惯采用的那种以谦逊和儒雅的方式，掩饰内心矛盾而印证自我形象完美与高大的传统，而是正视“惨淡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正视凄厉崇高的命运冲突和内心激荡，正视冷峻悲壮的灵魂交锋与心理矛盾，旨在破除平庸、愚昧、麻木的心理和谐，在“灵魂的独语”式的内省中完成痛苦的心灵洗礼，切实做到自我否定、自我净化和自我拯救，并由此获得独立人格精神的不断升华。

鲁迅曾经猛烈地抨击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同时，也批评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⑮。面对坚如磐石的传统，鲁迅深知改革之艰难。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鲁迅指出：“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⑯然而，鲁迅并没有为此而胆怯、退缩，相反，而是选择包括自己在内的灵魂审视的方式，审视自身，审视国民，审视现实人生，所企盼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吾日三省吾身”式的内省，试图将包括内心矛盾、困惑在内的一切既在或潜在的对立冲突，消解在“瞒”和“骗”的心理平静和安宁之中，文过饰非，明哲保身，但见花开花落，不问人是人非，获得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理愉悦，而是选择“过客”式的“走”，不停地向前“走”，选择“胸腹俱破”式的“自啮其身”和“抉心自食”，在与一切来自内外在的“黑暗”和“虚无”的抗战中，努力地开拓出新的人生，新的精神境界：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野草·复仇》

不言而喻，鲁迅的内省是一种“拷打灵魂”式的内省，如同“反抗绝望”的意义一样。面对“黑暗”与“虚无”，面对“惨淡的现实和人生”，鲁迅的内省，并不寻求一种回避矛盾和自我调适的心理机制的建构，也不是要以抑制“本我”的内心冲动的忍耐来进行自我辩护、自我消解，而是选择“抗战”式的“韧性”精神来与外部世界的黑暗和内部世界的丑恶进行坚决的反抗：

翁——那么，你休息一会罢。

客——但是，我不能……。

翁——你总还是觉得走好么？

客——是的。还是走好。

随着两化融合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企业对两化融合相关投入的重视程度越高，两化融合的扩大器和倍增器作用将越明显。具体来看，我国处于起步建设和单项覆盖阶段的企业的信息化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平均为0.24%，但在突破综合集成达到集成提升和创新突破阶段的企业中，该比例平均达到0.28%。同时，较两化融合其他阶段的企业，集成提升以上阶段企业的两化融合绩效平均高出10%以上。具体来看，在集成提升及以上阶段的企业和单项覆盖及以下阶段的企业中，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为56.4万元和41.3万元。由此可见，信息化投入的小幅增长(0.04%)可带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36.6%)。

——《野草·过客》

是的，永不停息地“走”，乃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拯救的过程。在这背后蕴含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一种充满人生睿智的生命激情。如果说“过客”是一个永不知疲倦的人，一个勇敢地接受命运挑战的人，一个深知挑战也许注定要失败，甚至将由此必然会产生绝望的人，那么，这也恰恰就是鲁迅所要企盼的新的人生境界和精神品格。在鲁迅看来，人对于自己和世界的态度，并不在于将人或世界描绘得如何体面与完美，而在于人选择怎样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人与对象（包括自身在内）之间的关系及其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无论悲观，还是乐观，无论苦痛，还是喜悦，这都不是人生原则的问题。只有执著于现实人生，勇于担当应有的人生责任，生命才能真正地具有价值和意义，因为“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所以，鲁迅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⑰当年，尼采的一声“上帝死了”的呼喊，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正是这种大胆的否定，尼采获得了“超人”式的自由和创造。尼采曾借一个疯子之口大声地喊道：“我老实对你们说，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如何犯下这件案子呢？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而将地平线拭掉？它现在移往何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朝前后左右方向赶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空无时不会迷失吗？难道没有宽阔的空间可让我们呼吸与休息吗？……”⑱尼采以非理性主义审视方式，审视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世界本体，旨在根据生命的“权力意志”来重新估价一切，建立一种全新的“超人”人格。在日本求学期间，鲁迅就曾接受了尼采思想的影响，并大力推崇尼采的“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的学说。正是这样，鲁迅的反抗和内省，如同尼采的呼喊一样震撼着国人。他不再是把自己的人格依附在“代圣人言”中，也不是把世界内化为于自身，企求在心灵的反省中获得自我调适的心理平衡，而是自喻像“一匹受伤的狼”，默默地舔着自己的伤口，“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在“沙漠式”的“旧战场”上“荷戟独彷徨”。鲁迅坚持主张“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并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也即能够真正做到“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信之天地”，这样“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谓之渐自省其内曜之成果可也”⑲。鲁迅这种对主体存在和人生过程本身的内省，显示出一种顽强地寻找生命的意义、建构人生终极关怀的生命激情和崇高的人格精神风采，同时也充分地显示出他这样的一种执著于人生思考的思想理路，即一个人只有能够勇于正视自我，正视现实和人生，否定一切窒息生命成长的精神威权和樊篱，才能真正地建立其属于自己生命的自有意志，进而获得生命的新的无限创造力。

四、超越：向着生命飞扬、极致的“大欢喜”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

死亡有大欢喜。

——《野草·题辞》

反抗、内省、否定、超越，看似是理性主义的选择和自觉过程，然而，在鲁迅那里却是一种类似非理性主义的选择与自觉过程。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内省所选择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传统文人的内省，其特点是理性地选择自我心理的调适，所获得的是心理平衡的满足与愉悦，而鲁迅非理性主义自觉所选择的是“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见放于父母之邦”式的孤独、彷徨、放逐，所经历的是内心的煎熬、矛盾和挣扎的苦痛，但所追求的则是生命的觉醒、觉悟、自由和新生，是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

——《野草·一觉》

所谓非理性主义的自觉，强调的是生命的存在状态，意志的精神过程，以及从中所展现出来的对生命内涵、内核和人生意义原点的探寻与发掘，⑳而非只是一味地注重生命的结果或人生的最终结局。鲁迅的反抗、内省，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抗战而反抗，为了内省而反省，而是要找出人生荒诞的产生根源和存在形式。尽管鲁迅并不热衷追求形而上的有关存在本源或人生本质一类的纯哲学思考，但他仍然要寻找“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的生命原动力。鲁迅认为，源自于包括自己灵魂在内的人生荒诞，产生于作为主体存在的人与作为客体存在的对象世界的关系之中，而不只是人的主观一面，也不仅仅是造物主单方面因素，它是人和环境、时代，与人和自我心灵世界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分裂的状态，一种对立冲突的状态。鲁迅曾以此而立论，主张只有“张大个人之人格”，方能确立“人生之第一义”。如果说生命本没有意义，那么，猛士“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的方式，追求生命的意义，目的还在于赋予无意义的生命本体以全新的、自由的生命意义，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生命终极意义，如同尼采满怀激动的心情所宣称的那样：“现在，我们这些追求理想的冒险者，其勇气还甚于谨慎，丝毫不在意翻船的危险，故而，我们比其他一般人更为健康。我们涌向一片尚未开发的领域，没有人知道它的界限，其中充满了华丽、诧异、疑难、怪奇和圣洁，使我们的好奇心和欲求有如脱缰之马，不可控驭。”㉑当然，也即鲁迅在“立人”思想中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㉒

在鲁迅看来，个体的生命意识到荒诞的存在，则是意识到自身存在价值和获得人生终极意义的前提，也是最终能走出困境而获得自由意志的条件。他非常注重将独立的“此我”与人的“内曜”（主体存在），视作一种自由的存在，同时他又规定了自由的人必须有“形上之需求”，要有自己的人生信仰。鲁迅曾说：“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㉓如果说理性虽能帮助人认识存在对象的表象和规律特征，却无法穷尽对象世界的一切，无法破译心灵的密码，不能支撑人生的精神信仰，也不能解释对象世界的终极原因，那么，理性的这种局限就只能由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和所确立的人生信仰来予以强有力的支持，因此，鲁迅曾经甚至想到宗教的特殊作用，认为“人心必有所凭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㉔。因为这才是“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的生命原动力，才是最终获得生命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的要义所在。

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

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唯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

——《野草·颓败线的颤动》

鲁迅确信，独立的人，自由的人，一旦拥有生命自觉和自由的意志，拥有一种“向上”的超越意识和人生的终极信仰，也就拥有了面对着无数选择的自由，同时，也具有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具有了抗拒心灵平庸和世俗的独立人格，如同尼采所企盼的那样，“自由的人性”就是“要毅然承担人类所有的得失、新旧、希望、征服和胜利，将它们统统装进一个心灵里面，并且也蕴含在一种感觉之中，如此，便能达成人类前所未有的幸福！”㉖

是的，鲁迅用“无所为和沉默”的“灵魂的独语”方式进行新的生命创造，乃是对黑暗、虚无，对绝望、命运的一种强有力的反抗，所获得的生命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也向世人传达出鲁迅的人生哲学理念：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均在“反抗”的过程之中。唯一能够解放自己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在认识自身的局限和未来的结果中，张大个人之人格，追求精神的解放和心灵的自由。

五、结 语

《野草》是鲁迅的一部心灵史，展现了鲁迅特定时期的心路历程。它以诗化的、精深的“灵魂的独语”方式，描绘了鲁迅博大、复杂和矛盾的心灵世界，以及在执著于心灵和现实抗战中的精神状态。这是一个沉重而孤独的灵魂，这是一个自觉和自主的灵魂！在《野草》的创作中，鲁迅认真地反省了自己，对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并以全新的思想阐述了人与命运、世界，人与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表明了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生存态度来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深刻地表现出一种独立的人格理想和终极性的人道主义情怀，因而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直到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探讨鲁迅，以及他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关系，《野草》都是一本必读的经典著作。

① 参见：衣萍：《古庙杂谈》（五），1925年3月31日，《京报·副刊》，第105号。

② 鲁迅：《书信集·240924·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③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④[法]加缪：《加缪作品选》（第2卷），法文版，加利马出版社，1965年版，第419页。

⑤[法]阿尔贝·加缪：《西西弗斯神话》，杜小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⑥ 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第21页。

⑦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⑧ 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

⑨ 鲁迅在《坟·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⑩[德]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陈晓南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149页。

⑪ 鲁迅：《书信集·250411·致赵其文》，《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页。

⑫[法]加缪：《加缪作品选》（第2卷），法文版，加利马出版社，1965年版，第467页。

⑬ 转引自郭宏安：《荒诞·反抗·幸福》，《读书》,1987年第1期。

⑭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⑮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

⑯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鲁迅这样描绘道：“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⑰ 鲁迅：《热风·生命的路》，《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

⑱[德]尼采：《快乐的科学》，余鸿荣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

⑲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第54页。

⑳ 非理性主义的特点是主张通过对人的直觉、本能、潜意识的重视，来探讨理性所不能穷尽的认识领域，故非理性主义思想学说通常含有“为理性所不能理解的”、“用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涵义。非理性主义思想学说既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一种认识和反思，也是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一种时代的呼唤和预言。

㉑[德]尼采：《快乐的科学》，余鸿荣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㉒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第56页。

㉓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㉔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㉕[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39页。

㉖[德]尼采：《快乐的科学》，余鸿荣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226页。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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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健，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