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之管窥

何 珊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81）

《清代学术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可以说是一本国学基础读物。其作者梁启超由最初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而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对清代学术条分缕析，将其主流一一加以评述，至洋洋数万言，成就了这部经典的学术著作。书中对清代学术源流和各流派的产生、发展、演变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且文笔流畅，一气呵成，梁启超学术功底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研读此书，使人不由地为梁启超学识之渊博、视野之广阔、分析问题的角度之独特，以及他文笔之流畅、言辞之锐利所折服。学习这一著作，无疑对清代学术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一、对传统文化的关照

《清代学术概论》对三百年间中国的传统学术做了全景式的勾勒。它作为一部论著，篇幅虽然不长，但其知识含量是相当丰富的。对清代学术发展轨迹的探究，梁启超不仅仅局限于清代这一个王朝，而是上溯到晚明，下延至民国，把其先河、终结和蜕化，进行了一番精到的提炼、概括，并完整得阐述出来。它结构严密、条理清晰，先总论时代思潮及清代学术分期，之后以此为序，把不同时期各个学术领域，如考证学、水地天算、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佛学等等，次第展开叙述。梁启超力图通过梳理、比照，把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发展主线和基本特征，清晰地给读者呈现出来。虽然这部书仅仅是作者纲要式的论述，有很多问题没有被展开，但是作为一部“概论”，《清代学术概论》提炼出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的精华，也反映出了作者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理念。他对清代学术史的分期，本身就是一个创见。又如，他认为我国自秦以后能称之为时代思潮的，只有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考据学而已；认为今文学运动的中心在康有为…诸如此类的观点，在他这部书中比比皆是，读来让人不禁感叹梁启超作为一个学者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通读此书，使读者能从整体上把握这一阶段我国学术发展的脉络，有益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

这部书对中国传统学术还有很多总结性的论断。如梁启超称清代思潮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1]。“复古”二字，可谓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清学的实质。他又提到“清学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2]；指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3]；他还称新思想的输入是“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4]的，等等。把清代学术现象及其特点作了较为准确的归纳，易于使读者对这一时期中国的学术发展情况形成一种直观的、清晰的认识。虽然有些结论在今天看来是很浅显、是公所周知的，而且有的论断不无偏颇之处，但对于近一个世纪前的梁启超来说，已经称得上是难能可贵了。我们不能不说梁启超这个人对于学术是有相当的见地的。通过他的这些论断，我们能再次感受到梁氏的思想深度。

从梁启超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关切之深。梁启超不仅对学术发展史认识深刻，而且对学术的发展问题也有着强烈的关照。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抱有极为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文化必有极灿烂庄严的未来，这都源自于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清代学术的真切体会。这也是这部书于理论之外感染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思考

《清代学术概论》全书贯通中西，多处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此后的文化发展，并有意识地把中国的文化现象与近代西方进行比较。如梁启超在书中把此前中国二百余年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把它与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相类比；称晚明弊端丛生的理学有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的基督教；又如用欧洲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达尔文的《种源论》、法国人雷能的《耶稣基督传》对全欧思想界的震动，来比照阎若璩、胡渭的《尚书古文疏正》和《易图明辨》所产生的影响，肯定它们对中国思想界的贡献……这一系列的比较，表明作者的思想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并在思考中西方文化关系时产生了自觉的比较、汇通这两种文化的意识。梁启超不但看到了中西文化在其向近代转型时期的相似之处，更体察到了两种文化不同的发展趋向和特点。对此，他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努力发掘导致这些学术现象的内在因素。

调和东西方文明，并非是梁启超的一贯主张。这是他在反思过去的政治、学术经历的基础上，结合1919年在欧洲前后一年多的实地考察，面对现实问题，经过深思熟虑，摒弃之前多年倡导的以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思路而形成的新的文化观。他提到“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5]至于调和中西的目的，用他的话说，是“可以较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6]，这说明梁启超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是认同的、自信的，但另一方面，也不盲目自大，而是平等看待两种文化，主张中西文化互相沟通、比较而共进。综观整部《清代学术概论》，这一思想倾向贯穿始终。

后人多评价梁氏的学问“浅”而“杂”，但在我看来，他的学识广博、汇通中西，是“杂”的另一种表现，这种“杂”，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视野开阔，这对于做学问是大有裨益的；至于“浅”，在学术上，梁启超确实有不够深入的一面，甚至在比照中西时也常把问题表面化，更有一些对比只是形式上的，以今天的眼光看未免有些牵强，但作为一个学者，其眼界、学识必定会受其所处时代的限制，我们不能对他过于苛求。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在分析一些学术现象时还是有相当的思想深度的，这在他探讨中西近代文化关系问题上就可以得到印证。在这一点上，也体现了梁氏的“多变”，但我认为他由宣扬“西化论”到后来主张“调和中西”，是结合实际而得出的思想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三、对治学精神的评判

对清学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学者、学派，梁启超所进行的评价都是比较公允、准确的，但也能体现出他本人的思想取向，从中反映了梁启超对学者的期望和他自身的治学态度。以戴震和惠栋为例，梁启超总结惠栋的治学方法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7]，他认为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过参半。一方面，惠栋学派使“汉学”壁垒森严，旗帜鲜明；另一方面，它又排斥异己，扼杀启蒙时代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可谓评价得客观、得当。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是不赞同惠栋学派一味信古的学术态度的。相反，关于戴震的科学精神，梁启超谈到：“‘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人’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8]他对戴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9]，可以说对其推崇到了极致。他还提出“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10]，并总结朴学家治学的精神是“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寻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之所赖以成立。”[11]，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梁启超是肯定并高倡善疑、求真的“科学精神”的。而且他自己在研究清代学术时，也确实运用了近代科学精神和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就这部书而言，梁氏也是运用了很多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如比较研究、博求证据。以梁启超阐述清代学术变迁为例，他创造性地把清学的演变划分为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四个时期，并引入佛法中的“生、住、异、灭”的万物流转理论，进行比拟说明，并挖掘其由盛而衰的深刻原因，为读者清晰地展示出清代学术发展的概况。这不仅仅是对学术发展轨迹的勾勒，更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总结，可以看出，在看似简单的问题上，梁启超也能比别人钻研得深入、分析得透彻。

梁启超忧虑“致用”的主观动机容易影响学问的客观性，因此，他推崇“学者的人格”，不太赞同经世致用。他指出，“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虽若不周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12]。梁氏主张学者应该避开去问所治的学问是否实用，要有一种虚心的治学态度，反对把求学用为“敲门砖”。他对学者还提出了不迷信圣人、切勿求思想统一、摒弃门户之见等治学要求，足见梁氏对于学术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对于后人的影响，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是思想上的。且不论梁氏对“纯学问”的追求是否与时代脱节，仅是他所提倡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对于读者也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更为难得的是，梁启超不仅对已谢世的学者能做到客观评价，而且对当世的学者，如章炳麟、康有为等，也能一分为二地看待，并不避讳对他们做出评价。且言辞中肯，评价得还是比较到位的。对老师康有为，梁启超给予了高度肯定，但在很多问题上，他并不盲目附和其师。他对老师的“万事纯凭主观”、“太有成见”的治学态度，是不赞成的。在谈及“孔子改制”问题时，梁启超尖锐地指出，依傍混淆这一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13]，认为“此等结习，最易为国民研究实学之魔障”[14]。可见梁启超就算是对自己的老师，也能直指其短，虽不免太过锋芒毕露，却也表现了一种真正的学者风范。

甚至是在评价自己于学术上的长短时，梁启超都能做到实事求是、公允客观。对于自己“浅”、“杂”、“多变”等弱点，他能够坦率承认。梁启超曾说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15]，此话虽印证了梁氏治学的“浅”和多变，但也能表现出他有敢于正视自己，进行自我批评的勇气和魄力。梁启超有诗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白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16]可以说他把自身在学术上的不足看得相当透彻。有此等见识的人，毕竟是不多的。

总的说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梁启超仍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旧知识分子，但他的著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即使在今天，此书对研究者仍极具指导意义，称它是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实不为过。

注释：

[1]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5][8][10][12]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3][13]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4]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7页。

[6]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自序第1页。

[7]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9][11]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14]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

[15]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16]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1]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