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其对我国当代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王中奎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200062）

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其对我国当代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王中奎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200062）

书院是中国古代颇具特色的教育教学组织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文章回顾了中国书院教育的发展历程，从教学模式、学术研究、师生关系、人格教育等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色，并着重从师生关系角度探讨了书院教育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古代书院教育研究生教育启示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他族未闻有”的独特教育组织形式，以私人创办为主、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的教育特点，是书院教育与当代研究生培养的相似之处。1922年蔡元培向学界推荐《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大纲》第一张“宗旨及定名”称：“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其自动之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蔡元培之所以对此“宗旨”大有好感，皆因感慨于“近二十年来，取法欧美，建设学校；偏重分班授课、限年毕业之制。书院旧制，荡然无存”，故寄希望于“和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也曾大发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1］20世纪中国大学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没有继承中国古人的“大学之道”。因此，探索书院教育的特点和治学之道，对中国当代研究生教育有应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书院的兴起与发展

“书院”的名称始现于唐朝，当时书院分官私两种，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立，主要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玄宗将乾元院改名为丽正修书院①，开元十三年（公元726年）又改称集贤殿书院。另一种是由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设在四川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

宋朝统一国家后，急需大批治术人才，所以只注重科举选拔人才，而忽视“开学校，育人才”。以至在立国之后的80多年间，官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书院便以新生事物所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发展，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2］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书院在北宋盛极一时，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②到了南宋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亲自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进一步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使书院成为理学教学研究的中心。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元朝时，统治者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得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但同时书院的官学化倾向也更为明显。然而，元朝的书院对于当时文化的普及，理学的传播，以及人才的培养，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明朝立国至孝宗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由于统治阶级重视学校教育，大力发展官学，对书院不重视、不提倡，造成书院数量减少。明正德（公元1506—1521年）之后，书院开始复兴，至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勃兴。明中叶以后，书院先后四次遭到当权者禁毁，其中以第四次最甚。东林书院因“讽讥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③宦官魏忠贤党人“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由此，书院一律严令禁毁。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燕京，出于对政治统治的考虑，继续实行抑制书院的政策。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中央政府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书院逐渐复兴。然而清朝的书院不分官立私立，都要受政府的监督，宋元时的讲学自由就不复存在了。至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色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书院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它在两者基础上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教育特点，以及其良好的读书治学经验都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一）自学为主，重启发诱导。

书院教学以学生自修为主，教师重在启发诱导。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认真读书，慎独思考，独立作业，自行研究。教师围绕各学派观点和学术著作进行教学，但在其中只起启发点拨作用，充当指导者的角色。“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3］强调学生个人自学钻研为主，教师着重以自己的治学经验来启发诱导学生进行学习。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认为，格物致知的主要方法就是读书，“为学知道，莫在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其在执掌白鹿洞书院时，要求学生刻苦钻研，自行理会，认真研读经、史、子、集各类书籍。朱熹自己可谓读书自学的典范，对于如何读书有深切的体会，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并提出很多精辟的见解。他的弟子将其概括为著名的“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静持志。此六法无不强调自学、善学和自求自得，这都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精神。［4］明末清初的陆世仪在东林书院等处讲学时，主张分年、分等、分类读书，指导学生学会精读、略读。书院还开出书目，要求学生分阶段进行研读。

书院中各名家大儒围绕各学派观点进行少而精，启发式、点拨式的教学，或提取全篇要领，由学生深钻细究；或选取重点讲解，使学生领悟意蕴；或略指明思路，讲明方法，由学生独立研读等。如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小人喻义利章”，王守仁在稽山书院讲“万物同体说”，都重在启发诱导，决非逐章串讲。［5］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讲授为辅的教学，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与独立研究能力，而且“授之以渔”，使学生学会了如何做研究。

（二）质疑问难，倡学术争鸣。

在注重学生自学的同时，教师还鼓励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善于质疑问难。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质疑问难是书院师生群间的一种“日课”。如《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记载，吴澄的学生熊本向他就五经中的七十二处有疑问的地方反复诘难，吴澄很好地作了回答，熊本竟“为之喜而不寐”。熊本又“间论《古文尚书》数千言，援据精切”，吴澄“器之”。［6］苏轼认为学习者每次读书时，要带着问题去读，在读书的过程中要注意搜集有关资料，这样就可以把有关问题的各方面资料搜集整理起来。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法得到朱熹的高度赞扬。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之学”。陆九渊也强调学贵质疑：“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鼓励学生通过质疑问难，勤于思考，可以把学习引向深入。

始于南宋的讲会制度是书院与书院或精舍之间举行的学术辩论活动，相当于现在校际之间的学术研讨会，是影响广泛的学术争鸣活动。讲会一般定期举办，由某个书院主办，确定讲会的主题、具体时间、地点、宗旨等，参加者不仅有书院的师生，而且有社会贤达。讲会目的在于提倡学术争鸣，不拘于门户之见、自由讨论。针对某一个主题，各个学派阐述自己的观点，进行学术辩论，如“鹅湖之辩”、“朱张会讲”等，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景象。学术争鸣不仅完善了各个学派的思想体系，而且对于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传播、学术风气的形成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并且促进了书院的发展和繁荣。

（三）师生关系情深意笃。

古代书院“师生感情甚笃”。［7］尊师爱生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由私学发展而来，在书院教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古代书院的主讲主要是名师宿儒，不仅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而且懂得尊重、热爱学生。学生不远万里慕名而来，尊师敬道，自由择师，虚心向学。书院倡导质疑问难，师生常在一起讲学辩论，师生“实乃共学之友”。而在官学中，“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艺道之实”。书院教师以身作则，刻苦自励，诲人不倦，对学生体贴入微。如陆九渊“深知学者心病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怀于中而不能自晓者，为之条析之故，悉知其心”（《象山全集·行状》），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能根据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他说：“吾之与人言，多就血脉上感动他，故人听之者易。”（《象山年谱》）再如明代王阳明也十分重视培养师生感情。他认为教育应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培养其个性，使之视学校为乐园，视师长如父母，乐于来学，乐于受教，日日欢欣鼓舞，如春风雨露，身心不知不觉潜滋暗长起来。他本人把这些主张付诸教学实践，赢得了学生的深深爱戴。他死后下葬之时，门人自远方来的有一千余人。其学生还在各处建立书院以纪念和效法他，传授他的学说，扩大“王学”的影响。［8］

（四）树人与治学并重。

书院教育在治学的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尊德行而道问学”。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与品性修养、人格完善有机地结合起来。张正藩先生在《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一书中谈到书院教育中的人格教育时说：“自宋、元、明以迄清代，为时经数百年之久，关于书院之内容规则，是不无变更添补之处，然其目的之在于讲学术以正人心，备国家学校之阙史，则始终一贯。亦即我国真正之书院教育，原系人格教育，至其倡导学术自由研究之风气及知识之传授，尚余事耳。”为了加强道德教育，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明确了“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朱熹本人极为注重对学生的人格教育，曾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先王之学以名人伦为本。”具体地说就是：“圣贤教人，只要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9］无独有偶，陆九渊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也十分重视，他认为当时教育只注重知识的教学，只要求学生在文词章句上下功夫，而不是教学生“做人”，许多人做学问，也不知道要先懂得学会“做人”的道理。因此，他曾对其弟子讲：“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10］

三、古代书院教育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书院与当代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学术型人才、注重学术研究、鼓励学术创新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其中书院辩论式的教学模式，情深意笃的师生关系则是当代研究生教育亟待借鉴和加强的方面。虽然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和当代研究生教育在教育的性质和教育教学的内容等方面已截然不同，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宝贵经验仍值得当代研究生教育借鉴。

古人云：“务学莫如务求师。”古代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传授学生文化知识，而且尊重、热爱学生，以自己的品德气节熏陶学生；学生则尊师重道，虚心好学。当代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制，学生跟着某领域的教授学者进行研究学习。然而，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重科研而轻教学。科研成果是教师聘任、晋升、考核的重要的显性标准，教师的名誉、待遇、职称都与此挂钩，因而高校教师把大量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科研活动中，而把教学作为“副职”。加之随着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一个导师带的学生越来越多，由于精力所限，导师与学生交流的机会日益减少，造成了师生关系的疏远淡化；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师生交往趋于物质化、雇佣化。导师既很少以自己的治学经验指导研究生掌握治学研究的方法，以避免研究生走弯路，使之尽快成才，又不把研究生带到学科发展的前沿，指导研究生选好研究方向和论文课题，支持研究生大胆开拓、勇于创新。更有甚者，一学年下来学生只见过导师两三次，又多是指派任务，匆匆结束，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中国大学的“放羊式”研究生现象很普遍，特别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这应该算是“中国特色”吧。

导师是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引路人，导师应关注研究生研究的进展情况，经常与之交换意见，给予指导、启发，使之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当然，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双方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学生要主动向导师请教，导师应关心学生，抽出固定时间与学生会面，对学生学习研究进行指导。“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导师也应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在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中，用自身的高尚情操、伟大人格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情深意笃的师生关系是研究生培养的关键、基础。没有融洽的师生关系，就不可能有导师有效地点拨指导，只会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更不可能有问难质疑、学术争鸣。因此，加强导师与学生的交流，才能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质量，培养出杰出的创新型人才。

注释：

①丽正修书院为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其主要活动内容和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有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之滞，则承旨而征求焉。”详见：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58.

②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认为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睢阳书院（应天府书院）为天下“四大书院”。而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认为，四大著名书院应该是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岳麓书院。有石鼓而无嵩阳，理由是嵩阳书院“后来无闻”。

③明史·顾宪成传（卷二百三十一）.列传第一百十九.

［1］陈平原.大学何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05.

［3］［7］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4］慕景强.我国古代书院的教学法特色及现代启示［J］.当代教育论坛，2004，（10）：72.

［5］［6］王鹏.书院教学特色及其对研究生培养的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4，（2）：35.

［8］谢笑珍.古代书院的教育教学特色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J］.娄底师专学报，2001，（01）：103-104.

［9］沈广斌.中国书院制度的基本特征［J］.煤炭高等教育，2000，（5）：64-66.

［10］蒋春洋.书院教育传统与当代研究生教育［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29.